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动因及其调整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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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较严重的内外失衡格局。我国的经济失衡源于其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表现为投资和出口增长日益成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两大动力。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和双顺差”为特征的经济失衡。面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状况，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金融政策）必须作出调整和选择。

一、我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我国经济出现内部失衡，突出表现在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我国日益扩大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

我国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第一，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廉价劳动力；第二，尽管我国居民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存量资本规模很小，且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地完成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落后，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二元结构；第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以人均水平计算的自然资源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第五，长期以来，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自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企业家资源特别稀缺，企业制度落后。

面对上述约束，我国正确地选择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借助于对外开放至少获得了以下好处：第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我国劳动要素丰裕的比较优势；第二，通过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缓解了我国自然资源紧缺的劣势；第三，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原始资本积累不足和企业家资源高度短缺的问题。

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仅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失衡。具体来说，包括：第一，省际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省际之间增长率的差异，已经超过了由地理位置、人力资源禀赋等不同特征所能解释的程度。第二，不同熟练程度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第三，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极大，服务业、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的比重相对较低。第四，社会保障网络遭到削弱。第五，投资的扭曲配置。过度储蓄，加上以银行信贷为中心的融资体系以及国有企业优先的融资通道，造成了投资的扭曲配置。第六，不断扩大的宏观经济失衡。

（二）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

高储蓄、高投资以及低消费（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最突出表现。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得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对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收入和储蓄一般要高于年轻人，因此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应对退休保障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储蓄率也随之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养老、医疗等），使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消费信贷机制的不完善所产生的强制储蓄，等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依靠金融体系。因此，由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而引发的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在金融总量方面，较为突出的矛盾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银行业存款增速快于贷款增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失衡即储蓄率大于投资率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比重过小、整个社会的投融资活动过于依赖银行信贷的反映。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容乐观的趋势。据估计，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仅为55%，而同为外向型经济的日本和韩国，其消费率最低时也达60%－70%。我国消费率之所以会过低，既有社会保障体系滞后、房价上涨失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投资增长太快。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平稳增长，但我国的消费增长依然远远落后于投资的扩张，2005年我国投资消费比则高达77%，且呈上升趋势。根据日韩的经验，外向型经济体的脆弱性使得这么高的比例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的投资消费失衡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投资率虽然很高，但投资的效率很低。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驱动着商业银行将大量信贷资源投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产业和政府形象工程项目，以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

在国际上，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该指标的含义是指每增加一元钱的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元钱。研究表明，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亿～2亿元，而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这～指标为5亿元。也就是说，国外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1～2，而我国的这一指标值为5。此外。如果根据国际可比数据测算，最近3～5年，我国的ICOR估计在5～7之间。

另一方面，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直接影响到生产要素的分配。如果资本要素的比重较高，而劳动要素的比重偏低，那么劳动收入部分对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就会降低。因此，过高的投资率会造成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分配结构扭曲，即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二、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这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余永定等（2006）认为，双顺差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福利损失；我国不能用自己的储蓄为国内投资融资，却在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一储蓄缺口，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这种国际收支格局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断流失。我国持续的双顺差是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的结果。

（一）外部失衡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连续双顺差的局面（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由连年的贸易顺差形成的，在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为435亿美元，其次是1997年，为404亿美元，2004年为321亿美元，2002年为304亿美元，而2005年已达到1019.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顺差的出现曾经一度缓解了我国资金短缺的局面，但现在它带来了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我国持续双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激增已成为我国政府棘手的难题，它不仅使中央银行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且造成了较大的投资效率损失。在我国持续双顺差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时，目前的外汇冲销操作也难以为继：一方面，随着央行票据累计发行额的不断提高，央行将面临票据到期以及利息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不断购入低息的央行票据，不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收益率，还损害了商业银行本来的融资机能，不利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冲销操作仅仅冲销掉了外汇储备增长的“后果”，而没有解决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

2.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因此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我国资本账户也出现顺差，则反映出外向型发展战略本身存在着缺陷。由于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因此我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资本稀缺，也不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来看，国外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这就带来了一个政策困境：我国不缺资本却引进了大量的外资：我国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却难以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

（二）外部失衡的直接原因：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行宏观调控以后，出口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片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虽然出口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也曾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及时调整，以致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同时，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出口创汇规模演变成了地方政府考核其官员业绩的一条标准，而扩大出口也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的政绩，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较为普遍，由其导致的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

（三）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低估扭曲了我国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一方面造成我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造成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不足。

