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走势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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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进入不平衡发展的大变革、大调整时代。2009和2010年，世界经济呈现出逐渐复苏的势头。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2010年世界经济甚至实现了5.1%的大幅反弹。但进入2011年后，由于西亚、北非地区出现严重政治动荡，日本遭遇强烈地震及海啸灾害，欧美发达国家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和大规模的政府债务，以及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面临明显的通货膨胀压力，使得世界经济的复苏道路异常曲折，不稳定和突发性因素明显增加。在众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下，2012年世界经济走势趋于复杂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1年9月的《世界经济展望》，对2009年、2010年全球经济及相关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了总结，并对2011年及2012年的情况进行了预测(见表1、表2和表3)。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等国际组织和高盛(GoldmanSachs)等金融机构也纷纷推出了他们的预测报告，总体判断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悲观，如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2011年12月1日《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将下滑至2.6%，低于2011年的2.8%和2010年的4%。总之，2012年世界经济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发达经济体增长乏力和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的趋势，全球经济将呈现低速增长态势。

一、发达经济体及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走势

(一)欧盟经济陷入衰退的概率提高

众多组织和机构形成的共识是，欧债危机的发展态势是决定2012年世界经济形势走向的关键因素。欧元区国家是欧盟的主体，解决好欧元区的问题是欧盟面临的重要任务。为缓解欧洲银行体系面临的巨大流动性压力，欧洲央行救援欧债危机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在2011年11月和12月连续两次降息。2011年12月8日欧洲央行议息会议决定下调基准利率，即主导再融资利率、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存款便利利率分别下调25个基点至1%、1.75%和0.25%，从而使基准利率再度回到199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位［1］。这说明欧洲央行对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心超过了对持续高通胀率的担忧。化解欧债危机需要庞大的资金，但在欧元区缺乏明确救助机制的情况下，外部资金介入的意愿并不强烈。随后的演变方向，可能是重债国必须使用大力度的财政紧缩方案，而这势必加大将已经疲惫的欧元区经济拖入衰退的风险。2011年，中欧贸易额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欧盟经济如出现大幅衰退，将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以及整体经济的增长，但与此同时，欧盟的资产价格也会进一步下跌，从而为中国企业收购“质优价廉”欧洲资产提供难得的机遇。对于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观点和看法。我们认为，部分欧盟国家弱小的经济实力、国家财务造假的隐患、欧元区的体制弊病、普遍的高福利制度及其带来的企业员工慵懒的工作态度，共同造就了这场危机。可以说，这场危机表面上是金融与财政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发展方式的危机。欧盟的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三个深层次的矛盾。一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矛盾。实体经济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形式，虚拟经济是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形式。虚拟经济尽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只能在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说到底，价值是最终由实体经济创造的，虚拟经济发挥的只是辅助作用。欧盟虚拟经济的膨胀导致其日益背离实体经济的需要，并为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二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公平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把两者关系处理好，才能对经济发展发挥交互正向作用。由于人类资源具有稀缺性特征，所以公平的实现必须建立在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上。欧盟国家长期通过扩大债务的方式维持高水平的“公平”，导致了经济效率的降低。三是权利与义务的矛盾。权利和义务在结构上是对立统一的，在功能上是互补互促的，两者的存在和发展都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两者的关系如果出现扭曲，势必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的影响。欧盟社会的高福利特征，使得相当大的群体过分强调享受经济发展的权利，但同时不愿承担发展经济的相应义务，导致欧盟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推动力。总之，欧盟经济面临的问题是长期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能依赖短期的办法解决。我们认为，欧盟经济的全面好转需要进行有效的体制变革，这可能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

