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危机原因及影响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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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美国经济由此将步入缓慢增长的动荡时期。为满足长波扩张对巨额货币供给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美国金融体系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重构，由此支撑了美国经济长达20多年的快速增长，并极大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随着长波的演进，不仅内部的扩张动力逐渐衰竭，而且外部的相对竞争力也在快速下降，实体经济对新增货币的吸纳能力减弱，由此金融创新深化所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就只能转向“次贷”和高杠杆的金融衍生产品。当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

关键词：经济长波；货币供给；经济危机；金融体系

自2007年初美国爆发以“次贷危机”为契机的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它的解释更是林林总总。这些解释各有道理，大多是“次贷”风波的直接原因，如过度的货币供给、宽松的货币监管、过高的消费率等；其中有严谨的理论基础、且逻辑分析与历史进程能够做到一致的成果则难以见到。

实际上，如果从一个较长的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看，就会发现这一切都是极其自然的，是美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这个过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开始了二战后的第二次长波跋涉，为应付巨大有效需求产生的巨额货币供给要求，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重构；巨大货币供给推动资本收益和资产价格的不断提高，从而将世界性的资源吸收到美国经济体系中，正是这种长波扩张与货币供给的相互加强，促使美国经济实现了20多年的繁荣，增强了美国的国际地位。但随着长波转换的逐渐完成，内部的有效需求动力逐渐衰竭，外部的竞争压力则逐渐加强，以金融创新为代表的金融体系所创造的巨量货币供给，在资产价格的不断上升中，就只能转向以“次贷”为主的领域。随着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及其利润率的下降，各种以利润为基础的高杠杆的资产价格必然会快速下降，由此导致以金融危机为导火线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这是美国经济运行到长波顶峰后的一种间隙性调整，也是美国经济告别快速增长而进入一个动荡性波动时期的标志，由此美国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作用将逐渐弱化，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作用则会不断加强。但因为以“次贷危机”为借鉴的金融体系的重建会极大弱化金融创新活动，货币供给将进入一个低速增长时期，所以动力机制会减弱，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至少10多年的相对低速增长时期。

一、从长波运动看美国经济危机

1长波转换机制

所谓长波，是指时间约为5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种周期，是由基础性产业或主导性产业与非主导性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所引起的。在长波下降期，随着非主导性产业的增长，原来推动长波上升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会出现供给短缺和技术性质满足不了经济发展要求的情况，同时这些产业投资回收形成的货币沉淀，使得非主导性产业陷入一种日益不利的境地。但这种对非主导性产业不利的宏观经济形势，对基础性产业来说却是极其有利的。因为产品短缺产生的高价格和投入品相对过剩出现的低价格，使它们处在高收入与低成本带来的高利润率这种极其有利的地位，进而会诱使社会在这方面进行技术创新，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一旦技术创新取得突破，基于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和创新所进行的巨大投资，就会推动整个经济不断扩张。作为技术创新国来说，这种有效需求更加强大。因为它不仅要满足国内产业及其消费对这些创新产品的需求，同时还要满足国外市场的有效需求。在这个期间，供给不足成为整个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这种巨大的有效需求成为长波上升阶段的主要推动力量。在此过程中，虽然会发生因投资转换而出现短暂的有效需求不足和因结构失衡而产生的衰退，但因有巨大和持续的有效需求推动，因此衰退的幅度较轻，时间也较短，所以该期间的朱格拉周期时间长。

当基础性或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相对下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相对衰竭，但它也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因为市场经济的投资都是矫枉过正的，当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投资完成后，其产品的供求关系就会发生逆转，即会由原来的供不应求转变为供过于求，产品价格会不断下降，而投入品价格则会因短缺而上升，所以利润率会在价格下降与成本上升的不利夹击中下降。但这种对它们来说不利的局面，却会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机会，因为主导产品价格的下降，会明显降低非主导产品的成本，非主导产品利润率会因此提高。在利润率提高的作用下，它们会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进行扩张性投资。这种投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前者投资下降产生的对宏观经济的抑制作用，使宏观经济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这是经济长波在到达顶点后能够维持约10年的主要原因。

