刍议高等教育与经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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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崔万龙工作单位：宁波大学

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发展，又衍生出一些新的意思，比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协”发展出了动词意思，大致就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对于“协”发展出了动词意思，大致就是使协同、使协调的意思。而对于“协调”的解释为“和谐一致，配合得当”。由此可见，古今对于协调的解释还是一脉相承、存继发展的。在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领域使用的“协调”一词，根据需要，在不违背本义的基础上对“协调”的本义做了一定程度的合乎事实和常理的泛化和扩充，也可以换种说法是“协调”一词在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领域的具体应用，是一个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协调”的主体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认为此处的关系主要分为三种，一是互为平等独立的关系，二是从属附庸的关系，三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方决定另一方，另一方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具有反作用。很显然，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属于最后一种。一方面，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起决定性作用，包括经济体制决定高等教育体制、经济结构决定高等教育结构、经济总量规模决定高等教育总量规模、市场供求决定高等教育供求等;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也具有反作用，既有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的，也有通过中间机制传导对经济发展起作用的，前者如教育的消费、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等，后者如教育———人口素质———经济发展，教育———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教育———资本形成———经济发展等。其次，“协调”具体包含哪些关系或者说“协调”的具体释义。这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说明。其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它处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微观层面。比如，高等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关系，高等教育的成本与效益关系，高等教育的资源配置与优化关系等等。此外，高等教育本身所具有的社会经济功能，也很能说明教育与经济之间这种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高等教育对劳动力的再生产，既是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功能之一，又是现代社会再生产的必备条件和手段。其二，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它处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中观和宏观层面。这种形式的关系是指高等教育的某一面、某一部分和某一阶段与经济发展的某一方面、某一对应部分和某一阶段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所产生的联动效应。比如，经济体制改革带动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经济规模总量扩大带动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促使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加快等;反之，高等教育的发展又反过来给经济的发展锦上添花。其三，是一种相互协调、主动适应的关系，它处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这种关系是指高等教育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自身发展的规律，通过主体鉴别、判断和选择，作出积极的回应。［1］这是较高层次的关系形式，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更要着眼于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就是“适度超前”发展。着眼于未来的“适度超前”发展也是这一层次关系的核心理念。潘先生对“适度超前”作出这样的论述，“所谓超前，只能是在现有经济条件下经过努力所能做到的适度超前”。武毅英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了什么叫做“适度超前”，她认为:首先，要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可能提供给高等教育的资源总量确定投资的上限，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主要是指经济增长、科技进步、人口变动、物价涨落以及政策导向等方面的发展变动状况;其次，根据高等教育效益滞后的特点以及在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的前提下确定投资的下限;最后，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做到适度超前，就必须遵循“增长原则”和“弹性增长原则”，前者是指教育经费的增长率要适当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后者是指人均GDP达到某一数值时，教育投资的比例也应弹性增长。(例如:当人均GDP达到300美元时，GDP每增加1%，教育投资的弹性增长系数为1．21%;当人均GDP达到500美元时，GDP每增加1%，教育投资的弹性增长系数为1．19%;当人均GDP为800美元时，GDP每增加1%，教育投资的弹性增长系数为1．17%，即非固定的增长)。［2］下面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回答为什么要“适度超前”。其原因有三。第一，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经济变革和发展的先导，高等教育既是理论创新的载体也是理论创新的最前沿，应该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教育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以高等教育的发展带动经济从外延粗放式的发展向内涵集约式发展的转变。第二，高等教育同其他教育一样，都具有滞后性的特点，更多的都是被动适应经济发展，而缺乏根据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作出合理的预期。比如，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基本都是根据社会的人才需求结构来确定的，市场经济是瞬息万变的，职业和产业结构的更新也越来越快，当大学通过四年或者更长时间培养出来了根据当年市场信息需要的人才，可能那个产业已经进入夕阳产业或者被淘汰了。因此，高等教育作为科学的最前沿，既要引领理论创新又要引领实践创新;不仅要被动地适应经济发展，更要根据自身需要主动适应以增强对于未来的预测和引领能力;不仅要关注现实，更要着眼未来。第三，“要富口袋，先富脑袋”。适度超前发展高等教育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解决我国目前高等教育需求过剩的情况。因为随着我国义务免费教育阶段的年限逐渐增长，“当一个级别的学校正规教育的能力得到了扩张的时候，带来的只是对更高一级别教育需求的增加”。［3］最后还要补充说明一点的是，这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逐次递进的关系。各国在不同时期或在同一时间不同区域亦或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可能几种关系并存，也可能出现一种关系为主其他关系为辅。