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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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人类的决策总是这样或那样地偏离标准的经济学理性假设的行为模式。假使这些对理性和利己假设的偏离极微小，或者只是纯粹的个人癖好的结果，那么作为整体的研究将把它们忽略，经济理论对参与人行为的总体预期不会与实际偏离太多。以弗农·史密斯为首的实验经济学家对各类市场机制的早期研究，可以看作是对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个人癖好假说的检验。如果检验的结果显示对理性和利己的偏离是系统的，那么理论本身的修订就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以丹尼尔·卡尼曼和已故的阿莫斯·特维尔斯基为首的认知心理学家对人类的决策行为的早期研究则可以看作是对偏离标准经济理论的系统性假说的检验。

一、实验经济学基础

经济学在传统上被看作仅依赖真实经济数据的非实验科学。许多学者认为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其进一步发展受到的羁绊即在于此。如果不能进行可控实验，经济理论的检验必定受到限制。仅凭真实经济数据，很难判断一个模型是否失败，何时失败以及失败的原因所在。一般科学研究所遵循的，理论和可控环境下的观察之间的反馈路径——新的实验结果启发新的理论发现，新的理论发现又要求有用来检验其真实性的新的实验设计——在经济学中好像非常难得。

一个迅速发展的研究领域，即被称为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学分支的创立，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有力的挑战。在可控的实验室环境下，实验专家们要研究参与人某些特定的经济行为，要求他们在模拟的、但更简化而且具有纯粹形式的市场或其它经济环境中进行经济决策。实验构造的经济环境与真实市场在多大程度相符尚在争论之中。但是就像物理学中的小型实验的结果形成的结论（如那些支撑基本粒子和热力学的定律）深刻影响了物理理论（宇宙理论或气候学等等）的发展一样，从微观经济行为的实验结果得出的规律同样能对经济理论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研究中运用实验方法，其实有相当早的尝试者。不过，弗农·史密斯毫无疑问是实验经济学研究传统中的最主要人物，也是对实验经济学的早期发展做出最重要贡献的理论代表，而且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核心。他教育了大量的实验经济学的年轻研究者，并与他们合作。这些年轻一代的实验经济学家中做出最大贡献的是查尔斯·普洛特(CharlesPlott)。

（一）市场机制

弗农·史密斯最杰出的工作是有关市场机制的研究。他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他创新了竞争市场实验，对不同的拍卖形式进行了实验检验，还设计了实验的所谓引致价值(induced-value)方法。

史密斯的第一篇实验论文(1962)是受到张伯伦(1946)的课堂实验的启发而形成的。史密斯哈佛求学时期的教师张伯伦，曾在那时组织了捉对交易的虚拟买卖市场。张伯伦将他的实验结果作为证明标准的新古典完全竞争（即市场参与者是理性的价格接受者）市场模型有错误的论据之一。

史密斯最初认为，如果将参与人所处的实验环境改造得更接近于真实市场，张伯伦的实验结果将更具说服力。他设计了一类被称作双向口头拍卖的市场实验，在这些实验市场中，参与人被分为潜在的买者和卖者两个群体。这种市场机制实际应用于许多金融和商品市场中，参与人被随机地分派买卖者角色，每个卖者得到一单位的待售商品以及这一单位商品的保留价格。如果保留价格是v，卖者则无权以低于v的价格卖出，当他以p＞v的价格卖出商品时，其所得为p-v美元。卖者的保留价格是其私人信息。相对应地，每个买者也被摊派一个私人的保留价格w，作为其购买商品价格的最高上限，以价格p＜w购入商品意味着这个买者赚到w-p美元。在保留价格的分布的基础上，史密斯勾勒出理论的供给和需求曲线，以及反映竞争均衡价格的曲线交叉点。相反，实验参与人并没有这些信息，更不可能以此计算出理论均衡价格。令史密斯吃惊的是，实验的交易结果与理论均衡价格非常趋近，因此，这个以证伪市场理论为初衷的实验，其结果支持了市场理论的理论预期。

