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动向与回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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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对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解决经济增长与资源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的出路-通过推动新的技术经济范式,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思路。

[关键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循环经济

第一章.引言

在迈向21世纪的时候，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巨大的变化，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已经来临。中国带着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满怀信心地跨入21世纪。根据科学地预测，我国将完全有可能提前20年，即到2030年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到2050年我国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到2050年，我国可以进入当时发达国家的行列，赶上美国，超过日本和德国。20世纪70年代，我们未能及时抓住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浪潮的机遇，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我们必须不失时机，抓住时代的经济机遇，选择知识经济作为我国21世纪的新经济形态。这样，我们也就从战略上选择了由粗放型经济增长向集约型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了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及新型的支柱产业；选择了知识创新，从而选择了21世纪中国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及可持续性发展。

第二章．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特征与环境压力

2.1持续高速增长具有内在的推动力

(1)大众消费时代来临,多层次的消费结构将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从人均收入水平和产业产出结构特征来看,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大众消费时代。进入这一时期的标志是人均收入水平已经满足基本食物、住房和穿着的消费,汽车进入大规模生产和家庭消费,家用电器快速普及,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在这一阶段,国内需求将会呈现出多层次稳定快速增长的趋势,对经济增长形成稳定的拉动力。

(2)城市化将持续快速发展,生产率快速提高,为内需持续快速增长提供动力。中国已经进入了迅速城市化的阶段。城市化快速发展产生了两个转移: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由低生产率区域向高生产率区域转移。二是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显然,这两个转移都将会促进生产率提高,而生产率的提高是人均收入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这将会使得国内需求不断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动力。

(3)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与来自全世界的新技术持续供给,将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低成本优势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与国际化先进的科学技术供给在一种压缩型工业化过程中激烈碰撞,使得我国的生产高速增长与失业率上升并存。一方面,我国需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体系,以提高质量,劳动力的过剩使降低生产成本成为可能,从而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需要就业。解决这一尖锐矛盾需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以便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安定。即经济面临国际新技术的推力和国内就业的高度压力,必须快速增长。

2.2经济增长将由重化工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双重主导

未来一个时期内,国内投资和消费都将对重化工产业形成强大的需求拉力。在投资领域,城市化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都将对重化工产业形成巨大的需求。在消费领域,居民的需求增量将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汽车、住房等以重化工产品为基础的产品上。重化工产业将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同时,高新技术产业也将在竞争中不断加速发展。

(1)投资需求继续高速增长将会拉动重化工产业快速发展。城市化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将拉动投资快速增长。在执行了50年反城市化的工业化战略以后,进入21世纪,中国加速了其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发展必将引起持续的城市建设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引起巨大的投资需求。近几年我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呈上升趋势,1999年为2.0%,2000年为2.1%,2001年为2.6%,2002年为3.1%。在城市建设投资迅速增长的同时,全国性的跨地区、跨流域大型、特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也不断增长。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将会逐步加快步伐。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建设的资金是依靠“剪刀差”积累的,而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极为有限、严重不足。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和支持三农发展的要求,未来一个时期国家将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将对重工业产生极大的拉动作用,促进重工业快速发展。

(2)城乡差距将会继续扩大,环境因素将成为影响城乡差距的重要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持续扩大的状态。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到2003年扩大到了3.3倍。而且1997年以后差距在加速拉大。未来农村人居收入增长速度将会继续低于城镇居民,差距还将会继续拉大。总体上看,由于农业生产能力的限制,农民增加收入在很大程度是靠资源开采和初加工。因此,农村的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污染有扩大趋势。与此同时,由于生态环境污染呈现出从大中城市向中小城镇和农村转移的趋势,农村人口所具有的“原富”-良好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这将使得农民与城镇居民在生活质量上的差距更加扩大。城镇居民通过更多占有人造的物质财富,通过更多的物质享受和医疗保健,可以补偿环境污染给生活质量带来的损失。低收入人群没有能力选择生活环境,对生态环境恶化带来的健康损害没有谈判能力去争取医疗保健补偿。因此,生态环境的破坏实际上放大了二元结构导致的社会不公平。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能靠加速城市化。

