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经济增长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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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从1965年开始，东亚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东亚经济平均每年增长率为5．5%，这是亚洲其他国家和OECD国家的2倍、拉美国家的3倍、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25倍，如此快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1995年克鲁格曼在评价“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时指出，“东亚非凡的增长纪录只不过是由投入的迅速增长而创造的，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亚洲经济增长再也不是一个神话”。克鲁格曼主要是利用Young(1994)的研究结果得出这一结论的。Young(1994)利用索罗模型推算出了东亚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结果表明，即使在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1966～1990年期间，东亚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仅为－0．3%～2．3%，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1．6%，这与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高速增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3%左右的增长速度相比，明显偏低。虽然克鲁格曼的观点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接受，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的观点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韩国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从1997年的5．61%降到－5．88%，虽然金融危机过后韩国经济迅速复苏，但起伏不定，呈现V字型的发展趋势。当时克鲁格曼还特别指出，中国与日本相比，对亚洲命运的影响更令人难以捉摸。尽管中国现在还很贫穷，但人口众多，只要生产率水平达到西方国家的几成就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强国。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迅速发展，1979～2010年，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9%。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超过2．5亿的人口脱离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从短期看，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但从长期看，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带动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特别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经济又一次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增长率也从2001年的7．98%上升到9%左右。虽然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对克鲁格曼的评价不一，但是克鲁格曼指出的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将是以后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增长会计法推算出中国与韩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而对经济增长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由于增长会计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比较广泛，为了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变化的影响，本文又利用Malmquist指数从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两方面来分析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二、增长会计法和Malmquist指数法评述

1．增长会计法

全要素生产率最初由Tinbergen提出，经Solow、Kendrick等研究之后，开始得到广泛的研究应用。增长会计法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将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部分剔除后，从而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一种指数方法。索罗在1957年提出新经济增长理论，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索罗经济增长模型因其科学普遍性和简单可操作性被广泛应用，本文采用C-D生产函数，利用索罗残差法来测量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C-D生产函数模型如下:Yt=AtKαtLβt(1)Y表示经济产出量，K表示资本投入量，L表示劳动投入量，A表示技术进步因素，t表示时间，α表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本文中，经济产出量采用中国和韩国的实际GDP增长率，资本投入采用永久盘存法计算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采用就业人数和教育年限来表示，β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提供的最终消费率和韩国统计厅发表的劳动所得分配率。假设技术进步是希克斯中性，即α+β=1，将式(1)两端取对数后再对时间t求微分，可以得到如下式(2):dYtYt=dAtAt+αdKtKt+βdLtLt(2)用增长率表示，可以写成:y=a+αk+βl(3)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可以表示为:a=y－αk－βl(4)用Ek、El表示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Ea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可以表示如下:Ek=αky×100%(5)El=βly×100%(6)Ea=ay×100%(7)。