(二)美国和日本经济有望实现缓慢复苏

美国经济面临着由来已久的债务问题，而且面临着失业率居高不下和通胀率上升的影响，但相比欧元区情况好一些。由于美国既拥有独立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又掌握世界最强货币美元的发行权，采取量化宽松政策等工具的余地较大，因而2012年再次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较小，总体有望实现缓慢复苏态势。2011年一季度至三季度，美国季度GDP环比增长率保持了上升的势头(见图1)。相比欧洲，美国有条件提高联邦政府举债上限，为实施刺激性财政政策创造新空间;有条件在货币政策方面继续保持宽松态势，并通过美元贬值来转嫁国家债务，尽管这会面临美元信誉损害的风险。未来美联储仍有采取其他措施进一步放宽货币环境的可能性。对于日本经济2012年的走势，日本各界多持悲观观点。日本民间经济智库大和综合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谷亮丸在最新一份经济预测报告中认为，2012财年度(始于2012年4月)，日本实际GDP增长率为1.8%，相对2011年11月份的预测下调0.8个百分点。熊谷总结称，2012年日本经济存在三大风险因素:第一，核电站全部停运将导致电费上涨15%至20%，对实际GDP的影响超过1%;第二，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导致日本经济下行;第三，日元汇率持续坚挺将压迫日企利润和出口增长［2］。我们认为，从整体看，尽管日本仍面临欧债危机导致外需疲软、日元升值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等挑战，但日本制造业在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方面仍有潜力，日本GDP增速应该不会低于2%。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很高。由于美国不断通过货币贬值、发新债偿旧债等方式提振本国经济，而中国持有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和美国债券，因此中国利益面临着很大的威胁，而且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在人民币升值及美国提高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影响下面临很大的压力。但从大局判断，中美两国都深知发展互惠互利的经济关系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合作仍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主流。中国和日本是同属东亚地区的世界重要经济体，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极强的依存度。面对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日本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得到中国市场的巨大牵引，同时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也需要日本经济的繁荣。因此，尽管中日经济关系还存在一些摩擦和分歧，但中日两国已深深认识到，加快推进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合作是促进双方经济繁荣的保证。据此我们认为，中日两国2012年将在合作方式、合作领域及合作机制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三)新兴经济体仍将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并一直高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2011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仍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并远高于发达经济体。国内外各机构预测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GDP仍将以9%左右的增速位居世界首位。2012年，随着发达国家经济形势恶化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大幅震荡可能性加大，新兴经济体面临出口压力加大和经济增速放缓的风险，但新兴经济体的财政状况普遍显著好于发达国家，有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内需，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仍预测了6%以上的较高增长速度，这是遏制全球经济萎缩的重要力量。受世界经济减速的影响，中国经济在2012年可能也出现一定回调，但我们判断，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经济仍然会保持高速的发展，这是由中国的现实国情决定的:一是中国地大、人多，发展层次低且不平衡;二是在中国的个人和组织都存在极高的致富欲望;三是GDP依旧是决定中国干部升迁的硬指标。具体说，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原有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由于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所以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很大;由于中国人口多，所以市场需求依然很大;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层次低，所以中国还将持续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过程;由于市场化改革催生了中国“经济人最大化”的理念，所以“血拼式”的发展模式还将持续;由于“政绩就是英雄”“GDP就是选票”的官员产生机制，以及“层层加码”的政府运行机制，所以官员会继续大力采取推动经济发展的措施。另一方面，中国在“后改革时代”出现的许多新因素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3］。中国由强调经济规模向强调结构调整转变，将推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入;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措施，将推动农村规模经营与农村城镇化的投入;中国经济向民生领域的拓展，将推动公共消费领域的扩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二、国际经济合作及其产业格局走势

