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知识和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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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类行动的先验论哲学基础

在《人类行动的经济学分析》中使用了“人类的行动”（humanaction）这个术语作为他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米塞斯从最基本的人类有趋利避害、有目的的行动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完成了一套“人类行动学”的研究进路。按照“人类行动学”定义，行动（action）就是有意识或有目的的行为（behavior）。因此，米塞斯给出了“有目的的行为”这个术语。米塞斯试图推导出一条经济学的公理，即“人类的一切行动，皆有目的”，这是米塞斯经济学的整个研究纲领的出发点。所有合理的经济理论都是这一核心先验预设的演绎结果。米塞斯的“人类行动学”的哲学基础源自康德。对康德来说，存在基本的原则和判断以形成我们知识的基础———例如逻辑规则，每一事件都有其原因，以及物体存在的事实———它们对我们的知性（understanding）是如此基本，以至于没有它们，有意义的经验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这种关于原则的知识对于知性来说是前提条件，它们不能来自于外界，不能来自于经验观察，而必须是先验综合地真。对米塞斯来说，经济知识也有一个唯一的必要的前提条件———对有意义的经验来说必须存在“先验综合的真命题”———它就是人类的行动。[1]米塞斯指出，“先验的思维推理与人的行动，都是人类心智的表现，人的心智的逻辑结构创造了实际的行动理性，与行动是同质的（geneous），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从先验原则得出的推理，不仅在逻辑上正确，也可用于现实经济活动。只要先验前提为真而逻辑演绎又无误，则推论必然为真并具有实证內容。换言之，这些推论不再需要去证实或证伪。米塞斯认为经济学这门科学是先验的，是人类行动的先验科学。人类行动学的思想出发点不是任意选择的公理（axiom），而是在每个人的心中充分地明白地显现出来的一种自明的道理。[2]米塞斯的“先验的”理论是不依赖于具体经验而不言自明地呈现于人类心智中的公理逻辑演绎的产物。这个公理即“行动范畴”（cate－goryofaction），它包含了我们赖以理解具体行动的所有要素，如目的和手段、偏好和无谓、收益和损失等等，它比具体经验更具有一般性，更加可靠。从米塞斯的观点可知，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对构成人类行动体系的节约、偏好、行动、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事情的了解并不是来自经验，而是来自理智直观。我们不是通过经验证实这一切，而是先验地从内心中领悟到所有这一切。

二、个体信念与个人主义知识论

米塞斯根据个人的知识、信念、知觉和期望来理解人类的行动，并推导出经济规律。米塞斯的进路是先验论的个人主义知识论。在《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中他说：“就认识论来讲，也即就人的知识论来讲，确实有点东西不得不认为是永恒的。这就是人心中逻辑的与行动学的结构以及人的感官能力。”[2]米塞斯坚守个人主观主义观点，但他不相信人们只是简单地从一种“孤立的”状态进入到一种与他人相互联系的状态，他不认可人们从自然个体存到社会存在的转变这种“契约主义”的解释，很难以相信人们能够生活在“观念或抽象”之中。所以，米塞斯认为人们总是生活在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而且这种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人们的选择。社会文化语境不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它是主体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行为主体思维的逻辑结构相同，但他们的个体信念不同。为此，米塞斯对普通人和精英分子———例如，发起人、企业家、带头人、创造性天才———做了区分。普通人和精英分子的区分可以解释新的个人信念如何通过一种社会过程得到共享或者说扩散。普通人通常是遵循“习惯”或惯例，只有在他们确信精英分子将改善他们的福利时，他们才调整他们的“习惯”或惯例。因为米塞斯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价值判断与个人的信念是相一致的。如果精英分子的思想不再能够改善他们的福利，那么普通人将会抛弃精英分子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处于同一社会文化语境中的普通人事实上分享着个人信念，但这些个体信念无法自发形成集体信念。

