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经济学说中经济政策视角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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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逐渐成熟和完善，如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日益摆在中国经济学界学者和经济法学界学者的面前。本文从西方经济学说中经济政策视角来考察和分析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指出：在当代中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定位是，政府不是“市场之敌”，而是“市场之友”。

【关键词】政府市场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历史上争论不休的论题，距今已经超过500个年头。但数个世纪的争论和实践，主要发生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在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和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该话题必然延伸到中国，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和经济法学界共同关心的热点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做一个全新的、精确的界定。

本文简要介绍了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17—18世纪所兴起的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凯恩斯主义和进入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主张适度干预的供给学派，分析了以上四种经济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有关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观点和其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来探讨其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界定。笔者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命题，有共性结论，又有个性问题。在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成熟和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定位应该是，政府不是“市场之敌”，而是“市场之友”。

一、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准备时期反映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5世纪末，封建制晚期的西欧各国的商品货币关系迅速发展，商业资本势力开始强盛起来，城市数目与规模日益膨胀，国内与国际贸易总量逐步增多，贸易范围日益扩大。在此过程中，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商业资本家需要有十分强大的国家政权做后盾：以对内建立其统一国内市场，维护其利益；对外夺取海外商业霸权，打击国际竞争者，争夺殖民地，故而，积极支持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同时，国王也希望得到商人的支持，以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这样就促成了商人和国王的结合。此外，14—15世纪产生于意大利并延伸到整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也给也给重商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以积极推动。

重商主义可以分为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孟、托马斯?霍布斯、洛克、斯图亚特，法国的柯尔贝尔和德国的尤斯第、宋能菲尔斯等。其基本经济理论观点是：货币是国家财富的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增加货币的源泉；政府活动的目的应是如何发展对外贸易以增加财富。而这些经济理论背后的依据是凭借国家权力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推崇政府对市场的强制力。

尽管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和主张不科学，但其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作用。英法等国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大大促进了工商业发展，推动了商品货币关系发展。

二、17—18世纪所兴起的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

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工场手工业的广泛发展时期和产业革命的前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封建主义残余束缚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英国社会的主要阶级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还刚刚产生尚未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对于英国资产阶级来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及其残余，以保证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形成于18世纪50-70年代，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它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和形成的。

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基本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的全名）中。其基本理论观点：

1、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思想（经济自由主义）。

按照斯密的理论，社会怎样才能把劳动和资本用到最有利的用途，怎样才能把社会财富尽可能用以维持生产劳动、变成生产资本？那就是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斯密学说的中心思想。他认为只有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才能打破当时有害于经济发展的种种法规，使得工农业和商业得到自由的发展。斯密认为一切都听其自由放任，不加限制，任其自由发展，将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

2、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

斯密积极主张对外贸易自由，反对重商主义的垄断和限制政策。他认为国家限制对外贸易的政策，不利于增加国民财富，因为限制某种商品的进口，以保护本国某部门的生产，这样表面上做好象保护了本国的工业，而实际上却是保护的落后，其结果会造成生产力的下降。他认为只有充分的自由贸易，才能使资本投到最有利的地方和部门，才能使各国都充分利用本国的土地、气候、资源、生产出比别国成本最低、生产力最高的产品，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合理的国际地域分工。各国都生产本国最有利的产品，进行互通有无的国际贸易，结果各国都能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力，得到最丰富的产品。

3、政府充当“守夜人”角色。

斯密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出发，极力主张限制国家的作用。国家的作用仅限于维护国家安全和个人安全，以及举办一些私人经营无利可图的工程和公共设施，起一个资产阶级的“守夜人”的作用；至于资本家的经济活动，国家就不必进行干涉，听任其为了追求自己利益而进行自由竞争。

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不仅对推动当时英国甚至整个欧洲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对后来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1929年大危机的产物。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的经济大危机。这场危机首先表现为生产水平的大幅度下降，贸易空前萎缩，失业人数猛增。这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具有极大的破坏力，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受着严重而深沉的经济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了二十多年。其次，这次危机影响特别广泛，不仅席卷工农业和商业，而且扩展到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和货币制度等领域。再次，这次危机在时间上持续特别长久，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导致市场失灵，经济陷入瘫痪，由此，人们对政府的不干涉经济的理论进行了怀疑。从而促进了新的理论的产生。

