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期末考试作弊经济学论文

导语：大学期末考试作弊经济学论文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一、资格性作弊与竞争性作弊

一般而言，大学课程设置中，除了学校公共必修课之外，凡考核方式为考试的课程基本是专业核心课或专业必修课，也就是某一专业最关键的课程，集中了本专业最主要的专业知识。通过考试，可以促进学生平时对该课程认真学习，期末复习反复记忆以巩固所学知识，也可以将考试成绩作为评奖、评优、评先进（具体包括奖学金、评优、入党、提干、推研、就业和心理满足）的重要参考指标等。但是，对于一些平时学习不够认真、学习态度不够端正的学生而言，期末考试成了一种枷锁。比起对所学知识的掌握与巩固，貌似他们更在意期末考试能否通过。当然了，这与学校很多制度直接与考试成绩挂钩是分不开的，比如学分绩点制要求平均学分绩点达到2.0以上者才能获得学位，评奖、评优、评先进重点参考学习成绩且不允许有挂科等。这也直接影响了学生作弊的目的以及考试作弊的成本收益区间。如果从作弊目的来划分，作弊学生暂且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资格性作弊，这部分学生作弊单纯为了不挂科的资格“，60分万岁”，保证大学顺利毕业，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二是竞争性作弊，这部分学生基本不存在挂科的问题，作弊只是为了使成绩更上一层楼，以便在班级排名以及评优、评奖、评先进中获得竞争性优势，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

二、考生作弊的制度因素分析

按照诺斯的观点，“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约束通过禁止人们从事某种活动可以预防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并减少不确定性。制度包括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以及实施机制。下面从制度方面分析考生作弊行为。首先，考试作弊认定及处罚的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国家或者学校制定一系列规范化、带有强制性的对考试作弊行为进行界定和处罚的规则、条例，比如《关于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刹住高等学校考试作弊歪风的紧急通知》（2003年）、《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2005年）以及学校、学院对考试作弊行为处罚的相关规定等。这些正式制度明令禁止大学生考试作弊，并对相关作弊行为以及根据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罚进行界定，以此预防考生的机会主义行为。现有这些正式制度对考试作弊的处罚不可谓不严厉，也不可否认这些正式制度对学生的作弊行为产生了很强的震慑作用，但即便如此，大学考试依然存在作弊现象，也就是说实践证明，现有的正式制度并不足以完全杜绝考试作弊行为。其次，诚信等非正式约束。非正式制度一般被认为是正式制度的延伸阐释或修正，它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准则。违反或者触犯社会或者某一团体的非正式制度，有可能使违反者本人感到羞愧、自责以及精神痛苦，也有可能会损害其他人或者合作者的利益，进而受到团体内其他人的鄙视与排斥，减少与其的合作。对于考试作弊而言，丧失的是诚信这一大学生行为规范，理应引起作弊者羞愧以及其他学生的抵制。但是，现实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对于资格性作弊，作弊者本人以及所在团体往往并不认为作弊是一种可耻行为，因为这种作弊只是一种自保行为，并不侵害其他人的利益，作弊者看成是理所当然，其他人由于自己利益不受损害对这种作弊的容忍度也较高，而且这种作弊行为往往不被看成违反诚信原则，或者认为是违反诚信但危害极小，并且不会将其与作弊者品质关联。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事件对当事人利益攸关，当事人采取了利己不损人的即便是违反非正式制度的行为时，被默认为是合法的。这种情况之下，非正式约束对考试作弊的约束力大大降低。但是，对于竞争性作弊，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就会更大一些。因为这种作弊行为往往被认为是损人利己的，作弊者所在团体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一般较低，而且往往会将作弊直接与其本人的品质相关联。所以，竞争性作弊行为一旦被发现，作弊者本人往往更加羞愧，相应的成本往往更高。再次，制度的实施机制。制度再完善，也需要确保其实施、贯彻的机制。比如，法律制度的实施，是由警察、法院等国家暴力机关予以确保的。考试作弊处罚正式制度的实施，往往是由监考教师、巡考员以及学校职能部门（比如教务处）确保实施的。其中，监考教师往往是比较关键的一环。监考教师的行为选择，直接影响考试作弊处罚正式制度贯彻力度。如果监考教师不认真，对作弊行为视而不见，或者监考教师发现作弊但碍于情面不进行举报，那制度就形同虚设，相应的约束力也就不高。如果每个教师都认真监考，凡作弊者皆被抓且被按制度处罚，那制度的约束力自然而言也就高。而非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主要是作弊者自身的道德约束以及所在团体共同惩罚的威胁。当作弊不被认为是违反内心行为准则以及不被别人认为是违反行为规范的，诚信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力就下降了。

