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可持续问题与出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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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红利与可持续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得到认可，但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进入21世纪以来，在WTO制度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在跨国公司资本和相关舆论的推动下，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乃至整个经济的全球化陡然加速，终端消费品及服务的超低成本、极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和比较经济利益为跨国公司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如金砖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不仅让诸如苹果、宝马等跨国资本赚得盆满钵满，更令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连续十几年呈现GDP高速增长的态势。但与此同时，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却接连出现了难以摆脱的债务危机、就业危机和由此而来的种种政治经济危机，不仅使西方世界越来越多地反思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使贸易、汇率、就业、资源等各种争端逐渐升级和扩大，全球化浪潮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已处于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不同利益诉求殊死博弈的十字路口上。

（一）全球化的顶层制度设计存在致命漏洞

全球化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度框架下的一个自然结果，并在信息技术、管理技术的支持下得到加速。它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如提高了全球经济效益和产出水平，有利于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使国际关系的内容发生变化，推动和促进国际政治秩序的重构；为落后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并追赶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等等。［1］然而另一方面，全球化的顶层设计也存在着致命漏洞。虽然它的初衷在于构造一个更合理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使参与的各方分享随之而来的专业化优势及其比较经济利益和规模经济利益、范围经济利益，但实践的结果却并非如此。就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以及与这些国家产业链相关的国家都确实分享了全球化的收益，这其中包括终端消费品和服务输出国产业链竞争优势的收益、产业链上游高技术输出国的技术垄断收益、终端研发和品牌输出国微笑曲线的收益、资源输出国因资源涨价的收益以及资本输出国的风险溢价收益等等。但是，对于进出口规模小，或者虽然进出口规模大但逆差也很大的国家而言（例如2011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创最高纪录达到2955亿美元），情况就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本国产业链的逐渐瓦解和崩溃造成失业剧增，这必然增加了私人债务；同时，失业增加又需要政府不断提升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水平从而推升政府债务（例如美国政府发给低收入美国公民的食品救济券，会随失业的增加而迅速增加）。致命的问题在于，这两类因失业导致的债务事实上都是不可持续的，无论是希腊型的欧债危机还是美国型的美债危机，在全球化列车的挤压下能够回旋的余地都只能是越来越小，西方世界必须为此作出重大改变。从长期看，西方世界在拿不出类似IT革命那样的新技术革命的情况下，唯一有效的改变就是降低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减少消费和各种福利支出，但这在西方民主制度条件下显然是做不到的。那么剩下最可能的选项就是阻碍全球化趋势或者扭转其发展的方向了。

（二）全球化加剧了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并将弱势一方无限逼近墙角

事实上，全球化浪潮所带来的巨额全球化红利，并非是对每个经济体以及每个社会阶层平均分配的。恰恰相反，全球化红利的分配是极端不均衡的，它有利于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新兴国家的劳工，但不利于跨国公司的母国，特别是其母国的劳工阶层。这一点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苹果前CEO乔布斯的对话中可见一斑。2011年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硅谷举行的一场宴会上，向乔布斯问道：要付出何种代价，才能在美国生产iPhone？而乔布斯的答复则非常明确。据一名与会者透露，他的原话是：“这些工作机会是回不来的。”显而易见，一方面，包括政客和学者在内的多数欧美大众在债务危机爆发前，很难深刻理解全球化对本国劳工阶层的伤害以及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主要舆论的话语权更多地掌握在跨国资本手中，从而会刻意夸大全球化的种种好处，而对公众隐瞒上述不利影响。当普通大众对高失业率和不可持续债务再也无法进一步忍受的时候，就如经济学家谢国忠所言，全球经济舰船的沉没趋势已经形成，人们只能祈祷最好的结局。

（三）欧美不可持续债务的积累危及国际货币体系

正是由于目前新兴国家知识扩散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知识创新的速度，而这两者劳动力成本和使用灵活性的差异短时间内又不可能得到弥合，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这必然导致发达国家的财富创造能力越来越赶不上实际消费水平，负债只能越来越多。例如过去20多年来，美国政府债务经历了爆炸式增长，由1989年的2．7万亿美元到现在的15．2万亿美元，与全年经济总量持平。截至2011年第二季度，美国家庭、企业和政府债务的总和更是达到36．5万亿美元，如此不断积累使得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债务可持续的可能性越来越低，直至有一天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希腊等“欧猪五国”为代表的欧元区，其债务危机如处理不好，可能会使欧元先于美元走上末路，其严重性甚至可能导致铸就全球经济发展基石的货币体系走向崩溃。

