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转轨方式与效益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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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是20世纪末人类最重大的事件，它涉及了三十多个国家，影响着大约16.5亿人的生活。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算起，转轨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界对转轨的评论和预测性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其中的很多文献都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用一种想当然的理想模式与转轨现状进行以偏概全的比较，而不考虑转轨过程中各国所面对的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约束，并且对转轨的目的也存在着很模糊的认识。本文尝试从方法论抽象思维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讨论转轨效益的评价问题，并对转轨的目的进行论证。

一、对转轨效益评价的方法论思考

转轨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一是由于经济学界对转轨的准备不足，而转轨的迅速推进又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立即做出反应，薄弱的沉淀产生的自然是经不起检验的理论；而且经济学家们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大多采用当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然而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其产生的土壤和服务的对象都是当代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转轨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变迁。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转轨国家经济实绩和理论预期的巨大背离，其所引起的广泛困惑使人们对曾经极受尊崇的转轨经济学分析范式产生了怀疑。

经典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共同缺陷是都或多或少受到其理论基础局限性的影响，忽视转轨国家具体情况和转轨实践的历史特殊性，强调现象层面和具体特征，而忽视了对转轨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理论和现实间的巨大鸿沟使传统的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越来越难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指导，转轨效益评价的合理性成为缘木求鱼。

2004年5月，基于国际主流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宣传和认可（Ramo，2004），“北京共识”问世，提出：对于转轨国家，不仅要解决体制问题，更要解决发展问题，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对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似乎预示转轨经济学在分析范式上要产生新的突破。[1]（P16-24“）北京共识”的内核实际上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出发，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究。“北京共识”实际上强调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即从本国的现有基础条件出发，“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政策试行中的实际效果确定政策的可推广性，在改革中不断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法，以保证转轨效益为前提，以生产发展，人民满意为目标，“小步快走”式的进行转轨。

中国学者根据本国国情研究了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收益”问题，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学界对转轨经济学研究所做出的独创性贡献。转轨过程中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的区别、转轨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则、转轨过程中收益的存在都体现了这种研究的深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被用于转轨过程的考查时，研究者发现节约成本和扩大收益的原因不仅来自转轨，同时还受到既有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约束。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都隐含着发展水平对转轨速度、路径的制约。

从制度变迁的时间和过程的角度，可以将转轨成本分为“准备阶段成本”、“过渡阶段成本”和“完善阶段成本”，类似地还可以把转轨成本分为“事前成本”和“事后成本”，实际上这种划分角度存在着和传统转轨经济学范式相似的学理问题。因此，更为有意义的一种区分是从成本发生原因及特点的角度将其区分为“实施成本”和“摩擦成本”。实施成本是指制度变迁开始后由“信息不完全”、“知识不完全”和“制度预期不稳定”所造成的经济效率损失，是完成旧制度下各种经济组织的结构、功能以及规范组织间关系的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习惯等向新制度过度所必需的设计、创新、磨合过程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即实施新制度的交易成本；而摩擦成本被理解为由于制度变迁对微观上个人效用影响的非帕累托性质造成的利益（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重新划分而带来的社会上某些利益集团的抵触所引起的经济损失，是非经济领域的混乱、动荡、恶性竞争影响到生产过程所引起的损失。

对转轨成本概念存在狭义和广义的解释。狭义的理解强调成本即国民收入的损失。对转轨成本的广义理解既包括上述国民收入的损失，也包括诸如社会成员的抱怨、消极怠工、社会动乱、战争等造成的社会成员利益和福利的损失。对转轨收益的考察也可以从两方面进行：一是看转轨进程开启之后至某一时点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程度即新制度可能产生的能力行为；二是看到达某一时点的转轨所创造出来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业绩。实际上，不同的理解并不影响“成本——收益”法对转轨效益评价的实质，即：转轨效益=转轨收益—转轨成本。

但是转轨效益评价中的“成本——收益”法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一是制度构建完善程度和社会不满程度对制度的破坏性等指标难以度量，容易引起争议，并且目标制度模式是否存在这一问题本身就是存在争议的；二是经济实绩等指标虽然容易度量，但却也不一定能说明问题，因为这种指标无法表明转轨中各国所面对的初始条件的差异性，也无法表明转轨效益的长期趋势，结果往往是对不同类型的转轨国家做出了不恰当的分类比较，得出的自然只能是不恰当的结论。只有当从发生学角度引申出的“成本——收益”法与“北京共识”的内核相结合，即充分考虑初始条件差异对“成本——收益”的事前决定，才可能对转轨效益做出较为科学的评价。

二、转轨方式的可选择性与转轨效益的差异

所有转轨国家在转轨路径的选择上都要受到经济和政治初始条件的约束。在经济上所要面对的实际上都无外乎三大问题：宏观经济稳定化，市场运行自由化，产权结构私有化。在政治上则要面对转轨后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转轨前，以中国和苏联为例，各国的初始条件的差异是很大的。