同样，这种投资也是矫枉过正的，即会超过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供给，由此使它们之间的供求关系发生逆转，因此后者的利润率又会开始上升。然而，基础性产业的特点，却决定了在相当时间内它们并不会进行相应的以扩大供给为目的的投资。因为，这些产业的技术这时已显的陈旧，旧技术上的更新或扩张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即使技术取得一定突破，巨大存量资本的贬值风险也会阻止新技术的有效利用，该产业的垄断性质更是会强化这种作用。所以，尽管利润率不断提高，但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这时，整个宏观经济就会在高利润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受技术和垄断限制无法进行投资、非主导性产业在成本提高与收入减少下发生衰退的共同作用下走上衰退之路。

随着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技术的日益落后和供给的短缺，这方面技术创新的利益诱惑也就越大，为此会促使各方进行旨在更新原有产业或者是替代原有产业的技术创新活动的竞争，这些行业的高利润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旦创新技术完成并趋成熟，基础性产业的更新或替代也就开始，新的一轮长波也就出现了。

2美国的长波运动

从长波过程看，当前发生的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过程中到达高峰时的一种调整，是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后有效需求下降的一种自然过程。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基础性产业和非主导性产业更新的完成，美国经济进入长期投资的回收过程。在长波机制的作用下，大量产业和资本向外转移，整个经济由此陷入相对衰退状态，国际竞争力不断下降。在内外交困的压力下，美国进行了以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为主导的技术创新，经历10多年的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突破并进入大规模运用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约1983年前后)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了二战后的又一次长波。

为完成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美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产业更新和创新投资。同时，作为技术创新国，美国的创新产业不仅要满足本国的需要，而且还要满足其他国家基于同样目标的需要。巨大的需求使得美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快速增长，期间还出现了历史上持续增长时间最长的朱格拉周期，并吸收了世界上近70％以上的新增储蓄，美国由原来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变为最大的资本输入国和债务国，美国自然也由此成为该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经过约20年的持续增长，美国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大致在21世纪初(具体时间约在2001年前后)基本完成新长波中的更新，由此来自这方面的需求不断减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开始减弱。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主导性产业更新完成产生的投资规模减少并不会立即导致经济的持续衰退。这是因为基础性和主导产业的超前发展为非主导性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旧长波中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被彻底打破，由此它们会在成本下降和社会需求增长的有利环境下进行竞争性的投资。这种投资，在一定范围内甚至能够抵消前者因投资下降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继续推动宏观经济增长。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增长的原因。目前美国正处在这个过程的中后期。

不过，随着非主导性产业投资的进行及其完成，尤其是随着新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散，美国面临的内外部条件会向着日益恶化的方向转变。如在内部，随着产业更新的逐渐完成，有效需求在不断减少；外部i随技术的日渐成熟和扩散，国外创新产业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它们会因为更低的成本而取得相对竞争优势，因此不仅侵蚀原来由美国垄断的海外市场，而且会反过来蚕食美国的国内市场，由此产生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只是在金融创新活动日益深化而创造的巨大货币供给的惯性作用下，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和对海外资金的巨大吸引而得以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但这种情况是不能长期持续的。随着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以其为基础的各种资产价格会受到强力抑制。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因为实体经济利润率的下降而使得以房地产等为主的各种资产价格变化发生逆转，许多人因此无法偿还贷款的结果。

如果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的整个经济表现，与二战后到60年代的经济情况作一对比，就会发现两者非常相似(高峰，2002)。上一次长波，即时间约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初结束的这次长周期，长波的快速爬升期应该在30年代中期到50年代，但由于二战影响，这个爬升期延迟到60年代，除了1954年与1958年两次短暂的绝对衰退外，大部分时间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其中在1961年2月至1969年12月，曾出现了106个月的繁荣期。如果以绝对增长率小于零为标准，那么该周期是从1958年开始到1970年结束，时间跨度为12年。进入70年代后，美国经济开始进入长波衰退期，周期频率加大，这个时期也就是人们熟知的“滞胀期”。经过10多年的调整，美国经济从1983年前后开始进入以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技术革命为主的新长波，为完成长波转换所需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及实现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需求，美国经济在20多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快速增长，如除了在1991年出现短暂而轻微的衰退外，从1981年到2001年实现了稳定快速的增长，在1992年至2001年，美国出现了历史上最长的持续120个月的繁荣期，这在整个西方世界是独树一帜的，由此使美国在滞胀阶段衰落的地位和竞争力重新得到恢复和加强。