凯恩斯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了“看的见的手”理论，系统阐述了他的经济政策理论观点：他对传统经济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批判，其经济政策观点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扩大政府职能主要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调节消费倾向，其目的在于刺激消费。调节投资引诱，其目的在于刺激投资。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组成的，刺激消费和投资，就是刺激有效需求。针对经济周期的变动，提出了一个以政府干预为中心，以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目标的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体系。他主张扩大政府职能，以各种经济政策来干预消费倾向和投资，从而刺激生产，他还主张国家通过税收等政策来改变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公的状况。

尽管通过政府的干预使经济得到很快的恢复，但是由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对政府干预的过分依赖，缺少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剖析，使其完成了“反危机”任务后对新出现的经济滞胀现象显得力不从心，这样做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

四、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主张适度干预的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70年代初在美国开始形成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有阿瑟?拉弗、乔治?吉尔德等。70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严重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西方国家政府企图同时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措施的连续失败又严重地动摇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这种背景下，许多开始怀疑凯恩斯主义的西方政治家试图从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中另寻出路。例如，美国国会议员肯普和总统里根便是如此。

供给学派的基本经济政策理论观点是：

1、减少政府开支，大规模缩减福利开支，提高私人投资的能力。

2、采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相适应。

3、尽可能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更多的依靠市场力量来调节经济，充分发挥

企业家的积极性，让企业自主经营。

供给学派主张经济自由、减少政府干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

规律。其政策主张为里根政府所采用，对美国经济走出“滞胀”阴影起到积极的作用。可以这样说，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供给学派理论”结出的一个硕果。

综上所述，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出现了不同经济学说并分别为不同时代的国家的政府所采用，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尽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但是,基本的市场法律制度却是相同的,政府与市场的基本的权力划分是固定的。政府保护市场的基本职能是固定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经济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解释。这正如西方学者哈耶克所说,“一个功能显著的市场经济,有时以国家采取行动为前提的,有一些政府行动对于增进市场经济的作用而言,极为助益,而且市场经济还能容受更多的政府行动,只要它们是那类符合有效市场的行动,但是,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如果归其类别无非是经济自由主义（自由放任主义、主张适度干预的供给学派）和国家干预主义（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两类，那么同样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学说来规制政府与市场呢？

世界银行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总结了过去40年的经验教训，着重分析了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关系，提出了一种“市场之友”式的发展战略。报告指出，除非在特定的领域中证明政府干预会更有效率之外，要让市场起作用。在公共产品方面由于私人部门经常不能胜任，政府应当进行干预，保障基本教育、基础设施、人口控制、贫困救济和环境保护的支出。当私人部门能够做好时，政府就应当放手；当私人部门失败或者不适宜时，政府就应当接手。当市场缺乏时，政府就应当培育市场，为市场成长提供合理的政策环境和必要的法规，加强产权和市场纪律。市场有自己的纪律和规则，政府不应当长期扭曲市场信号。同时，政府的干预应当简单、透明、遵循规律，而不是由官员任意决定。显然报告很具有建设性，对于调整当前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很有价值，政府应该有进有退，即“有所为，有所不为”。

良好的市场秩序，可以减少运行费用，有利于提高效益和实现社会公正。政府要追求希望的秩序和效益，就会有所作为。目前中国的市场运行受到严重的内外部干扰（包括诸如不正当竞争、垄断等内部干扰和诸如行政权力不当行使的外部干扰）。比较起来，外部干扰负面影响更甚。政府的调控行为如果不规范，就会促成市场主体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诱发市场主体的不规范行为。所以，培育市场，政府回位，是调整当前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

笔者认为，政府不是“市场之敌”，而是“市场之友”，这应当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基本定位。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政府的“市场之友”角色需要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能。市场机制有三大不能：不能自觉维护公共目标；不能自发界定主体利益；不能自然实现社会经济秩序。因此，政府需要充当公益人、协调者、守夜人三种角色，以实现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调整主体利益冲突、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