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日本对华ODA决策的文化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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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化从多个方面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外交决策也会表现出本国文化的某些特点。中日文化的共性与差异都对日本对华oda决策产生了影响，中日文化共性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可能，中日文化差异则为经济合作提供了必要。

关键词：日本；ODA；文化

日本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早向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以下简称ODA）的国家。自1979年底至2007年，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协议金额32701．84亿日元。〔1〕

国内外一些学者已对日本ODA进行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人们认识和了解日本ODA非常有益，但既有的研究偏重于1979年12月日本对华提供援助之后的内容，日本对华ODA决策方面的研究，还有深入研究的空间。本文试从文化的角度来剖析1979年底日本对华提供ODA决策的文化动因。

一、文化与外交的关系

文化的含义包含人类在长期实践活动中创造的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精神两个层次。文化从深层次上对外交产生深刻影响。英国政治家帕麦斯顿勋爵曾经说过：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对国家利益的判断深受本国文化的影响。文化在确定国家外交目标中具有导向作用。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综合国力在国际社会的反映。外交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文化影响着一个国家看待国家利益的方式。“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念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只是个人价值观的集合”。〔2〕在文化认同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容易形成获得民族共识和增强政策的凝聚力。所以文化作为一种软力量在明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确定外交目标上能够起到导向作用。不同国家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受到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制定出来的外交政策自然也有所不同。

二、中日外交中的文化因素

很多人认为日本文化抽去了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内涵后就一无所有。实际上，日本有自己的文化。日本文化如同一颗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的国土上。〔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关系源远流长；两国文化传统中既有共性也有差异，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在生活方式上具有共同点，在价值观念上也存在共同点。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是东亚传统文明的中心，对周边地区和民族产生辐射型影响。日本学者大多承认中国古代文明哺育了日本古代文化。在东亚文化区内，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源发性和独创性，日本传统文化为继发性。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中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4〕同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断发挥聪明才智，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儒释道三家互相磨合，形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主创造性。“中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以及南方邻国之间的交往和反应，要比一向所认为的多得多，尽管如此，中国思想和文化模式的基本格调，却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5〕与之相反，日本文化以吸收、模仿外来文化见长。除了神道以外，作为日本传统文化中很多重要内容，大都从别国输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对美国文化的模仿是日本文化的鲜明特点。

如前所述，文化对外交潜在着影响力。中日外交决策也就渗透着两国传统文化的痕迹。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力主要表现为：第一，“天朝大国”历史地位与“重义轻利”的外交风格。中国在历史上一直处于东亚的中心，凭借强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将周围国家称为“蛮夷之地”。这种地位形成了强调以道德和文化魅力而不是以暴力征服他人的文化传统。新中国长期推行的“友谊外交”，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也体现了以取得心理满足为特点的中国式外交风格。第二，辉煌的历史与近代被压迫历史形成的特殊心态。中国是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人们都将中国称为天下。中国人民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或者说是自大心理。但是近代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践踏的历史，使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产生自卑意识。这两种意识交织在一起表现出“民族无意识”，〔6〕它有时候表现为过度的自我关注和自我膨胀，对外部世界忽视和怠慢，有时候则表现为自卑、敏感、强烈的防备心态。第三，“君子和而不同”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中国传统思想中认为的理想社会是“君子和而不同”，达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所以在外交方针上，中国强调和平共处，反对恃强凌弱的霸权主义行径。

其次，日本文化传统对外交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岛国意识与过度的危机感和被害意识。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贫乏且多发地震，因此，日本总是害怕落在别国的后面，害怕成为“国际孤儿”，害怕周边国家对自己安全构成威胁，这都是危机感的表现。由于日本人的心理太图示化，总是将攻击自己的人视为强大而狡猾的存在，自己是软弱的牺牲者，从而认可自己的侵略行为。日本人的这种被害者意识，也频繁见于国内外的商业活动中。这种心理在对外交往中表现为日本总是强调自己的“无防备”，强调自己是受害者，或者假设自己将受到伤害。第二，日本纵向序列意识和对美国的追随。与中国强调横向联系不同，日本强调纵向联系，“日本人是用等级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问题。”〔7〕