(一)国际贸易摩擦可能性加大

尽管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改变，但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发展坎坷。2011年，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屡遭滥用。以中美贸易关系为例，2011年10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主要针对中国的《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对所谓汇率被低估的主要贸易伙伴征收惩罚性关税，发出了贸易保护主义升级的错误信号。从总体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可能在2012年得到进一步强化，贸易摩擦可能加剧。我们认为2012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呈现如下特征:一是保护措施数量多。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为转嫁危机可能会实施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仿效欧美，较为频繁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二是花样多。以欧美国家为主的国家可能更多地以“劳工”“低碳”等标准对进口产品设限;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贸易保护手段可能不断翻新、更趋隐蔽;贸易摩擦范围可能逐步从传统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蔓延。三是中国面临的威胁最大。为了遏制中国快速崛起的势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可能有意识地采取集体行动，并分化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给中国制造麻烦，使中国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对外贸易环境。四是政治化倾向加大。在多国政府选举密集进行的国际背景下，部分国家可能会更多地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通过限制国外进口产品来取悦选民，谋取政治利益，进而对国际贸易活动构成障碍。

(二)国际宏观经济协调难度加大

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世界各国间的利益分歧点增多，利益共同点减少，可能导致2012年各国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方面更难取得一致。由于WTO多哈回合停滞不前，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两大阵营互不相让，导致不少国家对短时间达成多边协议失去信心。此外，由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短期挑战不同，政策取向也存在明显差异，估计发达经济体会继续加大对新兴经济体货币升值的干预力度，并要求新兴经济体增加进口，而新兴经济体为保持出口竞争力可能极力避免本币过快升值，这将增加双方的政策矛盾。在发达国家之间，尤其是欧元区内国家之间，选择什么样的政策也存在较大差异，部分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可能倾向于适度宽松的刺激政策，而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可能被迫选择紧缩的财政政策，这使得发达国家之间也存在政策难以协调的问题。中国作为新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既面临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协调难度加大的问题，也面临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协调难度加大的问题，这可能会使中国2012年更加频繁地、更加灵活地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协调活动。

(三)欧美再工业化与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同时加速

欧美国家在遭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后，体会到了过度依赖虚拟经济所带来的经济风险，转而大力扶持制造业回归，再工业化迹象明显。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向欧美国家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不断增加，从欧美国家吸引的制造业投资不断扩大。欧美再工业化步伐加快可能加大中国对欧美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难度，对中国承接欧美制造业转移也会构成一定的挑战。尽管欧美国家曾长期推行“去工业化”政策，但其制造业基础和技术开发与创新能力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生产要素全球配置的时代，发展传统制造业不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优势，因此，欧美国家制造业的复苏动力首先是创新引领［4］。近几年来，欧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科技创新的研发和投入力度，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育种、低碳和“绿色技术”、文化创意等产业。日本重点发展了新能源技术、信息技术及低碳等产业。此外，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在加快发展具有自身比较优势及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和技术。这一趋势将影响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方向，全球制造业布局将会出现相应调整。

三、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动趋势

(一)世界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2008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全球流动性泛滥导致的通胀压力将长期持续存在。预计2012年，通货膨胀依旧是全球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2012年世界经济面临较大通胀压力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大多需要采取或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各国经济发展都会产生较大的通胀压力。二是新兴经济体为了防止经济的下滑，可能逐渐放宽2011年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这对抑制通货膨胀带来一定的压力。三是劳动力价格上涨正成为新的通胀压力。过去20多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凭借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依靠全球分工体系创造出巨大的增长红利。然而，随着大部分新兴经济体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迈进、人口红利的减少以及城市化生活成本的提高，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和回补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5］。中国也可能面临较为明显的“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挑战。

