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新经济地理特征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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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服务业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一个最为直观的事实是，目前东部地区集聚了服务业一半以上的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如何理解中国的服务业目前出现的这种地区间分布的巨大差异?或者说，对于服务业在地区间不均衡分布的解释是否与制造业有所不同?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考察服务业在地区之间差异的重要意义在于，服务业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集聚或分散不仅决定了中国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致的地区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走势。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将构成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中国的服务业尽管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较快的增长，其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从20%左右稳步提高到了40%左右，但即使与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无论是增加值比重还是业人员比重都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江小涓、李辉，2004)。以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为特征的结构转型很可能是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服务业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正相关性也体现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之间，而服务业在东部地区的高度集聚不仅是这种相关性的直接体现，事实上也是导致东部地区服务业较为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里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所强调的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如果产品的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并且其跨地区贸易存在运输成本，那么需求的空间分布将对生产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与消费者的接近程度以及市场大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产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情况(Fujita，Krugman，andVenables，1999;ReddingandVenables，2004)。很多相关的实证研究都利用所谓的市场容量(MarketAccess，MA)或市场潜能(MarketPotential，MP)，作为度量与消费者接近程度和市场大小的关键变量，证实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上述结论(例如:Hanson，2005;HeadandMayer，2006;刘修岩等，2007)。但从形式上看，现有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制造业或者地区加总经济作为研究对象，很少直接考察经济地理因素对服务业的影响。当我们对服务业的经济地理特征进行考察时，新经济地理学的上述实证框架是否适用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的生产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绝大多数服务业的生产过程与消费过程是发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的，特别是在空间上不能距离太远，或者说，服务业产品在地区之间的运输成本是很大的，因此当地市场的大小对服务业而言的重要性可能远远超过制造业。但这并不意味着仅有来自本地区的直接需求才会影响服务业在该地区的集聚程度，相反，其他地区的市场大小仍然可以通过影响本地劳动力及其他生产活动的集聚程度来对本地的服务业产生间接的影响。这意味着以市场潜能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因素可能也同时决定着服务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情况。服务业生产与制造业相比的第二个特点是在要素投入中，劳动力的作用远远超过资本，服务业从业人员之间以及他们与消费者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会对服务业的生产过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于服务业的发展而言，人口的密集程度以及劳动者及企业的集聚程度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服务业在城市地区的集聚也可能因此而具有规模经济①。此外，既有研究还发现，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我国服务业的大部分产出都投入到了第二产业(程大中，2008)，因此制造业的空间分布对服务业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这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以市场潜能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因素对服务业在地区之间分布的影响。本文将利用中国12个服务业在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汇总数据，从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出发，考察市场潜能对中国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影响，试图为中国服务业在空间上的不均衡分布提出一种可能的解释。

二、数据与计量模型

本文所使用的服务业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08年对全国服务业企业普查数据的汇总。汇总在34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上分行业门类进行，涵盖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编码GB/T4754—2003下从F门类到R门类中除金融业以外的12个服务业行业门类②，汇总的对象是属性为“企业”的法人单位数、年末从业人员数、年营业收入、资产总计、营业利润、职工工资和福利费总额等信息。表1是2008年中国服务业各行业的基本情况。城市层面的其他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由于年鉴只包含28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少于服务业数据覆盖的348个城市，因此我们下文对城市服务业集聚程度的计算以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中只包括了年鉴中列出的城市样本。本文首先在城市层面研究了服务业集聚的决定因素，试图揭示以市场潜能为的市场容量对服务业在不同城市集聚情况的影响。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度量，一般在对制造业的研究中，可以采用行业在不同地区产值或增加值的比例来度量，但在城市层面上服务业的产值或增加值信息较难获得，因此我们以城市j中行业i的企业法人单位数占全行业的比例以及城市j中行业i的从业人数占全行业的比例来度量行业i在城市j的集聚程度。