三、考生作弊的成本收益分析

首先，来看一下资格性作弊。假设某学生在考试中失败，挂科了，那他除了承受考试失败的精神压力成本外，还要支付补考甚至重修的物质成本、补考或者重修依然考不过的精神压力以及因此失去评优、评奖、评先进等潜在收益，甚至因此课程始终考不过导致不能正常毕业的高额成本。因此，该学生一旦作弊成功，就可以节省了上述可能发生的成本，或者说收益一般而言会比较高。但是，作弊有被发现的风险，风险的高低往往与监考教师的认真程度（取决于教师监考的成本收益，下文详述）正相关，与作弊手段的高超程度负相关（此问题在此不做扩展论述）。而作弊一旦被发现是需要支付成本的，除了支付“丢面子”“感到羞愧”的精神成本外，还可能支付高昂的物质成本以及后续精神压力成本。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作弊被发现后所面临的处罚风险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监考教师的行为选择。暂且假设有两种可能：一是监考教师仅仅是制止了作弊行为但不予处罚（一般而言，监考教师碍于师生情面，大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的）。此时，作弊被发现遭受处罚的风险成本为0。二是监考教师对作弊行为进行制止并处罚。处罚轻的可能是勒令交卷。处罚较重的可能是上报学院、学校，并按校规、校纪进行处罚。轻处罚的成本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作为经济人，很少有学生一开考就作弊，那样一旦被发现成本极高，除非是考试题都不会，作弊的机会成本接近0。大部分作弊行为往往发生在会做的题都做完之后，也就是确保既得收益之后，此时作弊边际收益较高，但边际成本很低，因为即便被发现交了卷也没啥损失，反正剩下的都不会做，交卷的机会成本为0）。而重处罚的成本则相对较高，按校规、校纪被记过或者通报批评且该科重修，比起单纯的考试挂科，付出的精神成本和物质成本都比较高昂。我们可以将资格性作弊的成本收益总结成表1进行分析（见表1）。假设考生面临的外部环境为监考严格（选择作弊会被发现且遭受重处罚）与监考宽松（作弊不会被发现或者被发现只受轻处罚）。考生行为选择分为作弊与不作弊。不作弊没有收益，但却要付出成本，假设为-2。如果作弊，在监考严格的情况下，收益为-3，低于不作弊时的收益-2，在监考宽松的情况下，收益为0（此处0并不代表没有收益，而是代表潜在成本被消除了），高于不作弊的收益-2。假设理性的考生会根据所面临外部环境相机选择收益最大的行为。那么在监考严格的情况下，考生采取不作弊策略；在监考宽松的情况下，选择作弊策略。但是，在学生看来，作弊被发现并且遭受重处罚只是小概率事件（从历史来看，重处罚相对较少，因为每年因考试作弊被通报的学生并不多见），而小概率事件对经济人而言往往被认为是不会发生的。这种侥幸心理很大程度上放纵了学生选择作弊的机会主义行为，致使考试作弊屡见不鲜。其次，来看一下竞争性作弊。一般而言，这部分考生期末准备相对比较充分，试卷大部分题目难不住他们，只有少数几个题目可能由于考场紧张短暂失忆等原因不会答。及格是没问题的，但是想多多益善，所以可能诱发作弊行为。对此类型作弊，作弊空间较小，对总成绩的提升空间有限，因此，成功的收益相对也较小（肯定大于0），但作弊失败的成本可能相当高。这里的“可能”还是指作弊被发现并且遭受重处罚而言的（除此之外，与上面分析相似，作弊失败成本接近0）。一旦因作弊被处分，所有评优、评奖、评先进的资格都将失去，其他科目所积累的竞争性优势也将荡然无存，“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假设竞争性作弊考生面临的外部环境行为选择与资格性作弊考生相同。不作弊没有收益，但不需要像资格性考生那样要付出成本，假设为0（不考虑潜在利益的损失）。如果作弊，在监考严格的情况下，收益为-5，低于不作弊时的收益0，且要低于资格性考生此情况时的-3，因为竞争性考生考试作弊被发现且被重处罚的成本要更高，在监考宽松的情况下，收益为2，高于不作弊的收益0。同样，面对不同的环境，理性的考生会做出与上面资格性考生相同的策略选择。而且可以推断，在监考严格的情况下，竞争性作弊考生选择作弊的可能性比资格性作弊考生更低。但是，如果这部分学生也认为作弊被发现且遭受重处罚是小概率事件，自信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作弊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也会增强。

