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的经济诠释
时间:2022-11-21 05:4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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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翟翌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社会矛盾引发,危害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具有一定规模,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事件.从公民表达权利角度看,群体性事件也是法学问题.我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多发"但因各级政府缺乏经验等原因,群体性事件法律解决机制存在较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立法和制定政策时常未考虑该决策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执法中不注意策略,加剧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司法阶段未真正建立能有效解决公民诉求的中立机构等.正如法经济学代表人物波斯纳认为:经济学对法律进行规范分析是一个有力的工具一川"法律经济学运用了众多的经济思想流派来分析法律问题.0=2>本文拟在对群体性事件法律解决机制的立法、执法、司法3个阶段进行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各阶段存在的问题,力图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探索出应对方法.
一、立法阶段群体性事件法律经济分析
这里的立法0是广义的立法,不仅指人大立法,还包括行政立法和行政机关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为了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首先要在作为源头的立法上减少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法律产生,经济学的方法有利于更好地认识哪些立法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哪些立法不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法经济学认为,立法倾向于使利益集中的少数群体受益;使利益分散的多数群体遭受损失.假设某市人大或政府将颁布一项立法或政策,这项立法或政策草案会给该市50万市民每人造成20元人民币损失(全体市民的损失是50万x20元=1000万元),但会给该市5个特殊企业带来总共300万元人民币的收益(总收益是300万).那么,作为损失方的市民和得利者的少数几个特殊企业,会分别如何对待这个草案呢?普通市民:虽然总损失高达1000万元,但市民反对草案的力量却很小,原因是损失平均到每人身上只有极少的20元,这对于个人来说并不太大,因此,他们反对该草案的积极性低"少数特殊企业:得利者是5个特殊企业,不是数万、数十万人.少数的得利者更易为了集中的利益联合在一起,为使人大或政府通过该草案,他们将会比那些分散受损的市民更愿意提供对该草案的支持.于是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共范围越大,愿意提供用以影响该公共产品价值的力量就越小.此外,信息成本0的概念增强了结论的说服力:分散的受损的市民,每人只是可能0而非确定0损失20元,因此,他们不太愿意花费太大精力去搜集与此有关的信息.现实生活也体现了这个原理:在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农民占总人口比例小,这些国家的农业政策往往是提高农民誉粮价格,特别保护处于少数人的农民人口的利益.而在非洲贫困国家,农民占绝大部分,国家农业政策则往往是降低粮食价格,收买少数城市工人和城市精英的人心,以得到他们的支持.0川273再如,我国人大选举制度中,农民4人投票权约等于1个城镇人口的投票权分t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农民占大多数,城镇人口占少数.立法政策如果是剥夺多数人的利益而给予少数人利益,即使不公平,也不会遭受多数人的反对;而若是剥夺少数人利益以给予多数人的立法,则可能遭到强烈的反对,即使该项立法可能是正当的.因此,将该原理运用到群体性事件处理中就是:立法如要避免产生群体性事件,就要注意立法策略.第一,尽t少采取剥夺少数人的利益,将其转移给多数人的立法.这样的立法和政策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比如我国目前的征地制度,以大多数人公共利益0为由对农村土地进行征用,就是典型的剥夺少数人利益,转给多数人(公共利益)的立法.这样的立法易引起少数者的不满,导致群体性事件.第二,人大立法和行政机关制定政策时应注意策略,尽t采取从多数人处取得利益,而给予少数人利益的立法.这样的立法不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第三,当必须制定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剥夺少数人利益转给多数人的立法,如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地时,应合理补偿少数人的损害,因为合理补偿.的资金本质上来自多数人的公共税收.这符合从多数人处取得利益,给予少数人的立法不易产生群体性事件0的原理.这样,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立法的效应被不易产生群体性事件的补偿效应所抵消,最终不易产生群体性事件.曹如法国即规定,以公共利益为名征收公众土地之前,必须给予合理、公正补偿.
二、执法阶段群体性事件法伸经济分析
在执法阶段,亦须重视经济分析,避免引发群体性事件或加剧其后果.