2．Malmquist指数法

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另一种方法就是非参数的数据包络分析(DEA)，DEA分析的优点在于不需要具体的函数形式和分布假设，不需确定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Malmquist指数最初由瑞典经济学家StenMalmquist提出的，是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计算生产率指数的一种分析方法。用(xt，yt)表示t期投入与产出关系，则t期生产可能集的产出距离函数可以表示为:Dt(xt，yt)=inf{θ:(xt，yt/θ∈Ft)}(8)D表示距离函数，θ表示技术效率，F表示生产可能前沿。按照Fare等的解释，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应当定义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基准技术之上，所以基于t期和t+1期参照技术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为:Mt(xt，yt，xt+1，yt+1)=Dt(xt+1，yt+1)Dt(xt，yt)(9)Mt+1(xt，yt，xt+1，yt+1)=Dt+1(xt+1，yt+1)Dt+1(xt，yt)(10)基于t期和t+1期参照技术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在经济含义上是对称的，按照Fisher的理想指数，将它们的几何平均定义为综合生产率指数:M0(xt+1，yt+1，xt，yt)=Dt(xt+1，yt+1)Dt(xt，yt)×Dt+1(xt+1，yt+1)Dt+1(xt，yt[]槡)(11)当M0大于1时，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改善;等于1时，说明没有变化;小于1时说明全要素生产率退步。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又可以分为技术效率的变动、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动又可以分为规模效率变动和纯效率变动。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1)中国与韩国资本存量的估算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中，最有争议的就是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数据选择问题，资本投入一般采用存量，在资本存量的计算过程中基期存量和折旧率的计算存在很大的争议，基期存量最直接的方法是国民财富调查法，但因耗资巨大，而且耗费时间长，一般很少有国家采用这种方法。本文采用1951年Goldsmith提出的永续盘存法(perpetualinventorymethod)来估算中国和韩国的资本存量。关于折旧率，胡永泰(1998)采用5%，Young(1994)采用6%，本文经过比较认为孙辉、李宏谨(2010)采用的6%的折算率比较合理，所以本文采用6%的折旧率。韩国的资本折旧率采用韩国统计厅公布的固定资本消耗率。中国的每年投资额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并根据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转换为1978年的不变价格。韩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采用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05年不变价的固定资产投资额，韩国16个地区的估算也采用以上方法计算，但由于数据的不足，所以估算范围缩小到1995～2009年。本文借用单豪杰(2008)“中国资本存量K的再估算:1952～2006”中1997年各省市的资本存量数据，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年)》和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1997～2009年中国31个省市的资本存量。根据永续盘存法推算出1978～2009年间中国与韩国的资本存量，结果如图1所示。以1997年金融危机为界，1978～1997年期间韩国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为13．7%，1998～2010年平均增长率大幅下降，只有4．1%。另一方面，中国在1978～1997年间资本存量的平均增长率为10．76%左右，而在1998～2009年期间，与韩国的大幅下降相反，中国呈现上升趋势，增长率达到12．53%。所以从图1可以看出，韩国在1997年以后资本存量变化趋势曲线斜率明显降低，而中国的曲线斜率反而增加。

(2)中国与韩国的劳动投入变化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劳动力的贡献不可忽视。在批判克鲁格曼的学者中，有的学者对Young劳动投入变量的选择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亚洲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就业市场的扩大，单纯用就业者数量作为劳动投入的变量明显地扩大了劳动力的贡献率，从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但在目前，只有就业人员的数量是可以统计的，像其他自营业者、小商贩、农民工等因无法统计而被排除在就业人员范围以外，这是采用此变量的一个缺陷。另外，本文采用教育年限法来衡量人力资本的变化，劳动投入变量采用教育年限与就业者数的乘积来表示。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如下:Ht=∑ni=1HEi，thi(12)Ht是t年的人力资本，HEi，t是t年i学历的人口数，hi是i学历的教育年限。中国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各年度资料，韩国的数据来源于韩国统计厅的各年统计资料，根据式(12)计算出中国与韩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与韩国的劳动投入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2009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98年的7．09年增长到8．38年，也就是大多数人基本上接受了9年义务教育。在中国的31个省市中，北京地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东部地区的受教育年限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图2可以看出，虽然中国与韩国的劳动投入都在增加，但中国的增加趋势明显高于韩国，韩国的劳动投入除1997年金融危机影响以外一直在稳定增长，变化幅度较小。中国的劳动投入虽然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但变化幅度较大，特别是2000年和2005年由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劳动投入分别下降0．5%和1．4%。

(3)中国与韩国GDP的变化趋势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的重要标志，作为产出变量，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衡量指标，所以本文中产出变量采用了实际GDP增长率。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根据GDP平减指数将名义GDP转换成以1978年为基准的实际GDP，然后计算出实际GDP增长率，韩国的实际GDP增长率直接采用韩国统计厅的数据资料。总体来看，韩国GDP增长率变化幅度较大，特别是在1980年和1998年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1979年韩国前总统朴正熙去世后，1980年韩国的各种经济指标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失业率从1979年的3．8%上升到17．9%，经济增长率从1979年的6．8%下降到－3．9%，这次经济波动除政治上的原因外，也与1979年爆发的石油危机有密切关系。1997年亚洲爆发的金融危机再次给韩国经济带来冲击，金融危机爆发后，随着投资率的大幅下降经济增长率再次从1997年的5．8%下降到－5．7%，虽然危机过后韩国经济得到很快恢复，但再也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以前8%的增长速度。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三十多年期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超过9%。2009年中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3600亿元增长到65664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中东先进国家水平。从增长率变化来看，20世纪90年代后期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经济增长率又逐渐恢复到9%左右。

