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下树立新的粮食安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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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粮食安全领域面临许多挑战和严峻考验，抑制了中国粮食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进入“十二五”时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形势将更加复杂、多变，对粮食安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在客观上为中国特色粮食安全思想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现实背景。为了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需要对我国的粮食安全观进行梳理，形成适应当前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新粮食安全观。虽然我国已经有学者提出了新粮食安全观，但都还相对零散。如提出开放的粮食安全观（孔祥智，2001），可持续发展的粮食安全观（曹峻，2008；孙梅君，2004），以口粮安全为核心的粮食安全观（黄季焜，1999；曹荣湘，2005）等等。本文在已有的新粮食安全观的基础上，更加系统的阐述了粮食安全观的内涵、新旧粮食安全观的差异，分析了当前国内外经济社会形势，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新粮食安全观。

一、粮食安全观的内涵

粮食安全观来源于“粮食安全”概念的提出，而粮食安全的中文名词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FoodSecurity”翻译而来的。由于粮农组织提出“FoodSecurity”的背景是发生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并且提出的粮食安全（FoodSecurity）概念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中国学者认为保障生存和健康的最基本的食物就是粮食，食物安全本质上就是粮食安全。因此，国内约定俗成将“FoodSecurity”翻译成“粮食安全”，而不是直译为“食物安全”。这种翻译本身就体现了一种特定的粮食安全观。但是如果直译为“食物安全”又无法体现出某些食物（主要是粮食）在保障人类生存需要方面的特殊性，过于泛泛而指。所以，本文仍然沿用“粮食安全”的翻译，但并不特指粮食②。“粮食安全观”这个名词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进行解释：“粮食”并不是狭隘意义上特指某种农产品或所谓的“粮食产品”③，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保障人类生存的食物，但又不是全部食物，必须是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或者说当地居民食物链中最低层次的农产品，是生产其他农产品所必须的原料。它所包含的食物范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安全”是人的一种不受威胁的心理感受，粮食安全就是没有因为“粮食”而受到生存和经济威胁的感受。“观”就是对事物的看法、认识。那么“粮食安全观”就可以解释为对于满足当地居民基本生存需要的食物不受威胁的认识，是有关粮食安全的一系列价值观念的组合，包括什么是粮食安全（粮食安全的标准）、对当前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如何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措施）、对保障粮食安全付出成本的态度等内容。虽然粮食安全的层面包括个人、家庭、国家、区域和世界五个级别，但是国家粮食安全是个人及家庭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地区和世界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成为探讨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层面。所以，本文将粮食安全定位于国家层面。那么粮食安全观应该说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属于一种集体价值观。它将指导有关粮食生产、储备、流通等方面的政策制定，以及整个国家农业政策的制定。

二、旧粮食安全观的产生背景及其内容

（一）产生背景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粮食安全的历史传统。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向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将其视为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建国后不久，就提醒全党“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多次阐发过“粮食生产丝毫松懈不得”的思想[1]。1972-1974年爆发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粮食危机，国际社会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国内也就开始了对粮食安全问题的研究。1996年美国学者布朗在《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中预测中国未来将无法满足国内的粮食需求，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粮食短缺的问题。因此，旧的粮食安全观是在我国粮食供不应求的年代产生的，沿袭了中国传统粮食安全的观念。而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出现了几次粮食生产的波动；再加上国际社会不断质疑中国的粮食保障能力。这就是使得我国的粮食安全观念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仍然以粮食供不应求为基本前提。

（二）主要内容

在粮食供不应求的背景下产生的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数量型的安全观念，它认为只要发展粮食生产，增加粮食产量，有充分的国家储备，就实现了粮食安全。所以，旧粮食安全观强调粮食总量的增长，追求一种短期的数量安全，要求国家掌控粮食资源，实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心理安慰；而不关心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不注重粮食供求品种结构和地区结构的合理性，不考虑保障粮食安全的经济社会成本。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粗放型的安全观念，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保障粮食安全的“粮食”范畴没有明确界定，包括谷物、豆类、薯类所有的粮食作物，似乎所有的粮食作物都应该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发展重点。二是过分追求粮食产量的增长，从而延伸到对耕地面积的片面追求，导致我国有一段时期“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过度放牧”等行为的发生，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下降，动摇了粮食安全的生态基础[2]。三是不对保障粮食安全付出的经济社会成本进行约束，由于过分强调粮食安全的国家整体利益，其意义被无限放大，再高的成本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相比也是微小的（赵予新，2008）。因此，旧粮食安全观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粮食发展观，不符合新时期我国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