三、从个体信念到社会合作

为了解决个体信念与社会合作的相容性问题性，米塞斯采用了“内省”（introspection）这一概念。米塞斯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的了解，是以我们自己熟悉之行为范畴为依据的，我们除了要理解他人的作为之外，还需要借助某种自我反思（self-examination）和内省的过程。如果我们不怀疑我们所感受到的事实，我们就更不应该怀疑这种内省的洞察力。”内省的人M会这样想：N像我一样是理性的，也即，每个人都相信其他人是理性的，除非我们有相反的证据。每个人都有一种先验的相同的推理能力，这些推理能力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能力。米塞斯相信人们能够合作也是源于他的“人类行动学”理论。“人类行动学”的基石是行动着的人。这种行动之存在，可以通过内省的方法发现。米塞斯认为社会不存在于别处，只存在于个体行动之中。在个体行动之外去寻找所谓的社会只是妄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通过缔结契约而形成人类社会。个体仅仅是为了通过与他人合作或协作来达到个人各自的目的，而社会合作是随带发生的（superve－nient）。这些合作行动所产生的相互关系合起来被称作社会。社会以合作取代了个人的“孤立”生活，社会是劳动的分工和联合。人从有目的的行动的动物，变成了社会的动物。没有个体行动，就不会有社会。

四、批判与反思

米塞斯的贡献在于集中讨论了个人知识和信念在经济活动运行中的影响，揭示了个人和社会信念之间的关系的各种可能回答。当然米塞斯的这些回答不是详尽的，而且不少观点值得商榷：1.米塞斯认为人类的一切行动皆有目的。然而，米塞斯可能没有考虑到无意识因素在经济决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国内外的很多研究表明，心理账户及其个体心理认知偏差对个体经济行为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许多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未必经过深思熟虑的，而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购买现场一些营销组合和安排的影响。2.为了解决个体信念与社会合作的相容性问题性，米塞斯认为采用了“内省”法，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内省法可以有所作用，但经济学家若想取得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果，他就不应只依赖这种方法。内省法就其定义而言带有主观性并且几乎不可能用某种通用的方法使其“客观化”。此外，对于个人来说，内省法是极端不可靠的。例如，哈奇森说道：“一个医生即使给自己治病，也不会简单地依据对自己温度的自我感觉而采取重大的举动，他会利用温度计并相信对温度的这一‘外部的’观测。”[3]因此，将内省与观察相结合才是有意义的。3.米塞斯认为人们能够合作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有相同的逻辑结构，这种逻辑结构使得行为主体能够分析真实的经济现象。米塞斯的观点面临的难题是：行为主体不可避免地不是全知的。行为主体思维的逻辑结构相同，但他们的个体信念不同，如果所有的决策都是由单个的人做出的，那么他又是如何以此来解释集体行动？米塞斯的理论面临行动者自主决策和集体行动之间如何进行协调的问题。4.米塞斯把从康德先验论那里借来的“先验”一词用在自己的经济学中，产生的问题是：从先验性原则出发的纯粹逻辑性演绎体系能否让人们理解现实世界？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在经验面有时显得不合时宜，但完全强调经济理论与逻辑演绎相一致，而不需要任何经验的输入时，我们可以构造一个非常“完美”的理论而不需要考虑这个理论是否与经济现状相符合，只要它能在封闭的理论体系内自圆其说。系统的逻辑关系和一致性对于确立可靠性无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只靠逻辑关系本身并不足以确立任何综合判断的真，甚至不足以确立其可靠性”。米塞斯过分夸大地宣扬了演绎与先验在经济学中的论证作用，我们有幸抛弃了这些“让人不寒而栗”的论调。[4]5.米塞斯在《经济学的最后基础》中批判了马克思的唯物论。马克思从社会关系入手来分析主客体关系，认为主体对客体的实践、认识活动必定会受到主体所处社会关系的影响。人的思维总是要受其阶级关系所支配。人作为主体，不是孤立地站在自然界的面前，人总是生活在确定的社会形式中。米塞斯认为人们总是生活在社会文化语境之中，而且这种社会文化语境影响人们的选择。马克思的观点其实与米赛斯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米塞斯认为马克思是把非生物的东西当作像人那样的具有行动能力的生物。我想米塞斯忽视了“生产关系”是由“交往形式”术语演变而来。马克思通过对交往作用的探讨确定交往的内涵和外延。在人类社会中交往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是人们之间互为主客体的相互沟通、制约、影响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为达成一定的目的进行的交往，是有目的、有意向、有目标的活动，这与米塞斯的“有目的的行为”理论是一致的。也许我误解了米塞斯的某些观点，毕竟我是“有限理性”的人。可以肯定的是，米塞斯对经济学的知识论问题的研究最为深刻，在他之后，当代许多经济学家热衷从认知的角度探讨经济学中的“信念”问题。

本文作者：张立英工作单位：华南农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