从美国经济的运行状况看，最近发生的这次经济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在长波运行中到达顶点而发生转折的一种自然过程。它表示美国经济已经完成了在新长波中的基础性和主导性产业的更新，并且非主导性产业在长波中的技术更新也进行了多年，因此已进人长波平稳阶段的中后期。目前发生的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是该过程进行重大调整的一种先兆，它表示美国经济在完成一个新的朱格拉周期后，将进入长波的衰退期，因此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不断减缓。

二、货币供给角度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这是造成危机总以货币或金融危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要原因。所以，市场经济的变动要得到说明，就必须从货币供给角度得到证明。从某种角度看，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和新增利润等于货币供给的增长(柳欣，2003)。因此，保持货币供给量的较快增长，不仅能够给资本带来更多的利润，而且能够推动经济较快增长。

1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给主要是内生的。这是因为，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它的数量必然会随着财富价值的变动而改变，这种关系在实物货币时代，如黄金货币时期是非常清楚的。在现代，虽然信用货币取代了实物货币，但货币供给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改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财富与货币的界限是极其模糊的，其中的差异仅仅是流动性的大小。

正因为实际财富与货币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当信用货币取代商品货币后并不改变这种关系。如当今货币发行主体的商业银行，是以资产抵押来发行货币的，这必然使得货币的发行量与社会财富的变化保持较高程度的一致。这种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货币供给系统，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是联系在一起的：银行的负债，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和企业的金融资产；银行的资产，则主要对应企业和家庭的负债；而企业和家庭负债，在资产抵押的货币供给关系中，对应的必然是实际的资产。这种内在联系，使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银行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多发行了货币(可以获得更多的借贷利息差收益)。假设这些新增货币都以贷款的形式投放给了企业，那么就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还会增加企业的财务成本)，同时也会提高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或者说会降低银行的(自有)资本充足率。我们知道，前者的提高，也就是银行资产风险的放大；后者的提高，则是银行债权人即银行储户资产风险的增加。储户为降低风险，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银行转移资金；银行为降低风险，则会从高资产负债率的企业回收资金。所以，这种关系会使市场经济的货币供给保持与社会储蓄(经济增长)、企业资产(利润)相适应的比例关系。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低于个人储蓄和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在收益与风险的相互关系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扩张信贷；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快于个人储蓄与企业资产的增加，银行的风险就会放大，在同样的机制作用下，会促使银行收缩信贷，因此减少货币供给。

然而，这里的一个矛盾是：不追加货币供给，就不能保证企业还本付息，企业也不可能得到净利润，经济增长也就没有可能；追加货币供给，则会不断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放大信贷风险，最终会导致银行体系的瓦解。这种机制，使得银行体系总是处在扩张信贷与收缩信贷的矛盾之中。

不过，尽管有这种关系，但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和资产价格的基础上，货币供给仍然会出现不以人们意志决定的周期性波动。如在经济周期的复苏阶段，随着利润率的提高，资产价格大幅度上升，由此明显降低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促使银行大量增加货币供给。货币供给的增长，会进一步提高平均利润率和资产价格，由此反过来会促进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货币供给、利润率与资产价格之间具有一种相互促进和加强的机制。在这种机制及银行之间的竞争关系下，为争夺其中的利益，各商业银行会竞相进行扩大货币供给的竞争。随着货币供给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中抑制机制的力量会不断加强，如企业与银行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提高，由此放大金融风险；同时实体经济中的利润率会随着宏观经济扩张到一定阶段而下降(消费倾向会下降、净出口会减少、财政净支出也会下降等，由此使企业的总收入相对于总支出而下降)，由此抑制资产价格的上升。一旦利润率开始下降以及资产价格上升的速度减缓或下降，信用风险就会显现。这时，各银行为避免损失进行的回笼信贷的竞争，会演变成整个行业系统的极端无理性行为。因为如上面指出的那样，整个银行体系要保证信贷的还本付息，就必须追加货币供给，如果银行减少货币供给或回收信贷，那么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而且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整个银行体系的亏损甚至崩溃。但在竞争性的体系中，这种结果却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信用风险一旦发生，市场上原有的大量货币供给会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原因。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利润率与资产价格就会进一步下降，宏观经济也会因此步入衰退。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减少货币供给。所以此时，如同扩张性相互加强一样，它们之间的衰退也会相互加强。

