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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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

在中共中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建议》中使用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提法后，各方面对该问题的讨论兴起，集中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底转变什么，比较典型的看法有：(1)由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向内涵扩大再生产转变；(2)外延的粗放型向内涵的集约型转变；(3)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4)由轻型结构向重型结构转变。

在认识和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面要克服三个误区：一是认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是粗放增长。事实上，马克思并没有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技术进步对立起来，数量的扩张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原有技术水平上的数量扩张，其二是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数量扩张，外延的扩张可能是任何国家在任何阶段都必不可少的；二是认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就是粗放经营。事实上，同样是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也可能有集约型的经营方式和粗放型的经营方式，如在同一技术水平下扩建，可以有严格的项目管理和工程成本控制，也可以有铺张的、不计成本的项目管理；三是认为内涵扩大再生产比外延扩大再生产效益高。不同的资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下，就有不同的有效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选择增长方式的机制

（一）跨期安排

我们所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的衡量标准是其持续性。所谓持续性，就是在未来仍能保持今天的增长，而不是停滞。那么，是哪些因素制约了经济在未来的增长？我们认为主要有：(1)因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资源的再生和新的资源的开发速度，或者超过了节约使用资源的技术发展的速度，导致经济的增长面临资源的强制约；(2)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过度使用和掠夺性经营导致环境不可自动恢复的破坏，而增加了在未来的环境治理上花费巨大的成本；(3)忽视技术进步、新产品的开发、人力资源的积累而导致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在未来被高水平的企业和区域所超越；(4)没有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调整生产关系的意识，回避经济增长中的体制性因素，如不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没有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重组企业、产业，回避矛盾，致使失去调整的机会，问题累积甚至发生质的跃迁。

未来是植根于现在的，也是现在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加以防止的，既然如此，就不应该有未来的风险。产生未来困境的原因有二：一是囿于人们主观认识和知识的限制，没有认识到风险之所在；二是“时间的不一致性”导致人们对未来因素的忽视。

产生时间的不一致性的根源在于成本、收益的时间安排，比如，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今天节制资源的使用，则会减少本期的收入，而其好处是未来的；要决定是否节制使用资源就得将未来的收益与今天的收益减少相比较，也就需要将未来收益加以折现，而折现率的大小与人们对未来的关注程度有关。又如，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企业的内在动力牵引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对于企业而言，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只是其积累资本的方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比创造品牌更有效，成本更低，因为很大部分成本已经转移），只要资本积累了，就有未来，所以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行为，而只是积累资本的手段。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对于维护近期的就业、财政收入、当地居民财富等有正面的作用，所以政府就没有积极性打击假冒伪劣，虽然生产假冒伪劣对未来不利，但是未来对于政府官员而言远没有近期重要。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人们对于当期和未来福利的认识有关，在不同的增长方式下，成本和收益不一致：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当期成本更高，而粗放型增长方式可以将成本转嫁于未来；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收益有很多是社会收益，而没有转化为私人收益；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成本是当期的，也是确定性的，而收益是不确定性的；相反，粗放型增长方式的收益是当期的，确定性的，而很大部分成本是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从人的基本特性来看，追求确定性收益而接受不确定性的成本往往更常见。

（二）条件

在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时，初始条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不同的选择环境中，人们可以进行的选择空间是不同的，有时有很大的选择空间，有时往往别无选择。那么，选择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需要怎样的条件？我们认为有几个方面：(1)政府、企业能得到充分的激励，能在集约型增长中获得差别收益；(2)政府、企业有足够的压力，选择粗放型增长将承受当期损失；(3)集约型增长的收益大于粗放型增长的收益。

符合这些要求的制度和经济环境主要有：

1.需求主导，即需求对供给形成强有力的制约，满足需求方的价格和质量要求成为供给方的基本决策，这必然要求：(1)产权明晰，供给方得到激励，而不是“无所谓”；(2)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大于需求。当然，市场的平衡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在粗放型经济增长中，需求的增长往往超过供给的增长，直到需求面临供给的边界。但是，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战争和其他紧急状况下，需求是紧迫的，需求方很少有选择的机会。

2.量的扩张的需要小于质的提高的需要。

3.社会性与私人性得到较好的结合，即损失的不可转嫁性和收益的内化，如上游对污水不经处理即排放到长江，使下游的南京、上海沦为缺水城市；如果对环境进行治理，则带来的收益有众多的主体共享。因此，需要产权和社会管制，如环境污染的损失由厂商承担，或者厂商用污染环境的生产方式所获得的超额收益与因污染而遭受的惩罚相当。

