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中国经济学逻辑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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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体系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一是在基础性逻辑层次上，它决定中国经济学及其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并从抽象层次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以及在继起的更高层次上涵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宏观层次，它涉及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环节及其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三是在微观层次上，它涉及微观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四是侧重现象层次和具体层面，即具有综合化、政策化和宽泛化特征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涉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

后三个层次的运行和发展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的具体反映，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关的，并且在第四层次中，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最为具体的综合反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为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分析工具。

一、马克思的第三个重大发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逻辑体系构筑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精髓是什么?它应该与该理论产生和加工的难度紧密相关。而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所获得的理论加工难题最大的成果，是基本确立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或范畴体系。所谓结构是经济范畴的运动形式或各个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必须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复制理论结构的叙述方法，从总体上和诸范畴、诸理论内在联系中，逻辑地又真实地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这就是着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及其《资本论》四卷结构。马克思十分珍惜这一成果：“在象我这样的着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恩格斯则把它上升到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的高度。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辨证方法”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而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

列宁赞成马克思这样一种说法，即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并且，他在“辩证方法”一语下加了两条横线以示重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正是从“破”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体系的批判和扬弃；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德国“新个人主义”(施蒂纳)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辑体系的“结构陷阱”的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对斯密、李嘉图和穆勒体系的批评和扬弃。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趋向，强调指出，不能“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也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尽快地构建体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散见于马克思的着述、信函和手稿之中。185—1858年《政治经济学大纲》，尤其其《导论》篇及其篇末的“经济学提纲”(8条)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结晶。其主要的规定性如下所述：

(1)结构的规定性和层次性。它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身的结构，思想总体层次上的结构以及外在化的结构。

(2)经济学范畴转化或移植的三大规律。一是范畴转化的动力来自范畴自身内在的矛盾而不能借助于后继范畴；二是转化路径是范畴中介管道；三是具备“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二重性的范畴，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之间的移植规律。

(3)矛盾分析贯穿于逻辑运动的全过程。马克思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排斥‘矛盾’的逻辑”观。

(4)经济学范畴(逻辑起点)、中心范畴、中介范畴的选择原则和方法。

(5)抽象法，“内在观察法”，以及从抽象呈螺旋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6)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运动的辩证法：主体和客体、历史和逻辑、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以及具体总体和思想总体相一致的方法。

(7)生产关系两分法及其派生化、中介性和渗透趋势。其中包括“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和“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等。

学术界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解读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卢森贝模式，即归结为科学抽象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三大方法，而忽视在《大纲》《导言》篇经济学提纲(8条)所揭示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其中包括经济学提纲(8条)所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生产关系两分法和中介范畴理论等等。而西方学者虽然对《大纲》及其《导言》做了很高的正面评价，例如，美国学者麦克莱伦认为，《大纲》这部手稿为《资本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框架，因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阐述。然而，既然这些要素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论述，那么对那些并没有再次展开的内容而言，《经济学手稿》对巨大着作的各个部分的完整性更感兴趣”；但是，他们大都对“经济学提纲”(8条)关注不够。汤姆?洛克曼和加拿大学者马塞罗?默斯托虽然注意到这一点，但是没有领会到其要领和精髓。前者认为“《导言》结束语是一系列短小而重要的关于艺术和文化的说明”；后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他计划在他的着作中要阐述的八个论点所做的简短的和片断性的论述”，“其焦点是物质生产和艺术发展之间的‘不平衡关系…，而把其中涉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思想”亦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以及关于生产关系两分方法等原创性思想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已。

第一，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本质特征来讲，就是构建了生产力一一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核心结构，凸现“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逻辑运动。由此而规定了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本质特征。

第二，区分了原生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前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后者正是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虽然，他没有提出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概念和用语，但是，他绽露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理论的思想萌芽。人们所熟知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实际上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或发展形式。马克思实际上是第一个以社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家。

第三，生产关系派生理论或者生产关系两分法，区分了原生态的生产关系和非原生态的生产关系。后者是横亘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中介范畴理论。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直接与生气勃勃的现实生产力发生作用。我们不能犯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抽象过度的逻辑错误。它必须通过一系列中介范畴，例如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发展方式——经济政策等，即“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亦即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才能与现实的生产力相结合，并且适应或回应现实生产力的性质和革命品性。生产关系——中介范畴——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否则，我们可能要犯李嘉图式的错误，变成只会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法标签的教条主义者。

