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途径与经济增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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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为创造某些产业的比较优势，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干预产业资源配置的产业政策。1989年中国正式公布了第一套产业政策。政府的五年规划也强调发展以若干高科技和高资本投资为特征的支柱产业，外资引进和对外贸易表现出明显的产业选择性。从开放条件下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产业政策导向下的外资引进和对外贸易体现了政府期望通过开放来带动产业技术的升级，发展若干支柱产业，形成适合本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组织结构，努力缩短加入全球“核心”技术竞争的时间，避免在技术的“边缘”上滞留的风险，并努力促成部分高新技术的跨越，实现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构思。

在开放条件下，要通过技术来提升国家竞争力，并以此推动经济增长就表现在：有导向的外资引进能够促进企业技术的进步，对外贸易应尽可能地获得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并生产有技术含量的贸易品。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资本存量、知识与技术的综合体，是开放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FDI流入，一方面可以加速国内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可以带来技术转移并加速中国产业技术的升级。FDI能够通过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引进、人才的培训、经营管理技术的扩散、国际市场的开拓，以及通过从本地供应商采购原材料等途径来产生技术“外溢”效应，并以此提升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这一点已被一些研究所证实。[1]

对外贸易是开放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种重要形式。中国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引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来推动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2]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资本品可促进要素累积，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企业可通过对外贸易取得贸易诱发的“干中学”[3]效果。当中国与发达国家或地区成为贸易伙伴时，中国的企业就必须生产出符合发达国家或地区所要求的高品质产品。学习先进技术的压力会促使企业获得尽可能好的“干中学”效果，来促进企业技术的进步。同时，FDI和对外贸易所导致的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会迫使国内企业去进行自身的研发、技术创新，或通过企业外部学习（如各种形式的战略联盟）来维持并改善自己的市场生存条件，提高企业业绩，推动经济的增长。

因此，FDI的引进和对外贸易的扩大及由此而来的竞争压力所导致的国内企业技术引进和创新是本文探讨中国开放条件下技术进步路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本内容。

一、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产业、技术和业绩

（一）FDI的来源、产业与技术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资利用和FDI表现出显著的递增趋势（见图1），1979年至2001年实际利用外资额为5684.07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额为3935.12亿美元。从趋势上看，1979年至1983年中国的利用外资额为144.38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只有18.02亿美元，而到2001年，中国利用外资达到496.72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额为468.78亿美元，居全球第二位。

中国的外资来源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从表1的数据来看，中国的外资利用主要来源于亚洲地区的“四小龙”，其中以香港为首（2001年中国内地来自中国香港地区的FDI占当年FDI总额的35.66％）。欧洲主要来自英国和德国，北美洲主要来自美国。2001年来自这三个洲的FDI占中国FDI当年总计的83.61％。尽管近些年来，来自欧洲和北美洲发达国家的FDI的比重有所上升，但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亚洲“四小龙”仍然是中国引进FDI最重要的国家和地区。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为资本要素的累积。《中国统计年鉴》各年的统计数据表明，FDI已成为中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比例上看，1981年FDI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8％，1996年达到最高，为11.8％。后有所下降，1998年为9.1％，2000年降为5.1％，2001年进一步下降为4.6％。从数量上看，在198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来源于FDI的只有36.36亿元，1996年达到2746.60亿元，在2001年也有1730.73亿元。FDI已成为中国经济投资重要的资金来源（见图2）。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外资企业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表2给出了“三资”工业企业主要的产业技术指标。根据OECD或劳尔的技术分类，我们可以发现，产业政策在鼓励通过FDI投资促进产业升级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4]1995年“三资”企业中从事高技术的企业产值比例占其总产值的15.92％，到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约25％，大于全部高技术产业产值的比重。可见，20世纪90年代中国产业政策导向下的FDI政策在促进产业的升级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提升了导向产业（优惠产业，如高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5]

从外资企业产值可以直观地看出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三资”工业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1995年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总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8.33％；而到了2001年，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总产值占当年工业总产值的28.52％，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对外贸易的趋势、技术和业绩特征

1980年中国对外进出口贸易额占GDP的15.12％，其中对外出口占GDP的6.0％；而2001年进出口占GDP的43.98％，其中出口占GDP的22.96％，外贸依存度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3）。

从贸易区域或国家结构来看，中国对工业国的出口呈稳定增长趋势，由1980年的44.7％上升到1997年的52.29％，其中美国和日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国。对亚洲的出口基本维持在40％左右（未包括日本，如果包括日本则达到50％～60％）。在进口方面，由工业国进口的比例逐年降低，由1980年的73.69％降到1997年的50.18％。美国和日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国，由亚洲的进口则从1980年的34.92％逐步递增到2000年的62.78％。在亚洲地区，“四小龙”和日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且，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绝大多数都是从这些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或地区进口的。

外商投资企业（FIEs）对于推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表3显示的FIEs贸易业绩来看，FIEs在贸易进出口总量上增长很快。在1985年，FIEs进出口贸易量只有23.61亿美元，1995年达到1098.

