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苏联经济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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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史研究方法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C.North）在其著作中，通过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统计学对经济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了以组织和产权制度分析为核心的，制度变迁推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思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制，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规则，它遵循的要求和合乎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用以约束个人的行为”。①而制度变迁与创新恰是制度由不均衡到均衡的过程的作用结果，产权的界定和变化是导致制度变化的诱因和动机。这种“制度”和“制度变迁”不单单体现为社会制度的安排和经济基础的建构，更可以表现为具体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另外，诺思发展了科斯(Ronald.H.Coase)的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指出有效率的组织应当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并确立所有权，而这种能够提供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与此同时，诺思在他的分析中进一步对国家（政府）、观念和意识形态以及历史条件下的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也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者们的研究和理论成果无疑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研究范式和思维进路。

二、对苏联经济发展史的概述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突出地体现在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这一历史阶段。历史和经验证明，新经济政策的及时实行挽救了当时频临崩溃的苏联国民经济：粮食税的实行重新激发了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苏联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饿殍遍野的饥荒悲剧很快得到缓解；而在苏联政府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对中小型工业企业产权的下放为苏联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事实上，苏联中小型工业企业产权从“国有化”到下放私人使得新经济政策得以存续，这种产权的界定和安排无疑在那段时期内大大激发了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这一时期，1925年的农业生产总值较1913年增长了12%，远远超过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农业生产水平；由于这一时期企业产权的“民营化”浪潮，1925年，苏联出现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而这种所有制结构的确立又保障了私人企业生产经营权的存续和苏联工业经济的发展。1925年，苏联的国营工业产量达到了战前水平的73％；1928年，超过战前总产值的32％②。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阶段成为苏联国民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随着列宁逝世和斯大林时代的到来，1925年12月，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全面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也宣告了新经济政策的逐渐结束。自此，苏联走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道路，并在1936年苏联社会主义宪法颁布前后最终确立了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为代表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执政时期，国家实行集体农庄的准国有化、工商企业的国有化，把其他一切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经济成分统统消灭等经济集中措施。苏联政府用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扩大内部资金积累；优先、倚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措施，对苏联迅速成为当时欧洲政治、军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与新经济政策相比，斯大林模式作为一套全新的制度安排，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以来体现出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1926~1940年，苏联工业增长了10.7倍，年均增长率为18％，其中重工业年均增长约22％；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后，工业总产值达到了1928年的446%，并且以平均每年18%的速度增长，苏联的工业发展成为了世界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战后，同西欧诸国一样，苏联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与重建的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然而，自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及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以来，苏联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继续坚持奉行的斯大林模式逐渐成为抑制国民经济实现质的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根源。苏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工业化方针，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而集体化等农业生产措施带来的生产低效率和其它负面影响，使得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的农、轻、重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严重失调，苏联落后的农业和轻工业，反而阻碍了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据统计，从战后1950~1980年的30年，苏联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接近9.3%，而农业生产年均增长率则为3.2%；③苏联在成为世界上强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帝国的同时，却难以掩盖农业生产的相对落后、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凋敝和城市居民购买力的低下。而战后苏联无论是赫鲁晓夫时期还是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经济改革，都没能根本上摆脱斯大林体制的束缚。斯大林体制自身的弊端和僵化不仅对本国国民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它的消极作用也扩散到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终成为诱发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制度根源。

三、对斯大林体制失败的制度分析

1．斯大林体制与意识形态在诺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他始终认为，统治阶层总会发展一种服务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并投资于教育和舆论使人们受到这种意识形态的谆谆教诲，以保证有坚定的思想去制约私心的无限膨胀。“而大凡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以便能得到新的团体的忠诚拥护；或者作为外在条件变化的结果而得到旧的团体的忠诚拥护。”④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苏联最终确立更能体现出制度安排与领导人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斯大林通过政治斗争和官僚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个人威信强化集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苏联权力阶层内部乃至全国民众之中。而斯大林体制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导致苏联经济生活的低效率：农业生产水平的相对落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凋敝———以及长期以来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和城市居民私人财产权的确认和保障被严格的公有产权制度框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所淡漠。应该指出的是，根据权威的统计数据⑤，苏联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民经济发展并非像西方新自由主义学者们抨击得那样“失败”，反而较美国和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苏联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而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在于：在现存制度安排的条件下，由于在历史上自沙俄时期以来，长期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所形成的集权政治和个人统治的传统及习惯形成了哈耶克（F.A.Hayek）语境下“思想的国家化”（thenationalizationofthought）⑥，而这又突出地彰显在斯大林体制下，苏联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其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一旦僵化将最终阻碍改革和制度变迁的历程。正如诺思所言，“在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回馈是断断续续的，并且交易费用十分显著的情况下，被不完美回馈与意识形态修改了的行为人主观模型就将型塑路径……低绩效会长期驻存，而且行为人由历史过程得来的感知也将型塑他们的选择。”⑦统治阶层意识形态的僵化和路径依赖效应的相互作用，阻碍了苏联在面对新形势和问题下的制度变迁历程，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体制的完全僵化和在该体制下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生活生命力的丧失。