(一)重复博弈与一次性博弈从博弈论看,群体性事件走向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重复博弈.在重复博弈中,同一个博弈被重复多次.而在群体性事件中的执法对峙,往往只是一次性博弈,群体性事件参与者易孤注一掷.政府和群众各自一次性占优策略均衡选择导致了整体的最坏结局:政府和群众双方都想通过一定的合作和妥协来改善各自处境,但由于一次性博弈中欺编和违约都不会遭到报复,囚徒困境似的不合作通常难以避免.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不信任,往往导致群众采取极端行动.在重复博弈中,情况则改变了:对于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违法行为,对方总会有机会给予报复.曹如,在经济垄断的卡特尔组织中,成员之间都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所有成员从一开始就合作,对于每个成员来说,只要其他成员是合作的,则他就把合作继续下去.但只要有一个成员背弃合作协议一次,其他成员就从此再也不与其合作了.这样一来,采取违约或者欺编的一方就可能永远丧失与他人的合作机会,将会遭受长期的惨重的损失.由于在无限期的重复博弈,报复的机会总是存在的,所以,每一个参与者都不会采取违约或者欺编的行为,这样囚徒困境合作均衡是存在的.0=4夕拓群体性事件在行政机关执法阶段导致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的权利诉愿渠道不足,不能通过正规法律渠道表达其利益的需求来和政府重复博弈,于是往往通过群体性事件这种极端的一次性博弈方式来解决矛盾.因此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疏通民意表达渠道和公民参与渠道、法律救济渠道,切实依据宪法保障公民言论自由权.
(二)从博弈论看群体性事件预防机制的重要性假设我很强壮而且脾气暴躁,如果不按我的意思去做,我马上就会发火.我的这个脾气尽人皆知,结果大家都小心冀冀,生怕惹我生气,都顺着我.我因此得到了好处.我的这个坏名声具有了威摄力,我可以不通过武力就能使别人顺从.于是为了维持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利益的坏名声,我故意变得脾气攀蹂.我告诉别人:我是一个专横的人,我这样的人从不听任别人的摆布.我慢慢地将-随意摆布我.的定义扩大,-不顺从我的意志.、-不按我说的去做.也等于-随意摆布我..因此,一旦实施了这种策略,我就再也不能根据每种情况自由地选择其他的最优应对措施,为了维持我的这种威摄和利益,我只能越走越远..=.]140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常以为聚集的力t大,借此对抗党政机关,也采取这种博弈策略,而一旦开始这种策略,就不能示弱退缩.通过威恢步步升级来迫使政府满足其要求,这样群体性事件就不可回头的逐渐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集体上访一静坐一示威一游行一堵马路一冲击机关一暴力和焚烧.因此,行政机关应注意把握好解决的时间,尽早、尽快地解决群体性事件,越早解决,行政机关付出的成本和承担的风险就越低.这就要做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早期处理.但在实际中,行政机关却往往忽视了这点.譬如在((深圳市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实施办法6中,虽该办法名称上有预防和处、0两词,且预防0在处置0之前,并且虽然引言部分强调预防0为主,但全文少有具体如何预防和早期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具体措施;且在篇幅上,讲预防和早期防治的篇幅较少,仅详细规定在出现严重群体性事件后的解决方案,有本末倒置之嫌"
(三)需求的刚性、弹性和严格执法的利弊片面强调严格执法,以为通过强大压力就可解决群体性事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往往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更多的发生,事与愿违.加大对群体性事件的执法力度,要分2种情况具体对待:假如该群体性事件所诉求的利益缺乏弹性,是必不可少的刚性需求(如人对食物的需求),加强群体性事件的执法就会造成该利益价格上涨,但由此引发的需求量的减少(或者不减少)小于价格上涨的幅度,于是总收益将上升,那么,群体性事件将会增加;如果该群体性事件的诉求利益具有弹性,是可有可无的,则加强对群体性事件的强制执法将导致收益减少和群体性事件的减少"比如,征地和拆迁这类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即使加大压制程度,其大幅减少其发生的可能性也很小.由于群众的需求并不会减少,而由于政府的禁止,组织和领导群体性事件的危险增加了,群众愿意给予领导者更多的利益以弥补其组织群体性事件的危险,发起群体性事件的领导者的总收益上升,他们有可能更加活跃地组织群体性活动.严格执法只会在需求具有弹性的情况下才会奏效,所谓需求具有弹性0是指对群众而言重要性较低的利益,由于政府的严格执法和禁止,就可有效降低群众对这种群体性事件的需求.政府如果要通过严格执法来降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首先要弄清这种需求是刚性需求还是弹性需求.如果为了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只注重于强制执法,则可能舍本逐末.