史密斯和其他学者后来又进行了一系列类似的实验，用以检查这种与理论预期的相符是否仅仅是一种巧合。后来的实验继续验证了史密斯最初的结论。普洛特和史密斯(1978)的合作工作除得出这一通常结论以外，还得到了另一个重要结论：市场制度肯定是重要的。特别是，他们比较了允许买、卖者在一个交易时段内连续改变价格（史密斯的早期设计）和令交易者在整个时段只能贴一个标签价，这两类不同机制的结果。结果显示，在后一类实验设计下，向理论均衡价格的趋近速度较慢。相对于收集真实经济数据，实验方法的引人之处正在于此：即可以保持“市场环境”（保留价格的分配）不变，而以可控的方式变化“市场机制”（此例中的价格调整规则）。

在几乎所有市场实验中，对所探讨的理论假设清楚地进行检验都要求控制参与人的偏好。由于买卖行为都会受到参与人对得失的个人估价的影响，而这种估价又不能直接为研究者所观察到，所以控制偏好是最困难的事。张伯伦(1948)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指出可以通过付给参与人“恰当”的金钱刺激的方法来解决。史密斯(1976)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所谓的“引致价值方法”。而今，这种方法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的标准工具。

为了说明这种方法，首先规定一个参与人作为某同质产品市场中的买者，假设实验专家想要他表现出一个特定的需求函数D。也就是说，在任一价格p下，这个买者应该是想要购入确切的数量q=D(p)。但实验专家不知道他的真实效用函数u(w)。史密斯的方法是通过给予价格p购买q单位的买者R(q)-pq美元，（其中R是一个适合的回报函数）来导出想得到的需求函数。通过经济学原理，这个买者将选择一个数量q，以使增加q所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也就是一个数量R''''(q)=p。只要未知的效用函数u是增函数和凹的，需求函数就是如此，条件是对于任何价格，报酬函数的反函数与需求函数相等，也就是对于任意p，如果(R′)[-1](p)=D(p)。与此类似的各种方法从此在实验经济学的文献之中得到广泛运用。

（二）拍卖理论的检验

拍卖理论是在微观经济理论和博弈论领域中得到最成功发展的理论之一，自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在经济学之中。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WilliamVickrey对拍卖理论的研究得出了大量有关各类拍卖机制的理论结果，后来，一批年轻的经济学家也参与到这个领域的研究之中。史密斯首创了检验这些拍卖理论定理的实验，并通过实验得到了很多不同的结论。同时，史密斯还最早提出了将可控实验作为新的拍卖设计在运用于实际前的“风洞”检验方法。

按照通常的理解，“拍卖”这个术语似乎对现实经济生活没什么实际意义。然而，对拍卖形式由简到繁的探讨，已经加深了我们对真实市场结构的认识。即使是理论研究中一些相对简单的拍卖形式也会在实践中有广泛的应用，尤其是涉及到对那些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和私有化，公共物品的获取，以及政府债券的出售等问题。

史密斯拍卖实验的核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理论，预期出售单位物品的特定拍卖机制的结果。这些拍卖在传统上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英国式或升价拍卖，买者以价格递增的顺序喊价，直到再没有更高的出价为止。第二类称为荷兰式或降价拍卖，由卖者提出一个初始的最高价，再以固定的价格单位按固定时段降价，直到有买者喊出“接受”为止。这两类拍卖通常都是口头式的，而交易价是最后的（或第一个）喊价者的出价。另两类拍卖形式，所有的竞拍者同时将报价密封，标被卖给最高的出价者。在第一价密封拍卖中，竞拍者以出价得到标；而第二价密封拍卖中，中标者只付出价第二高的竞拍者报出的价钱。