因此，正确选择推进生产力发展，诱致生产关系革命、变革或完善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突破口，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说，实施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的突破口是已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私有化经济制度，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那么，现阶段的突破口是严重影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平衡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应该强调指出：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升级的突破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所要着重表述的问题。

另外一个争论问题是关于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资本论》“大写的逻辑”，这两大逻辑结构的相互关系和地位之争论已逾百年，应该强调指出：

(1)“六册计划”，即马克思从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个方面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提供了建立科学体系的框架和方法，从整体上代表了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最高成就；(2)完成“六册计划”首册《资本》篇的《资本论》，是该体系的基础或“精髓”部分，并形成一个始基性体系，但是并未完全改变其“小圆圈”(抽象层次上经济学范畴的辨证运动)的逻辑定位；(3)尚未完成的“续篇”(“六册计划”第2—6册)通过经济学范畴上升到具体现象层次上的“大圆圈”辨证运动，再现以世界市场为最高具体的“总体”；(4)《资本论》和“续篇”，“小圆圈”与“大圆圈”构成了不可分割的逻辑体系整体，因此，马克思期待后人“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资本论》“续篇”，最后完成“六册计划”逻辑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把《资本论》逻辑结构等同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全部内容。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半截子化”是政治经济学体系僵化和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极有必要用完整的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学说来指导和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其意义在于：这是一项“去标签化”、“去空洞化”，凸现其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工程；而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话语指导权的经济学体系，这也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

二、国外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研究的十大新进展

(1)世界性学术思潮的一种新动向是“寻找马克思”、“回到马克思”，尤以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以及美、英、法和日本颇为盛行，其特点是强调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完整解读，崇尚文本的原创性。欧洲多国学者和专门机构正在合作编辑出版马克思全集国际版。日本搞《资本论》研究的学者已逾千人。马萨诸塞州州立大学阿默斯Amherst分校开设高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专题研究课程，就主张通过阅读《资本论》原着着重探索马克思经济学体系。

(2)关于“六册计划”与《资本论》两大逻辑结构的地位和关系之争。这是在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史上争论已逾百年的问题，即两者孰重孰轻以及“互补论”与《资本论》“取代论”之争。加拿大学者M，A，Lebowitz(《(资本论)研究对象的局限性》，2003年)指出：作为六册计划第1册的《资本论》是以资本和人格化资本为主体和发展主线来阐述资本的本质和衰亡的历史总趋势，但由于没有完成其续篇尤其第3册的《雇佣劳动》篇，因此导致关于工人作为主体的发展主线的缺位。

(3)西方出现了一股重新估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思潮。对于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的研究有两种思路。并出现了探讨马克思黑格尔关系的几个新学派。“唯物主义借用”学派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认为黑格尔关于劳动自我创造力的探讨提供了隐含的唯物主义基础；该学派还强调矛盾概念，认为黑格尔相信矛盾只有通过绝对观念中的思想才能得到解决，而马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现实的历史斗争才能克服矛盾。以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Arthur)和托尼?史密斯(TonySmith)为代表的“新辩证法”学派“直接诉诸黑格尔”，力图表明黑格尔《逻辑学》及其黑格尔主义范畴及推理形式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相似之处，因为黑格尔的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这些范畴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价值和商品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

(4)恩格斯对《资本论》出版和写作的新贡献。1994年负责《资本论》第三卷(MEGA2第1I部分第12卷)马克思主要手稿编辑的福尔格拉夫(Vollgraf)等人公开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根据该书的《附属材料》卷所收录的揭示恩格斯编辑原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异同的三个附录，恩格斯并没有践行他尊重原作的编辑原则。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删减和增补，定式和术语以及序列变更等超过5000多处，而且这还不包括标点符号、笔误等技术性的失误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原始手稿的概括部分。有些变更未必“只是形式上的改动”，实际上涉及到对《资本论》内容的理解。例如，恩格斯创造了在第二卷中具有体系性意义的“流通资本”概念；他还将马克思的生产资本概念改为产业资本等等。这不仅毫不影响恩格斯的伟大，也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的名誉。并且，这将使其成为当今研究马克思经济学及其逻辑体系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长点。