三、增长方式的锁定

选定某一种经济增长方式以后，存在着自我增强的机制，使经济运行在该方式上越走越远，经济锁定于该种方式。

（一）退出成本

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向集约型经济增长需要承担相应的成本，因粗放型经济增长的自我增强使经济系统锁定，退出成本很高。退出成本包括：(1)资源耗竭型增长导致政府管制资源价格，使之保持低价和过度消耗，于是其他因素的相对高价导致这些因素的需求不足，如果节约资源，势必提高资源价格，也就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成本，使产品失去竞争力，比价的调整不能顺利进行；(2)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受限制，集约型增长所需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得不到保障；(3)资源价格的提高使资源的使用量减少，从而使经济和系统由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到使用下降，出现供给过剩，如劳动力、煤炭等；(4)经济系统与社会政治系统结合，使之复杂化，如失业导致社会不稳定、行政寻租，资源的闲置使政府面临扩大资源使用的压力。

（二）博弈

不同的企业、地区之间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进行博弈，即一方根据对他方的特征、支付函数和行为的了解决定自身的行为，这种行为方式的结果可能是理性的，也可能是不理性的，即出现集体的无理性，囚徒困境是一个描述的范例。尽管两个人都是经济人，其决策的目标函数是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由于双方的博弈行为，结果对大家都不利。为什么大家不能选择“不坦白”？因为大家对“对方”缺乏信任，博弈为“非合作”博弈。

博弈分析表明，多人的社会行为与个人行为是大相径庭的，许多人的集体行为也可以用多球体运动加以描述（甚至流体运动）。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如珍惜生命、珍惜未来与短视者，富饶与贫困者等，但是他们共生于一个系统中，所以社会的复杂性是内在的。

在社会中，因为博弈行为的存在，还存在粗放型增长的竞赛，如大家都争先恐后地使用资源、污染环境，导致总体上对资源使用的无节制，使水、土地、森林、动物等以加速度递减，很快陷入衰竭之中，大家都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导致优质产品难以保持优质。为什么会出现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竞赛？这是博弈的结果。如果某人不选择粗放型方式，别人的粗放生产力式的强外部不经济便会使其被动并承担相应的成本，因此他既要承担改变生产方式的成本，又要承担社会成本，因此理性的选择当然是粗放型增长方式，甚至比别人更粗放的方式，以便在这种竞赛中更加主动。

四、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

经济增长方式与一定生产力水平有着相互适应性，它是反映特定的经济增长动力、目标和经济资源动员、消耗水平的经济范畴，所以经济增长方式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对应的，没有绝对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在考虑经济增长的质量时，常犯一种把经济增长质量与产品质量相类比的错误，产品质量的优劣是相对显性的，也是绝对的，因为它既包括绝对的技术指标，也包括主观的对人的消费需要的满足的程度，但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则不同：第一，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经济增长的质量不同；第二，不同的可用资源结构所对应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如同样的炼钢，单位煤耗不同、人力不同，但是我们也很难据此就说某个国家的质量高，某个国家的质量低，因为还有其他资源的消耗；第三，在把握经济增长方式时，动态的、局部的观点是十分必要的，今天的集约式型方式在明天看来可能是粗放的，中国的集约在美国看来可能是粗放的，所以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只能表示差异和变化，很难据此下粗放或者集约的结论；第四，如果把数量主导视为粗放，质量主导视为集约，则几乎没有纯粹的粗放或集约，数量与质量是共同演化的，量的扩张的外部性之一是质的改善。

所以，判断经济增长质量优劣的标准是：(1)竞争能力，即某个国家、地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高低；(2)可持续性，即其经济增长是否牺牲眼前利益而专注于长远发展，是否以知识的增加、人力资源的改善、技术水平的提高、声誉的积蓄、竞争能力的递增来获得经济的增长。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应该用经济效率的增长率而非绝对的经济效率表示经济增长方式。目前理论界把TEP贡献率大于50%视为集约型增长，小于50%视为粗放型增长。这就是一种绝对的观点，而很难说当经济发展的轨迹为TEP贡献率从20%增长到40%的经济增长方式不是集约型增长。1960-1973年，意大利的TEP贡献率、经济增长率以及TEP增长率分别为64.6%、4.8%和3.1%，而同期日本各指标值分别为41.3%、10.9%、4.5%。那么，哪一个国家的经济更加可取呢？

再看世界银行列示的1960-1985年部分国家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可见，用绝对的全要素生产率值不能反映经济增长方式，如我们不能说美国的经济增长比西德、法国的经济增长更加粗放，或者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是5国经济增长中最粗放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如果只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的绝对值，势必得出错误的结论。

应该说，TEP贡献率只能说明在某一个经济增长期内，由TEP提高和各要素增长之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份额，它既不能说明经济效率变动的大小，也不能说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各个国家之间进行经济集约化水平的程度。计量分析表明，TEP增长率的变动趋势为：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提高，在后期则稳定甚至下降。