微观经济理论也将拍卖分为私人价值拍卖和共同价值拍卖两种拍卖形式。两种类型的拍卖中，个人对标的估价被认为是随机变量。在私人价值拍卖中，估价在统计上是与潜在的竞标者无关的，也就是说任何买者的估价都是其对标的物价值的纯粹个人评价。而在共同价值拍卖中，竞争买者的估价中存在一个共同部分，即二手市场上的价格或一些相关品市场上的价格情况（例如谱系拍卖或电信市场）。

对于私人价值拍卖，经济学者以下三条理论预期：(1)英国式拍卖和二价拍卖在中标者和预期的标的价格上是等价的。这个结果的前提是个体理性（更确切地说，是假设竞标者不会采取弱占优策略）。

(2)荷兰式拍卖和一价拍卖是等价的，前提是存在更严格的纳什均衡意义上的行为假设，即个体理性还要加上相互一致的预期。(3)在风险中性假设下，四类拍卖都是等价的（也就是说，参与者认为参加一次公平的抽奖机会和保证你直接拿到期望的抽奖奖金额之间没有区别）。

史密斯做了大量的实验（实验的设计还是控制供需条件，变化市场机制），对这些理论预期以及其他的理论预期进行检验。为了在实验中得到私人价值，每个竞拍者被随机独立地安排一个v值作为其私人信息。如果竞拍者以价格p赢得标，则他赚取到(p-v)的钱。对于上面提到的预期(1)，史密斯发现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确实能得到相似的结果。对于(2)，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并不能得到相同的实验结果，这与理论不同。对于(3)，他发现假设人们具有相同风险偏好的模型不能被证伪。除此之外，英国式拍卖和二价密封拍卖的平均拍得价格比一价密封拍卖的价格要高，而一价密封拍卖的最终平均拍卖价格又高于荷兰式拍卖的均价。

这些结论中，最出人意料是得到了荷兰式拍卖与一价密封拍卖不等价的实验结果。为解释这种差异，两类理论被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效用不仅取决于货币收入，还与荷兰式拍卖过程中的“等待悬疑”有关，另一种理论认为竞拍者往往低估荷兰式拍卖过程中逐渐增加的风险。史密斯(1999)分析了这两种理论以及另外一些理论解释。

（三）将实验作为“风洞”

史密斯与普洛特，最早将“风洞”（一种用来检验飞机样机性能的实验装置）方法引入实验，检验为官制、私有化和公共物品供给设计的制度机制的表现。通常这些机制都太过复杂，以至于难以给出确切的理论预期。而实验方法的运用在此却能发挥特别的效用。史密斯的一系列实验研究论述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适宜激励机制的设计。史密斯检验了经济理论中提出的机制效果以及他自己提出的机制效果。史密斯的其他实验工作还涉及以计算机辅助市场实验方法分析私人机场候机机制以及对能源市场上的组织结构的研究。

（四）实验方法论

除在市场理论和拍卖理论上得到一些独创性结论之外，史密斯的实验研究工作还有巨大的方法论意义。他的影响深远的文章，刊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实验经济学：诱致价值理论”(1976)提出了一种用于指导实验室经济学实验设计的详细的可行方法，并进一步归纳出运用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1982)。

史密斯发展的实验方法与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大相径庭。实验方法强调给予参与人足够的金钱激励的重要性，因为足够的金钱方能避免决策成本导致的行为扭曲。史密斯还强调实验设计中重复尝试的重要性，因为这样才能让参与人清楚并理解实验环境。

与心理学实验方法相比的许多差异往往就是问题的焦点所在。心理学家感兴趣的主要问题是个人行为，史密斯构造其实验的初衷却主要在于分析市场结果。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理解人类行为的两类不同方式。

史密斯的方法为实验科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可能给不同于经济学的其他社会科学以有益的启发。例如，普洛特等(1978)对议会中决策行为的实验研究基本上遵从的是史密斯的方法，却导致政治科学研究中的大量文献开始报道相关的实验研究成果。

