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激进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

导语：深究激进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霍华德?J?谢尔曼（HowardJ.Sherman）在一篇发表于1984年第4期《经济教育》杂志上的题为《当代激进经济学》的文章中，就当代激进经济学的先驱，激进经济学的社会根源，激进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一般激进范式，以及激进经济学的某些特殊的应用等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

该文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观点的比较分析，尤为引人注目。本文拟对其分析略做评介。

一、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先驱

谢尔曼首先指出，虽然某些美国激进经济学家曾经受到了索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Venlen）以及美国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的影响，但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无可争议地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鼓舞，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引用的方法，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谢尔曼揭示了作为激进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的哲学。他认为，马克思有四个主要的同科学哲学相联系的信条。第一，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没有超自然的世界，以至于人们必须使其分析立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第二，马克思相信科学决定论，认为，任何给定的事件，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都可能根据先前的事件来解释。第三，马克思相信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表明，人们必然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现象同其他现象是相互联系的吗？任何过程的两个明显对立的方面是实际相关的吗？这种关系是矛盾的关系还是合作的关系？我们观察的某些缓慢的变化将导致某种相关的变化吗？如果存在质的飞跃，那么，是何种缓慢的变化导致这种质的飞跃？第四，马克思是一个讲究道德原则的人文主义者。既然没有比人性更高的东西，那么，改善人的生活便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马克思在对于阶级利益的分歧和矛盾的认识上却不同于功利主义者，例如，合乎道德的最好政策从奴隶和奴隶主的各自的观点上看是不同的。马克思也认识到没有脱离道德价值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每个有价值的论断都是事实和价值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应当反映被压迫、被剥削团体的道德价值。

由对马克思哲学的讨论，谢尔曼进而探讨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把历史看作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仅仅是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的技术成分（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而且还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特别地说，是经济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社会上层建筑包含（a）制度，例如政府、教育制度和家庭；（b）思想观念，从个人的心理观念到科学思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一个统一体相互作用，各自都决定其他方面。马克思既反对思想观念（它们自身不能得到解释）决定经济基础的狭隘理论，也反对经济基础（它们自身也不能得到解释）决定思想观念和制度的狭隘的理论。

当人的和阶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硬化为法律而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历史的变革就将来临了。进步的阶级关系和僵化的阶级关系之间的紧张引起阶级冲突，从而导致革命。阶级冲突表现于经济、政府和其他制度中，也表现于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理论应用于结束封建制度的1648年的英国革命；应用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应用于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1917年俄国革命；应用于结束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1949年中国革命。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谢尔曼正确指出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全部分析中重要作用。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决定于进入其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资本家雇用工人一定长度的时间并支付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工资。工人在该时间长度所生产的价值唯一地决定于劳动的花费。工人的工资是按照对工人的评价在劳动市场上决定的，这也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为保持工人的机能所必需的。马克思把工人想象为首先生产他或她自己工资的价值，然后生产更多的价值，直到劳动日结束。这个额外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一切工人，不管他们的工资高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生产利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

谢尔曼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周期性萧条或衰退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扩张过程本身引起下降，并非是任何外部原因引起的。马克思作为萨伊定律的早期批评家，曾经指出，萨伊实际假定了一个孤立的、非市场的、物物交换的经济。当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仅仅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是通过货币媒介为利润而生产的时候，失业和萧条的可能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每个扩张期间，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导致有限的需求和成本的提高。需求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因剥削而被压低了。成本之所以提高，是因为原料和固定资本的短缺（例如，利息率随机器价格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工资是需求的最大的成分，成本也是需求的最大的成分，便不能仅仅通过提高或降低工资来解决危机。当利润率在周期的顶峰被锁定的时候，资本便不能通过新的投资来寻求出路，所以储蓄被窖藏起来。减少的投资意味着减少就业职位，减少收入，减少消费需求。同样的相反的过程也导致经济的复苏。

二、当代激进经济学的社会根源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产生的社会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上世纪50年代，谢尔曼认为，美国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黑人安于拥有支付最低报酬的主要职位及教育很少的“地位”。妇女也安于从事炊事、清扫和照料孩子而获取低工资的工作的“地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揭露”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核战争的危险和环境的破坏，是这个时期的最畅销的书。要求黑人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部分地是因为黑人离开了南方农业区域进入南方和北方的城市。

另外，谢尔曼指出，约翰逊政府使美国卷入越南的一场不寻常的战争。结果，便出现了巨大的觉醒和强有力的日益增长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而黑人运动则变成了更具战斗性的、要求黑人权利的运动。同时，要求妇女解放的妇女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部分地是基于日益增多的妇女跻身于雇佣劳动者的行列，现在，有50%以上的妇女变成雇佣劳动者。