与国别比较不同，对于国内地区的比较用利润等指标是可以反映其经济增长方式的，因为：第一，一国内部经济参数相同，不会发生因参数不同对经济活动的强差异引导，如价格因国与国之间的壁垒而发生变异，从而其成本和消耗水平的价值指标没有可比性；第二，同样的参数水平下，价值量与实际的“实物消耗量”可以基本等同。当然，利润等指标不能反映因国内价格管制所导致的、因各地区经济的投入与产出品差异而产生的非增长方式效应。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思路

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措施时，我们要防止两个极端，一是“技术决定论”，二是“制度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忽视制度的影响或者把制度视为外生变量，忽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动态的互动。正如诺斯在《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文所指出的，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狭隘性是不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我国的周振华在《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战略定位》也指出，“目前在谈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通常将技术进步作为核心内容”。“技术救国”是带有雄厚文化基础的思想，所以“科技兴国”、“科技兴市”等似乎就代表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经济学家进一步发现，单纯用技术创新不足以解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诺斯研究发现，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西欧的有效率的组织的发展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但是制度的重视又产生了“制度决定论”，“一包就灵”的思想在我们中间流行。在制度转型期，制度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但是我们不能总是依靠很大程度上是“外生”的制度，而应该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上，在制度的约束下发展经济。

第一，在加入WTO背景下考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入WTO后由于我们自身条件的落后，尤其是我们经济运行和增长的贯例、基础，在“与狼共舞”之时能否保证自身的安全。对这个问题，需要从产业、国家发展的规律进行分析。产业、国家兴衰的重要规律是报酬递增，例如美国，市场的存在和扩展促进了新技术的采用，刺激了最基本的创新成果，包括铁路、电报以及用煤为燃料的冶炼、铸造、精冶技术等的推广，同时对物质资本提出更高的需求，促使美国成为发展大量生产的机器和组织的先锋。这些对管理和资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家族式的资本制度和管理模式必须改变，促进了公司制和职业经理制的发展。所有这些为进一步提高效率、扩展市场、壮大企业、积累资本等创造了条件。这就是报酬递增，各要素相互促进，提高了整体水平。那么，事物为什么不能沿“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路径一直走下去，现在执世界牛耳的不是罗马、英国等帝国？用“唯一能打败你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可以分析这种现象：当事物发展到高峰时，另外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事物内部，使之停滞。这是后发国家和地区的机会，也是先进国家和地区的风险所在。加入WTO以后，基于国际竞争力的成本倒逼机制将促使产业整体效率的改进，当然也是对产业整体效率的挑战。

第二，用新的思维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是前苏联经济学家于20世纪60年代初创造的概念，1971年苏共24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其直接的原因有：(1)从6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部门已面临劳动力数量的约束，70年代有劳动能力的人员年增长率为18%，到80年代下降为3.8%；(2)资源供求不平衡，进入70年代，西部资源供应能力严重下降，要依靠东部供应，面临运输的约束，如燃料运输的平均距离由1966年的734公里拉伸到1152公里，开采成本随着开采条件的恶化而大大提高，因此廉价资源消耗的时代已经过去，另外国家还需要节约资源换取外汇；(3)资金供应能力下降。50年代基建设投资年均增长13.3%，60年代降为7.1%，70年代降到5.3%。与此同时，经济效益日益低下，社会劳动生产率从1961-1965年的年均6.1%下降到1971-1975年的4.8%，高产与低质并存是前苏联各部门、各产品很常见的现象。但是整个70和80年代初前苏联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没有取得多大的进展，于是在1986年苏共27大进一步确定“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事实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很多国家都在追求的，但是很多国家没有做到并最终被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累，如果不全面反思、研究，仍沿袭旧的思路，在旧的体制框架内考虑问题，就难以有效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第三，建立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确立制度基础。非竞争性易导致三个问题：(1)缺乏有效的激励经济主体的方式，产值、计划指标完成情况及上级主管的考核等都存在不少的问题，如企业往往会研究主管部门的偏好，会游说上级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考核指标，且信息不对称使企业在博弈中处于有利的位置，由此激励企业进行这种信息优势竞赛。(2)如果没有竞争，则人们决策所使用的信息是不完全的；(3)非竞争性使争取优势的技术进步成为无源之水，难以持续。

第四，建立激励技术进步和创新的经济机制。在技术快速进步的社会，因为技术的失误会导致一个产业、国家更快速的衰退，政府的干预力度反而有所加大，更加强调干预的有效性。我国已经在鼓励企业加大技术开发费用的投入、推动产学研合作、加速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推动企业机器设备的更新等方面作了部署，应进一步选择优势和重点产业，用“适用的技术”改造现有产业、开发新的优势产业，利用资源市场动员资本，在支持技术领域加大国家资金、政策的投入，走出一条符合我国资金、资源现状的技术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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