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学下教育模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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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日法学教育模式概观

(一）办学体制

中国目前法学教育体系最为复杂和混乱，多层次（从专科到博士）、多机构（从普通高校到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司法行政学院、电大、党校以及民办高校）、多渠道（正规的普通教育与非正规的成人教育并存）、多性质（公办与民办并存）、多导向（普通教育、专业学位教育、在职培训）[1]。

中国法学教育以公办高校为主，多种办学形式并存。民办高校为数不少，但无真正意义上的私立高校，大部分依附公立高校以二级学院形式存在。

日本法学教育体系层次清楚，重点突出。

主要教育资源投入占主体地位的全日制本科生培养，教育机构与渠道主要集中在普通高校的正规教育。素质教育与职业教育有机衔接，法学院系负责素质教育，法科大学院连接国家司法研修所负责职业教育。官办大学、私立大学二元体制并存，各有千秋，互成均势。

（二）管理体制

中国高校办学自主权不大，从招生、课程设置、培养方案都受到一定限制，管理机构庞杂，泛行政化。条件不足的高校唯有墨守成规，只求保住办学权，条件较好的高校则在现有体制内小修小补，无力作根本变革。

日本实行国家指导下的大学自治制度，高校的设置认可由国家依法掌握，大学设置标准和教育质量评价由民间机构负责[2]。各高校在学制、课程、招生方面享有很大的自主权，且管理机构简化，教授治校原则落到实处。

二、模式演进中的知识传承

知识通过社会内部不断的试错过程而务实演化，知识演化有赖于环境的稳定。人类知识的演化大部分不能归功于突发性的重大创新或革命，而应归功于广泛而渐进的适应性变革。知识分散并保留在千千万万人脑中，知识的传承需要环境的大体延续，有关法学的非可言传知识对制度环境要求则更高[3]。

中国近代法学教育肇始于清末，纵观近现代法学教育发展史，可谓三部曲：清末民初大泛滥，建国初期大萧条，改革开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泛滥，质量低下，后经民国整顿，形成官办公校、优质私校共同发展的格局。各校应时而变，先后学习风格迥异的大陆法系（尤以学习日本为甚）、英美法系的教育模式，一时出现了“南东吴，北朝阳”的私立法科名校。建国初期，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改造、清除旧司法人员重建司法队伍，引进苏联模式，又经院系调整，以政法教育代替法学教育，直至以政治运动取代政法教育[4]，中国一度进入法律虚无时代。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犹如民初大泛滥：公立高校大上快上法学专业，知识基础几乎一穷二白，私立高校几经涤荡，肢解消失殆尽，大学自治精神难以复归。知识赖以传承的制度环境不复存在，头脑中内含法学知识的法律人被扫地出门，法律职业共同体无从形成，有关法学教育的非可言传知识从此断绝。法学一跃为“显学”却割裂历史、缺失灵魂。

日本法学教育模式历经缓慢演进。日本私立法教育源远流长，其不但引发近代教育的产生而且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始终扮演重要角色：私立法校既是自由民权运动的载体，饱含强烈的在野精神，又是日本法治近代化的重要推动力，引领时代潮流[5]。日本私学甫一开始便有强烈的独立性、民间性、自治性的品格与灵魂，虽经政府政策统合，屡次整备，但未经大起大落故能顽强生存，独立精神弦歌不绝，知识基因得以延续传承。日本早先的私立法律学校发展成今天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如明治法律学校为明治大学前身、东京专门学校为早稻田大学前身，英吉利法律学校为中央大学前身），其学习、整合、继受外国法的传统一直未曾中断，对西方法学教育模式兼收并蓄，既引进英美的学徒制，又吸收了欧陆的合理主义理论教育方式[6]，形成法学争鸣。

日本法律共同体亦在不断变迁中逐步形成。既有启蒙思想家、在野的自由民权者举办私校，又有在职法务官僚举办官学，两大阵地交相传播法律思想与精神，法律知识得以扩散、传承。

三、模式运行中的内外制度

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演化的规则，外在制度是外在设计出来并依靠政治行动自上而下强加于社会的规则。制度一般都包含对违规行为的惩罚，内在制度的惩罚一般是分权化的、自发的社会反馈，而外在制度的执行一般通过正式的、有组织的机制[3]。实践中，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灵活转换，外部制度能为内部制度演化提供保护与支持职能。

中国外部制度设计者对法学教育模式的设计主观性强，长官意识浓烈，而国家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因专家委员临时性、分散性、从属性故而影响有限。当局设计的制度追求广覆盖大一统，从办学体制、管理体制、招生模式都整齐划一，导致千校一面甚至千生一面，完全忽略大学分层带来教育多元化、培养目标多元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多元化以及国家和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多方面、分层次、多功能[7]。又因缺失正式的、有组织的惩罚，外部制度得不到有力执行。尤为严重的是，上层管理者无法关注到基层有益的内在制度，不能将其及时转化为可推广的外在制度，加之外部制度供给缺位，不能很好地保护、培育、支持、补充内在制度。

中国内部制度因历史断层频繁，外部制度保持压制态势，长期缺乏渐进演化的环境，内部制度一直未能成型。各高校竭力迎合上层统一设置的条条框框，未办法学专业者冲刺最低门槛，谋求办学权，已办者瞄准官方评估最低标准，但求合格过关。各高校法学专业坐享人口红利，暂无招生压力，跑马圈地，无需竞争，相互间也未构筑学习、竞争机制。加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长期分离，司法实务界与法学教育界各自为政，现实法制与理论研究缺乏相互交流与促进[8]。法学教育界行业自律、自治制度及第三方约束机制无从形成。

日本外部制度一直比较宽松。1879年明治政府《教育令》实行教育行政权地方自治，自由主义政策使私立法学教育得以建立并壮大发展。即使政府统合将其纳入国家体制内，仍以财政、政策手段引导为主，不唯强制。至1918《大学令》实行国立、私立大学平等政策，二战后经美国的全面改造，在确立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法制体系同时，保留了私法领域内的日本法律传统，日本的法学教育体系一直未受根本性的外部制度冲击。

日本法学教育传统不断发展演变，主管当局也不苛求规范化、统一化，内部制度得以多向度演化，形成培养目标、学生特质、学校传统三大差异。第一，各大学基于培养目标的不同定位和思考，纷纷开展差异化发展策略，重于培养法曹者有之，重于培养政府官僚者亦有之。第二，日本法科大学生在选修课程方面远比中国更为丰富和自由，造就了其迥异的问题意识与批判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法科大学生是自己塑造自己[9]。第三，高校间差异源远流长，历史积淀形成的独特传统已深入学校体制、师生内心，坚持和维护传统差异的观念根深蒂固，且有内在制度予以保证。

坚持差异与传统须经得起竞争，日本温和宽缓的内外政策也蕴涵效仿与竞争机制，其逐渐演化成行业自律、自治制度——正式化内在规则（formalisedinteralrules），即教育共同体内在地创造大量制度，由第三方以有组织的方式在中间执行。目前日本法学界有几大法科学院认证评估机构，其中日辩联法务研究财团和大学标准协会较有影响，第三方机构对法科学院的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师资数量与能力、考试状况、成绩评定等作出评估，结果客观公正，一批质量不合格、甚至不符合设置标准的大学法学院名单向社会毫不隐讳公布，促其整改甚至迫其退出[10]。日本私学双雄之一的庆应义塾大学也曾被评定为整改措施很不充分，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责令其重新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