2．斯大林体制与路径依赖从历史主义和路径依赖的角度而言，尽管先后经历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两次强烈的制度变迁，但是沙俄时期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结构中的非正式约束依然残存在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当中。苏联社会制度框架内正式规则的改变与传统非正式约束的持续紧张关系使得整体制度变迁成为可能：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正式规制的“一揽子变迁”，特别是粮食税的实施根本上扭转了俄国历史长期以来对农民财产权的制度安排。但是，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从某种意义上忽略了构成非正式约束之基础的根深蒂固的俄国历史文化继承因素，而斯大林体制下一系列的正式规制及其实施特征，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层面都是对俄国传统制度框架下习惯与传统的继承和回顾。“发展路径一旦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进程上，得自于历史的主观模型就将强化这一进程。”⑧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制度变迁与创新中的问题出现在：意识形态对普通民众主观模型的型塑导致其无在“经济人”条件下自由地做出行为选择，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因为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和宗教狂热被奉为无所不能的超理性个体———由超理性个体为核心的国家权力阶层设计出来的制度框架（特别是正式规制）自然是完美无缺的。而现实情况则是，历届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主观模型都无法避免不确定性、正交易成本和不完全信息的影响，在他们的主观模型中，改变现存的政治规则和产权安排的交易成本无疑是庞大的，而实行管理等政府完全干预市场的手段又无法达到他们对完美理性和最优效率的要求。同市场机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一样，计划体制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必然是不完全的，“制度安排需要充分的弹性和开放性，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快速且低成本地调整到新的环境中去。”⑨斯大林体制并没有为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的制度变迁提供足够的空间，并且，苏联强硬遏制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企图进行制度变迁与改革的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历史证明，任何企图通过强制力手段遏制制度变迁的历程都是无效率的。正如波普尔（K.R.Popper）所言：“遏制政治变迁不是治理，它不可带来幸福……对理性和真理的压制，我们必将以最粗俗的暴力方式毁灭人类所有一切而告终。”⑩

四、对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启示苏联70余年的经济发展史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1958年前后至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也经历着无序、混乱和低绩效。同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一样，造成新中国经济从1958～1978年，近20年的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国民经济近乎崩溃的原因，乃是制度环境的恶化和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极端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低效且不合实际的制度、政治和社会环境的混乱无序极大地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带来了国民经济的沉重灾难。而1978年以后，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代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实行，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国内一系列的制度变迁，随着我国法律框架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30年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的确立、完善并发展，是历史的正确的选择，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创新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市场化和开放型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伴随而来的产权制度的演进与变迁，对中国近30年来宏观经济总量的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制度支持輯訛輥。

中国的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在今后依然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目前来看，中国的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道路应当是以政府力量为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政府在适时调整产业政策的同时，更应该完善与产权激励和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一个牢固的社会共识、一致的意识形态，也需要让历史演化下的非正式约束融入到新的、正式的市场机制框架当中，同时，政治规则的安排与创新要逐渐跟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笔者相信，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主导型的渐进式的制度创新将会继续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变迁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无论在苏联70余年的经济发展史还是在中国近30年的改革开放，都能对这一观点进行强有力的论证。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而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斯大林模式在苏联和东欧的广泛推行乃至僵化，一个超前的生产关系或制度安排架构在一个并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是造成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制度性根源。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新经济政策的成功意味着，运用商品货币关系，在国家调控下引入市场机制是符合当时苏俄国情和生产力水平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推动了苏联经济快速平稳地恢复与发展。而无论是战时共产主义还是斯大林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用行政命令支配国家经济运行与生活的方式同当时苏联国民经济状况格格不入。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们僵化而不是发展了社会主义。而苏联和中国在同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演化出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再一次证实了制度变迁对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也证明了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依旧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和产权界定明晰的制度框架下，经济自由和民主政治会逐渐推动一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