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在脱贫攻坚中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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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耕半工的小农经济生计模式”是制约搬迁的根本问题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放了大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又带动了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出，农村逐渐出现由传统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向以农业为主兼顾外出务工的“半耕半工”的生产方式转变。随着外出务工人口数量的增加，农村原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一个家庭中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耕半工的家庭生计模式”。直至现在，即使经济发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但因我国“人多地少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与“城乡二元结构”两个基本矛盾的制约，城市经济还是无法稳定地吸纳从农村释放出来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仍然需要通过辗转各地务工来获取收入。直至今日，农村家庭仍然一方面通过以耕种“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的承包地获取收入，另一方面通过青年壮劳力外出务工维持整个家庭的简单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因此，在搬迁过程中，这种在农村现阶段已经固化的生计模式客观地成为搬迁过程中的主要制约因素。如何在充分理解这一生计模式的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搬迁规划，则显得至关重要。通过数据分析可以看出，搬迁户对承包地、宅基地的情结以及搬迁后对承包地、宅基地的规划格外重视，而承包地与宅基地正是支撑现有农村家庭生计模式的基础，特别是高年龄层的搬迁户更是表达了对承包地与宅基地的依赖意愿。很多农民表示，搬迁后即使能够获得较稳定的工作，也不愿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农户而言，对承包地、宅基地的处置是搬迁过程中最为重要也是最需要合理解决的问题。如果无法围绕这一问题进行迁建工作，将会给各级部门增加更多的迁建成本，也会阻碍整体迁建进度的推进以及增加迁建后的社会矛盾。

资源条件是搬迁过程中需要重视的问题

调研发现，搬迁过程中，存在对搬迁村庄类型以及搬迁户类型缺少合理的划分机制。虽然各级政府掌握了详细的搬迁户数据，但是很少根据村庄所处的自然、地理条件以及农户的家庭结构、社会关系等进行一个详细的类型梳理。因为，搬迁户以及搬迁村庄的迁建问题不仅与农户自身的资源条件紧密相关，同样与搬迁户所在村距离搬迁地点之间的距离、搬迁地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密切相关，即搬迁户个人以及村庄的资源条件是搬迁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如果将搬迁户进行归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4种类型：高度依赖农业生产人群，高年龄层习惯农村生活人群，家中刚盖房不久或有孩子需要结婚人群，原本在农村做生意或有小作坊人群。因此，迁建问题与农户自身的资源条件紧密相关。另外，与搬迁户的类型以及资源条件相比，搬迁村庄自然条件的差异也是搬迁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不同村庄搬迁规划的差异性，安置地点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集中搬迁至距离较远、地势较高、交通条件较好的较发达的人口集聚地区（一般距县城较近）；集中搬迁至镇中心（选取地理位置较好、经济相对发达的乡镇中心处）；集中就近搬迁至资源条件相对较好的行政村（这样的村庄一般地势较高、土地资源较好、村庄环境优越）。因此，在搬迁过程中，这种因搬迁地和安置地的差异性产生的问题，也是阻碍搬迁的重要因素。为此，如何在掌握搬迁村庄以及搬迁人口类型的基础上推进搬迁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当然，这一类型数据的整理，也会为各级部门推进搬迁工作提供基本信息支撑，使之能够尽可能地避免在搬迁过程中出现信息不对称问题。

各级部门的政策宣传、痕迹管理问题

搬迁涉及的部门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村“两委”，因为只有村“两委”最了解本村的基本情况，只有当村“两委”真正进入搬迁角色时，才能降低搬迁过程中的成本，才能增强搬迁户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但根据调查得知，搬迁过程中，大部分搬迁户都没有充分了解搬迁政策以及搬迁进展情况。当然，农户是一个感性与理性的综合体，面对调研组可能更多地表达对搬迁要求的感性意愿，但这也说明各级政府对搬迁政策以及搬迁过程没有进行全透明化的工作推进。因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各级政府应当对搬迁户进行频繁的、详细的政策解读，并及时通过会议召开、入户走访等形式建立与搬迁户之间的信任机制。调研组在调研中发现，各地实施的搬迁“联户代表机制”，在很多搬迁村庄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机制的目的，是能够让群众中那些威信高的能人涌现出来，成为党在农村执政的基础力量。这样一方面有利于发挥传统乡土社会“熟人关系”的优势，另一方面加强了农村的组织化程度，降低了政府与庞大搬迁户之间的交易费用问题，降低了搬迁过程中的治理成本。若能借此机会维持社区的组织化程度，不仅有利于推进搬迁计划，还将会为今后解决安置问题提供一个基本载体。特别是村“两委”，不仅需要充分认识到“联户代表机制”的制度优势，同时也要将这一制度能够良好地运用到搬迁过程以及今后的治理模式中去。做好基础工作，加强贫困村组织化建设，提升内生动力一是在对象识别管理方面，要继续扎实开展“回头看”，全面建立动态管理机制，摸准核实贫困对象信息，把应进未进和返贫的人口纳进来，把应退未退和非贫困人口退出去，实现有进有出、规范有序，切实提高识别质量和精准度。同时，继续加快精准扶贫信息平台建设，实现行业部门信息互联共享、精准对接。二是在驻村帮扶方面，进一步落实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让他们既有干头又有盼头，既有责任也有荣誉，切实发挥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精准扶贫主力军、催化剂作用。提升贫困村内生动力的可持续发展机制，在于帮扶单位与村“两委”有效结合下的制度收益：一是通过两方面的联合，降低精准识别与退出过程中存在的不精准问题；二是通过帮扶单位的外部资源对贫困村原有的经济社会进行重塑，以达到提升内生动力的目的，使村庄完成靠“外部输血帮扶”到“自身造血脱贫致富”转变路径的工作方式。

利用搬迁创造的机遇，为乡村振兴提供载体

在与各县级部门交流座谈以及政府报告中归纳得出，各级政府已经将搬迁脱贫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进行了有机结合。调研发现，因自然资源形成的搬迁规划差异，搬迁形态呈现出不同的三种安置模式，而围绕这三种安置模式，结合地域资源要素进一步形成乡村振兴的载体，则是今后工作中需要重视的问题，即需要通过搬迁创造的重新整合原有地域资源的机遇，为进一步精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良好的载体。

作者:侯宏伟 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