二、行为经济学基础

大约半个世纪之前，爱德华兹(Edwards,1954)将决策问题引入心理学研究，为未来的研究框架勾勒了轮廓，而西蒙(Simon,1956)也曾提出了一种基于有限理性的信息加工和决策理论。不过直到卡尼曼和1996年去世的特维尔斯基发表了他们关于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发现之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开始盛行。尽管卡尼曼的研究工作一贯坚持认知心理学的传统，但他仍经常被作为经济学家对待。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其中的一篇文章(Kahneman&Tversky,1979)甚至成为被认为最有声望的经济学杂志—《计量经济学报》中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如果说传统学科之间的交流存在着壁垒的话，可以说已经有相当多的工作投入到铺架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之间的桥梁上。当今，这两个学科之间实际上存在两座桥梁—一座围绕着实验方法建造，另一座沿着理论建模方式铺设。两类工作都是行为经济学现今发展潮流的基础。下面先粗略地谈一下决策概念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中的区别。

（一）经济学中和心理学中的决策

经济学家典型的观点是，市场行为主要受物质激励的推动，利己心和理性是经济决策的基础。这里，理性意味着决策者能够以逻辑的和系统的方式利用可得信息，并在给定可选集和可得目标中做出最优选择。同时，理性也表示一种向前看的决策方式，即决策者可以考虑到决策行为在未来会导致的一切后果。总之，影响经济行为的是外在激励。

在心理学领域，尤其在认知心理学领域，人通常被看作是以有意识的、理性的方式组织和解释可得信息的系统。但是，其他一些下意识的因素也可以系统地影响人类行为。就是这种相对复杂的观点—内在刺激也会影响人类行为—使认知心理学最近的发展逐渐集中于经济理论之上。

传统上，经济学家将决策者在可行集上的偏好定义为给定不变的，并且认为决策者是对环境状态和自身行为结果做出概率估计或预期后，依统计原理处理可得信息的。更确切地说，标准的经济理论是建立在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之上的。这种方法由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1944)提出的，萨维奇(Savage,1953)进行了扩展。这里，假定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定义在相应收入集合x=(x[,1],x[,2],…x[,i])上的真实估价函数u，如果在任何以概率p[,i]得到x[,i],（其中i=1,…I）的行动a和另一种以概率q[,i]得到相同结果的行动b之间进行选择，则决策者（严格）偏好a＞b，当且仅当这一“效用函数”u的统计期望价值，在a行动下比b行动下大。正式地，选a的标准为

所以，给定市场条件，定义好决策者面对的可行选择集，认知过程就简化为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问题了，决策者的行为就像是在正确地赋予相关随机事件的概率之后，选择最大化其期望价值或最终效用的行动。

与此相对，认知心理学家认为决策是一个交互式的过程，可以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按自身法则发挥作用的感知(perception)，用以解释其发生条件的信念或心理模式。内在动因，像感情（emotions，指决策者的心理状态）或态度（attitudes，即某环境下，对某一相应现象的强烈心理趋向）都可能影响决策。而且，对以前决策及其结果的记忆(memory)也会对当前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构成特定的认知方程。这一复杂观点将人类行为看作对给定环境的适应过程。行为是典型地适应性的；是以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和短暂的知觉条件为基础做出的。

心理学和传统经济学的这些差异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经济学实验强调对环境进行抽象，包含货币报酬和重复尝试的运用。心理学家关注内在动机和对特定环境的心理调整过程，并将之定义为决策问题的架构。

卡尼曼和其他人通过调查和实验收集到大量广泛的证据，并对经济理性假设提出质疑，认为至少在复杂的决策环境下理性行为假设值得怀疑。大量研究已经揭示出了与传统理性经济行为模型的颇多的偏离。例如，真实世界里的决策者并不总是以概率法则来估计不确定的未来事件，决策行为也经常违背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下面讨论卡尼曼对不确定性下的推断和决策理论的主要贡献。