(5)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假设基础上，首创“第三条道路经济学”即转轨(型)经济学，为社会主义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体系、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出有启发性的思路。

(6)20世纪后期，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出现了一批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受到挑战。

(7)俄罗斯学者自由学派的一个新动向是提出“晚年马克思放弃论”。其理由是马克思在从1873年起，完全中止对《资本论》和六册结构的研究，并且直到生命的结束即整整11年都没有再重返这项工作，而编辑出版《资本论》2—3卷则由恩格斯又花费11年直到生命的终结才完成的(列?格列布涅夫，2005年)。

(8)罗莎?罗森堡的总体性方法论。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对罗莎，卢森堡持批判态度，但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英国后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拉克劳、莫菲等从她的思想中吸收不少理论营养。卢卡奇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所阐述的总体性方法和阶级意识就是以罗森堡着述为蓝本的。卢卡奇有一个明确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主要特征是总体性方法。他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因此，罗莎，卢森堡在《资本积累论》等着作中所运用的总体性方法，以及她在同机会主义的经济宿命论和伦理反对派进行论战时，所阐释的总体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局部的历史考察、辩证的历史考察与机械的历史考察之问的本质区别，“同样意味着向原来的、未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的复归”，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再生”。

(9)J.Piaget和G.Garcia的“新范式”热。西方主流派学者一般都否定马克思构筑学说而采用库恩和拉卡托斯的“范式”理论。而“新范式”提倡者把物理学、数学、心理学和认识论引入逻辑领域和思维领域，创造心理学逻辑学体系、逻辑认识论和运算逻辑，并提出关于“知识和逻辑的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在有东方思想特点的辩证思维方式和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演绎形式主义之间的鸿沟上架桥的任务”(GarEia语)。

(10)国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多元化趋向。如出现以演化经济学范式、过渡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为代表的“范式”热，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一些学者还提出马克思主义范式危机论；有的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有的学者以《资本论》结构框架+范式的“拼盘”模式来构筑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等，亦即体系多元化、方法多元化与指导思想多元化并存。目前尤应关注前一种倾向掩盖之下的后一种倾向。

因此，总体思路是“回到马克思”。完整地全面地把握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学说。其次是“发展马克思”。该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是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三、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框架的若干新设想

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研究成果的“逻辑方法”、“辨证方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学体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1.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方法论的基础。只能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而不是西方的“范式”理论

应该强调指出：国内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呈现多元化趋向。鉴于用范式理论构筑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蔚然成风，因此，尤应提倡从属型“3E补论”，换而言之，借鉴范式理论的合理成分，把范式理论纳入并从属于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学说及其方法论体系。

同时，马克思逻辑体系构筑方法还应该借鉴20世纪后期产生的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营养成分。这种思维方式总的导向是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渊源于近代牛顿物理学和黑格尔逻辑学体系(这也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的一个来源)的现代演绎体系和思维方式，因而受到强有力的挑战。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自身随着新情况、新条件尤其新科学技术的突破，必然赋予其新的理论思维形式和内容；同时又要借鉴和吸收国外相关理论尤其是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方法论的优秀成果。

2.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核心主题和重要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就是植根于中国水土的发展经济学。斯密的《国富论》虽然貌似古典经济学大百科全书，实际上凸现发展为主题、主线和轴心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怎样建构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体系，怎样区分发展与增长尤其怎样区分科学发展和非科学发展，值得研究。

我们在改革开放30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发展代价。如何走出诸如“增长中的贫困”、“增长中的烦恼”或者“不带来好运”一类可持续发展的困境或瓶颈：诸如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经济增长(jobless)，无情的即成果不能为社会共同分享的增长(mthless)，无声的即没有发言权、没有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增长(voiceless)，无根的即没有文化根基的增长(rootless)，无望的即以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为代价的没有前途的增长(futureless)，低头的即过度依赖外需和外资的依附型增长(Independenceless)，以及失控的即鼓吹市场神话和公共品市场化的增长(Controlless)。国际经济组织和西方有识之士提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理性增长”(smartgrowth)以及“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ro—poorGrowth)的理念及其制度安排，即能够显着减贫、穷人获益而同时能够改善社会机会不均等从而使增长成果为社会共同分享。