2货币供给体系性质因经济需要而不同

虽说市场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但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却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对它的需要决定的，经济发展的不同需要，对货币供给体系性质的要求是不同的。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是指对于一个社会的货币供给体系(其中主要是银行体系)，法律对它的管制是否严格，银行体系是否由政府经营或由政府控制，政府是否对银行的资金投向进行干预，是否对银行的负债进行担保，当银行出现危机时是否进行援救并且承担亏损等。银行体系的健全程度，主要指银行体系的制度建设是否完善，政府对银行的监管是否严格，银行的自有资本是否充足，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从而预算约束的程度是大是小等内容，其中对风险的管理是否严格和敏感，是银行制度是否健全的最主要标志。

一般而论，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与货币供给量密切相关，即货币供给体系越不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多；货币供给体系越健全，货币供给量越少。因为，银行体系不健全，为追求更大的个别利益，银行就会突破道德风险和制度的约束而发行更多的货币供给；较为健全的银行体系，由于有较严格的制度和道德风险约束，因此货币供给量会受到较大限制。所以说，货币供给量与银行体系性质密切相关。由此可以看到，除非有较大规模的国外资本的输入或输出，一般地说，货币供给增长较快的社会，都是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不健全的国家，如我国、东南亚金融风暴发生前的东南亚各国、泡沫经济破灭前的日本、新长波以来的美国等；而那些货币供给体系较为健全的社会，如泡沫经济后的日本等，货币供给量则较小。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经济体系会创造出与自身需要相一致的货币供给。即当经济发展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时，往往会出现较不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而当经济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时，则会出现更加健全的货币供给体系。如日本，从二战后到泡沫经济破灭时，由于要完成工业化和超越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需要较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因此出现了预算约束极其宽松的银行体系；当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长缺乏有效的社会支持，从而不需要太多的货币供给量，它的货币供给体系也就趋向健全，这是日本在“次贷风波”中受冲击影响较小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说明，健全的金融体系与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一个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选择(杨文进，2006)。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能够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但却会阻碍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较不健全的金融体系，虽然有可能促使经济较快增长和提高国家竞争力，但却会带来经济的剧烈波动，金融体系本身也会遭受周期性的繁荣与崩溃。如何协调两者间的关系，是对人类智慧的重大考验。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还远没有成熟。

3美国的长波转换与货币供给体系的重新构建

上面讲到，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说明，就不具有理论上的完整性。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与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样必须从货币供给方面得到证明。

美国经济进入新的长波后，需要大量的货币供给来满足经济发展需要，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了以“金融创新”为主要内容的金融体系改革。我们知道，“金融创新”的实质就是规避法律管制而创造更多货币供给，或者说，金融创新就是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行为。正是在不断深化的金融创新活动中，大量的货币供给或流动性被创造出来，满足了美国经济长期扩张的需要，使得美国经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持续的增长。这种情况与西欧、日本等形成明显对比。正是这种能够创造更多货币供给的金融体系，保证了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为美国获取了巨大的国家利益。

货币供给不仅与经济增长相联系，而且与资本利润相联系；资本利润则与资产价格密切相关，资产价格又与内生性的货币供给相联系。所以，货币供给、经济增长、收益增加和资产价格之间存在着相互加强的作用(反过来也存在着相互收缩的作用)。这种情况说明，只要货币供给体系的性质允许，经济一旦增长，它就会内生出自身所需要的更多的货币供给。

较高的资产收益和快速的资产增殖，不仅会内生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且会将那些资产收益较低国家的资金吸入美国，进一步强化货币供给的力量，同时也保证了美国资本的高收益。如在20世纪90年代，除美国外的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利润率都处在下降阶段，而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却在不断增长(罗伯特·布伦纳，2003)，由此成为吸引那些增长较慢国家资金的蓄水池。如进入长波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世界新增储蓄的70％多，由此使得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前的资本净输出国变为资本净输入国。如到2007年，美国在国外的净资产为-24420亿美元。如果没有世界各地持续涌入的大量资本，美国经济要保持长达20多年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显然，如此巨大的资金输入，必然会进一步推动美国经济的扩张和资产价格的上涨，这种扩张又会带来更多的资本输入，从而带来更大的货币供给。这种情况，可以解释为什么货币供给增长较快国家的汇率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现象(杨文进，2006)。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货币不仅是交易手段，更是资本。资本的价值是由它所能带来的收益决定的，较快的货币供给，意味着较大的资本收益，所以该货币的相对价值也就较大。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货币供给增长速度慢于美国，因此日元对美元的相对价值也在不断下降。

