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经济市场化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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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化的必然性

中国历代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所以自然经济有深厚的根基。如果生产只为自己而很少或者不为交换进行，则必定是分散的而且水平低。大到一个国家，如果生产只在封闭中进行，同样会发生类似的情况。中国是一个大国，长期以来主动或被动的只在内部进行生产和交换。相比较而言，西方小国林立，特别在早期城邦国家更多，如意大利就有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米兰等，这些国家面积小、资源不全，迫使它们必然进行对外的交换。在这种情况下，以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就相对薄弱，从而允许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中国在明朝末年也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封建势力非常强大，所以很快被扼杀了。西方近代的革命是应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进行的，所以能很快的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近代的革命却是由社会危机引发的，即使革命成功，也缺乏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尤其是缺乏市场观念。新中国建立后，生产力虽然有较大的发展，但此发展是在计划经济下取得的，所以1992年中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意义非常重大。迄今为止，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是自然形成的，而且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和完善；世界上由政府主导建立的市场经济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中国虽然提出了要建立市场经济并列出了一个时间表（2000年初步建立市场经济，201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但事实表明，这条路走得很艰难。

当今发达国家没有那一个不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反之，不发达国家都是不实行市场经济或没有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国家，由此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巨大魅力。表面看来，美国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但背后隐藏的是市场制度。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后，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也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火车头。

1991年后，美国进入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以高新技术为标志的新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新经济的萌芽显然不是靠政府慧眼识英雄才发展起来的，而是市场中千千万万的脑袋相互碰撞的结果。生产力朝前发展是必然的，但它以何种方式显现出来（如工业革命时以蒸汽机为标志，接下来是以电气为标志）却不能预知。如果没有市场制度、没有每个人对需求的不断追求，而是寄希望于一种力量去引导经济中的全体人民，除非这种力量是先知，具有神的意识，否则，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受阻，但遗憾的是除了虚无的神，我们在现实中尚未发现谁具有这种力量。微观经济学已证明了市场制度下的平等竞争所形成的均衡价格，可以引导资源实现最佳配置，但现实中总有一些人过于自信，妄想用个人的意志来支配生产，结果常常带来了灾难。

市场经济中，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当每个部门的利润率趋于一致时，即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出现时，各部门间的资源流动将静止，从而部门结构实现了合理化。在价格反映供求的情况下，一个部门生产不足，高利润率将促使资源流入该部门；一个部门生产过剩，低利润率将促使资源流出该部门。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人为的安排各部门的比例，其后果可能不太严重。但如果生产力已有很大程度的发展、各部门的关系已经非常复杂时，还靠一小撮人的脑袋去指挥如何实现比例合理、如何解决重复建设的问题，显然是在干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使。1947年，战后的西德由于价格管制和无所不在的政府管理，市场机制陷入了瘫痪，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但1948年，由于政府从控制下脱身，让市场机制重新有效的运转起来，生产和消费立即高涨，从而带来了经济奇迹。市场生产看似混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它解决了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等问题，它能把我们所需的食物生产出来、运送到合适的地点、以可口的形式到达我们的餐桌上，它决定了至今最大的计算机也无力涉及的成千上百万未知变量和关系的问题，没有人去设计市场但它却相当好的发挥着作用，因此，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中指出“市场体系有一定秩序，它行得通。”所以，只有市场制度才能在高度复杂的现代经济中有条不紊的组织生产，而不会出现苏联时那样的轻重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到了今天，如果忽视市场的功能，还是习惯于人为的去调整产业结构，很可能会越调越乱。

贫困一直是世界的头号大敌。欧洲在市场经济建立起来的几百年间，就将绝对的贫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不能不说市场经济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没有产品的极大丰富，仅仅在生产以外，如分配上做文章，贫困是不可能消失的。一块蛋糕如果很小，你分配的再均匀、再合理，最多能保证每个人不饿死，但要填饱肚子却是妄想，更勿须奢谈吃饱肚子后想干的其它事情。中国在短短的20年间，如果没有实行市场经济从而带动生产力的大发展，要解决全体人民的吃饭问题，恐怕也是痴人说梦了。今后，我们要走向富强，离开了市场经济也是不可能的。市场经济虽然最初是由西方进行实践的，但它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的组织生产的最好方式，中国当然应该大力推行。

二、市场化进程中的挑战

1992年，中国正式开始走向市场经济并提出要在20世纪末建立初步的市场经济的目标。现在，我们重新审视所处的状况，发现在思想和事实上仍面临着市场化的一系列挑战。

新古典经济学崇尚市场制度，相信市场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尤其不会发生经济危机，其颠峰是萨伊定理：供给自动创造自身的需求。客观的说，经济学是在市场制度下发育成长的，但它反过来也促进了市场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因此，古典经济学虽然有许多方面需要不断的修正，却对早期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重商主义将财富仅局限于金银，显然是狭隘的，但它对早期的资本积累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了经济危机，市场经济的地位开始动摇起来，人们在怀疑古典经济学的同时，也对市场经济进行了不停的质问。马克思主义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了，他指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的相对过剩，但他也指出资本主义一百年以来创造的财富比过去整个人类创造的财富多得多，即承认市场在生产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