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当今后工业化时代或者说知识经济时代已明，那么在不同经济阶段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呢?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上对教育层次、水平的要求是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好顺应了其经济稳步发展的阶段性需要。同时，对于历史的回顾，也更容易让我们抓住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因为规律大多本是从大量事实中归纳提炼出来的)，更容易厘清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我们提出的“协调”的科学性和延续性。因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就应当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4］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我们发现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上的波动周期基本上是一致的，而我国除了“”期间的不正常运行外，其他各个年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波动周期也基本一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求证，一是经济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在时间上的重合，二是高等教育中心与经济中心在空间上的重合。综合这两方面考虑，我们可将自欧洲中世纪大学产生至今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

“未知未觉”不“协调”时期这一时期大约是从12世纪欧洲现代大学产生开始到文艺复兴时期①，最大的特点是由于现代大学刚刚产生，保留了中世纪很多的封建残余，还是一种为了宗教、政治或者文化等的大学“精英教育”，无论是学生学习的内容还是学习的目的以及国家支持大学教育的动机基本都与经济发展联系甚微，高等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也不明显，更谈不上更高一级别的协调性了。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现代大学的产生与经济发展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是重叠的。由于意大利地处于欧亚贸易的重要位置以及罗马时期的中心地区的遗留影响，在11世纪末其商业贸易发展在全欧洲乃至世界都是处于领先水平的，直到14世纪资本主义率先在地中海沿岸(以意大利法国为主)萌芽也是不足为奇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仅为发展经济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同时也为学者翻译古希腊古罗马以及阿拉伯文明的作品提供了方便。可以说，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不仅是经济贸易的中心也是各种文化交流的汇聚之地。前者为高等教育产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需求动机，后者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现实条件(稀缺的文化火种)。物质基础很好理解，为什么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高等教育提供了需求动机呢?虽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是这样产生的，实际上也确实极少数大学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产生的，而且甚至不是主要原因，但是最起码也让我们看到了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联系。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就是因为该城市地处交通要塞上，来往贸易的商人迫切需要解决给他们订立的合同契约提供法律上的依据，才引导了当地法律培训学习的需求大增，在此基础上才催生了后来以法学闻名世界的博洛尼亚大学。但是博洛尼亚毕竟是少数情况，而且博洛尼亚与其他大学的共性要远远大于它的个性。也即是它的产生和培养出来的教育产品以及人们从事大学教育的目的都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不大。如1150年正式成立的巴黎大学，是在巴黎圣母院的附属神学院基础上建立的;萨莱诺大学也只不过是由疗养休假胜地发展起来的医学教育。而当时人们进入大学的人群大多数不是来自政权的家庭就是来自教权的家庭，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也只是为了为自己继承家族的权力、地位和声望多提供一个筹码。有意思的是，这与文化再生产理论强调的学校的作用在于通过“文化专断”与“符号暴力”来传递统治阶级的文化，贬抑、或削弱其他阶级的文化，通过“霸权课程”进行“文化资本”的分配，从而保证统治阶级文化资本的合法化与再生产不谋而合。［5］这期间，虽然也不乏有城市有产者和贫农等下层社会者想通过高等教育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但是由于高昂的学费和生活费，恐怕这也是为什么那时的大学肄业率高的原因之一!

“后知后觉”的低层次“协调”时期这一时期大约从文艺复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大的特点是三个关键词: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两次)以及由他们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而认识他们背后的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实际上，这一时期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一个是高等教育的成型阶段，一个是高等教育的完善阶段。之所以把他俩合并主要是缘于本文是从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发，两者没有本质区别，或者说是一种正常的延续。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资产阶级革命，都给人们的思想以极大的解放，欧洲开始由教会掌管的普通教育向世俗教育过渡。资产阶级通过革命取得了政权，为了标榜独立自主自由，新型的中等教育制度在各国也相继建立。这样，欧洲大学教育开始建立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当然这也是有经济原因的，一切学校教育的发生，无不是经济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就涉及到接下来一个关键词———工业革命(两次)。如果说前面的宣扬更像是一种政治上兑现的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理由，那么经济上的原因则是实实在在的深层次的动机。工业革命带来了产业需求的发展，加速了知识的分化，也激发了人类对于科学知识教育的强大需求，这促进了高等教育活动自身在组织和内容上的发达。诚如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索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6］同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的中心在英国，而牛津剑桥的高等教育也领先于世界各国。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世界高等教育进入了逐步完善的阶段，职能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而这个时间段不禁让人联想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德、美作为发起国，经济自然率先快速发展，德国在此基础上也率先领导了19世纪欧洲高等教育职能的大变革，创办了高等教育史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柏林大学，贯彻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这给传统的大学只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这一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另一个发起国———美国自然也不甘落后，不但迅速吸收了这一先进的办学理念并付诸实施，而且在美国特有的“赠地学院”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了另一种新型职能———服务社会。