谢尔曼概括地说，由于反战运动集中在大学校园，像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一样，大学受到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和某些青年教师中，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些激进的观点，但很难把这些观点归于个人的名下。在经济学中，激进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被称作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的组织——当时它包含——现在仍然如此——整个激进政治的和理论的观点。

三、激进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谢尔曼强调激进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对立，他赞成激进经济学家对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理论所做的批评。他把激进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不相干的，因为它没有提出主要的公共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可能部分地是由于新古典的科学哲学，这种新古典科学哲学趋向于狭窄的经验，把经济现象看作是孤立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并忽视变革。结果，新古典主义没有论及诸如战争与和平、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帝国主义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批评做出了反应。认为某些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把新古典的分析应用于家庭、环境和种族问题（例如加里?贝克尔和托马斯?索维尔的理论）。但是，从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上看，这些分析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分析产生了一些保守的（即市场趋向的）答案，这些答案常常表现为绕开对这些问题的解释，而不是解释这些问题。然而，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些问题——部分地是由于激进经济学家批评的结果。

第二，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充足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是不现实的，并且忽略了结构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权力和阶级矛盾的事实，同时假定经济是完全竞争的。

第三，激进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偏向于资本主义的地位。它集中于边际的变化，并隐含地假定重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经济体系的效率标准，但却忽略其他的重要标准，或者使其他重要标准最小化，例如，关于平等和收入分配，环境破坏，失业问题。整个边际生产力理论维护现存的收入分配，因为，其结论是各种要素都获得等于其边际产品的收入。这不仅拒绝考虑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导致了认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必然是低劣的看法，因为支付给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收入少于白人男性的收入。

四、激进经济学的方法

谢尔曼分析了当代激进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特点，指出，激进经济学方法是涉及跨学科的，历史－变革的，制度的分析。它集中于矛盾而不是调和，集中于权力而不是平等的假设，集中于阶级而不是个人行为，集中于动态学而不是边际的变化。

谢尔曼把激进经济学家经常在非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激进经济学杂志也经常登载非经济学家的文章的事实，作为激进经济学的跨学科的性质的一个证明。他指出，激进经济学家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变革中的统一体，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看作是相关的。因此，对于激进经济学家来说，从单一学科的观点上来考察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除非我们理解了使之成为现状的历史变革，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一个给定的社会。因此，历史是激进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激进经济学家还反对任何纯粹经济学，赞成按照给定的历史线索来认真考察现存的制度。因此，只有在现实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结构，才是适当的方法。

谢尔曼在其文章中揭示了激进经济学家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现今的资本主义是各种阶级利益之间的一个矛盾的社会，而不是简单的个人的、相当和谐的利益加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存在阶级矛盾，是因为大多数人为生活而劳作，他们是因其劳动而获得工资或薪金的人；但是，资本家阶级却拥有公司及其产品。由于资本家阶级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取利润，便存在一个固有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通过改变产生矛盾的基础来解决。因此，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交换，而是资本家雇主拥有远比个别工人多得多的权力，这个权力不仅在工资谈判中看得到，而且也在对政府的影响中看得到。最后，激进经济学家认为，重要的是要对比较制度研究做出贡献。他们认为仅仅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内考察边际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不同的社会经济选择。在没有看到不同的选择的情况下，人们便不能理解他们所处的制度。激进经济学家和其他激进主义者认为，必须思考选择不同经济制度的激进变革的可能性。

五、激进经济学的特殊应用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劳动价值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交换过程中的一切价值都是花费社会必要（在一给定的技术水平上）劳动时间的结果。他认为，由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全部归因于劳动，因为资本品本身是由先前的劳动生产的。工人，由于他们没有获得他们加之于业已存在的资本品和原材料上的全部价值量——因为资本家获取了作为利润的价值的差额——受到了“剥削”。

谢尔曼指出，激进经济学家所坚持的基本理论正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同时，谢尔曼又指出，在当今激进经济学家中间存在大量的关于马克思理论细节的困难的、抽象的、难解的和雅致的理论化。许多争论集中在马克思的从价值层次向生产价格层次的“转形”分析上。这个课题引发了大量的数学论点，也引发了从重申马克思的理论，到显著改变马克思的理论，到反对他的理论的各种结论。许多激进经济学家接受了新李嘉图主义理论，他们认为新李嘉图主义理论达到了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的结论，但应用了非常不同的分析方法。

