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点及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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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但遗憾的是，就它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言，却具有小国特征。大国经济的特征是消费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靠消费增长;而小国经济的特征是生产社会，主要是靠资金、靠投资、靠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中国过份以来出口的“比较优势战略”恰恰是一个小国战略。中国的大国优势就是国内的大市场，但这个大市场却多年来“启而不动”。中国的社会情况自然与尼日利亚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不能相提并论，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对投资的高度依赖也是现实。作为一个倡导和平崛起的国家，无疑未来的发展之路应该是去搞大国经济，走向消费社会，而不是坚持小国经济的做法.

中国在成为大国经济的道路上，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域外经济体的更大制约和挑战，这可以称为大国经济“成长中的烦恼”。对于这些外部压力，当然需要采取更为务实、灵活和富有智慧的措施进行化解，包括像李稻葵教授建议的培养国际型人才，采用大国的经济外交和大国的国际舆论导向。但化解外部挑战说到底取决于自身的发展态势，骨骼强健的人相对于身体屏弱的人对病毒侵入更有抵抗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当然需要对外部保持敏感，但更需要在审懊的自身改革的基础上谋求长期发展。在中国成为大国经济的时刻尤其要深思改革的绩效和未来的努力方向。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总量层面上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于这点我们才有可能和有资格去讨论所谓的大国经济及其未来战略问题.

近年来，围绕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前景问题争论不。中国的高速度增长能不能长久持续下去?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种:乐观论和悲观论。绝大多数体制内学者持乐观论，境外多数投资银行及跨国公司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

总的来说是乐观论的大合唱盖过了悲观论的黄昏悲歌.

中国经济存在向好发展的基础，乐观论者的主要论点归纳起来有如下方面:一是工业化阶段高增长论。在工业化的整个阶段尤其是中前期阶段，经济都呈高速增长。经济明显减速是在工业化接近完成和完成以后.

二是起点低增长潜力大论。中国就像一架起点不久正在加速的高速列车，起点低，加速和高速的时间就长。中国目前人均GDP的水平还很低，增长的人均基数还较小.

三是高储蓄高投资论。储蓄是投资最主要资金来源。一般情况下，高储蓄率对应高投资率。高投资率下的较多投资，一方面直接扩大了需求，通过需求拉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又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意味着社会供给能力的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储蓄率一直很高，大体在40%左右，这一水平已高出世界上一些高储蓄利的国家和地区.

四是人口迁移城市化轮。中国面临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人口迁移潮，在未来的几十年内，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有如滚滚洪流涌向城市和城镇，中国近4既的城市率具有异常巨大的上升空间，城市人口每增加l%就是1300一1400万，如果在增长10%就是1.4亿人口，这是多么巨大的新增城市人口购买力.

五是廉价的劳动力外加外资外贸推动的“世界工厂”论。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外资推动和对外贸易。中国已成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即FDI最多的国家。外资的流入不仅增加了国内可用资金，而且带来了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中国对外资的最大吸引是廉价劳动力。中国拥有几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数量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增加的同样相对廉价的高素质的劳动力。中国现拥有在校大学生2000万，为世界之最.

六是市场巨大的消费结构升级论。中国市场巨大而层次分明。13亿人口的市场本身就像一个世界，相当于欧洲36个中等国家。①但改革开放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在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上还存在深化改革的必要。对于中国的大国经济而言，总量上的显著绩效和结构上的问题从生正在形成某种失衡关系，对结构问题的解决不仅决定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也决定着中国的大国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国际竞争优势。这并不是悲观论和唱衰论，而是中国经济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具体地说，这些结构性问题包括七个方面:

1.二元经济结构继续强化，反差过大。改革开放以来，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经常表现出波动、迁回、反复甚至强化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不考虑物价的名义人均收入差距、剔除物价的实际人均收入差距以及人均消费差距，这三个指标均在继续拉大。中国的基尼系数远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0的警戒线，连中国的富人也认为贫富差距过大。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对收敛，因此我们尤其要关注类似于沃尔芬森的警告:“今后10年内，如果以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中国在10一15年时间内面临的最大挑战基本上是社会正义。”②

2.区域差距继续扩大。改革开放之后，区域差距一度缩小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东部俱乐部”与中部和西部的地区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

1978一2005年东部、中部和西部的GDP占全国比重的平均值分别为56%、26%和18%。在收入水平影响消费水平和结构的情形下，不同区域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和消费格局差距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相对拉大的趋势。30年来中国区域差距在世界上其他114个经济体中，增长差距也是世界最高的.

3.资源消耗难以支撑为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发改委领导曾经透露，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创造的1美元GDP能源消耗是其4一10倍，33种主要产品的单位资源消耗量比国际平均水平高出46%，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中国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多一点，但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水泥等的消耗量均达到了世界总消耗量的1/3或1/2左右。2005年中国经济规模为美国的1/6，但原煤消耗超过了20亿吨，几乎是美国的2倍。水资源急剧减少，江南水乡也出现了流域性缺水.

4.环境质量的持续下降，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己十分严重。水污染、空气污染、噪音污染严重，大河、大江、大湖的污染和生态功能退化，江南等地出现水质性缺水。2007年初环保部首次采用“区域限批”利器对付屡禁不止的环境污染事件。而根据联合国全球项目对全球主要城市的观测记录，北京空中颗粒物污染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健康标准的4一5倍.

5.国内消费对宏观经济的拉动力过弱。中国的消费率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中是最低的。所谓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200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3.3%。投资是48.8%，净出口为17.9%。同年美国的家庭消费占GDP的70%，英国为60%，印度为61%。过高的投资贡献率使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本一产出比的不断上升，过高的净出口贡献度使经济受外部波动影响的概率增加，过低的消费率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高储蓄率使得国内需求相对不足，不同阶层居民不能充分地、相对均匀地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6.劳动力密集型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随着投资增长的加速，中国的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如果考虑到资本一产出比率的上升趋势，则总体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粗放型的，而不是集约型的;是更多依靠“汗水”，而不是“灵感”，是更多依靠投资主导，而不是技术主导。在“微笑理论”的作用下，人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增长模式的未来盈利空间是否依然很大，而在要素供给有限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下，人们更有理由质疑此种增长方式是否具有持续性.

7.公共产品供给和配置方面，改革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尤其是与居民生活紧密相关、带有民生性质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公共产品改革不能令人满意。在教育方面出现了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而医疗方面也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农村的部分贫困家庭因教返贫、因病返贫的案例屡见不鲜，而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也正在承受着由于地方政府和地产商人所推动的高房价的考验。除此之外，电信、煤气、水、电、邮政等带有明显行政垄断行业的部门，没有形成基于与利益相关主体有效谈判的价格和服务形成机制，围绕这些公共品的价格确定和服务提供问题也正在不断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