我国经济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或者说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资一本存量仍然较低，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投资的效率较低，而效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决策的扭曲，其中人民币低估引起的服务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品价格的偏低便是重要的价格扭曲。多年来，人民币低估造成对出口品生产的补贴，刺激了资源过度流向了制造业，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我国，所谓的投资过热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其实都是结构性的，即都是针对制造业甚至针对制造业的某些产业而言的。

三、内外失衡下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组合的选择

在经济内外失衡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从根本上解决内外失衡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单一政策不能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

这里所说的“单一政策”是指单独依赖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特别是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建议。

一些学者强调必须扩大消费。但是，很难找到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提高消费率，因为居民的消费决策是基于持久性收入而非当期收入。

提高工资能够刺激消费吗?工资提高之后人们的消费确实会相应增加，但这并不能保证消费率－－即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会提高。实行最低工资法能刺激消费吗?对于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公民来说，他们的工资如果比以前提高，会增加消费，但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会降低，最终其实际收入反而可能下降。用消费信贷的方式能够刺激消费吗?虽然可以，但是在投资增长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消费，最终结果可能是全面过热。

由此看来，提高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降低储蓄。要降低国内储蓄，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金融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为降低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差额，还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对瓶颈产业、公共物品的投资。因为解决瓶颈产业价格飚升、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供给而非抑制供给。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尤其是对医疗健康、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城市公共设施等的投入不足。增加对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能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解决内外失衡的第一条途径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投资，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降低了储蓄。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还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增加消费，包括国内消费和进口消费，这将同时导致储蓄的减少和贸易顺差的减少。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带来储蓄下降、消费增加、投资优化，从而将我国经济带入更加均衡的发展道路。

解决内外失衡的另一条途径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能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从而减少经常账户顺差。人民币升值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扭曲的汇率会导致扭曲的资源配置。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过多的资源进入贸易品部门，导致贸易品部门竞争激烈，而国内的非贸易品部门尤其是服务业却发展不足。人民币升值将使服务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服务业。

然而，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调整内外失衡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我国的贸易品部门对汇率变化似乎并不敏感，这意味着如果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实现贸易平衡，人民币就必须大幅升值。但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冲击：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将会下降，人民币升值之后国外廉价农产品的进口会增加，这将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上述分析表明，单一政策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但如果采用一个政策组合，即同时实施财政扩张和人民币升值两项政策，它们的副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因财政扩张而带来的经济过热降温；财政扩张也可以弥补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这样的政策组合。我国经济不仅能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能步入一个更平衡的增长路径。

（二）解决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1.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在启动内需，扩大社会总需求（投资和消费）方面具有优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有目共睹。相反，国内外的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具有“启动不灵、刹车灵”的特征，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办法不多且效果有限。而且，货币政策在目前的条件下也难以有较大的作为；在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央行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冲销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如果需要采用货币政策，就必须采用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企业投资对利率并不敏感，而且我国的实际利率仍处于较低状态，没有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是释放了更多的流动性，无法引导这些资金流向更有价值的投资领域，反而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

2.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法治体系尚不完善，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力。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评价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时无能为力，因此其配置资源的效率很低。银行存款有20%～30%找不到投资出口，剩余存款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只能购买政府债券，而政府则不得不将这些资金投资在基础设施项目，以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与此同时，法治体系虽然在立法上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在保护产权和合约的实施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两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效率，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力。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制约了我国统一货币政策在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上的效力。根据斯蒂格利茨重塑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观点；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的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和数量很大程度上由银行决定，银行的贷款能力和意愿取决于经济环境；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信贷需求，而且通过信贷供给影响经济活动水平。我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决定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发展差异。在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统一货币政策经由各地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最终传导到企业和居民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异，即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着区域差异。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通过局部对总体的牵制作用，最终反作用于全国统一货币政策，降低了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

宋旺、钟正生（2006）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对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区域效应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原因。

4.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解决我国经济内部失衡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政策能以扶持落后地区和社会群体为目标。例如通过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到西部地区投资，这将有助于减少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此外，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可以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健康教育的投入，这将有效地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人民币升值或其他改革对农村地区的不利影响。第二，财政政策避开了问题较多的银行系统。我国的银行体系问题不少，国家财政状况却非常健康。2004年国债占GDP的比重仅为33%，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2%。第三，财政政策能解决我国其他发展和社会月标。如住房、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虽然在目前情况下，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可能增加我国未来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与过去依靠银行信贷隐性地为政府融资的方式相比，政府公共支出项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内容和执行程度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因此，在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解决内外失衡问题时，应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加强对公共财政的监督。