如威斯康星大学，更是鲜明地竖起了大学必须为地方发展服务的旗帜。至此，高等教育的三项基本职能(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已基本形成并迅速向世界其他国家扩展开来。很显然，这一时期的经济中心的转移也同样伴随着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只不过经济中心转移的速度要快于高等教育中心的转移。这是由二者各自发展的规律及影响因素决定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资本、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和政策当局的重视程度以及主观政策是否科学合理。显然，这些因素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而且因素本身的流动性就是比较强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只要在一个方面或者几个方面比较突出，经济就能迅速发展起来。相对而言，高等教育则受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等主观因素影响较多，不确定性也就凸显出来，而且最关键的是高等教育对于文化的积累、延续、传播、创新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这一过程就集中表现为高等教育注重历史的传承，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会随时随地发生转移的原因。通过上述的叙述分析不难看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开始发生联系，并且这种联系大有越来越密切之势。如果非要用“协调”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一种带有滞后性的以适应为主的低层次的“协调”(即勉强到了第二个层次———相互促进、良性互动)。不难发现，“高等教育还是跟在经济发展屁股后面跑”。

“先知先觉”的高层次“协调”时期这一时期大约从二战结束直到今日，高等教育仍然处于变革和发展运动之中。最大的特点当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刺激，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生产力快速提高，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社会(也就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大众化阶段，此时高等教育引领着科学的发展进而对知识的创新和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由此导致的经济的快速发展的贡献都是空前的，各国各家都在努力通过发展高等教育争夺学术、科技的制高点，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初现端倪。然而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也正是社会的这些变化变革以不同的方式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变革提出了新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变革的一个强力趋势，就是在传统的、正规的高等教育之旁，又重新出现了一股非正规的、弥散性的大学教育浪潮，以求得与社会经济新需求的均衡、以及与正规教育的互补。［7］这种在更高的历史时期的“复归现象”，无疑是高等教育历史进程的一次“否定之否定”。这种“复归”具体体现在，高等教育的服务对象回复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无年龄限制，高等教育的政治作用开始重新复现并日趋强烈，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似乎又像其起始时代那样，从一个独立的存在体重新融入社会大系统之中。与“复归现象”齐头并进的是新型大学的出现———创业型大学。它把创业带进了校园(也可以说是高等教育服务职能的延伸)，进而形成衍生的高技术公司。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从服务市场变成了创造市场。这应该就是潘老所言的主动适应的最好例证了吧!大学以其学术资本化的实践，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大学正在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提升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当然，“复归现象”绝不是历史的一次简单重复，是在新的时代、新的高度上的复归。就像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并非简单的等距离的发展，而是高等教育和谐的、主动适应的适度超前的发展。毕竟，今日的高等教育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高等教育。［7］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时观今日之中国，随着1999的高校扩招，高等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这里的规模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宏观的高校的数量，二是微观的高校本身的规模，具体表现为学科专业设置、占地规模、硬件软件设施等等。“人类最初的动作就是模仿”，新兴大学建立的时候当然也不例外，他们盲目地“克隆”重点大学、综合大学的办学模式，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为了自身的业绩考核，一味地扩大专业科目和招生人数，也不管学校在这方面是否具备了条件，也不管当地是否能够容纳这样的资源。这样外延粗放式的发展带来的当然是高校的同质化竞争加剧和“千校一面”局面的出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诚如“模仿也是一切创新的伊始”，外延粗放式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发展还是在高等教育等等其他领域，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我国高等教育正在从高速发展向平稳期过渡，高等教育面临二次调整，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内努力实现内涵式发展，外实现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也是前者内涵向校外的一个延伸。限于篇幅与文章主题的考虑，我们在此只讨论后者。具体到我国基本国情而言，我们可以细分为两个部分来考虑。由于高等教育具有外溢性而且我国鼓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中西部地区高校培养出来的教育产品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大多数或者至少优秀的大多数，都流向了东部地区，在此过程中，显然西部地区只是充当了象纯粹的投资者一样的“冤大头”，这显然违背了经济学上“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带来的当然是西部地区发展积极性不高，后劲不足。而要东部地区“埋单”，则由于技术因素、自身高等教育发展等方面考虑显然也不太现实。这就需要发挥国家统筹，适当通过财政、税收等手段对西部地区高校倾斜，让他们超过当地经济水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样才更有可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才更有可能留住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甚至吸引其他地区的优秀生源。西部地区需要高等教育率先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好理解，那么东部地区已经具有了相对于西部地区相当高的生产力，为什么高等教育还要适度超前发展呢?这是与国际接轨，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在这样一个知识更新换代如此迅即而且“科技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是科技创新、知识创新的前沿阵地。东部地区依托强大的经济后盾人才优势，高等教育更应该“依于经济又高于经济”，通过整合、创新和差异化发展引领中国东部经济发展，进而引领中国经济发展，争取引领世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