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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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需要理论，揭示制度变迁的起源及其动力，导出制度变迁方向的确定性，以期为我国现有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提供借鉴。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确定的，而在长期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

关键词：制度变迁路径不确定性确定性

关于制度变迁路径的论述，新制度经济学代表诺斯（1990）认为，“制度矩阵（InstitutionalMatrix）的报酬递增特征以及参与者的辅助性主观模型提示我们，虽然特定的短期路径是不可预测的，但长期的、总的方向则不仅是可预见的，还是难以逆转的”。“但行为人的观念在制度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其在技术变迁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因为意识形态信念影响着决定选择的主观构念模型。”而现有制度安排的意识形态怎样影响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关键在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tacitknowledge）的存量。由于行为人掌握默会知识往往是随机的、不可预测的，因而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是不可确定的，导致制度变迁的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不可确定的。诺斯在此表达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确定的同时，阐述了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但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怎样过渡到长期的确定性，他却没有正面回答。

另外，如果根据质量互变运动规律来理解诺斯所说的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的不确定性转变为长期的确定性，的确让人费解或面临困惑。关于人类个体行为、集体行为与历史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恩格斯明确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总的合力的方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决定着社会历史变迁路径以及制度变迁路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发展与需要的理论考察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制度的起源

关于制度起源，马克思主义“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系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制度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而制度的形成最初源于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必然结果，在这第一层次的制度的基础上导出第二层次以后的制度的产生。所以现实中的制度、规则都是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根本制度的衍生物。

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揭示制度的起源，认为所有制度、规则的起源最终源于建立满足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当然，制度、规则形成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果制度、规则的形成偏离这一主旋律，制度、规则就变得无效率，或者不可能发生。由此，制度、规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不断的创新和更替，则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新制度经济学范畴里，诺斯（1990）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所以制度、规则是经济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也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其特征和功能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行为人的交易成本，提高社会经济绩效。由此可见，在制度起源的分析上，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前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后者认为制度的形成起源于个体对潜在利益的追求。

制度变迁的含义及其动力

对制度变迁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来论述。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要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关系基本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变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旧的生产关系被新的生产关系所替代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革命性质的制度变迁，而变革生产关系中的某个环节所引致的制度变迁，属于社会改革性质的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制度变迁，包含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意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把制度变迁的意义等同于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的理解。V.W.拉坦（1978）认为，制度创新或制度发展是“一种特定组织的行为的变化；这一组织与其环境之间是相互关系的变化；在一种组织的环境中支配行为与相互关系的规则的变化”。但这一系列变化须以成本—收益的法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其发生的可能，当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收益小于其成本，这些变化就会被终止。诺斯在诠释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式时更加表达这一含义，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行为，这一获利行为可以通过政府引入法律、政策和命令的强制性方式进行，也可以由个人或团体为追求获利机会自发性或自愿合作方式倡导和组织。一言以蔽之，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行为人的预期净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追求。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而诺斯从个体追求潜在利益寻找制度变迁的动力。

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

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逻辑为：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的影响→决定行为人主观构念的模型→行为人发现潜在获利机会的存在→驱使行为人追求潜在利益的现实→行为人通过成本小于收益原则的权衡之后→引致制度变迁。在这一逻辑过程中，如果现有制度的意识形态对行为人获取默会知识是不确定性的，因而导致其后一系列过程的不确定性，由此引致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不可预测的结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变迁总是按着一定的轨迹在前行。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诺斯解释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缺乏有力的佐证，由此他便借助技术变迁的概念辅助他的制度变迁理论，终究得出制度变迁路径在长期总的方向是可确定的、难以逆转的。然而，在他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从属于制度变迁，归根结底从属于行为人的主观构念模型。这就使得诺斯论述制度变迁路径的不确定性与确定性陷入两难境地。其实，只要稍微引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的内涵，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会摆脱困境，并且得以科学的系统的诠释。

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与差异性

现实中行为人获取的信息和知识，一方面确实来自于现有制度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于历史传承科学知识的影响，并且后者对行为人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行为人站在前人的生产能力的基础之上，并受到现有制度因素的影响，驱使他改变现有生产方式满足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他发现这一改变能够创造获利的机会，进而通过其成本小于收益的度量之后引致制度变迁，推动行为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行为人诱于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引致制度的变迁，而制度的变迁又实现了行为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以生产力发展需要为引致制度变迁的起点，又以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发展作为引致制度变迁的终点。这样，行为人的生产力的需要和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中某一个环节的始终，使得制度变迁路径在短期内是确定的，在长期也是确定的。

诚然，生产力的发展与需要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同样决定着制度变迁路径的差异性，其表现为：

首先，各地区或国家的生产力发展程度不同，决定它们引致制度变迁的速率不尽相同，因而各国家或地区现有制度安排的路径在呈现中就有所不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迫使各国家与地区为了满足这一需要纷纷打破现有生产方式的束缚，进而有强烈的制度需求，但各国家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存在着差异，因而给它们制度供给的量也带来差异。有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承担制度供给的成本，满足了制度需求的需要而引致制度变迁的现实；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制度需求的成本远远超于制度供给所承受的成本，制度变迁的行进与速度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对制度变迁的速率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现有制度安排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多样化。

其次，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各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或强弱，对制度变迁路径有着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各阶级，由于各自的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决定它们的综合力量存在着差异，进而决定它们的制度需求—为了使自己更加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区别。这样，在该国家或地区的利益既定的条件下，各个阶级之间凭借自己的综合力量，企图通过谈判、契约甚至战争的形式满足各自的制度需求，实现自己的预期的潜在利益，引致该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变迁，进而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所以具有优势力量以及支配地位的阶级，依据强大的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主导着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使得他们的潜在收益在制度变迁之后大体上甚至全部实现。与此同时，具有弱势力量的阶级由于缺少谈判力量或战争实力，代表着制度变迁的次要方向，并从属于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他们的潜在利益在制度变迁之后或多或少的或者根本没有实现。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的综合力量的强弱，一方面决定着自己潜在利益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决定制度变迁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这就更好的说明了一个制度安排的国家或地区出现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客观事实。

再次，一个阶级中的各个阶层之间的发展不协调，对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有着重要的作用。在一个阶级的社会里，各个阶层的利益本质上是一致的，因而它们往往通过相互依赖、相互协调实现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各个阶层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资源储存以及开化程度的差异，使得他们诉求潜在收益的方向不尽相同，导致他们需求制度改革的方向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阶级政府只有从实际出发，统筹各阶层的需要与诉求，兼顾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协调各阶层的生产发展，最终以一股合力的形态决定着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各阶层的共同利益，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社会。由此，一个阶级中各阶层的协调发展，对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

制度变迁方向终究以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趋势确定，并且以各国家或地区诸多要素的需要、意志与力量的相互交错、相互制约，而融合为一个总的合力的形态存在。当各国家或地区之间、该国家或地区各阶级之间以及该阶级的各阶层之间的生产力发展程度呈现不平衡，如果它们共同作用于制度变迁的发展方向，使得制度变迁的路径变得错综复杂，难以辨别。但制度变迁路径的确定性和差异性，由生产力发展程度的差异性所决定，而并非由行为人的默会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主观构念模型所决定。当然，行为人的默会知识以及主观构念模型对制度变迁方向有着一定的影响，但其偶然性因素不能改变生产力需要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1.（美）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72

3.林岗，刘元春.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J].经济研究，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