4超量货币供给的结果一定是金融危机

金融创新活动增加的货币供给，虽然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如上面讲到的那样，它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金融危机。一旦经济体系提供的新增利润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货币供给获得一定量利润的需要，货币供给增加的过程就会停止。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资产贬值、经济衰退的相互作用过程就会开始。

随着主导性和基础性产业更新在经济长波中的逐渐完成，实体经济对货币供给的需求会逐渐下降，但在资产价格上升和国外资金涌入的背景下，货币供给却以更大的规模创造出来，为使这些资金得到利用以维持金融体系的利益，金融创新过程的深化也就不可避免。

根据银行与企业之间对应的资产负债关系，新增的货币供给形成企业对银行的负债，因此，一个社会新增的货币供给越多，则企业对银行的负债规模也越大(资产负债率也越高)。因此需要向银行支付的利息也就越多。如果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慢于货币供给增长量的话，那么必然会出现企业收入的增长慢于利息支出的情况，这是造成经济繁荣阶段企业效益下降与银行效益上升的矛盾现象、并最终引发货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在金融资本侵蚀实体经济利润的情况下，要保证货币供给的规模不减少并维持金融资本的利益，提高货币资本的利用效率就必不可少，除了不断提高金融资产的杠杆率之外，信贷资本配置的高风险化，或者说低劣化也就不可避免。如在资金供给相对短缺时，资金供给的对象必然是那些资信质量最好的客户；随着货币供给的宽松，资金供给会向中等的客户扩张；当这些客户的资金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而仍然有大量需要被利用的资金时，在竞争性的银行体系作用下，金融机构会身不由己地将大量的过剩资金投放到低质量客户身上。这种做法也是金融机构取得更大利润的一种手段。因为，借贷者的质量越低，所需支付的利率就越高，所以，金融机构一定量信贷获得的利润就越多。自然，对低等级借贷者的放贷，除了追求更多的利润与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需要外，还与金融机构对资产价格持续上升的良好预期有关。实际上，对那些资信质量差的客户发放信贷，并不是因为银行相信他们能够以自身的收入来偿还贷款，而是来自于银行相信这些贷款抵押品的价格会不断上升，由此能够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将风险转嫁出去。只要资产价格处于上升通道中，即使银行知道一些劣质客户最终会因信用违约而不能偿还信贷，但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也会迫使所有的金融机构向他们发放信贷，否则就会出现效益下降而竞争力降低的现象。

然而，以资产价格上升为基础的货币供给是不可能无限扩大的。随着实体经济有效需求的下降和金融利润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各种资产价格必然会在实体经济的利润下降中贬值，货币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同时，在货币供给的持续增长中，银行、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率会不断上升，信用风险不断积累，当其超过一定程度时，避免风险所产生的信贷收缩会进一步加强利润的减少和资产的贬值。这时，货币供给减少、资产价格贬值、资本收益下降、经济衰退之间就会相互加强，原来市场上泛滥的货币供给就会在一夜之间消失，由此信用危机发生并进而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三、国际竞争关系下的美国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危机不仅是经济长波运行到一定阶段和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际经济竞争的必然结果。

1长波位置与国际相对竞争力

长波运行不仅决定一国经济运行状况及趋势，而且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相对竞争力及其变化。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不同，因此它们之间同一时期所处的长波位置也是不同的，甚至可能处在不同技术水平的长波之间。各国之间在长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在同一时期的相对经济地位，但在长波的运动过程中，这种相对关系会不断改变。