（三）一种有效的政策组合：财政扩张与货币升值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升值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机遇和外部动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适时进行经济转型。我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由于没能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战略，在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之后仍然没能摆脱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像美国那样依赖国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密切，我国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内需主导型（主要是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压力，而人民币升值由于提高了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将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激励，这些调整（加上政府扩大对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都有助于资源更多地向非贸易品部门（主要是服务业）转移，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

第二，人民币升值在促进我国经济外部失衡调整的同时，由于改善了我国的贸易条件而使我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状况。考虑到目前我国出口加工贸易比重较大的特征（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超过55%），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状况，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部门的影响可能是温和的，所以人民币升值在改善外部失衡方面将主要是通过进口更大的增加而不是出口大量减少来体现的。

应该看到，人民币升值将对一部分利润空间很小的加工贸易型企业产生压力，甚至令它们被迫关闭。我国加工贸易型生产企业中有80%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这些企业大多生产附加价值很低的产品，由于从外国直接投资中我国能够得到的只是工资而不是利润，如果那些产品附加价值低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既不能带来先进技术的外溢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不能带来合理的工资报酬，那么其因人民币升值而被迫关闭是合理的。

第三，通过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人民币升值在缩小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同时，不会造成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如果我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将能使我国经济实现外部平衡的同时也实现内部平衡。特别是如果政府扩大对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其本身不仅直接扩大了总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动国内私人部门消费，从而抵消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

2.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平衡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具体包括：

第一，扩大政府消费支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的重要举措。虽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在内需的构成中，投资是目前要特别加以控制的。因此，刺激内需的重点要有意识地转向消费方面。由于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居民对现期消费更为慎重。考虑到居民消费在短期内难以增加的现实，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居民现期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是因为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其收入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着手。中央政府必须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进行改革，即在全社会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由投资转向消费，尽快地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应重点分配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对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二是增加财政对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支出，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三是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公共财政的支持重点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期启动农村消费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第二，调整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我国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即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由沿海到内地，以及由东向西，税收优惠程度是逐渐降低的。与区域导向形成反差的是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性比较弱，即使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或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产业有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优惠也是从属于地区优惠政策的。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外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金真正匮乏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得到外资的“垂青”：外资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行业，甚至是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与股票市场，而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产业，以及能够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行业很难得到外资的青睐。另外，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仍然在所得税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目前的外资优惠政策既不利于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不利于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资过滥，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必须对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整个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以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进而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第三，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在我国诸多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对扩大我国出口规模、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随后的20多年里，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国家分别于1994年、1999年、2003年对出口退税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调整，2003年以来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一直是五档，分别是17%、13%、11%、8%、5%。如果说1999年出口退税率的调升是为了通过扩大出口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以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话，那么，2003年出口退税率的平均下调则意在减轻中央财政退税负担与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目前再提出口退税制度改革问题，则重在通过进一步调低某些产品出口退税率，以转变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在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时，除了像农业、高新技术等一些需要特别保护和鼓励的产业，其出口产品退税率保持不变外，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产品，要继续下调其出口退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对污染严重和能耗高的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

第四，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提高财政投融资效率。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政府必须转换职能，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物品直接投资的功能。

3.建立全国统一性与区域差异性相结合的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要求央行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更多地考虑不同地区对同一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完善的货币政策传导微观基础。从长期来看，全国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依赖于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消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必须完善西部地区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具体包括：构建有效的区域性政策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多层次的区域性金融市场体系（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或场外交易市场、发行西部地区建设债券、设立西部地区投资基金）。

第二，建立体现区域发展差异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为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在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决定全国总体的经济增长水平。从长期来看，全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需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货币政策不仅要通过各种“微调”手段促进经济的短期增长，而且还应当致力于缩短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距，以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第三，实行部分货币政策工具的区域差别化。首先，进一步推进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的改革。一是根据区域发展差异，设置不同标准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相同条件下，西部地区略低于东部地区）：二是根据银行规模的大小，设置不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三是对稳定性不同的存款规定不同的存款准备金率（稳定性越高，准备金率越低）。其次，实行有差别的公开市场交易商准入制度，适当放宽西部地区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的准入条件，以增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在西部地区的政策效力。再次，实行有限的差别利率政策。适当提高西部地区存款利率或减征利息所得税，西部地区金融机构利润的减少可通过政府税收优惠或利息补贴的方式予以补偿：实行再贷款、再贴现率的区域差别化，对西部地区商业银行实行相对较低的再贷款、再贴现率。最后，在消费信贷政策方面应适当向西部地区倾斜。央行通过对商业银行消费信贷总量与结构的调控能够间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因而消费信贷政策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央行可以在消费信贷中首付款的最低限额、利率水平、期限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更多的倾斜，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