三、集聚状况及其决定因素

在对市场潜能与服务业产业集聚之间关系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利用数据对服务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情况作直观的描述，东部地区集聚了服务业的相当大一部分。东部地区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占全国服务业法人单位数的58.1%，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个比例分别仅为23.5%和18.4%。全国服务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在东部地区，而仅有26.4%和19.9%在中部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不仅集聚了服务业的大部分企业和从业人员，其利润水平也较中西部地区更高。东部地区服务业年营业利润占全国服务业的份额达到66%，中部和西部仅为20%和14%，也就是说，对于东部地区而言，相比其服务业从业人员数以及法人单位数，其服务业营业利润所占的份额更高。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各省之间服务业份额的差异也更大，广东省服务业所占的份额十分突出，其法人单位数和从业人员数占全国服务业的比例都超过了10%，营业利润则达到了15.6%。我们还分别计算了各服务业行业的空间Gini系数，以进一步描述各行业的空间集聚情况。空间Gini系数按如下公式计算(Krugman，1991b)：这里sij表示地区j中行业i就业人数占全国行业i就业人数的比例，xj则表示地区j的总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空间Gini系数的取值在0～1之间，取值越大表示空间集聚程度越高。表3列出了12个服务业行业在全国34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水平上的空间Gini系数。作为对比，我们也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中288个城市的制造业数据计算了制造业的空间Gini系数。不难发现，服务业中集聚程度较高的行业多与生产活动相关，而直接面向消费的服务业则集聚程度较低。与制造业整体的集聚程度相比，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房地产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等六个行业的集聚程度高于制造业。对服务业集聚程度影响因素的考察通过方程(5)和(6)的回归分析进行，结果报告在表4中。前两列分别报告了对方程(5)的回归结果，区别在于第(1)列中被解释变量采用城市服务业法人单位数占全行业的比例，而第(2)列中被解释变量采用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占全行业的比例。我们得到市场潜能的系数都在0.2左右，即平均来看，城市市场潜能提高1%，其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0.2%左右。城市人力资本状况和信息化水平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并且在两个方程中相差不大，这里度量城市信息化水平的每万人中互联网用户数这一变量是否放入回归方程对其他变量的系数影响不大，但其本身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对城市总人口和人口密度这两个变量，我们尝试了将其分别放入回归方程和一起放入回归方程，结果在分别放入时，两者系数都显著为正;表4报告了两者同时放入的结果，城市总人口的系数显著为正，但城市人口密度的系数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于目前中国的服务业而言，城市的规模比人口密度更为重要，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对服务业的吸引可能超过人口密度带来的影响。城市非农人口比例的系数在两个方程的回归结果中均显著为正，但系数大小相差将近一倍，其对企业法人单位数占比的影响仅为0.146，但对从业人员数的占比则达到0.299，这很可能是由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更多地推动了对劳动投入更密集的服务业的需求。类似的结果也出现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哑变量系数上。而城市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GDP占比对以企业法人单位数度量的集聚程度影响显著为正，但对以从业人员数度量的集聚程度影响则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府规模对服务业的影响可能更多地是在吸引劳动投入相对不那么密集的行业发生。表4的第(3)列报告了方程(6)的回归结果，即被解释变量为2007—2008年间城市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变化，并且在解释变量中进一步控制了2007年的集聚程度。我们发现2007年城市服务业从业人员数占全行业比例的系数显著为负，即在2007年服务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城市，其在随后的一年中集聚程度提高得越慢，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2007—2008年间服务业在城市之间的集聚存在趋同的趋势。

城市市场潜能的系数仍然显著为正，并且其数值与前两列相差不大。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也基本与第(2)列结果相近。在上文对服务业集聚现状的描述中不难发现，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高于消费性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相关研究也发现我国第三产业的大部分产出都投入到了第二产业(程大中，2008)，而市场潜能等经济地理因素对制造业的集聚存在直接的影响(刘修岩等，2007)，为了进一步识别经济地理因素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通过制造业的集聚来间接传递，我们在表4的第(4)列中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层面的制造业集聚程度，我们用城市j在2007年的制造业从业人员数占制造业全部从业人员数比例的对数值logaggmanuj来对此进行度量。我们发现，在控制了城市层面制造业集聚程度后，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并且数值变化不大，同时制造业集聚程度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说明制造业的集聚确实对服务业的分布有直接的影响，但城市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产生影响仍然存在制造业以外的渠道，市场大小以及接近消费者的程度对服务业的分布而言是一种直接的决定因素。我们进一步将样本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限于篇幅，我们只报告了方程(6)的结果，但对方程(5)进行回归的结果中各系数没有太大变化。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其系数显著为正，数值为0.315;而东部地区虽然系数也为正，但数值仅为0.139;在西部地区，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在城市体系以及地理位置上存在的差异有关。Fujita，Krugman，andMori(1999)较早提出了在城市体系的分布中随着距离中心城市和港口距离的增加，城市的市场潜能及其经济影响的变化可能是非线性的，许政等(2010)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发现，城市的经济增长与其距离大城市和港口的距离之间存在三次型的“∽”形曲线关系，陆铭、向宽虎(2010)进一步发现，城市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城市距离大港口的距离之间也呈现出这种非线性关系，即随着距离大港口越远，城市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考虑到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市场潜能呈现递减的趋势(如表2所示)，而距离大港口的距离则呈现递增趋势，对于城市市场潜能对东中西部服务业影响不同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东中西部城市与港口以及大城市距离的远近差异较大。同时，制造业集聚程度的系数则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顺次递减的趋势，这很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更有利于那些服务于制造业的产业进一步集中，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吸引效应则有所减弱甚至不明显。同时，城市总人口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地区都是显著为正的，但在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其数值更大，即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对服务业的吸引作用较东部地区更加明显，这有可能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间差异更为显著、中小城市在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与大城市的差距更加悬殊所导致的。