(四)增加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群体性事件的成本主要包括2类:一是外在成本,即群体性事件与个体参加者利益不一致而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当群体性事件的结果和个人参与者的利益一致时,个人为之负担的外在成本等于零;当两者不一致时,个人承担的外在成本就大于零.可见,随着群体内不一致的人数和程度的增加,外在成本的总量也将增加.另一类是决策成本,指在该规则下通过某项集体行动方案(即做出决策)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集体决策的形成需要参与者之间不同程度地讨价还价.随着人数的增加,讨价还价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将成倍增加,从而决策成本也将成倍的增加.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之和叫做相互依赖成本.最优集体选择规则的成本模型的结论是:理性经济人将按最低的相互依赖成本来决定集体选择的规则.0〔呜]43,减少群体性事件,就要增加参与者的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增加他们的相互依赖成本.最终达到减少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在群体性事件中,一般只着重国家机关惩罚组织者和骨干分子,但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是不够的,在强化政府执法的同时,还可从群体内部出发,通过私人的追偿来增加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的成本.如果违法者被绳之以法的比例只有5%,那么,这种对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效果就显得很苍白,这种效果称之为负强化0".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提高处罚有效性,可通过群体性事件中其他参与者对组织者的私人民事追偿来实现更有效的法律贵任,以打击群体性事件中的骨干分子,增加他们的成本(我国目前无此专门民事贵任制度和相关判例).在2006年11月引起全国法律界展动,首起团体自助游0组织者责任的判决:骆某家属诉梁华东0等案中,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法院的做法启发了笔者.笔者认为,其中的民事贵任原理可以运用到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因为群体性事件遭受损失时,可向组织者追究民事贵任".这样至少有2个好处:第一,增加群体性事件组织者和骨干分子的民事成本,使他们在试图组织一场群体性事件之前,除了思考政府对其惩罚以外,不得不去掂t其他盲从的参与者的民事追偿,加大其成本,有可能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第二,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可以转移政府的压力,因为一旦群体性事件发生了诸如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社会大众往往把贵任归在政府的头上.该项追究制度可通过利益受损者的追偿来减轻政府的贵任,将行政贵任转换为部分民事贵任,在减轻政府贵任的同时,增加政府的公信力(实际上,群体性事件造成的损害不仅是政府的贵任,部分是群体性事件的组织者混淆视听、无理鼓动造成的)"此外,还可以尝试建立除了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以外的,因群体性事件而遭受损害的其他社会大众对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的专门民事追偿诉讼,进一步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制造者的成本.
三、司法阶段群体性.件法伸经济分析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国司法公正性问题,司法未能成为社会定纷止争的学报(社会科学版)2(X)9年最后解决器.要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在于我国真正建立司法权威.作为一种缺乏弹性的需求,人们对公正和中立裁判者的需求是永恒而不会减少的,当一种产品停止生产,市场上(不论是合法还是非法市场上)马上就会出现该产品的替代品,比如群体性事件.,群众不相信司法能最终公正解决他们和政府之间的纠纷,在这种情况下的群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相当于准非法市场..在这个市场0中,他们倾向通过慕力的群体性事件来和政府进行博弈.因此,要锻造一个独立、公正、受公众信任并能有效解决政府和群众纠纷的司法系统,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司法改革,扩大法院案件的受理范围,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和规范性文件的审查机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综合问题,从经济学角度出发,需同时处理好立法、执法、司法3个法律解决机制环节,才可能真正做到预防好、处理好、化解好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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