所以，转轨效益的一部分是由转轨的初始条件事前决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转轨的最终结果也是路径锁定的，对同样的改革任务若运用不同的具体操作手段，仍会在接近条件下使转轨效益产生差异。

假定社会生产两种产品X（其他消费品）和Y（重工业产品），转轨中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短期不变，在长期可能因为新制度的效率不同而发生内生的变化，消费者偏好不变。曲线PQ是转轨起点期的技术生产可能性边界，边界的斜率是放弃X生产Y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可能性曲线也是产品转换曲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产权的最终所有者是虚置的，政府代行所有权，对企业的控制的特点是官僚利益本位（满足政府的非经济性效用要求）和计划刚性的（由于信息的不充分），生产者和经营者没有能力和动力按照市场的需要调整生产（企业独立改善生产结构的交易成本大于企业收益）。假定S点代表符合官僚集团利益偏好的生产结构，由于经过结构性生产可能边界上S点的消费者无差异曲线u’低于曲线u，所以S点显然代表的是一种不合理的生产结构，而这又是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紧密相关的，所以结构性边界内陷于技术性边界和苏东等国的经济增长在转轨前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加大了经济领域的交易成本，使有些本可能获益的交易无法进行，制度的不合理使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无法有效发挥作用。此时的社会生产函数是：

Y=f（K,L，A……）e-u（u≥0）其中Y为实际产出量，f（K，L，A……）为技术边界生产函数，K，L，A……分别为资本，劳动力，知识技术水平等生产要素，0≤e-u≤1反映制度原因造成的生产无效率，结构性的实际产出量总是在f（K，L，A……）的下方。

转轨的短期经济目的是通过改革价格机制和产权结构，放松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通过引入竞争优化生产结构，使社会总产量由S增长到M,此时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与生产者的产品转换曲线在M点相切，边际产品转换率与边际替代率相等，社会生产实现帕累托最优，即实现转轨的水平效应。转轨的长期目的是基于：合理的转轨制度变迁会带来转轨效益(租金），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激励因素，促进社会知识存量和资源禀赋的积累，使技术生产可能性曲线沿PQ外移（如图中虚线所示），即实现转轨的增长效应。S/表示改革前中国的生产状况，由于中国实行的命令经济其效率要低于严格的计划经济，因此中国在转轨初期可以通过加强计划和发展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经济的增长。

对于苏东等国，经济已经高度工业化和存在大量比较劣势产业的现实决定了在经济上只能先进行存量改革，此时市场制度安排的差异会把转轨经济引入两条相反的发展路径。原有的制度越是牢固，将其打破所付出的成本一般说来也就越大，由于经济运行和生产的链条被打断，苏东各国的生产水平短期内都会退化到图2.1中N点的水平，问题是生产由S退化到N的原因不同，部分转轨国家是因为新制度的低效率而形成了新的更加无效的结构性边界P/Q/，在生产函数上短期表现为f（K，L，A……）不变，而u变大，即e-u变小，长期看会内生的降低技术性边界f（K，L，A……）；部分国家是由于短期内转轨中制度变迁成本大于收益，如果新的制度有效率，在适应过程结束后可容易的达到M点，在生产函数上短期表现为f（K，L，A……）不变，而u先变大后变小，即e-u先变小后变大，在长期，制度效率的改善会引发技术性边界f（K，L，A……）内生的提高。

实际上，在建立起市场制度的同时，保证国民经济不受大的波动既是可欲的，也是可能的，关键看能否通过合适的具体政策操作手段，利用好存量生产能力。俄罗斯在转轨初期由于陷入了权贵式转轨的泥潭，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原有存量成了寡头们分赃的对象，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控制力，存量生产能力大为下降，普京上台后，放弃了“休克”政策，采用了“治疗”策略，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恢复，2004年GDP已达到了转轨前90%左右的水平。（P31-40）而中国的国有资产的改革则采取了反复试点，逐步推进的方式，维护了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如果说中国和俄罗斯应为初始条件的巨大差异而使这种比较有所缺憾的话，那么若不是因为各国不同的自由化和市场化政策导致了转轨中市场经济体制在效率上的差异的话，就无法解释初始条件相似的中东欧国家中为何也会有波兰，匈牙利等经济恢复和发展较快者，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经济恢复和发展较慢者。