二、债务危机困扰下的去全球化争端与风险

债务危机的困扰没有使欧美国家反思其与新经济新技术潮流不相适应的制度弊端，反而使其走上了以邻为壑的道路，发起或威胁发起各种去全球化的行动。如2008年11月欧盟通过法案决定将国际航空领域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并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还拟于2012年6月征收航海运输行业碳排放税（从而增加全球化物流成本）①；美国计划尽快推动两党制定的一项法案，确保商务部能对来自中国的补贴商品征收关税。2012年3月5日，印度工商部突然棉花出口禁令，决定从即日起禁止印度棉花出口，其中包括已经在其政府登记的出口订单。与此同时，针对中国等新兴国家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反补贴提案也层出不穷，各种关税非关税壁垒应接不暇。甚至于某些敏感地区发生的战争准备，也对全球化物流通道（如霍尔姆斯海峡）造成极大威胁。而在意识形态和舆论层面，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已经在激烈争论全球化的利弊得失和未来的进退方向，各种去全球化暗潮正在不断积聚和涌动，以贸易争端、汇率争端、资源争端和就业争端为核心的全球化与去全球化争端时代已经到来。

三、全球化的可持续性困局对中国出口的不利影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就一直在帮助缓解美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使美联储能够将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从而促使美国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这是美国能够较长期容忍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在欧洲，以德国精密仪器和高档汽车、法国意大利奢侈品及欧洲空客飞机为核心的对华大量出口，使相关国家分享了巨大的全球化红利，这也是欧盟能够极力克制对华贸易争端的基础。但是，随着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上述克制的闸门正在一道道打开，一股股去全球化暗潮对中国出口形成了急迫而深刻的威胁。首先，欧美债务危机直接降低了中国外需的数量和层次。2011年年底前后，中国很多中小出口企业海外订单大幅下滑。虽然据海关统计，中国2011年外贸进出口总值刷新年度历史纪录至3．6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2．5％。其中出口1．8986万亿美元，增长20．3％；进口1．743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9％。但进出口增速下行趋势却相当明显。中国2012年1月出口同比下降0．5％，进口亦同比大幅下降15．3％，进出口双双陷入负增长并创逾两年新低；2月份贸易逆差更高达314．9亿美元，创9年来最高。尽管有春节错位因素扰动，但可看出欧美债务危机对中国外需的拖累开始显现。其次，欧美债务危机使中国出口面临更多的人为和非人为障碍。为了摆脱危机，西方国家一定会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施压或设置种种障碍，不仅有压迫人民币升值等老调重弹，也会有征收碳排放税等新的绿色壁垒。中国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在参加2012两会期间接受路透专访时表示，中国今年要做好“贸易大战”准备，要应对的不仅是发达国家，更包括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他指出，现在各国都在保护自己，降低汇率以增加出口，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三年翻番的出口计划。再次，世界货币体系失稳使中国出口的风险激增。中国的出口行业是全球化趋势最大的受益者，这些行业不仅受惠于国家1985年开始陆续实施的出口促进政策（出口退税政策、汇率政策、引资政策等），更直接得益于过去10年的全球化浪潮。但是全球化的重要支点如稳定的汇率、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币值、通畅的国际物流通道、低廉的关税与非关税成本等等，均受到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而变得不可持续或难以把握。可以预见的是，为了解救危机，欧元、美元都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各种量化宽松，从而使中国制造业赖以生存的初级资源价格上涨。与此同时，为了争夺出口市场份额以帮助解决国内就业，世界各国本币的竞争性贬值也在蠢蠢欲动，所有这些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形成威胁。这种威胁不仅对中国出口的短期业绩不利，甚至还会对中国出口的长远发展造成致命危害。更需警惕的是，如果处理不好货币危机，极易失控引发局部或全球军事冲突，从而使中国出口和进口都将遭到毁灭性打击。

四、债务危机博弈下的中国出口对策

未来几年，欧美债务危机都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出口环境。为了增加中国出口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必须以修炼内功为主、谋划外部为辅，以下五个方面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一）极力扶持大量与出口产业链相关的中小微企业