一般地说，在同一长波中，技术领先国在后进国还没有全面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上升时期，其在国际上的绝对和相对经济地位都会不断提高。与此相比，后进或较后进国家的传统产业，因受到需求结构变动和更后进国家具有相对优势的竞争而会相对衰落，先进产业则因技术相对落后而竞争不过技术领先国(如美国)而萎靡不振，因此经济增长速度要慢于技术领先国。但随着这些先进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较后进国家逐渐掌握而全面进入新长波后，技术领先国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就会因此不断下降，经济扩张的势头就会不断地被削弱。这说明，如果一国在新长波中越早取得相对与绝对的竞争优势，那么它同样会最早进入衰退过程；与此相反，进入新长波越迟的国家，则会在长波的衰退期中取得日益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相对竞争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决定，成本高低则与绝对发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对竞争优势与国家的绝对发展水平成反比。这说明，随着长波的演进，处在同一长波，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其相对竞争力越高。使发达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的另一个因素是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转换，存量资本巨大，这使得许多在此过程中取得的最新技术，由于它们的使用会导致存量资本的巨大损失而被排斥，必须转移到不存在这种损失或损失很小的后进国家使用，这正如美国在20世纪60-70年明的许多新技术首先被日本使用一样。这样，在与后进国家的竞争中，先进国家既不存在技术上的优势，生产成本又比后者高，所以在竞争中会处于日益不利的地位。与此对应，也就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绝对与相对地位在不断下降。

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意味着另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当技术创新国在上面所讲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时，那些技术上比其后进一些的国家，会因相同甚至更优越的技术和更低的成本、从而更强的竞争力而取代它们原来的地位，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样。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术创新国的情况一样，它们也不会长期处在这个位置。因为随着经济扩张，生产成本会不断上升，它们对先进国家的相对优势会不断丧失；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国家，会如同它当年取代技术创新国的竞争力领先地位一样取代它的领先地位——这些国家在成本和技术方面都更具有竞争力，这正如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的东南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所以到一定阶段，这些比技术创新国落后而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相对衰退。只要新的长波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转换。

这个过程说明，在同一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绝对与相对竞争力，从而国家间的相对地位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在长波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成正比，即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会在长波的初期甚至中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后期这种优势会不断消失，后进国家的竞争优势则会不断加强。

2长波相对位置与美国的经济危机

美国当前爆发的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长波关系决定的美国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决定的，或者说是国际竞争及其利益分配变化的结果。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中期，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经济相对衰退，西欧相对加强，日本经济则强势崛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然而，进入8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逆转，美国经济强势崛起，西欧经济不温不火，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这种情况直到进入新千年后才逐渐改观。西欧经济持续增长，日本经济的增长强度虽然不是很猛烈，但持续增长的时间却是战后以来最长的，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80-90年代以来它们与美国之间的非对称现象。

西欧和日本与美国之间经济力量或竞争力相对变化的情况，从它们之间汇率的变化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如从1999年欧元开始使用到2002年，处于持续贬值之中(由发行时的l欧元兑1.174美元，贬值到2002年1月的0.8115美元)，此后持续升值，并在2008年8月达到最高时的1欧元兑1.6美元，升值率接近100％；日元兑美元的情况与此类似，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贬值，到2002年1月100日元兑0.74美元，然后持续升值，到2008底已升值到兑1.1美元，升值率达48.6％。在此过程中，美元对其他国家如“金砖四国”和海湾国家货币的汇率也处在持续下降之中，由此反映美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相对竞争力的变化。

汇率的这种变化，反映的不仅是相对竞争力的变化，而且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原来长期向美国倾斜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渐向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欧、日本、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上游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国等倾斜。如前面讲到的，20世纪80-90年代，在美国平均利润率上升时期，西欧和日本的平均利润率则处在下降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发生明显变化，西欧和日本的资本利润率明显提高，而美国的资本平均利润率则呈下降趋势。正是这种竞争力和利益分配关系的变化，使得进入新千年以来的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在美国经济与其他长波追随者之间相对竞争力此消彼长及其引起的利益分配调整过程中，还伴随着另一种重大的国际利益分配关系的改变。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后，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张，尤其是发达国家和“金砖四国”经济的强势扩张，初级产品已由原来的相对过剩变为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如石油价格由20世纪80年代的每桶20多美元，上涨到2008年最高时的147美元，其他各种有色金属、铁矿石的价格，近几年都上涨了数倍，由此世界经济利益分配的重心日益向资源国转移。由于初级产品的供给难以在短期内调整，因此它们的短缺，会像瓶颈那样制约世界经济的发展，价格的持续上升则会从动力机制方面抑制世界经济增长。所以，当初级产品的供给短缺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价格水平上升到一定程度后，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就达到了顶点。这种情况对美国来说必然更加突出。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初级产品和能源的消耗国与进口国，这些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升，不仅极大地增加美国的贸易逆差，而且极大地降低美国经济的相对竞争力。