18亿美元，而到2001年则上升到2590.98亿美元，年增长幅度达到50％以上。其次，在总量上，FIEs已经占据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半边天。从1996年起，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有一半是由FIEs完成的。

尽管中国在引进FDI上一直采用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但在大多数年份中FIEs的贸易一直是逆差，只是在1998年以来FIEs在进出口贸易上出现了顺差。虽然在总体上，FIEs进出口贸易还未能保持平衡。但在贸易总量上，FIEs对于推动经济增长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且通过FIEs带来FDI的大量引进，既可以获得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又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二、FDI的“外溢”效果与对外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

开放条件下由技术导致经济增长的机理突出表现为：对外开放进程中通过FDI所获得的“外溢”效果和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并且这两种效果主要表现在吸引先进国家或地区的FDI以及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关系上。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FDI、产业或贸易品的技术含量不同，因而中国吸引不同地区或国家的FDI所获得的FDI产业“外溢”效果及与不同国家或地区发生贸易关系所诱发的产业“干中学”效果也存在差异。从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技术先进性以及中国主要的FDI来源、主要贸易伙伴关系来看，中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最有可能从先进的工业国家和亚洲“四小龙”获得技术“外溢”效果和“干中学”效果。为了检测FDI的“外溢”效果与对外贸易诱发的“干中学”效果，本文采取下述计量模型作实证性分析（见表5；变量解释见表4）。

回归结果表明，FDI（两项指标）对国有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具有正溢出效果。外资企业固定资产/总固定资产（指标1）和外资企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指标2）的“外溢”效果比较明显。可见，外资企业可以通过员工培训、新技术引进、市场的开拓和先进的管理理念等途径形成对国内企业的“外溢”效果。同时，外资企业较为密集的产业也会强化市场竞争，迫使国内企业提高竞争力。

对外贸易同样促使国内企业产生了“干中学”效果。从1995年的贸易数据来看，中国自OECD的进口主要集中在仪器仪表制造业（65.21％）和普通、专业机械制造业（42.48％）上，从亚洲“四小龙”的进口主要集中在化学纤维制造业（40.26％）和塑料制品业（31.49％）上。在出口方面，对OECD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91.66％）、家具制造业（88.68％）和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82.27％）上；对亚洲“四小龙”的出口主要集中在服装及其他纤维制造业（47.61％）和仪器仪表制造业（29.1％）上。中国自OECD和亚洲“四小龙”国家进口机械设备等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促进了相关产业的竞争与发展，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生产率，而向这些先进国家和地区出口产品要求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升级来降低成本并生产符合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要求的高品质产品，这同样会提升国内企业的生产率。实证研究也表明，中国企业自OECD和亚洲“四小龙”的进口资本品，或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对国内企业产生了“干中学”效果，有助于迫使国内企业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来提升生产率，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回归结果也同外资企业的员工生产率与国内企业的员工生产率存在差异的现实相符合，符合技术的“差距扩散”假说。[6]2000年“三资”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71403元/从?年，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49.68％；相比之下，同年国内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为54667元/从?年，工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6.88％。正是由于国内企业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外资投资企业在技术及管理上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国内企业才能在通过努力维持市场生存空间的进程中获得“干中学”的效果。

三、技术进口与国内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

以上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政策导向下的FDI引进和对外贸易促进了产业技术的提升，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为实现部分技术跨越的战略构思，中国政府通过财政来积极支持科学和技术（S＆T）方面的基础研究。由于受制于财政收入的规模，改革进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需要财政资金来平衡，财政一直处于“紧运行”状态。因此，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用于科研的资金占GDP的比例相比（一般在2％～3％之间），目前中国的这一指标只有0.7％左右，存在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比重较低。在1995年至1999年间平均R&D的支出结构中，用于基础研究的比重为5.16％，应用研究的比重为24.37％，70.5％的R&D费用用于实验研究。表6显示，国家预算中的S&T费用在90年代以来基本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这部分资金主要是供政府研究机构和大企业用于科学和技术研究（1999年88％的S&T费用被政府研究机构和大企业所用）。随着市场的逐步开放，竞争压力的加大，企业用于R&D的资金（科技部2000年的统计数字表明，企业用于R&D的资金占全社会R&D资金总量的49.6％，政府研究机构占38.5％，高等教育机构占9.3％，其他机构占2.6％）在最近几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创新能力相比，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仍不足，有限的资金也大多用于传统技术的改造。1999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经费支出为1652亿元，其中的51.18％用于技术改造，技术开发资金只占34.33％[7]。

就目前飞速发展的信息产业而论，信息技术对中国GDP的贡献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2000年中国信息技术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为10％，而在一些发达国家则达到30％～50％。与此相一致的是，国内企业用于信息技术创新的投入更无法与先进国家的一些大企业相比。