三、日本对华ODA决策的文化动因

中日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在日本对华ODA决策问题上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首先，文化共性为对华ODA决策提供前提。“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4〕中日两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在生活方式上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共同点，可以减少文化冲突与阻力，为中日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提供了平台。1979年1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政府为促进文化交流的协定》和《中日两国关于在渤海南部及西部海域合作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协定书》在同一天签订，充分说明了文化传播与经济合作的互动关系。

其次，文化的差异性对日本对华ODA决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国文化对接受日本ODA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重义轻利的外交风格使中国在外交决策中强调中日友好。新中国成立后，在涉及日本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一再强调中日友好，反映了传统的天朝上国的历史地位影响下领导人在处理外交事物时的重义轻利的外交风格。这一外交风格，为两国顺利建交，展开经济文化交流铺了路，是日本对华提供ODA的前因。第二，“君子和而不同”促使中国人们爱好和平，希望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这在当代外交中的表现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求同存异等基本的外交准则。这种文化传统使中国人民具有爱好和平的思想传统。爱好和平，睦邻友好就要发展与日本的友好合作关系，所以中国接受日本对华ODA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中日友好，爱好和平的表现。第三，接受日本ODA使对“自力更生”、“无债一身轻”等传统思想的突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不适应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因素，打破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和“无债一身轻”思想，就是促进中国文化向着适应现代化文化的方向发展。关于引进外资问题的思想解放，给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而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就是对旧文化的突破，为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日本文化对做出对华提供ODA决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序列意识”为遏制政策的转变提供了文化解释。“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4〕日本较重视“纵式关系”，倾向于把人、社会集团、国家等一切事物都想象成一个序列，由此而影响到日本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唯美国马首是瞻。因而“尼克松冲击”对日本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中日结束不正常关系。其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需要对华提供ODA时，日本也先同美国协调。大平首相在来华之前，特意赴美，在此问题上取得美国默许。第二，和平主义思潮推动中日友好。和平思潮是战后日本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社会思潮，对整个社会和大众产生重要影响。战后，起初的民主化和和平主义思潮虽然在制度层面是由美国占领当局进行的。但是面对战争失败的事实，日本人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和平的内涵加深了了解，并对和平充满希望，形成了和平主义思潮。在处理与中国关系问题上，日本很多政治家和有识之士都强调“中日不再战”，希望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种追求和平的基调也反应在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理念：“我们作为和平国家，负有着为维护世界和平、确保国际社会的繁荣而发挥与其国力相称作用的重要使命”。第三，国际化思潮促使日本政府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国际化思潮发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深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它来源于对“国际孤儿”的恐惧和经济繁荣后对国际地位的要求。面对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批评，日本有意改变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和“一国利益至上主义，缺乏国际协调精神”的形象。日本的国际化思潮及其实践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生了历史性的相遇。〔8〕在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问题上，日本就有意通过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帮助美国分担责任。

综上所述，中日文化的共性与差异共同影响了日本对华ODA的决策。日本对华提供ODA的实质是通过中日两国的外交行为实现了双方互利的经济合作。中日文化对中日经济合作有促进作用，反之，双方的经济合作也为文化的交流减少了阻力，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参考文献：

［1］许志峰，杨丽娟．中日签署2006年度日元贷款政府换文．人民日报，2007－03－31．

［2］王晓德．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5．

［3］李鹏程．跳跃与沉重——二十世纪日本文化．东方出版社，1999：2．

［4］［美］塞缪尔?亨廷顿，周淇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29、141、264．

［5］［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337．

［6］尚会鹏，徐晨阳著．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8．

［7］［美］R?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7．

［8］徐静波等主编．中日文化与政治经济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