显然，在以上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相对竞争力必然会不断减弱。这种减弱所产生的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价格上升速度的减缓，不仅会阻碍国际资本的输入，而且会促使资本外流；资本外流产生的货币供给减少，迫使银行收缩信贷，由此货币供给减少、利润下降、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下降等就会相互加强而引发经济危机。

四、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

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到一定阶段，以金融危机为先导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每次经济危机为何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货币供给的变化则是建立在资产价格变化的基础上，而资产价格又以(实体经济的)资本的收益率为基础，资本收益率则又建立在货币供给基础上，所以市场经济体中的经济危机必然要以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竞争性市场经济基础上，资本收益率的变化是先于宏观经济变化的，也就是随着经济高涨，在成本推进(要素和上游产品供给短缺而使价格上升)和收益相对减少(收入增加导致消费倾向下降、财政盈余增加、外贸逆差增加等)的情况下，资本利润率会由升转降，而宏观经济总量则会在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中继续扩张(杨文进，2006)。一定范围内，利润率下降速度越快，各资本之间的竞争就越激烈，就越需要通过扩张来应对竞争，所以，宏观经济会在微观效益下降中继续扩张。但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运行是由微观机制决定的，随着资本收益的下降，各项资产的价格会下降，由此引起货币供给减少。正是这种机制，决定了股市要先于宏观经济衰退。货币供给一旦减少，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会强化资本收益的减少而促使资产价格的进一步下降，由此导致以资产为抵押的信贷出现违约而引发金融危机。所以说，经济危机虽然总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但核心内容则是实体经济出现了问题，是其中的利益分配重心向要素所有者和上游产品供给者倾斜，导致有效需求和资本利润率下降的结果。

显然，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它就会反过来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伤害。这种伤害，除通过财富效应产生的消费需求减少和(托宾)“q效应”导致的投资减少外，最严重的还是来自货币供给突然大幅度减少所引起的整个经济体系的紊乱。这时，货币成为“唯一”的财富，然而在这个最需要货币的时候，大量的货币供给却因信用体系的崩溃而在一夜之间消失，如银行因巨大的坏账损失而处在头寸极端紧张甚至倒闭的风险中，回笼货币成为它们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商业信用和企业信用同样会因为银行信用的收缩和日趋紧张的市场环境而萎缩。显然，有效需求的萎缩和信用的紧缩，必然会迫使大量企业缩减生产与投资，甚至促使大量企业倒闭。企业倒闭引起的不断扩大的银行坏账和资产贬值等，则会强化整个信用的收缩，从而进一步损害实体经济。由此，局部的金融危机也就转化为全面的经济危机。

五、美国危机到世界危机——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振荡

在“次贷危机”发生初期，人们曾设想，该危机仅仅局限于美国和金融领域；到2008年中期，危机甚至有缓解的迹象，有人认为，危机已告一段落；然而2008年9月以来，危机却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开来，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被卷入其中，不仅金融体系面临崩溃，实体经济更如自由落体般坠落。这种情况，是1929年大危机后未曾见到过的。如二战后，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多次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及经济衰退，但并没有转化成像今天这样的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是什么原因呢?公务员之家

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较大，显然是其中原因之一。世界经济的变化方向，就是由其中占绝对比重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运动方向支配的，而美国又在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美国经济的衰退必然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但如上面指出的那样，二战以来，美国也曾经发生多次严重的衰退，但却没有引发世界性的严重经济衰退；更主要的是，美国虽然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但实体经济的衰退时间却是后于西欧和日本，程度也更轻，说明当前发生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并不完全是由美国经济的变化所引起的。