信息技术的研发及其产品的市场化与风险资本密切相关。风险资本需要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而中国现阶段的金融系统还难以起到产业推进器的作用。中国的银行业一直扮演着信贷者的角色，法律还不允许银行介入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中国的金融机构还不能像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那样发挥推进产业升级与创新的作用（如德国的银行、英国的养老基金、日本的保险公司在风险资本运作上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时，由于规模和金融资源在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分配还存在摩擦等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国的股权市场还不能像发达国家的股权市场那样起到推进风险资本发展的作用（如美国的金融市场对风险资本发展的促进）。而且研究也表明，95％的研发项目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只有5％的项目最后成为可以申请专利的技术。因此，中国现阶段的企业还难以借助外部风险资本来承受如此高的投入和风险。

可见，中国作为一个推行赶超战略的后发经济，企业自身或借助于外部资本来进行开发与创新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在《洛桑报告》公布的全球国家竞争力的排名中，中国2001年的国际竞争力排名为第33位，2000年的技术竞争力排名为第28位，这也说明了这一点。

为弥补国内企业创新的不足，技术引进就成为技术扩散的重要途径。表7的数据说明了技术进口是中国企业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企业主要通过成套设备的进口来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到了90年代后期，核心设备的进口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约40％）。技术专利的进口基本保持在不到10％的水平，技术服务的进口一直占很小的比重，1993年至1997年技术服务的进口只占1.7％。

近年来，中国的技术进口方式发生了变化。与前些年相比，2001年中国技术引进在呈现稳步发展态势的同时，技术转让成为技术进口的主要形式。这与中国的人力资本累积上升较快的趋势和企业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法律对专利制度保护的逐步完善是一致的。在人力资本不足的情况下，采用FDI引进的方式对经济增长是相对有效的（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而在人力资本积累到一定的水平后，技术许可便成为一种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如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等）。从近年来中国企业内部研发资金的上升趋势可以看出，国内企业支付专利购买的能力有所提高，同时，中国法律对专利制度的保护也日趋完善，这也会迫使企业通过技术转让来获得新技术。

2001年，中国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3900份，合同总金额为90.91亿美元，其中技术费为43.95亿美元，占合同总金额的48.34％，比2000年提高了9个百分点，引进了一大批先进适用技术，这些项目的技术含量高，支持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2001年技术引进方式可能表明了这样一种趋势：传统的以关键设备、成套设备为主的技术引进格局已被打破，出现了专有技术许可或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多种技术引进方式相互交织的新局面。2001年，以技术为主的专有技术、专利技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软技术引进占据了主导地位，为63.06％，而关键设备、成套设备等硬件引进仅占36.94％。在2001年的技术引进中，约有30％的技术引进属于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跨国公司内部的技术转移占全球技术引进的80％左右）。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加入WTO后，随着投资环境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投资重点转向中国，加强向中国的技术转移。

但如果比较中国的R&D费用和技术进口费用，我们可以看出，国内企业在技术进步上一直存在的依赖技术进口的趋势并没有改变。R&D费用和技术进口费用的差距在90年代进一步扩大。1995年至1997年用于设备进口和其他技术转移的费用年均增长分别为57％和66％，而R&D费用的增长年均仅为17％，反映出中国企业技术进步主要依赖于技术的进口[8]。

依赖技术进口的方式符合中国经济现有发展阶段的要求。中国的企业由于原有的技术基础比较薄弱，而通过进口技术既符合成本一效益原则，可以快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差距，又符合中国企业现有的研发能力。而且企业技术研发要获得市场的认可，除了需要高资本、人力投入以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市场竞争程度和法律对专利的保护程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是否愿意在技术创新上进行投资。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现阶段中国企业在技术研发决定上的选择：主要通过技术进口来跟踪、消化技术。依赖技术进口，而自主创新不足便构成了国内企业提升技术水平路径的基本特征。

总的来看，中国企业依靠技术进口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并且在一些高新技术上也成功地实现了某些跨越（如“两弹一星”等），但在总体上，企业自主技术的创新不足。按照OECD的技术发展阶段，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因此，如何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成为决定未来中国企业能否在某些技术上领先于国际水平的关键因素。

四、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通过导向性的产业政策引进技术和吸引带有技术含量的资本品，加速了生产要素的累积，并提升了整个社会的企业技术水平，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同时，我们也应清楚地看到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技术相比有明显差距。为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稳定并加大通过进口技术来提升企业的整体技术水平。事实证明，通过技术的进口能够有效地缩短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水平。因此，稳定并提升与先进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对于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2.制定与时俱进的技术跨越战略。为抓住世界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机遇，中国企业应在多数产业采取路径追随的方式，沿着既定的技术轨道快速跟进，尽快缩小技术差距。同时，在借鉴先进国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集成自主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在具备条件的某些产业或产业发展的某些阶段实现技术的跨越。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鼓励企业自主开发。

3.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市场透明度的建设是推进技术进步的基础工程。无论是引进技术，还是鼓励企业自主技术的研发与创新，用法律来保护投资人和创新者的利益是一个社会能否获得持续创新能力的根本因素。

4.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资源的整合是国家创新体系得以成功创建的重要因素。资源的整合既包括有效发挥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本在推进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又包括跨行业部门的协同作用，如高等教育系统与产业的结合等等。如果这些重要的问题能尽快得到解决，将会为中国企业的技术快速进步创造良好的资本条件和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