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分配不公的原因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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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收入分配不公现状

在当前大多数有关收入分配的实证分析中，均采用了基尼系数这个分析工具，并以此来描述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并具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据测算，我国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7，2000年继续上升为0.458。

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在0.4以上表示绝对不平均。按此标准来判断，我国早就进入绝对不平等区间。而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贫富悬殊差距已越来越严重，最高和最低收入相差33倍。

二、中国收入分配不公表现及原因

一是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的趋势下，原有体制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

二是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中下阶层缺乏表达诉求权。我国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三是垄断行业对分配关系的扭曲。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管理演变而来。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四是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相对于经济市场化进程而言，政府职能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位。目前社会反映强烈的教育、医疗、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是一些突出的表现。

三、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基本思路及对策措施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针对以上原因，提出选择和设计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的基本思路，并采取积极的对策措施显得刻不容缓。

(一)基本思路：收入分配差距的结构性调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带来的二元结构程度减弱，将对收入分配产生两种同时存在的效应：一方面，市场化不足的收入分配将进一步发展到位，从而对收入分配差距呈扩大化影响；另一方面，非市场化和非法收入分配将逐步缩减，从而收入分配差距呈缩小化影响。从发展前景来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变动将呈现结构性调整趋势。

因此，当前完善收入分配并不是简单地调整收入分配差距，而是要在完善和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基础上结构性地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在这当中，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方式。在这一调整过程中，市场化导向的收入分配要加以遏制，尽可能缩小其差距。

但对于各种非市场化导向的收入分配方式，则要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和健全法制环境的基础上使其尽快消亡。因此，要全面解决市场秩序混乱及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分配秩序混乱是当前社会不满的主要根源，也是导致收入悬殊的重要原因。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及规则，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为此，要利用加入WTO的契机，引进竞争机制和竞争主题，打破行业垄断，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某些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以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为抓手，严厉惩治各种假冒伪劣和价格欺诈行为，保护知识产权和各种合法权益；同时，规范各种收入来源，全面实现收入货币化，增加收入的透明度，保护合法收入，整顿不合理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在上述收入分配差距机构性调整的基础上，我们也要看到，市场化导向驱动的收入分配在更有效地提高货币（实物）资本的效率、激励人力资本开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不同人群和地区的货币（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的自然禀赋差异所带来的贡献率不同，势必产生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在动态过程中还具有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因此，在一次分配中，城乡、地区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收入分配差距将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强化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与可支配收入的洛伦茨曲线基本重叠，表明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手段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几乎没有体现。为此，要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开征遗产税，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健全法律法规，加强民主监督和制度监督，减少和杜绝贪污现象。

通过收入分配差距的结构性调整及增强国家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最终要解决当前收入分配问题中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结构不合理的首要矛盾，以形成一种稳定的社会结构。

（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对策措施

在上述完善收入分配基本思路的框架下，要积极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特别是完善收入分配机制的对策措施，以保证形成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合理分配制度和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实现。

1.大力营造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在坚持市场化导向驱动的收入分配方向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特别是要适应人才争夺国际化的客观要求，推动知识产权的货币化和资本化，强化股权、期权激励，逐步使人力资本价格与国际接轨，提升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竞争力。构建以就业政策为积极手段的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调节，不仅仅是二次分配的问题，首先应该在一次分配上就予以调节，主要是增加就业。如果不能实现更多的就业，在二次分配中实行的收入差距调节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业政策应该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的最有效的工具。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要形成有序渠道的城市进入机制。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依靠农业收益来改善其收入水平的潜力也不大，惟一的现实途径是通过城市化的大规模转移，改变农民的身份，进入城市的非农业产业部门。因此，加大城市化力度（其中有可能包括土地政策调整），打破人口流动壁垒，实现大规模的农业过剩劳动力的转移，是控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最有效途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功能。一是建立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把反贫困纳入法制的轨道。二是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障的范围应该逐渐扩大，由公有经济部门向非公有经济部门延伸，由城镇向农村延伸。三是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特别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切实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四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基础教育和卫生保障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既可以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生活水准，又可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

5.强化再分配的调节作用。首先要规范收入方式，并建立起规范完善的簿记体系，使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能够纳入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系规范。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税制改革，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逐步过渡到与综合征收相结合，建立个人所得税为主，辅之以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多种税种的税收体系。通过累进税对高收入群体进行再分配调节，并利用财政转移支付去帮助弱势群体。

总之，要通过适当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协调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为我国经济的顺利转型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以确保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