三、当前国内外相关经济社会形势

（一）世界粮食安全观念不断更新

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的粮食安全（FoodSecurity）概念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到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对粮食安全的定义重新作了表述：“只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可见，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粮食生产的发展，粮农组织对粮食安全的表述更加严密，提高了衡量粮食安全的标准。相比首次提出的粮食安全定义，第二次提出的粮食安全定义不仅强调了粮食的数量要充足，还强调了粮食的质量要“安全和富有营养”，粮食品种要满足“膳食需要和食物喜好”。

（二）世界粮食能源化、金融化趋势明显

随着国际油价的提高和世界能源的日益紧张，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用粮食制作生物燃料代替石油，从而加剧了世界粮食供应的紧张程度。粮价和石油价格形成了紧密联系，当石油价格超过一定水平，生物燃料的生产就是有利可图的，制作生物燃料的粮食需求就会猛增，形成了“人与车争粮”的局面。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使各国经济陷入低迷，至今许多发达国家的生产还未完全恢复，经济发展前景仍然不明朗。国际资本在投资渠道狭窄的情况下，紧盯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粮食日益成为热钱集中的投资领域，炒作之风愈演愈烈，粮食价格波动加剧。粮食的能源化、金融化趋势增加了全球粮食供求的不稳定性和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的复杂性，使得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外部不确定性明显增强。

（三）外资对中国农产品产业链的控制不断增强

我国加入WTO以后，外资逐渐进入我国的农产品加工、流通乃至生产领域，对整个农业产业链的控制力不断增强。表现最明显的就是食用植物油产业，外资在加工领域占到80%的份额，并掌握了定价权。2008年外资进入中国粮食加工流通领域的设限消除以后，外资企业凭借雄厚的资金规模、先进的管理模式、庞大的购销体系，逐步拓展业务并延伸到中国的粮食加工网络，在中国粮食主产区收购粮库等基础设施，企图控制粮源，对中国粮食产业安全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陈芬菲和李孟刚，2011）。同时，种子产业成为外资控制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其中转基因种子的生产销售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最大。以美国孟山都公司为主的转基因技术开发商急于将技术转化为利润，在全球大肆推广转基因农产品及其种子。孟山都公司资助了我国很多科研机构进行转基因研究。根据绿色和平（theGreenPeace，2009）最新调查显示，我国最接近商业化生产或在研发的8种转基因水稻全都被国外专利所控制，一旦批准商业化种植，我国农业生产、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将面临重大危机[3]。

（四）我国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均口粮消费逐渐减少，而人均食用油、肉、蛋、奶、水产品、水果、蔬菜①的消费逐渐增加。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过程中食品结构演进时，将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高，谷物消费减少、动物性食品消费增加现象称之为食物革命。王恩胡和李录堂（2007）认为目前中国城市的食物革命只是初步的，而中国农村食物革命才刚刚开始，中国城乡食品消费结构日趋高级化、现代化的进程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从营养和能量平衡的角度来看，非粮食消费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粮食减产带来的不利影响，使粮食安全风险得以缓和[2]。口粮的消费已经成为满足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最低标准，也就是说居民的食物需求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口粮的消费。同时，我国居民的粮食内部消费结构在过去的20年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城市大米消费量增长达83%，以大米为口粮的人口比例已达到60%；由于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粮食深加工需求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我国玉米需求快速增长。