（二）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经验推断和偏差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发现，不确定性下的推断系统地偏离于传统经济理论提出的理性类型。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早期工作基于这样的基本观点：总的来说，人们通常没有能力对环境做出经济学的和概率推断的总体严格分析。人们的推断往往靠的是某种顿悟或经验，所以经常导致系统性偏差。

一类基本偏差是人总是倾向于运用小数法则，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的经验均值具有相同的概率分布，其实这违反了概率理论中的大数原则。例如，在一个著名的实验中，参与人认为某一给定时间在大医院内诞生的婴儿有60%是男孩，则一家小医院内情况必定相同。通常，人们好像都认识不到随着样本规模的扩大，随机变量的样本均值的方差减小的有多快。

更准确地说，根据统计学的大数法则，独立观察某随机变量的一个大样本，其均值的概率分布集中体现这一随机变量的预期值，随着样本规模的变大，样本均值的方差趋近于0。

但是，按照人类心理的小数法则，人们确信随机变量期望值的分布也会反映在小样本的样本均值之中。这导致对短序列的独立观察值做了过度推论(overinference)。

小数法则的案例之一是，当投资者观察到一位投资经理在过去两年表现好于其他人，就总结说这位经理水平要高一些，而这一结论的统计含义太弱。另一个相关的例子称为“赌博者谬误”：许多人都经常预期一个随机赌局的第二轮会得到与第一轮相反的结果，而实际上，每一轮在统计上都是独立的。如果一项投硬币游戏前若干轮出现太多的“头像”，那么许多参与者确信下一轮便应该是“文字”了。

小数法则还与相似性(representativeness)相关，这种相似性是形成推断的重要因素。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在一些精美的实验中表述了这种经验推断方程。参与人被要求以已知的描述为基础将人进行分类，如区分销售人员或议员等。对于一个给定群体中随机抽取的某个人，当给他的描述是“对政治感兴趣，乐于参与辩论，渴望出现在媒体上”时，许多参与人判断说是议员。即使这个群体中，销售员更具备这种特征。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深入地考察了这种经验推断式的思考方式，在他们的实验中，一些参与者得到有关群体构成的确切信息。一类设计中群体由30%的工程师和70%的律师组成，另一类设计中群体构成比例相反。实验的结果是这种差异对参与者的推断不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经验推断也会令人们相信两个事件的联合概率高于其中的事件之一发生的概率，这与概率理论的基本定理相悖。例如，某实验中的参与者就认为如果BjornBorg闯入温布尔登决赛，则相对于输掉第一盘的结果，他输掉第一盘而赢得冠军的结果更可能出现。

Shleifer(2000)的回顾行为金融理论的文章认为，小数法则和相似性推断可以解释金融市场中的某些反常现象。例如，对股价变动的过分敏感可能是投资者对短期利好信息的过度反应的结果。

概率推断中的另一种常见偏差是可利用性(availability)偏差，指人们通过不费力地回想出的例子来进行概率推断，结果导致赋予那些易见的、容易记起的信息以过大的比重。比如，人们总是在亲身获知某人在一座城市中被谋杀时，高估这座城市的犯罪率。认知心理学通常认为，与不熟悉的信息相比，熟悉的信息更容易被忆起，也更让人相信其真实性和相关性。熟悉和可得性于是成为真切和相关性的暗示。

（三）确定性下的决策：前景理论

有证据证明，不仅推断，而且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也都与传统的经济理论有系统的偏差。特别是，许多不确定性下的决策行为偏离于期望效用理论的预期。