美国金融危机而使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大冲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上面讲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吸收了同期70％以上的世界新增储蓄，其中的大部分是通过私人金融体系实现的，金融危机后，致使其中的相当部分成为坏账，由此必然会对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重大冲击，进而产生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说明，美国对世界储蓄无节制的吸纳与高度开放的世界金融体系，是美国的金融危机转化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金融危机却并不一定转化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如20世纪90年生的日本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都曾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但却没有转化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其他方面。

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这次危机之前，世界经济之所以没有再出现二战前那种世界l生的大萧条，缘于二战对各国破坏程度的不同，从而打乱了原来相对同步性的周期活动，使它们之间的朱格拉周期出现了反向运动，即当美国经济高涨时，西欧和日本的经济相对疲软；而西欧和日本经济相对强势时，美国经济相对乏力，由此它们之间能够进行互补调剂而相互熨平周期，如衰退的国家能够向扩张的国家出口过剩商品而减轻衰退的程度，扩张国家则能得到所需的资源而保证扩张的顺利进行，这是二战后各国经济运行相对平稳、世界经济没有出现大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进入新千年后，世界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明显的同步性，如在美国的实体经济陷入衰退之际，西欧和日本的实体经济反而先于美国进入衰退，这种同步性会使它们之间的经济波动相互叠加，产生世界性的剧烈波动。如前几年各国之间同步性的扩张，导致世界初级产品和资本供给的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升，使世界利益分配重心向初级产品和资源供应国方向倾斜，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当各国经济出现衰退时，相互性的叠加会极大地加剧衰退的力度，由此使得初级产品价格在一夜之间发生180度的供求转换。这种变化，使得美国经济发生衰退时，不仅缺少其他国家的协助，反而要承受这些国家更加激烈的竞争，由此引发世界性的经济衰退。

世界经济利益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即利益分配的重心向资源型生产国倾斜，这也是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如近几年，石油和各种矿产品价格大幅度上升，这种上升，不仅提高了使用者的生产成本，从动力机制上制约它们的增长，而且会像瓶颈那样从数量上制约它们。因为这些产品的供给，在短期内是无法调整的，所以当这些产品的供给出现严重短缺时，世界经济的增长就走到了尽头，必然会通过衰退来调整。

六、未来经济展望

在经过巨大衰退和各国政府采取积极性扩张政策之后，世界经济目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但未来趋势仍不明朗。虽然美国经济重新进入增长过程，但要彻底摆脱危机的影响，则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如上面讲到的那样，较不健全的银行体系及一国经济，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会因创造出更多的货币供给而具有更大的竞争力，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它们最终要承受经济泡沫破灭而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美国经济因此享受的持续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不可能通过短期的衰退就得到偿还，经济的不稳定性将会持续较长时间。考虑到美国经济即将步入长波的下降期，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又出现高度的同步性趋势，这种情况会更加明显。如其金融体系仍不稳定，失业率也居高不下，财政赤字不断增加等，都表明美国经济运动的不稳定性和方向的不明确性。更主要的是，各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由此会放大世界经济周期衰退的程度。在此过程中，为转嫁经济危机而进行的贸易保护措施，都会严重阻碍世界经济复苏的力量。

不过要看到的是，虽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下降，但其经济毕竟尚处在长波的中后期，还存在一个平稳的增长时期。最主要的是，美元还是不可替代的国际储备货币，可以通过这种地位来转嫁部分危机。因此在短期内，对美国经济及其在国际上的相对地位并不会造成太大伤害，如美国尽管是危机的发源地，但衰退的程度在西方世界中却仍然是最轻的。实际上，美国是本次世界经济危机中的最大赢家。因为，美国通过金融创新等活动，吸纳了同期世界上的绝大部分新增储蓄，使本国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扩大了与西方其他国家的经济差距，由此得到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好处；当危机来临时，却是美国吃药，全球买单，而且在危机发生后，寻找避风港的行为，反而促使更多的资金流入美国。所以，美国经济虽然会在衰退中持续较长时间，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美国已最早进入复苏过程，西欧和日本次之，发展中国家则会受到最严重的伤害。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最大影响，将是世界金融体系的重建。汲取本次危机的教训，各国政府会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金融体系会变得更加稳健，金融创新活动则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在这种背景下，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会明显下降。这对那些依赖外部资金、自身金融体系缺乏独立性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会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