（五）我国粮食生产、储存地区趋于集中

我国粮食生产存在进一步向北方产区集中的趋势，北粮南运的购销格局今后可能长期存在。1997-2007年，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7个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36.2%上升到43.5%，而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6个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产量比重由36%下降到31.6%。由于生产日益集中，导致我国缺粮省份增加。1998年我国产不足需的省份只有14个，2002年上升到17个，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不发达地区。与此相伴的是粮食储存地区趋于集中，13个粮食主产区国家商品粮食库存占总库存的87%，7个粮食主销区商品粮库存仅占全国库存量的1%；13个粮食主产区农户存粮占全国农户存粮的69%，人均存粮405公斤左右，7个主销区农户人均存粮只有154公斤，西部不发达地区农户存粮水平与1998年相比减少了40%左右[4]。虽然近几年我国加强了粮食宏观调控，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和扶持销区多存粮，以优化库存布局，但整体而言，产销区之间库存比例变化不大。而同时主销区和部分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较大，有些地区的缺口还有扩大的趋势。一旦粮食市场出现波动，调控市场粮源主要从产区购入，产销衔接和保证粮食市场稳定的压力加大[5]。

（六）我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减弱

影响我国粮食生产可持续性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资源环境对我国粮食生产的约束越来越明显。由于长期投入农药、化肥，我国的耕地出现了土壤板结、面源污染严重等问题，农业生态环境可能进一步恶化，导致化肥投入的边际产出递减。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的耕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质量整体下降；人口增长，对水资源的消耗也越来越大。据王宏广等（2005）的研究，到2030年，中国人均耕地可能减少25%左右，降至FAO规定的人均0.053公顷耕地警戒线以下；人均水资源下降20-25%，水资源将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限制因素之一。随着全球变暖趋势的加剧，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不利影响也将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条件对粮食生产的约束也越来越显著。进城务工的农民越来越来多，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年龄偏大，再加上粮食种植的比较效益偏低，种粮积极性下降，劳动力将成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同时，我国的农业科技还没有出现新的突破，常规技术的增产效应逐渐减弱，粮食单产突破性增长的难度很大。

四、新粮食安全观的主要内容

基于以上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粮食安全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不再是单纯通过保障数量就可以实现粮食安全了。所以，我国也要顺应世界粮食安全认识的新发展，树立一个符合国内外最新发展形势的新粮食安全观。新的粮食安全观应该是一种全面的结构型、效益型的粮食安全观，除了保证粮食供给数量以外，还要保证粮食的品质，优化品种结构，加强价格调控，确保合理的粮食安全成本，建立粮食流通体系，注重生产的可持续性等更高层面的内容。

（一）粮食结构安全观

我国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越来越多，不可能再按照旧粮食安全观将所有粮食品种都作为发展重点，而要将粮食安全置于食物安全的大环境中，根据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变化和食物功能对食物进行等级划分，将重要的粮食品种作为发展重点。海外在研究食物消费结构时，根据功能将食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热能食物，以供给热能为主，主要指谷物和食用油，它们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食物；另一类是保护性食物，以调节生理功能为主，主要是指诸如瘦肉、蔬菜、水果一类富含无机盐、维生素、优良蛋白质的食品，它们是保持健康所必需的食物。保护性食物对于修复人体细胞、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具有保护作用，是每日膳食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而保护性食物只有在摄入足够热能食物的前提下才能发挥作用，故二者必须适当的配合达到平衡，不可偏废[6]。因此，根据食物功能的划分和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程度，这里将保证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热能食物口粮作为第一等级，将满足热能需求的油料作物作为第二等级，将保障肉、蛋、奶生产的饲料作物作物第三等级，将满足饮食多样性需求的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等保护性食物作为第四等级，将满足奢侈消费需求的工业用粮作为第五等级，详见表1①。这样进行划分以后，新粮食安全观首先要确保的数量安全就不是所有的粮食，而是集中于口粮。正如国家粮食局专家组顾问李思恒教授等建议的，应该把粮食安全的重点放在口粮方面，主要是大米和小麦。国家应首先保障大米、小麦的供应，尤其应该重视大米的供应[7]。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基本食物需求的范围发生了改变，口粮已经成为最基本食物需求的最低标准。应该说当前我国最基本食物需求的农产品范围应该包括口粮、油料作物和饲料粮。这是因为油料作物生产的食用植物油，可以满足居民对油脂的营养需求；同时压榨后剩余的饼粕成为养殖业的饲料来源。饲料粮可以满足肉、蛋、奶、水产品生产的需要，为居民提供蛋白质营养。油料作物和饲料粮都是动物养殖的重要原料，在整个农产品生产中位于基础地位，满足上文的“粮食”定义，属于粮食安全的范畴。所以，现阶段可以将“FoodSecurity”更精确的翻译为“粮油安全”①。