这就为新的科学发展观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材料。科学发展必须解决“什么叫发展，怎样发展，为谁发展、依靠谁发展、由谁来享受发展成果”等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这种科学发展就是一种创新型发展、公平与和谐型发展、绿色型发展和非依附型发展。

3.中国经济学体系的特征是转轨型经济学。

中国30年改革实践所提供的经验材料和逻辑构件在目前只能构建中国转轨型经济学体系。该体系应保持一定的弹性，以免让不成熟的体系来束缚实践活动。但这并不能成为“体系缓搞”论的一个理由。许多学者主张先对具体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和理论归纳，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分析、解释和总结，通过点的突破然后再带动理论体系的变革，所以构建体系要缓以时日。我是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有三：一是理论体系既不是绝对真理更不是“绝对精神”，只能逐渐逼近相对真理；二是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提供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材料和逻辑构件；三是不要忽视理论思维的前瞻性和自己独特的运动规律。

现阶段中国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因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过程特性、开拓性、不成熟性、双重过渡性和改革开放的渐进性，因而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而作为其理论反映的经济学体系，无疑打印上“摸着石头过河”试错和实验的烙印，只能是一种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而不是成熟型或典型的中国经济学体系。基于其鲜明的阶段性或转轨过程性质，正确化解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矛盾、均衡性与非均衡性的矛盾，演进进程的驾驭、路径的选择和政策的动态设计，以及如何确定和把握历史转折点或者拐点，是转轨型经济学必须作好的一篇大文章。

鉴于其研究对象的非成成熟性，其逻辑体系和研究方法应该允许呈现“斯密现象”，即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叙述方法为主)，内在观察方法与外在观察方法并存的二重性(但是以内在观察方法为主)。其次，研究对象的定位要突破狭窄化趋向。要回归马克思和恩格斯，其研究对象应该囊括“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生产关系不仅是位于抽象层次上的第一级的原生的生产关系，而且包括上升到具体层次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实现形式或发展形式。

此外，研究与实践经验紧密相连的经济体制具体运行模式——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准则即模式问题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布鲁斯语)——是具有弹性的转轨型经济学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总结这方面的新鲜经验并适时上升到理论层面。例如，珠三角“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和深化改革先行区”模式、上海“浦东开发区模式”、武汉和长株潭“两型社会模式”、“苏南模式及其县域现代化的太仓模式”、毕节“开发扶贫与生态建设实验区”模式、“温洲模式”、“华西村模式”等，不一而足。

4.中国经济学范畴的定位和结构布局是重中之重

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理论遗产之一是：确定始点范畴、主线以及作为主线落脚点的基本范畴十分重要。

(1)体系框架可按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程序，或者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的顺序，来搭建逻辑体系的脚手架。有一种意见认为运用抽象分析法之要义就是假定前提符合实际、论证过程合乎逻辑，通过对经济理论进行综合集成，确立了子理论体系框架和若干基本原理。还有同志开创了现代政治经济学“五过程体系”，而每章内部均按照“范畴一般与范畴特殊分析法”来阐述。

(2)应该从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点上确定中心范畴和研究主线。例如，前苏联经济学者关于逻辑主线的诸多意见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联合会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或“国家与物质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同志式合作互助关系”、“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有计划结合”、“直接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形式”(鲍里索夫)、“集体劳动”等。

(3)创新性范畴的推出，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特别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创新性范畴。不主张把“公本”或“社本”作为新体系的中心范畴。

(4)商品范畴是转轨型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无范畴或逻辑起点。它对于理顺逻辑顺序、逻辑层次，打开逻辑通道和扩大逻辑空间有重大意义。新体系看来不能用“自主联合劳动”、经济人或“新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演绎的起点范畴。

(5)四大“中介”范畴是逻辑演绎和体系构建的“枢纽点”。“中介”范畴就是逻辑中项，也是范畴上升或转化的条件和过渡环节。要注重研究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产权和股份制这四大“中介”范畴。

5.我们要在国际化与本土化的交互作用中催生转轨型中国经济学体系

大胆借鉴“范式”理论和复杂系统研究方法论的优秀成果，注重研究萨缪尔森“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体系和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体系等诸如此类的积极成果，尤应加强对西方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激进经济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