(3)区域差距将继续扩大且缩小差距的难度加大。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虽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其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远比不上东部发达地区,长期累加的结果必然使得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继续拉大。西部地区的城市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比例大,东西部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城乡差距在地域上的反映。相对而言,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更大。从历史上看,对西部地区的每一次开发都意味着一次大规模的生态环境破坏,目前西部地区的生态功能已经非常脆弱。西部地区草原因过度放牧而沙漠化、一些地区因过度开垦土地而石漠化、黄河等河流因为上游用水增加而长时间断流、治理沙漠而产生的人进沙进现象、因生态植被下降引起的旱灾与洪灾同时上升,等等,已经说明西部地区人口密度和农业开发程度已经超过了自然承载能力。我国的水资源、气候资源、地理地貌等因素都决定了西部地区并不适合高密度地发展经济。在我国总体上生态环境压力日益上升的情况下,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难度将会加大。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上述三大趋势表明,我国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进入急剧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我们必须解决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包括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新结构危机,解决这些问题本身都需要经济快速增长。而经济增长又面临巨大生态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新型的经济增长道路。

第三章.经济增长的资源与环境成本分析

3.1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资源与环境压力持续上升

环境承载能力矛盾的激化。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环境污染加剧的趋势得到初步控制,部分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但是,我国环境污染其实依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江河湖海普遍遭受较为严重的污染,大气环境污染严重,酸雨污染有扩大的趋势,固体废弃物污染日益突出,重金属污染日益加重,农业与农村面源污染日趋严重。长期对生态环保护投入不足导致生态系统严重退化,国家环境安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威胁。2003年,我国废水中主要污染物COD的排放量已经超过环境容量的68%;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超过环境容量的80%。目前我国许多污染物的排放在世界上都居于前列,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居世界第一,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排放量居第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COD排放量也位居世界前茅。2003年共发生海洋赤潮119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4倍。由于农业增产过份地依赖于化学性的手段,导致化肥、农药、化学饲料残留物的排放而造成了面源污染,面源污染的控制和治理更为复杂和困难。

3.2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成本与损失评价

生态环境要素与经济增长。在生态环境能够净化和容纳人类生产和生活排放的污染时,人们总是认为生态环境是没有价值的非人类劳动产物,在经济学中是外部条件,而不是经济要素。但生态环境的净化能力或环境容量对污染的承载能力是有限度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类对环境资源的索取越来越多,环境资源的有限性日益突出。有限性使得生态环境已经变为稀缺资源,对它们的使用就成为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成本。过去我们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追求经济增长的道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对环境成本的典型研究成果比较。环境成本通常表现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许多学者研究并计算了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比重。还有一些学者对中国生态破坏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比重进行了研究和计算。过孝民、张慧勤计算的1983年的结果为8.9%,金鉴明计算的1986的结果为8.74%,徐嵩龄计算的1993年的结果为7.52%,国家环保总局用90年代末计算的结果为西部地区13%、东中部地区5%-12%。以上计算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2.1%-7.7%,生态破坏经济损失大约相当于当年GDP的5%-13%,两者之和大约为GDP的7%-20%。也就是说,每实现1万元GDP,大约需要造成700-2000元的生态和环境损失。尽管在概念内涵、计算内容、技术方法、基础数据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计算结果存在很大差别,但现有的研究足以说明,中国生态与环境成本是巨大的。而这种成本损失在GDP统计中没有得到反映。

第四章．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源头治理与循环经济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污染物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比照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我国还处于环境加速恶化阶段。根据顾春林的研究,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的左侧,环境污染属于上升趋势。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将继续恶化。