对“冯·诺伊曼－摩根斯坦－萨维奇”期望效用理论的偏离最早由198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莱(1953)提出，他提出了所谓的“阿莱悖论”（另一个相关悖论见Ellsberg,1961）。例如，在获得3000美元定额机会和有80%的概率得到4000美元而20%空手而归这两种机会之间进行选择时，许多人选择前者；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宁可选择20%的概率得4000美元的抽彩机会，却放弃25%的概率得到3000美元的机会。即使事实上这两类选择方案中所得的客观结果受相同因素（即概率）的影响。这种表现出来的偏好，违背了期望效用理论所谓的替代性公理。卡尼曼提供了偏离期望效用理论的大量证据。

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是人们经常对区别于某种变化着的参照水平（如现状）的结果更敏感，而对结果的绝对水平不敏感。这种对相对变化比对绝对值更多的关注可能与认知心理学的某些已有法则相关，心理学认为人们对外部环境的相对变化比对其绝对水平的反应更大，比如温度或光照。

而且，以某参照水平为标准，相比于某一数量的收入，人们似乎对等量的损失更加反应强烈。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1992)估计，人们对一个适量损失的估价可能两倍于对等量收入的估价。也就是说，人们的偏好具有（局部的）损失厌恶的特征。小风险下，他们通常更偏好稳定状态，而不是一半对一半的机率赢12美元或输10美元。在大风险下，发现了明显的风险偏好行为，也与传统的风险厌恶假设不一致。例如，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1979)就发现，实验中10个人中有7个更愿意参与有25%的概率输掉6000美元的赌局，而不愿参加50%的概率输掉2000美元或4000美元（各25%的概率）。因为这两种抽彩的预期值应该是一样的，第一种只不过是第二种抽彩平均预留的变化形式，所以实验结果是与传统的风险厌恶假设相悖。

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的工作不仅限于这类批评，他们还在其影响深远的文章“前景理论：风险决策的一种分析方法”(1979)中提出了一种替代的模型框架。与期望效用理论的公理式形式不同，他们的前景理论是描述式的。这一理论引自实证的观察结果，而不是由一套漂亮的逻辑的公理推导而出的。后来，特维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实际可以有两种理论：期望效用理论用来定义理性行为，而用如前景理论这样的理论描述真实行为。期望效用理论可以对某些简单清楚的决策问题中的选择作真切的描述，但现实生活中更多决策问题却复杂繁乱，更复杂的行为模型是必须的。

那么，这两种理论的差异何在？在货币得失的例子中，按方程(1)所述的期望效用理论的决策尺度，要假设每个决策者都有一个在财富w之上的真实估价函数u。假设行动a导致得到财富向量w上的概率分布p,b导致概率分布q，那么当且仅当

时，决策者（严格）偏好a＞b。

与此相对，前景理论假设存在另两个函数v和π，而决策者（严格）偏好a＞b，当且仅当

其中，△w[,i]=w[,i]-w[,o]，指财富与某参照水平（可以是初始财富或欲求财富水平）之差。

两个模型有三点差异。首先，在前景理论中，决策者并不关心财富本身的最终价值，而是关心那个相对于参照点的财富量的相对变化△w。这个参照点经常是决策者当前的财富水平，决策者以此来定义与现状相对比的得失。但这个参照水平也可以是某个欲求水平：参与人在给定现有财富和预期条件下，想努力获得的财富水平。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认为一个决策问题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要“编辑”，以便建立一个面对决策的参照水平，这样就可以给决策结果“编码”了：当结果大于参照点，就是赚了；小于参照点就赔。“编辑”阶段之后，就是估价阶段，当然是以方程(3)为标准。

与期望效用理论的第二个差别是价值函数v。这个函数除了定义在财富变化之外，还具有特殊的S形状。因此，在盈利的部分是凹的，在损失的部分是凸的，而且在向两端发展时，其敏感性在逐渐消失。这条曲线在0处有一拐点，这使得相对曲线的小的盈利部分，小的损失部分更加陡峭。而期望效用理论中的函数u的形状则总是平滑和凹的。