2．实证分析结果

本文根据以上的数据和C-D生产函数，计算出1981～2009年中国和韩国的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其结果如下:1979～2009年，中国平均GDP增长率为9．46%，其中资本贡献度为4．43%、贡献率为46．87%，劳动的贡献度为2．67%、贡献率为28．24%，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虽然达到2．36%，但贡献率只有24．89%，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70%以上是由于要素的投入而达成的。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2～2009年中国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率从1981～2001年的23．27%上升到28．88%，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超过了劳动投入的贡献率。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扭转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发展减慢的步伐，从1998年的7．54%、1999年的7．35%，逐渐又恢复到9%的高速增长期。加入WTO不仅扩大了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还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提高国际竞争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技术的进步主要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韩国1981～2009年平均GDP增长率为6．57%，和中国一样，韩国经济70%以上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引起的，特别是资本的贡献率超过了50%，这说明韩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投入。但是若以1998年金融危机前后为界来分析韩国经济增长的话就会发现，韩国在金融危机以后发展模式从依靠资本投入逐渐转换为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981～1998年韩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7．64%，其中，60%以上是靠资本投入来实现的，25%是依靠劳动的投入;但在1999～2009年期间韩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4．8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却达到42%，资本投入的贡献率下降到32%，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超过了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为分析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的变化，我们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分别分析了1998～2009年的中国30个省市和韩国16个地区1995～2009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在DEA模型中，投入变量采用的是上文中计算出的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数据，产出采用的是各地区的实际GDP，Malmquist指数法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1999～2009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则平均改善了0．44%，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引起的，这与中国大幅度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有很大关系。在1999～2001年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了1%左右，技术水平却处于增长的状态，技术效率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一期间，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却比经济危机前有所好转，增长率为0．47%。2002～2009年中国的技术效率虽然没有得到改善，但是技术水平继续提高，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0．98%;而此段期间内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各方面效率得到了改善，但技术水平的变化影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然，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Malmquist指数法只是一种相对的评价而不是绝对的评价。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高于韩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并不说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高于韩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四、主要结论

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像克鲁格曼所评价的那样悲观，虽然发展的初期是依靠要素的投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模式也在逐渐变化。特别是本文中分析的中国和韩国的例子，两国经济发展初期主要是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而发展的，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开始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从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转换为依靠技术进步的集约型增长模式，主要结论如下:

(1)中国和韩国从过去的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逐渐转换为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集约型发展方式。2002～2009年中国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率从1981～2001年的23．29%上升到28．88%，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率超过了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同样，1981～1998年期间韩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64%，其中60%以上是靠资本投入来实现的，25%是依靠劳动的投入，但在1999～2009年期间韩国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4．84%，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却达到了42%，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超过了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也就是说两国进入21世纪以后，经济发展从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增加转换为依靠技术进步的发展模式。

(2)中国在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要增强自身的研发能力，提高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和技术的利用效率。通过Malmquist指数分析比较，中国虽然每年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技术效率的变化却不容乐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依靠技术水平的进步，还依靠技术效率的改善，所以，中国今后经济的发展需要增强企业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和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

(3)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中国劳动投入的贡献率在不断降低，特别是2001年以后，资本的大量投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导致劳动的贡献率从1981～2001的35%下降到2002～2009年的10%。劳动贡献率降低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因此要提高劳动的贡献率还要加强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4)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韩国经济虽然得到迅速恢复，但仍然没有达到危机前的发展状态。韩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从以前的依靠出口转向依靠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主要依靠技术水平的提高，但在Malmquist指数的分析结果中显示，韩国的技术水平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善，这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所以韩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增强研发能力和提高技术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