1929年，西方爆发了席卷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自由的市场经济时代宣告结束，国家资本主义泛滥起来。根据凯恩斯的理论，经济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所以政府的任务是扩大有效需求。当这种做法的效果开始显现出来时，二战爆发了。需求不足在人类不停地投放炸弹时已烟消云散了，整个社会源源不断的生产军用品又不断地用生产出来的炸弹去毁灭更多的社会产品。二战时期及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面临的是供给不足。因此，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由需求拉动的黄金发展时期，但市场巨大的生产能力很快又发挥作用了。70年代末，西方陷入了滞胀的状态。由于政府不是算命先生，不能预知新的需求，所以它扩大需求的政策显然是对过去的需求进行重复，因此社会生产也只能以重复的方式进行，却不能升级、不能前进。在市场经济无限扩张的生产能力面前，单靠政府的刺激，当然难以走出滞胀的阴影，这也许在一定程度可以解释凯恩斯政策为何失效。美国90年代的经济高增长，最终还是靠减税、减少对市场经济干预来实现的。在运用凯恩斯的政策时，国家干预主义的泛滥和无节制的深入，导致政府集中配置的资源越多，同时意味着市场受到的限制越多，所以要创造出新的更高的需求就越困难。中国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在潜意识里，许多人会不自觉的倾向国家干预，如果政府的管理过多的话，则计划经济下的那一套将披上新的外衣再次重新出现。

20世纪后半叶，东亚经济开始起飞。亚洲四小龙的市场经济模式是典型的国家引导的资本主义，政府在经济的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一直在实行赶超战略，赶超的对象由早期的英美变为目前更现实的周边邻居。根据李光耀的话，亚洲经验实际可概括为两点：好政府和社会先于个人的价值观念。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历来是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政府的威望在老百姓眼里自然比西方要高的多。中国一向也讲究国家重于集体、集体高于个人的价值观，因此亚洲经验在中国尤其受欢迎。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显示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仍有致命的弱点：市场制度不完善。许多人庆幸中国躲过了这场危机，总结的原因是资本市场未开放，政府调控有力，这话是对的，但中国正面临着开放资本市场的巨大压力，资本市场的发展从长远看来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阻挡的，不完善的资本市场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我们却不能因噎废食而使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停滞不前，一有风吹草动就依赖政府的调控，顾得了这时，但以后怎么办？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市场制度不完善是一个大问题，如果有人从中吸取的教训不是想方设法的完善我们的市场，而是把刚刚启动的市场化又退回去的话，我们就可能因福得祸。

有人用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但我觉得用政府控制的经济资源占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的比例来衡量政府对经济的参与程度，在我国或许更为合理。目前，我国存在大量的预算外和制度外收支活动，许多政府人员或以部门、或以个人的名义直接干预经济活动，这些都无法用一个具体的指标进行衡量。好政府确实很重要，但如果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都依靠一小撮政府精英来安排，其效果还是值得担忧的。历史是由无数的合力在相互冲突中形成的（恩格斯），没有千千万万的脑袋相互碰撞，而是靠一种具有先知的力量把所有人的努力都拧起来朝一个方向走，方向对头，则幸哉；如果方向不对，则真是大灾难。历史要朝前走是客观的，同样，由千千万万的人参与的生产力要朝前走也是客观的。在经济发展中，如果忽视了市场参与者的创造力，而靠政府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来安排或干预生产，这不是以一小部分脑袋的思考来代替整个社会的思考么？一个政府无论如何的好，其能力终归有限，何况政府要做的事很多呢？我们既然找到了市场这种制度，则生产方面的事最好交给市场去做，交给市场中千千万万的参与者去做，政府该集中精力去把其它事情做好。

中国有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但如果这个市场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市场的力量就无法发挥出来。在许多行业，政府的保护似乎很重要，但一味的行政垄断和市场经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均衡机制才能引导资源实现最佳配置。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证明，市场机制作用越充分的地方，经济也越发达；市场机制作用越充分的部门，竞争力也越强。在谈到一些部门的市场化时，有人总是用“国家利益”、“国计民生”来搪塞,使得我们正承受巨大的效率损失。对于不向市场经济中的个体提供商品或服务的部门而言，是否要市场化或许值得分析，但还有大量的其它一些垄断部门呢？过渡经济中的一个问题是旧有的利益框架已打破了，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条条”和“块块”下的部门主义经济，如果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这些改革的受益者将本部门的利益纳入所谓的“战略保护”的范围，则市场再也没有发言权了。真正的市场经济是不承认特权的，那些害怕市场化的人，有的是担心失去了自己的特权。旧体制受背后利益动机的驱使会延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改变陈旧的观念，在改革的外衣掩盖下，旧体制也会不停的复制自身。所以，只有把那些不该存在行政垄断的部门放到市场经济中去锤炼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