源头治理与循环经济。就人类的生产活动与索取环境资源的关系而言,人类社会经历了三种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1)传统的线性范式。这种范式处理人类与环境的方式是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资源,进行加工生产产品,将废弃物直接向环境排放。即“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线性开放式过程。(2)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即“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它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3)循环经济范式,其技术特征是源头治理。它是通过生产与环境保护技术体系的融合,强调首先减少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清洁生产,减少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环境友好生产。毫无疑问,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实践中,循环经济模式却遇到了传统经济制度和利益分配关系的严重制约。如果不改变生态环境免费使用为基础的价格体系,不强制对典型的社会共有资源——生态环境实行有偿使用,循环经济无法真正成为现代经济的主流技术经济范式。

第五章．对策思路

通过对中国循环经济发展实践的调查,我们发现,推进循环经济模式可以实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使环境污染总量下降的目标。例如,将分散设立的大量小造纸厂、小水泥厂、小钢铁厂、小化工厂等淘汰掉,重新进行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用现代化的规模型企业取而代之,以循环经济模式进行清洁生产,不仅可以实现经济大幅度增长,而且可以大幅度减少污染和废弃物排放。但这需要进行新的制度安排,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政策。

(1)进行适合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创新。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改变现有利益格局，把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流通”，因此，首先要设计一种制度框架，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并规定其交易和补偿机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省（市）、循环经济省（市）的试点建设中，普遍存在对技术的重视远高于对制度的重视的现象。基本操作模式是以政府作为推进主体。靠这种模式发展循环经济是不可能持久的。

(2).仔细选择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先领域。选择发展循环经济的优先领域应该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应有利于增加就业，至少不与就业发生矛盾。目前中国为了解决环境问题，经常采取限时达标的方法，在某一时间段内关闭大量污染严重的中小企业是常用的手段。但在实践中，往往是过一段时间被关闭的小企业又重新开工生产，污染依旧。在中国当前存在极大的就业压力的情况下，发展循环经济不能以牺牲大量就业为代价。必须在就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之间寻求平衡。第二，应该以在总体污染排放中所占比例比较大，资源消耗多的行业为优先发展循环经济的领域。第三，针对短缺资源推进资源的循环利用。例如，中国的水资源总体上极为短缺，水的循环利用应优先推进。第四，具有较为成熟的循环利用资源技术、资源再生技术的产业领域应优先推进。

(3).必须在生态环境伦理体系和市场经济伦理之间建立一套新的循环经济伦理体系，并使之深入人心，发展循环经济才能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循环经济涉及生产和生活的所有领域，与全社会的所有人的利益都密切相关，因此，必须发动社会大众，充分认识环境和资源对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循环经济模式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有必要在中国开展一场发展循环经济的社会动员，鼓励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作用。

(4).将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纳入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体系之中，使之与其他政策相配套。过去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集中于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经济总量，很少在总量调控的同时对不同部门和不同类型的企业和产品进行精细的分类调控。对于循环经济发展，其政策应该充分细化，与财政货币政策相协调配套，防止政府不同部门按照部门利益和业绩需要“有选择地”执行。

(5).技术创新在循环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没有技术上的可行性，或在现有技术水平下循环利用资源的成本很高，则循环经济就没有经济上的可行性。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和鼓励循环经济技术体系的创新，并应该将其作为政府职能的一部分。

(6).加强环境和资源监测的科学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发展循环经济不是目的，而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手段。推进循环经济需要有效率的政策和科学的管理，真实而充分的信息是提高管理水平，制定正确政策的基础。目前中国的环境和资源信息缺乏透明度和适时性，不利于循环经济政策的实施。发展循环经济应该加强环境与资源监测的科学化、信息化和网络化。

第六章.结束语

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有优良的文化传统，辽阔的国土和绵长的海岸线，有丰富的矿产和农、林、牧、副渔资源。在开放改革的基础上，中国加入了WTO，经济和法律逐步和国际接轨，在人类走向全球化热潮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根据经济发展规律，中国领导层一定会把准正确航向，引导人民走向经济繁荣、民族振兴、国家统一、富强的康庄大道。

参考文献：

[1]李京文。《21世纪中国经济大趋势》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刘秀光。《微观经济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3]刘秀光。《宏观经济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

[4]国家统计局。《2003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

[5]范金。《可持续发展下的最优经济增长》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