四、监考教师成本收益及行为选择分析

监考教师的行为将直接影响有作弊动机学生的策略选择。作为考生在作弊之前如何确定监考教师是严格还是宽松呢？一般而言，有作弊动机的学生作弊之前会积极搜寻监考教师的相关信息。如果是自己熟悉的教师（以前给自己上过课或者听说过），之前所积累的信息会使在考场的信息搜寻时间成本相对低一些。比如，监考教师是院里的“四大名捕”之一，信息搜寻便很快结束———监考教师会严格监考，作弊风险过高，理性选择是放弃作弊。如果是自己不熟悉的教师，之前没有信息积累，在考场通过观察监考教师言行进行信息搜寻的时间成本相对高一些。比如，监考教师开考后只顾低头忙自己的事情，看手机啊、读报纸啊、批卷子啊等等，这就显示监考相对宽松，作弊风险较低，采取作弊行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反之，如果监考教师表情严厉、目光如炬、持续走动监考，那还是不作弊为妙！监考教师为什么有的严格有的宽松呢？其中的因素有很多，暂不提教师自身性格等方面因素，主要分析监考教师自身的制度约束和成本收益权衡。首先，从制度约束来看，教师监考受到学校正式制度以及教师职业所决定的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学校对教师监考有着严格的制度规定，比如监考教师不允许带手机进考场、不允许做与监考无关的事情、应该走动监考等等。为了确保制度执行，学院领导以及学校指派的巡考员会到考场对监考教师进行监督，对监考教师形成外部压力，促进其进行认真监考。此外，教师职业所要求的行为规范也对教师认真监考形成一种内在压力。“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作为教师理应爱岗敬业，在监考过程中认真负责。这些内在的行为规范与责任感，正是大部分教师认真监考的主要原因。其次，从成本收益来看，按现有制度，期末监考是任课教师应尽的职责，没有课时补贴或者监考费，也就是说，对于监考教师而言，期末监考的额外收益不高于0（有时可能因为监考事故遭受负收益）。但是，监考的成本却较高。一是监考的体力成本。拆装试卷、整理考场、填写考试记录以及走动监考等等都是需要耗费体力的，这都是体力成本（鞋底成本暂且不计）。二是监考时间的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教师把时间用来监考就不能用来批阅卷纸、填录成绩等了。三是制止学生作弊的“麻烦”成本，比如，制止作弊时学生的不合作、事后作弊学生对监考教师的怨恨、填写作弊学生记录等。根据经济人假设，在额外收益既定的条件下，理性选择就是尽量降低监考成本。这就导致了某些教师在监考过程中以利益为导向，监考不够认真，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学生作弊。

五、对策

学生作弊与否，直接取决于作弊的成本收益，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时，选择作弊是一种理性选择，潜在收益小于潜在成本时，选择不作弊则是理性的。因此，要进一步预防学生期末考试作弊，就应该加大作弊的潜在成本，减少作弊的潜在收益，具体建议如下：

1.积极探索期末考试制度改革。

（1）进一步完善学生综合评价体系，不仅要参考考试成绩，也应参考学生思想品德、人际关系、身体素质等方面，避免“唯以成绩论英雄”，避免评奖、评优、评先进与成绩直接挂钩。

（2）加强试题库建设，推行“教考分离”，增加作弊学生考前作弊准备的成本。

（3）将专业课考试尽量安排在前几个学期，以便没考过的学生在毕业之前有尽可能多的补考机会，避免其孤注一掷选择作弊。

2.完善监考教师的激励约束机制。

（1）建议对监考教师发放监考费或进行课时补贴（比如，监考一场加补2学时教学工作量），提高教师监考收益，促进其认真监考。

（2）尝试建立考场教师、学生互相监督机制，监考教师可以检举学生作弊，学生也可举报教师监考不认真,以此提高监考教师失职被发现的风险性（虽有可能出现师生心照不宣的合谋，但教师并不能保证考生百分之百参与合谋，这就增加了其被举报的风险，所以，为了避免被举报，理性人会选择认真监考）。

（3）加强巡考员的监管力度，尽量避免由于顾及人情而导致巡考员“不好意思”问责失职教师的情况，对巡考员的资格应进行认真审查，确保其认真巡考、如实记录、严格问责。也可以考虑聘用符合条件的校外人士担任巡考员。

3.加强校园诚信等非正式制度建设。

（1）加强校园诚信建设。要让学生讲诚信，首先,要保证教师讲诚信。教师重师德，积极履行对学生、同事等的承诺，在利益面前能以信为先，在教学与科研中不弄虚作假，这不仅会受到学生爱戴，也自会被学生们效仿。其次,就是要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利用宣传栏、讲座、辩论赛等载体，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案例说明成功者多诚信、败者多无信。

（2）加强学风建设。学校本就是学习知识和学习做人的地方。作为教师，应不断加强对所授课程前沿理论、所授内容的社会需求角度、先进教学方法与手段、科学的学习效果评价方式等内容的研究与学习，使学生爱学习并学有所用。对于学生，应该进一步端正学习动机，不断用崇高的理想和长远的目标激励他们，使其从根本上提高学习的积极性。

作者:李刚鞠佳单位:渤海大学锦州市财经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