第三点差别在于决策的权重函数，它是客观概率p或q的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单调递增的，并且在0和1两处不连续。因此，这个函数系统上赋予了小概率以过高的权重，而赋予大概率以过低的权重。

正是这些差异，使前景理论的预期可以与前面所提到的实验事实相符。由于人们对存在风险下的未来的估计是建立在与某一参照水平相关的财富变化的基础上的，所以对“编辑”阶段作适当假设，会使模型更加与以下观察结果相符：即人们总是因面对结构不同的问题，而做出不同的选择。价值函数由参照水平决定了一个拐点（这一点导致了曲线的小损失部分比小盈利部分更陡峭），这暗含一个结论，就是选择行为符合损失厌恶理论。而函数v的两端对客观概率变化的边际敏感度逐渐减弱消失，将导致决策者对盈利有风险厌恶（即过低地估价盈利可能）和对损失风险喜好（即过低地估价损失可能），这也与实验事实相符。而且决策权重函数对小概率的高估和对大概率的低估的事实也可以用来解释阿莱悖论。

前景理论也可以用来解释某些似乎背离传统经济学的行为规律。例如人们在购买家电时，总是倾向于购买昂贵的小额保险；他们也总是乐意为了省几毛钱驱车去很远的商店买些零七杂八，却不肯花费同样的精力购买能得到同比例折扣的贵重物品；他们在收到对其一生收入不利的消息时，又从来都抗拒做出减少消费的决定。

总之，卡尼曼及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了不确定性下选择问题的许多规律，而前景理论为解释这些规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卡尼曼的研究结论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也促进了后来的模型建构工作。前景理论的一个扩展—累积的前景理论(Tversky&Kahneman,1992)对原有观点进行了一些弱化。特别是，累积的前景理论考虑到了对大量的结果的预期，这与随机支配的原理相符。

前景理论及其扩展模型比期望效用理论更能真切地描述风险下的个人行为，并且已经在这方面贡献卓著。可以说，前景理论已成为风险决策领域应用性实证工作的基石。

三、总结

卡尼曼运用认知心理学讨论“回答问题－形成推断－做出选择”思维过程时的一些观点，帮助我们理解人类是如何进行经济决策的。在这条路上，其他的心理学家也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卡尼曼和特维尔斯基对不确定性下决策行为的研究工作影响最大，也最为出类拔萃。对行为经济学的其他领域，卡尼曼也做出了许多早期贡献。其中一例是他和Knetsch、Thaler(1986)对于“考虑公正”的重要性的研究工作。这一领域已经成为相当有活力的研究领域，其他研究者做了大量的后续实验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许多市场行为的形成可能是出自公正和互惠的考虑。通过这些工作使卡尼曼成为了现代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蓬勃发展的始作俑者之一。他的研究也对其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医学领域受到广泛地引用。

史密斯是在经济研究中创造推行实验这种实证方法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与卡尼曼不同，史密斯的研究工作并不是从向理性决策这一传统经济理论挑战开始的。他检验了有关市场表现的替代假设，尤其是不同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卡尼曼的调查和实验工作主要针对个性行为者的决策讨论展开，而史密斯的实验则专注于特定市场环境下，参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同时，史密斯还强调方法论讨论，发展了可行的实验方法，并且提出了构成一个好实验的必备标准。其他的研究者对这一传统继续深化研究。特别是普洛特的一些重要论文，不仅进一步发展了实验方法，还将实验方法拓展到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不过，经济学家们大多是通过史密斯的工作成果，才认识到实验室实验可以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工具。

现今，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传统上相互重合的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这种新的研究工作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所有领域都有潜在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特定的心理现象（如有限理性、有限的利己动机或不完全的自控力等）是隐藏在一系列市场结果之下的重要因素。行为理论通过艰苦的发展，理论预期逐渐与这些实验事实相符，并最终取代传统经济理论中的某些元素。金融经济学中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就是确定市场套利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清除系统非理性对资产价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