在中小微企业集中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出口增长较快的中西部地区实行特殊的产业扶持政策，为中小微出口型企业创造更好环境，如舒缓中小微企业的资金困扰，减轻其税费负担，打破产业链上游资源的国企垄断，降低进出易成本，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保持汇率基本稳定，在户口政策、技能培训、子女教育等方面改善产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的待遇，从而降低企业的人力成本，以帮助中小微企业度过外需订单急剧减少的市场寒冬。与此同时，鼓励和培育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中国的人口红利将于未来3到5年内结束，劳动力成本将迅速上升；欧美货币的量化宽松使资源价格不断走高；经过多年的粗放发展，中国土地上的环境承载能力也达极限。因此，过去那种靠大量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低价格拼数量的粗放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将经济增长从数量或价格依赖型转为质量或价值依赖型，是未来中国出口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升级转型中要着力发展文化、技术、软件、中医药、动漫等服务贸易。如果说加工贸易主要解决的是农民工的就业，那么服务贸易主要解决的是大学生的就业。出口企业的转型升级不仅增强企业在国外中高端市场的竞争能力，也增强企业在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有利于出口企业的内需转型，从而使一部分面对出口市场的过剩产能在国内市场进行消化，有助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品，减少外需市场依赖和对外贸易摩擦。

（二）通过减税有效扩大内需

在国际市场风云变幻的时刻，中国的庞大过剩产能是一把极为锋利的双刃剑：国际市场顺风顺水时能够获得高额回报，而逆风逆水时就会极大地伤害到自身。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就是扩大内需来尽力消化过剩的产能。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2012人大会议上指出，当前应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拉动。根据过去的国内外经验和当前的中国国情，扩大内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减税。经济学家谢国忠呼吁，中国需要立即减税1万亿元人民币来提高效率。中金董事长李剑阁认为，如果2012年就把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至少可以给全国企业和居民减少1万亿元的负担。减税不仅能抑制“三公”消费的不合理膨胀，还能将资源从低效率、高腐败的政府投资项目转移到高效率的民营项目中去。

（三）减少名义外汇储备规模

减少名义外汇储备既能降低或消除种种抑制中国出口的西方政治压力，也利于减少外汇贬值损失和债券违约风险。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中国在世界排名第1的高额外汇储备始终是西方政客垢病的对象，也是其制定各种抑制中国出口政策的借口。因此应积极鼓励将外汇花出去，包括增加非纸币财富储备和增加进口两个方面。在储备方面，国家层面要增加石油、铁矿石、黄金等所有初级资源和战略资源的实物储备，包括产品和半成品、矿山股权及探矿权、海运物流能力等；企业层面鼓励跨国投资和并购，为跨国并购的企业给以必要的政策支持；居民层面鼓励个人出国旅游、海外留学、海外投资、购买国外房产乃至购买国外奢侈品等消费外汇的行为。在进口方面，增强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作用，利用关税优惠等政策手段，鼓励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及零部件、能源和原材料以及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用品进口，利用进口信贷、进口担保为企业扩大进口提供融资便利，拓宽进口渠道。实际上，在欧美债务危机持续扩大的今天，所有贸易顺差国都应树立“一定要把顺差花出去，才能挣更多钱”的思想，以维护全球贸易与货币的平衡。与之配套的措施是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扩大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积极推进贸易收付汇管理制度改革，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将结算中心、成本和利润核算中心设在境内。但目前央行公布的人民币国际化10年3步走的时间安排过长，万一欧美债务危机向最不乐观状况的演化速度超出估计，中国未必还能享受8—10年的战略机遇期。

（四）变产品出口为劳务出口

尝试多种方式劳务输出，既能减少贸易摩擦，也能减少就业对中国出口行业的依赖。例如进一步扩大对境外收益前景良好项目的卖方融资模式②，让中国工人在国门外就业。租种友好国家肥沃良田，让中国农民到国外耕种。在贸易全球化受到阻碍时，促进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化。

（五）以合理代价帮助舒缓欧美债务危机

逐步减少对欧美日等主要传统出口市场的依赖和压力，在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寻求商机。在坚决抵制一切去全球化逆流（例如取消或延迟45架空客飞机的订单③、抵制奥巴马将工作机会转回美国的号召等）的基础上，也有必要以合理代价帮助舒缓欧美债务危机，以延续全球化趋势带给中国出口的有利外部环境。总之，中国作为全球化趋势的主要受益国之一，应凝聚包括欧美跨国公司在内的一切全球化受益方的力量，极力维护贸易自由化、金融稳定化、物流安全化等经济全球化规则和趋势，加速本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帮助舒缓和延迟欧美债务危机的恶性爆发，迎接下一轮世界科技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