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径依赖转型经济理论选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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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二十世纪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是一场内涵丰富的，深刻的历史性大变革。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重大挑战，经济学家们也广泛运用各类经济学前沿理论成果对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与已有经济学理论相违背的现象展开深入的分析。与此同时，这些理论成果也对国家经济转型的实践过程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热若尔•罗兰认为经济转型是“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1]，也就是经济体制的转变，是在经济运行中起基础作用的相应制度的新陈代谢的体制转变过程。洪银兴教授认为我国的经济转型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内涵：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经济开放度的转型。[2]第一点提出了经济体制的转变，后三点属于经济发展的内涵。经济转型应该在研究体制转变的同时重视现实经济的发展，把二者结合起来，并注重体制转变对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的促进作用。经济转型的逻辑起点涉及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和转型的选择问题。它不应该是简单的针对计划经济体制内部的改革。只有对制度进行变革，打破原有计划经济体制对改革的制约，促使各个领域大规模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才能称得上为转型。而改革仅仅是转型的准备阶段。经济转型真正始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每个国家都必须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基本国情作出合理的选择，从而形成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现代市场经济虽然显示了多样化的模式，本质却是由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正如保罗•萨缪尔森所说：“我们的经济是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实施经济控制的‘混合经济’：私有制度通过市场机制的无形指令发生作用，政府机构的作用则通过调节性的命令和财政刺激得以实现。”[3]因此，经济转型的目标选择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重视政府干预和调节的混合经济模式。

二、经济转型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其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表现在制度变迁在既定的路径状况下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也可能沿着原来的错误路径下滑，还可能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经济转型是制度结构整体性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作用。这种路径依赖包括初始条件的依赖和自我强化机制的依赖。

（一）初始条件的依赖一国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影响制度变迁从而经济转型的重要初始条件。就转型的经济条件来说，当前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和作为制度变迁起点的原有的制度结构将影响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正确认识经济发展水平当前所处的阶段是实现制度变迁的渐进式经济转型的重要依据。因为在短时间内人们不可能改变现存的经济条件，而必须以这些经济条件为出发点进行合理的路径选择。但是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并不仅仅是指在转型起点状态的最初条件。事实上，在渐进式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每一步演进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正是不断地作为制度进一步演进的初始条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转型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最初的一点。因此，在研究经济体制转变的渐进过程中，要时刻把握经济水平的动态发展，发挥制度演进的反馈机制。

（二）自我强化机制的依赖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是指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变迁一旦选择并走上某一路径，其所选择的方向将在今后的发展中得以不断的强化。正如诺斯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所指出的那样：当人们最初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之；反之，则有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一直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陷入无效率的状态中。这种无效率的路径依赖，是导致一些发展中国家政治与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主要原因。[4]因此，路径依赖的自我强化机制的理论意义，在于经济转型的起点上在制度变迁最初的条件状态下相对理性地选择合理的转变路径，并在既定的路径下，在转型的不同阶段通过反馈机制不断加以修正以削弱其中负面的自我强化机制；不断地打破既得利益的束缚，使新制度要素产生正面的自我强化机制。如果既定的路径已经被证明是最初选择的错误路径并显示为负面的自我强化机制，那么就要试图摆脱路径依赖，进行跳跃性的制度变迁。跳跃性的制度变迁并不属于激进式的经济转型方式的范畴。从长期看，跳跃性制度变迁只是制度彻底变革的开始，如果要完成最终的彻底变革，就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5]经济转型中相对理性的路径选择或是对于路径依赖的摆脱需要提供相应的经济理论作为依据。换句话说，针对经济转型终极目标的路径最初选择，实际上是通过对现有的经济理论的选择来确定的。

三、经济转型中的经济理论选择

（一）主要经济学流派分析经济转型的研究涉及到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对经济转型问题给予了关注和探究，但是由于各流派研究的思路和框架不同，对于经济转型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仍旧缺乏统一的观点和认识。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地位，而经济转型的研究最初就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为代表，它们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所有的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并强调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够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来促使经济体制的转型。其政策主张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完全的市场化和自由化以激进的、一步到位的方式来实现，而在全面转型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会及时补上计划体制退去后留下的空缺。这种思想的体现就是杰弗里•萨克斯所提出的著名的“休克疗法”。在该理论指导下的前苏联、东欧地区的经济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相反，采取渐进式转型方式的中国却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增长最有活力的经济之一。理论和实践的反差使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转型理论经历了一系列的批判和反思。因为这些理论在私有权制度下研究经济运行的规律和资源配置的效率,而对于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化并没有深入的认识，所以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加快私有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程。