由于我们的服务业数据共分为12个门类，我们进一步分行业作了回归分析，限于篇幅，本文不报告详细结果。城市市场潜能的系数只有四个行业不显著，分别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其中，教育业和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是集聚程度较低的行业(见表3)，也是受政府规制及干预较多的公共服务行业，其分布受市场潜力影响不大是合乎预期的。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与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事实上对应着两种较为极端的情况，前者产品的跨地区运输成本较小，而后者则基本对应于生产和消费无法在空间和时间上分离的服务，可以视为运输成本无穷大，在这两种极端情况下城市周边市场的大小事实上对这两种产业的分布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因此城市市场潜能对它们集聚的影响也不显著。对于其他服务业门类的集聚程度变化，市场潜能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其数值较大的几个行业依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0.332)，住宿和餐饮业(0.322)，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0.217)，以及批发和零售业(0.201)，可以发现这些行业都是与贸易活动有关或者是向制造业或者资源类行业提供支持的，因此市场潜能对其影响较为明显。

四、结论

利用200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服务业的汇总数据和2007年的城市数据，本文对我国服务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情况作了描述，并对影响服务业产业集聚的因素作了初步考察，特别关注代表地区市场容量及与市场接近程度的城市市场潜能带来的影响。我们发现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系数在0.2左右，即平均来看，在市场潜能提高1%的城市，其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0.2%左右。城市的规模比人口密度对于服务业的集聚更为重要，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对服务业的吸引可能超过人口密度带来的影响。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能更多地推动了对劳动投入更密集的服务业的需求。在控制了城市层面制造业集聚程度后，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程度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并且数值变化不大，同时制造业集聚程度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说明制造业的集聚确实对服务业的分布有直接的影响，但城市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产生影响仍然存在制造业以外的渠道，市场大小以及接近消费者的程度对服务业的分布而言是一种直接的决定因素。分地区来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而分行业来看，城市市场潜能对产业集聚程度的影响只有四个行业不显著，分别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教育业，以及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而影响较为明显的几个行业依次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我们的研究首次利用中国服务业的数据证实了新经济地理学中关于市场容量与接近消费者的程度同样是影响服务业产业布局关键因素的假说，并且观察到这种影响在不同特征的行业之间的差异。当然，本文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例如，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本文对服务业的研究局限于非金融行业，对于在中国服务业中占据较大比重的金融业而言，城市层面的市场潜能是否也对其分布等特征产生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其次，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无法从时间趋势角度来分析服务业经济地理特征的变化情况，这也有待于后续数据的完善与研究的深入。

对于中国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相关政策措施而言，我们的研究显示经济地理因素是不应被忽视的重要因素。城市的市场潜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和现有的城市体系格局决定的，在目前的城市体系格局下，已经形成制造业集聚态势的东部沿海地区和具备规模效应的大城市仍然拥有吸引服务业集聚的巨大优势。随着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服务业在地区之间的分布将对中国区域间差异乃至经济整体的发展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然而，为了平衡区域间服务业发展和收入水平，采取与经济地理因素制约下的服务业发展趋势相逆的政策措施并不可取，而应充分重视现有城市体系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进一步放开劳动力以及其他要素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动，打破地区间各种贸易壁垒与障碍，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城市人力资本积累，并进一步发挥大城市的规模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