（二）粮食价格安全观

由于国内外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以及粮食逐渐能源化、金融化，粮食价格不再单纯受到供求因素的影响，而是与世界粮食价格、石油价格、国际资本流动等因素密切联系。多种因素的影响将使得粮食价格的剧烈波动成为常态。即使国内的粮食生产保障能力不断加强，粮食价格仍然会不断波动，粮食价格将超过粮食生产成为决定粮食可获得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新粮食安全观应该在保障口粮、油料作物和饲料粮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将保障价格的稳定作为粮食安全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建立一个完善的全国性的粮油价格监控预警体系，包括覆盖国内外的价格监测网络、价格信息的即时机制、价格分析预警模型、价格宏观调控手段等。加强对国内外影响粮油价格的各种因素的监测和分析，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国家对价格的调控能力。同时，还要不断健全完善我国的粮油期货市场，充分发挥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和风险转移功能。

（三）粮食成本安全观

旧的粮食安全观认为，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可以不计成本，从而忽略了对粮食安全成本的核算。而这种不计成本的粮食安全观并不能真正保障粮食安全，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造成粮食危机的隐患。因为在这种不计成本的粮食安全观指导下，政府部门出台的政策措施也往往不计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从而出现自然资源隐患对长期粮食安全的压力，以及由于粮食生产缺乏比较优势而导致耕地和农民等资源的流失（赵予新，2008）。另外，粮食安全成本高就说明效率低下，而这种效率低下本身就是由于保障粮食安全的相关制度设计存在缺陷，从而为粮食安全埋下了隐患。如果不计粮食安全成本，将粮食安全建立在政府财力的基础上，一旦政府财力不堪重负，整个粮食供给体系就会崩溃。因此，不考虑经济社会成本的粮食安全观在保障粮食安全上是不稳固的。随着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压力不断增大，旧粮食安全观指导下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粮食安全成本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应遵循“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基本指导思想，将保障合理的粮食安全成本作为粮食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制度设计，提高粮食安全成本的效率。

（四）粮食流通安全观

我国粮食生产、储存地区集中的趋势增强了销区粮食可获得性的难度，同时，外资进入粮油加工流通领域不断挤压我国本土的粮油加工物流企业的生存空间，成为保障我国粮油产业链安全的重要挑战。所以，只有建立了强大的粮食流通体系，我国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粮食安全。新粮食安全观应该把粮食流通安全放在和粮食生产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树立粮食流通安全观。国家应该加大对粮油流通领域的投资力度，采用先进的技术、设备进行粮食的储存和周转；完善铁路运输系统，建立粮油运输专用通道。同时，发展壮大本土粮油加工企业和物流企业，鼓励企业兼并重组，扩大规模，增强实力；加强对外资进入粮油加工、流通领域的监管，运用《反垄断法》防止其对我国粮油加工、流通的垄断经营。

（五）粮食持续发展安全观

旧粮食安全观指导下的粗放式粮食生产模式是不可持续的，直接威胁到我国的粮食安全。鉴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减弱，我们应该树立一种长远的粮食安全观，即更加关注粮油生产的可持续性。这就需要改变以往通过一味的追求粮食产量来确保粮食安全，从而出现了毁林造田等破坏生态环境发展粮食生产的情况，而要将粮食安全寄于生产能力安全当中。在粮食市场供应充足的时候耕地可以用来耕种经济作物，当粮食市场供不应求时则用来耕种粮食作物。政府部门要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力度，增强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加大对耕地的保护力度，确保耕地红线不被突破。从粮油生产本身来讲，需要转变粮油生产方式，发展集约化生产，包括加强农业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大力推广循环农业模式、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同时，种子是种植业最基本、不可取代的生产资料。失去对种子的控制，就将失去对整个粮油生产的保障，粮食安全更是无从提起。因此，要加强对粮油种质资源的控制，保护本土种质资源，培育本土种子企业，加大良种推广力度。

综上所述，新粮食安全观由五个组成部分：粮食结构安全观、粮食价格安全观、粮食成本安全观、粮食流通安全观和粮食持续发展安全观。这五个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