2.制度—演进经济学派。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转型绝不仅仅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大规模私有化、稳定化和自由化。按照Kolodko所言“：是因为‘华盛顿共识’忽略了制度建设在转型中的重要性，因此必然导致‘制度真空’。”[6]通过强调经济转型中的制度因素的作用而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两个学派的分析范式，促成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新制度经济学派研究经济转型问题的关键在于制度的选择，核心是确定产权的标准，因此必须设计出各种制度以保证可能的最大效率。该学派成功地将产权、交易费用、激励、经济行为等因素纳入到了转型国家的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将转型分析动态化；不足之处在于认为只有迅速地私有化和严格保护私有产权才能顺利实现成功地转型，从而陷入了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研究范式。相比较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转移，演进经济学派强调制度变迁的内生自我演化过程，认为不同的初始条件和不同的路径依赖是产生多样化制度安排的根本原因。青木昌彦以一种制度演进和进化博弈为分析工具，形成了一种内生性博弈均衡的制度演进观，使对经济转型的分析范式回归到了真实制度演进的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过程中去。

3.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新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市场运行采取相机干预，其主要观点是认为市场因其不完全竞争性必须借助于政府的干预才能有效运行。该学派对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转型观和“休克疗法”给予了严厉批评，他们认为价格机制作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惟一手段是不全面的，价格的全面放开会造成严重的供需失调，引起通货膨胀，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并使其改革信心受挫。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私有化必须在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下循序渐进，快速私有化无法解决企业迅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相反会造成生产停滞、失业增加和矛盾的深化。因此，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仅不应削弱，而且还要加强，政权的稳定是推动经济转型顺利进行的关键。正如该学派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那样，市场经济中信息是不完全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的、竞争也是不完全的。他也强调了政府在转型中的积极作用。

4.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劳动与劳动者是不可分割的，劳动者拥有和可以支配的财富与经济效率密切相关。将劳动等同于物加以压抑的经济体制虽然有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但是高效率的比例关系失调，从长期看必然产生种种经济效率低下问题，同时使劳动者受到压制的制度也一定会在劳动者的反抗中改变，因而不可能长久存在。由此看来，要使财富的创造得到改善，经济转型应该在生产力解放的同时使广大劳动者的财富得到增长。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最有利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经济转型战略，也最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转型战略，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战略。[8]中国的渐进式经济转型方式正是调动了各个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并且注意协调不同的利益关系，没有放任两极分化。

（二）转型经济理论的选择分析经济转型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重视政府干预和调节的混合经济模式为目标的，在体制转变的同时重视现实经济发展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渐进式转变。因此可以把经济转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各个原先的计划经济国家推进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第二个阶段是推进改革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是针对在转型过程中普遍出现的经济波动、通货膨胀或紧缩、失业、腐败等问题的。各个学派的理论对经济转型的认识有着片面的真理性，对经济转型的贡献也就有着局部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在经济转型的第一阶段，需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根本指导思想。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制度分析范式下,才可能将转型过程中人与人之间表面交易关系之下的利益关系揭示出来，并以此考察转型的演进过程以及转型国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变化过程。因此在推进自由化、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要兼顾各个阶级的利益，使改革的推进得到最广泛、最有力的支持。并与此同时广泛调动各方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要承担起指导经济转型的历史重任，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吸收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积极思想。尤其是在经济制度逐渐地部分地实现私有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在私有权制度下研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规律和效率，这就需要引入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思考。在经济转型的第二阶段同时也是从重视现实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需要采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的指导思想，加强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干预作用并加强政权的稳定。即使是渐进式的改革，制度的大规模变迁也会作为一种强大的外部性力量对经济造成强烈的波动，这种波动造成的空缺单凭刚刚建立的微弱的市场机制是无法弥补的，需要发挥政府在转型中的积极作用对市场进行强有力的相机干预。此外，对于转型中出现的作为非经济因素的腐败问题，则要求加强政权的稳定，否则政权的变革可能导致经济转型中半途而废的严重后果。从经济转型体制转变的角度来看，制度—演进经济学派为此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制度变迁的内生自我演化过程要求在体制转变中重视对转型初始条件的认识，在制度演进的过程中不断以新的成功进展为下一步进展的初始条件；并针对已存在的路径依赖所偏离的转型方向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改进，使制度演进实现历史和逻辑的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