三、效率改善与发展模式转型

正如前文所述，转轨是各国迫于经济和政治上的困难的一种必然选择，而只要能够利用好存量生产能力就能够使国民经济在短期内恢复到较高水平。但实际的转轨进程中的任务却要比这复杂的多，转轨前的社会主义工业中的很多部门都是粗放型增长的模式，效率低下，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比较劣势。前社会主义国家既需要通过制度重构打破计划经济的结构性约束，也需要建立起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提高经济制度运行效率，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改变在国家间竞争中的不利地位。体制转轨是阶段性的，而发展转型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应该将发展模式转型的成功与否作为评价转轨效益的参照。能否通过转轨实现新的经济体制的高效率，对于转轨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经济的恢复与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德布鲁（1951）将经济中的效率损失分解为三个因素：

（1）由于尚未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而发生的效用水平不足，这在前社会主义国家肯定不会发生，实际上经常出现的反而是资源的过量且低效的利用；

（2）生产单位内部由于“技术无效率”而发生的效用水平的不足；

（3）由于经济组织的“配置无效率”而发生的效用水平的不足。后面二者可以归结为生产的结构性无效率的两个方面，越是计划经济或是寡头垄断经济，越容易出现这种状况。转轨过程中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动因在于首先实现“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改善，从长远看，这才是保证转轨后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

所以，发展模式转型程度与转轨效益的对应关系可以转化为结构性效率改善程度与转轨效益评价的正相关性。为了方便量化比较中国和俄罗斯转轨效益，本文以转轨期产业结构高级化，即三次产业产值和就业的依次更替，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即产业结构内部质量的提高这两个指标的变迁趋势作为转轨长期效益的预测标准。其依据是：

首先，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基础是生产结构性效率的改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当市场交易充分自由，即配置效率改善，和企业生产充分自主，即在技术效率改善的前提下，产业结构才可能在“无形的手”的调节下根据价值规律不断升级。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可以作为经济体制结构性效率变化情况的一种测度。

其次，产业结构的改变实际上也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可以用来考查转轨国家在经济转轨政策上的有效性。

最后，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历史看，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过程。对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应该与发展模式的转型同步。

通过数据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劳动力结构的高级化方面进展尤其明显。而俄罗斯由于拥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产业结构的初始条件要远远优于中国，但在转轨过程中劳动力结构优化的同时，GDP贡献率结构却出现了恶化。

产业结构优化的另一个重要指标就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工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升级，加工制造业比重有所下降，技术相对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2002年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高达10.19%。第三产业在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内部结构也表现出明显的升级迹象。传统第三产业的代表部门：交通运输、仓储业绩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到了2002年的34.8%；而新兴第三产业的代表部门：邮电通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所占比重侧上涨到了2002年的29.6%。

反观俄罗斯，转轨以来虽然在产业结构高级化上总体来说略有进展，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反而出现了倒退，特别是三次产业内部结构问题十分突出。如在第一产业，作为俄罗斯农业的两大主要生产部门，转轨以来种植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而畜牧业产值比重则不断下降，由40：60变为55：45。在第二产业内部，基础工业部门经济增长快于加工工业部门，原材料部门的增长比加工部门高0.5到1倍，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在第三产业内部，商业、公共饮食服务业发展较快，而高新技术服务发展相对滞后。

所以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考察，中国在转轨中产业升级上的成就都要远远大于俄罗斯。

因此实证检验的结果很明显，如果认同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效率改善程度正相关的话，那么中国在转轨中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效率的改善程度要远高于俄罗斯。这一结论也和常识性的认识相符，据世界银行（1998）测算，从1979年到1995年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为9.1%，其中46%来自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说明转轨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是明显存在的。

四、结论

“转轨不是赛马，成功的标志不是谁先冲过终点”（科尔奈，2003）。转轨的是迫于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转型的需要，但一直到1999年东欧27个国家和独联体(CIS)的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1989年——转轨开始前水平的3/4，俄罗斯1997年比1989年GDP减少了近一半，经济不平等却增加了两倍。1988年中国的GDP只有俄罗斯的一半，而十年后俄罗斯的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同一时期，中国的贫困率降低了30%，俄罗斯的贫困率却上升了20%以上。

经济制度的结构性效率改善程度的差异可以解释各国转轨经济的不同表现，在原有的生产制度模式被打破的情况下，如果新的经济制度没有迅速发展起来，或者新的生产制度模式也是低效率的，那么就不可能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实现长期的转轨效益就必然是一句空谈。中国政府最近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节约型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等政策目标，实质上所指的就是提高经济制度结构性效率，完成发展模式转型，最终实现长期的转轨效益。

本文以产业结构的升级作为检验标准，证明了中国最转轨过程中经济制度结构性效率的显著提高，并相应的说明了俄罗斯转轨经济长期陷入困境的原因。但是要清醒的看到，我国的经济制度效率水平实际在静态上比之俄罗斯也还有差距，中国引人注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缘于“落后的优势”。在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和实现发展模式转型的征途上，在制度安排上进一步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仍是中国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