(二)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震荡可能加大

解决欧债危机的不确定性是国际金融市场面临剧烈震荡的关键因素。欧洲的银行业对欧洲重债国主权债务有巨大的风险敞口。欧洲银行业习惯持有大量欧洲国家发行的国债，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欧元区重债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国债价格快速回落，银行持有的欧洲国债资产大幅缩水。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数据截止2011年1季度末)，银行业对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六国主权债的风险敞口主要集中在欧洲，欧元区银行业对这六个国家主权债的风险敞口合计高达4548亿美元，欧元区内部又以法国银行业的风险敞口最大。按照清算银行的统计，法国银行体系对上述六国主权债资产的风险敞口高达2140亿美元(见表4)。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恶化，欧洲银行业资产质量下降，对欧洲银行债务提供保险的CDS(信用违约掉期)的利率大幅攀升，这说明市场对于欧洲银行业信用风险的极度担忧。由于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评级下调，金融市场长期信心缺失，短期投机行为严重，也可能加剧2012年的国际金融市场震荡。预期2012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受供求基本面、全球流动性状况、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性、美元汇率走势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影响，仍将处于高位。但2012年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进一步上升。若美国和欧元区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再次恶化，导致全球经济增速大幅度下滑，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重现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高速回落状态［6］。总之，2012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出现大幅的震荡。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震荡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但只要应对得当，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若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意味着欧美经济复苏势头较好，从而为中国稳定并扩大出口创造了机遇;若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挫，意味着世界通胀压力减轻和欧美资产价格下降，从而为中国控制国内物价水平和收购欧美企业创造了机遇。鉴于中国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我们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不使国际市场风险引发国内系统性经济风险，同时通过及时、灵活地应对世界市场变动，推动中国经济国际地位的上升。

四、中国的应对之策

面对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中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下，应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着力提高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一)以积极扩大内需应对世界经济降速的风险

中国作为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世界大国，发展经济不能过度依赖外部市场需求，在当前国际市场风险加剧的背景下，积极扩大内需就变得尤为重要。2012年，中国应着力解决制约内需的三大问题:一是供给结构的制约，涉及文化、教育、医疗、旅游、通讯等非物质消费品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二是价格方面的制约，涉及交通、物流等交易成本、技术落后造成的生产成本、垄断造成的体制成本等因素推高消费品价格的问题;三是收入群体结构的制约，涉及中等收入者占比低、低收入者比重相当高及扩大内需的主体不足等问题。对此，应采取三大举措:一是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改变收入差距过大局面，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和正义性，切实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二是强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健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切实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面，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三是促进发展薄弱的文化、旅游、体育、健身、家政等服务业的壮大。

(二)以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改善外部发展环境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中国应加快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以有效地应对国际贸易摩擦等挑战，实现与国际经济的接轨，改善经济发展外部环境。2012年，中国应在以下三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深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扩大人民币国际结算范围，提高人民币国际化水平;二是深化对外贸易、涉外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改革，大力拓展新兴经济体市场，大力进口先进技术和设备，抢抓欧债危机带来的跨国并购机遇，促进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质量;三是推进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建设，丰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等国际经济合作内容，提高应对各种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能力，妥善处理国际贸易摩擦。

(三)以调整经济结构适应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

调整经济结构是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面对欧美再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变得更加紧迫。推进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已经成为中国的重要政策取向。2012年，中国应从以下五方面取得经济结构调整的突破:一是从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和产业链控制力的战略高度，重点支持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以创新性的产品拓展海外市场空间;二是应用先进技术及工艺设备升级传统制造业，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传统制造业产品的质量，在同欧美同类产品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三是大力推进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及传统制造业升级提供强大支持，构建三次产业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四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尊重企业作为最重要市场主体的地位，切实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服务和调控作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长效机制的形成;五是加快东部产业与技术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为中西部经济发展创造机遇，为东部经济向高端转型腾出空间，优化中国产业的地域布局。

(四)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减缓国际金融

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的冲击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存在金融工具不完善及市场化程度低等问题。为了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的冲击，2012年中国应在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体系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一是坚定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确保金融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出现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而产生的金融危机;二是健全与完善金融工具，稳妥发展国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影响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适时运用多种金融工具对冲风险;三是发挥中国外汇储备充裕的优势，根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趋势择机购买，具体讲就是，在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下跌之际，加大对大宗商品的购买量，进行商品实物的超常储备，在国际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之际，减少对大宗商品的购买量，利用前期的超常储备，在一定程度上平抑市场价格的上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