但是，谢尔曼指出，激进经济学具有其独立特色的理论，是如下一些内容：

（1）劳动分割理论

激进经济学家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理论上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反映了他们在反对歧视运动上的参与。他们所考察的一个领域是对第一级劳动市场和第二级劳动市场之间的劳动市场划分的实际的考察。第一级劳动市场的工资（或薪金）较高，且是在大公司就职的永久性的职位；第二级劳动市场的工资较低，基本是在小企业就业的临时职位，或者是大企业中的缺少吸引力的职位。这种制度上的理解有助于认清歧视，因为大多数妇女和黑人都在第二级劳动市场就业。

（2）商业周期

激进经济学家对商业周期理论的显著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商业周期论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已经销声匿迹了。激进经济学家正式把这个领域称作经济危机理论，因为他们把经济衰退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激进经济学家强调，现今类型的商业周期仅仅出现于资本主义，并且只能通过结束资本主义来消除它。有三种主要的激进经济危机理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消费不足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对被剥削的工人支付有限的工资而产生的有限的消费需求，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个扩张都达到有限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不能再通过销售增加的产品而实现利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过度投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每个扩张都导致失业工人后备军的枯竭，随之而来，劳动者方面的增加的集体工资谈判力量便导致一个减少剥削和利润的不断提高的工资份额，从而引起经济衰退；一种是通常仅应用于长期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强调技术进步使加之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品多于劳动，所以，同样的剥削程度将导致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把这些理论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

（3）帝国主义和发展

也许绝大多数的激进经济学家都在发展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发展领域，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配。激进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一种划分，一些人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在引起不发展上的作用，另一些人则强调阻碍发展的落后国家内部的阶级力量。虽然所有的激进学者都承认阻碍发展的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但在这两部分激进学者中却存在非常不同的观点，一部分激进学者强调“依附性”（dependency）是发展的障碍，一部分激进学者强调反动地主阶级及其政府的作用。

（4）比较制度

最后，许多激进经济学家分析了世界上的不同的制度，并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在许多国家存在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激进经济学家们不同意称前苏联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虽然生产资料为政府所有，但政府基本上没有进行民主管理。激进经济学家对中国、古巴、前苏联以及东欧进行了细致的具体的研究，他们在关于中央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是非曲直上存在着争论，在关于新的文献的论断也有争论。这个论断说，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结果，任何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实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方法的激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

此外，激进经济学对经济集中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都有较深入的阐述。

六、几点评论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家基本理论观点和倾向的分析，已如上述。对此，本文可以做以下几点评论：

（1）从本质上说，激进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可以将他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者径直称之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前文所述，激进经济学，是指在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流派），因为他们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立场上，探讨了作为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探讨了资本的国际扩张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及其带给落后国家的不发展。

（2）激进经济学家是同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完全相左的经济学家。这不但表现于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而且还表现于其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认识上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它可以通过市场创造经济效率和经济的最优化，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个人和社会都可以实现福利的最优化或最大化。而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作为剥削制度，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发挥到了极致。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实现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生产（在这一点上，他们坚持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对第三世界落后国家进行残酷的国际剥削。

（3）激进经济学家同新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强调历史的、制度的和跨学科的分析。虽然也有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从历史和制度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或制度变迁，但这种分析充其量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等方法的引申，贯穿着“市场万能论”。激进经济学家的视角则要宽广得多，强调除了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对于经济制度变迁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制度的变迁或历史变革是包括经济、意识形态、法律等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谈论跨学科的分析，例如，有一种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强调由于经济学的固有的性质而使它逐渐走进了其他学科，实现了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扩张。但这种所谓跨学科分析除了宣扬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主义之外，没有表明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影响。而在这一点上，激进经济学家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强调其他学科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主张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以丰富和完善经济学的分析。

（4）激进经济学家强调，在资本主义下面所发生的各种不良的现象，例如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是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得到根本解决的，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始终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要消除这些矛盾，最根本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和试图以改良的方法来救治资本主义制度的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完全不同的。

（5）全世界都在谈论经济全球化，居于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非资本主义世界国家要逐渐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谓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这显然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世界一片“全球化”的声浪中，激进经济学家敢于说“不”，像前文已经指出的，激进经济学家根本上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任何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实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的说法。这种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立场，显示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品格。

（6）激进经济学家对于上世纪80年生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古巴、越南的经济转轨，也非常关注。但由于他们看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是否是其经济的出路，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显然，在这一点上，激进经济学家又囿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而不能与时俱进地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对于发展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