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及儒商伦理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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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人们在最大程度地享受市场竞争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也意识到竞争中的无序和残酷，在一味追逐物欲的过程中，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约束。基于此种状况，许多有识之士发出呼吁：重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道德精华，引领市场发展方向。

[关键词]儒商儒商伦理现代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但同时，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弄虚作假……不但践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一批文化层次较低的“暴发户”为富不仁，他们宁可一掷千金肆意挥霍也不肯奉献少许参与社会的公益事业，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针对这些危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市场经济需要继承儒商文化，市场完善必须借鉴儒商伦理。

一、儒商

“儒商”一词古已有之，顾名思义，“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是亦儒亦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认为，儒商应该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注重个人修养。儒家以“修身”为本，儒商也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先做人，再做生意。许多成功的儒商首先都是道德的楷模，具有凝聚人心的人格力量。二是诚信经营。儒家非常注重诚信，古今儒商都十分注重信用，不仅将信誉作为恪守的商业道德，而且作为企业的经营之道，坚持靠信誉来赢得用户。三是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儒”最早的词义为“书生”，后来才具有道德的色彩。四是注重合作。儒家讲究以“和为贵”，讲究互利合作和“双赢”。五是具有较强责任感。“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生财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财”是用来发展“仁”的事业，“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财”是实现“仁”的事业的手段。他们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

二、儒商的商业伦理

1.倡导义利合一、以义制利的商业经营理念。将儒与商联在一起，是对传统的一大突破。尽管儒家不绝对排斥物质功利，但毕竟不占主要地位，重义轻利是其主导倾向。而儒商做了调整，他们将物质利益提升至显著位置，强调“以儒术饰贾事”（《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只有到“飨身其利”后，才让子孙“驰贾而张儒”（汪道昆《海阳处士金钟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经商需要以利益作为行为的指向，希望实现利益最大化。儒商作为商人群体自然也不例外，但儒商并不把经商的目标仅仅局限于聚敛财富而不顾及手段的运用，他们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努力协调义利关系，强调经商应合乎“道义”原则，他们甚至认为，在逐利的同时如果能做到“以义求利”还可成圣成贤。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商贾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从而把道义制约和伦理规范引进了商业活动，创设了“财自道生”、“因义取财”的商业经营新理念。

2.确立具有儒家精神气质的商业职业意识。儒商是儒士和商人这双重身份在价值层面上的统一。表面上看，儒家的道义论的价值观和商人致富聚财的功利的追求是对峙、背离的，所谓“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但儒商在价值之“名”和功利之“实”二者之间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和结合，对儒士和商人的价值观都做了成功的改铸和整合，找到了契合点，提炼出了新的职业观念。中国古代的一些儒商，虽身处商务经营的俗世生活，然其心其行则不忘修德成圣，且将“德”作为商业的根本，奉行“事商业必须先修德业”的准则，不仅是一个好的经济人，更看重的是做一个道德人，认为一个无德的商人，终将被市场所淘汰。

3.构建起了以儒家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商业经营原则。具体表现在：

第一，仁政管理。“仁”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它强调“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其实“仁”字就是要解决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仁”施于政治，谓之“仁政”，用之于商则要成为“良贾”。儒家伦理的出发点是人，倡导对人实行软管理。如果“赚得了人心”必然产生更大的效益。儒商将儒家倡导的以人为中心、内求仁心、外行仁政的待人、处事原则，转化为商业经营上的立业、做人的依据，创造了极赋人情色彩的仁政管理模式。对内，儒商重视血缘亲情，讲究忠孝礼义，对雇员仁爱关心，营造出了商家内部的有序关系和和谐气氛，增强了雇员的凝聚力和对企业的责任意识。对外，着意塑造商家仁慈形象，经常参与社会慈善事业，谨守儒家道德信条，积极打造商家良好声誉和不断完善仁者风范。他们把儒者的“道德文章”与商人的讲求实效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第二，诚信待人。诚实守信是儒家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诚”作为道德范畴，即为诚实、真诚，最能体现“诚”的品德者则是“信”。故儒家常以“诚信”并称。“信”是内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就是“取信于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也。”（《论语·为政》），又言:“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谓之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礼记·祭统》）。孟子进一步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荀子说“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意谓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把这一儒家伦理应用于商业活动，则形成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诚信是儒商商业伦理的首要道德信条，是儒商伦理的生命线。

第三，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是儒商富有智慧的经营境界和伦理原则。儒家奉行中和之道，要求“致中和”，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又认为“君子心和则气和”，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儒商将这种“和气”的伦理用于商业经营实践，作为处置商家内外关系，和谐老板与店员、店员与顾客、店员与店员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保证了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儒商经济伦理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

儒商把儒家长于伦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气质引入商业经营领域，塑造了义利结合、理欲兼容的经营价值观念，对纯商业经营活动必然产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冲动进行理性层面上的约束和调整，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适度结合，为当代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传统资源。这种借鉴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儒商将商业活动和经济伦理相互渗透、结合，有效消解了现代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使得现代经营活动具有更多的人情味。现代市场经济活动被称为“商战”，充满了火药味，将儒家伦理引入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现代经营管理的“润滑剂”，有利于和谐市场主体和客体、厂商与顾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增强管理中的人情色彩。同时，儒商不是用纯商业、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商业经营活动，而是意识到商业活动中的人际间的交互关系，他们更倾向于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社会性的广结善缘的活动，在追求利益目标的同时，建构和扩大人际缘分网络。这样，使得一种死的、没有感情的商品交换、物质交易变成鲜活的、充满生机的人际关系交流，帮助现代企业管理者树立起一种正确的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的职业观念和经营观念。

2.借鉴儒商“义利合一”的人格形象，培养大批有德有能、有社会担当意识的现代经营管理人才。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离不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而这种高素质有多方面的要求，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具有德性和功利完美结合的人格属性。作为具备知识分子精神的商界管理者，其所追求、所达到、所蕴涵的不仅是感性功利目的，而且还维护人的尊严，体现高尚道德的教化。其所引领的经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工具道德理性的经济功能，他们不仅把自己看成一个经济人，承担造福人类的经济责任，而且把自己看成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人。他们为社会的繁荣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的崇高培育着精神资源和道德楷模。

3.借鉴儒商的经营理念，确立诚实守信的经营形象。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而建立信用体系必须以诚信的道德为“支撑”。如今，伴随着社会转型，我们遇到了严重的信用危机，进而引发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商业领域欺诈之风日盛，极端功利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盛行，这都反映的是一种从商者的素质。我们的经济秩序、道德秩序都有一个面临重建的问题。当然，加强法制建设，是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利用本土文化，发掘儒商伦理中的诚信精神，建立起信用征信、信用评价、信用自律和失信惩戒等信用系统是迫在眉睫任务。因为诚信的道德是支撑市场经济大厦的顶梁柱，没有诚信的品质，就不可能有健全的经济秩序。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曾说：有学问的企业家称儒商，儒商不多，够得上商儒者则更少，因而也就更难能可贵。这是理论界对儒商时代的呼唤。随着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只有具有仁者风范的儒商更加适应时代变化，从而在商战中纵横捭阖，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