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史研讨的几个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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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完许平中先生在“经济学家”上发表的《缺乏基础理论使经济史研究误入企图（歧途）》一文之后，感慨良多；该文中实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故忍不住要有感而发了。限于网文题材与可读性等，难以就中国经济史研究展开细细地学究般探讨，只能略微阐述如下：

一．在下致力于学习和研究中国经济史学近十余年，余深知此学从以往之显学沦为当今之绝学的甘苦；当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与雄姿英发，如今安在哉？环顾中华大地，学界内外，潜心于研修此学者，实在屈指可数，凤毛麟角；而许先生我行我素，天马行空；时有奇文佳作问世，大有“有我在，就有阵地在”之孤胆英雄般的豪迈气概；着实叫人钦佩不已。请许先生接受在下在远方的深深一拜。

二．“熊彼特常说，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统计学，特别重要的是一位史学家，那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还说：“如果我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而在这三门学科（指：历史、统计和理论–笔者注。）中只许任选一种，那么我就选择经济史。我有三条理由：首先，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史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这一定是熊氏在治经济学过程中的经验之谈。诺斯在其《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的“中译本序”中提到：“必须再一次强调历史的重要性。中国现存的详尽的制度知识（knowledgeofinstitutions）及其是如何演化的，这亟待作分析”。反观我国当前学界虽然对于经济热点喧嚣尘上，口水仗漫山遍野，而对于经济史研究之现状，几乎一片萧瑟秋风；倒是有点“皇帝不急，急太监”的味道了。于此，更见得许先生的鹤立鸡群，空谷足音了。若依照熊氏对于经济学家之标准，“煮酒论英雄”，中国现今能有几人？诺奖情结云云，权当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足矣！

三．治中国经济史有三难：史料收集易，梳理提炼难；定性分析易，定量分析难；标新立异易，推陈出新难。“新经济史学”之所以“新”，与其引入数量经济学之计量分析大有关系。而审视我国古代历史文献，无论是“二十四史”还是“十通”，官方统计数字之泡沫多多，且遗毒至今，定量分析实在不易；故有估计与统计之争。未知许先生有同感否？

四．许文提出：“利益刺激下的理性选择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经济人理性选择原理可以解释一切活动”。史学研究忌讳一概而论，如此则会失之笼统。过去胡适之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关键在于“拿出证据来”。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理性选择并非总是“社会运行的基本动力”。完全理性的选择假设，在经济学上是不成立的；而只有相对理性或有限理性。秦兼并六国，对秦而言，是理性的；而赵军被白起坑埋了四十多万大军，于赵，就是非理性的。一部人类史，战争暴力此起彼伏，层出不穷；虽也是在“利益刺激下”，但似不可被视为“理性选择”；否则，对许多历史事件的分析解释就易流于泛泛而谈。如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视为“理性选择”，那么，历史研究就永远书“哥德巴赫猜想”。诺斯说过：“统治者的经济预期取决其统治寿命”，故中国古代有王道、帝道与霸道之争，而商鞅就是以其“霸道”说服了秦孝公而胜出；霸道与王道、帝道，孰为更理性，有待商榷。诺思的“国家悖论”，其实就是“理性悖论”。还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都是经济人在特定资源环境下理性选择的结果”；也失之偏颇。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中心从黄河流域迁移到长江流域，并非完全是“特定资源环境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其中，有许多政治、军事等的因素，与“经济人理性选择”的关系不大。

五．在古代的农业社会里，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其产权在理论上或法理上，也是明晰的，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土地国有化，“占田”、“限田”等就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而有贪官而无贪君，“患寡而不患均”的现象；因为土地资源属于国家。自商鞅变法设立的“户籍制”，历代王朝大都“按户征收赋税”，乃至到康熙年间“滋生丁口，永不加赋”，无不说明国家凭籍其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征集赋税。土地资源的所有权并非来自于市场交易，而是暴力行动。在中国历史上，暴力革命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尤其是主要的生产资料的配置作用，实不容低估。所谓的“超经济掠夺”，还是存在的；所以，赵冈“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已形成自由的、包括土地在内的私有产权制度，并在这基础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论”略嫌武断。一个社会是否属于市场经济，关键在于资源配置的程度，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其博弈程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硬道理。仅有市场交易行为或“市场关系”与是否以市场以主要资源配置手段的市场经济，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切不可把有市场交易，就视为是市场经济；否则就也难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占田”、“限田”、“屯田”或“均田”等了。商鞅的“盗徙封”只作用于民间，若要“刑上大夫”；那势必五马分尸。还有“黄河流域的旱作地区，历史上都是以自耕农为主”，“很早就形成了农户为生产和生活单位的社会结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标，用于市场交换的剩余产品微乎其微，而市场经济是以大量的可供交易的商品为前提的，所以，称中国过古代社会“实行市场经济”，至少论据不足。美国佬至今还未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除了政治因素外，经济运行机制也不能不反省。现在尚且不是，古代从何谈起？

六．许文说：“地主阶级包含了社会的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并把地主阶级划分为“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可能较有意义，可对经济史的研究意义不大，似失之笼统之感。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对社会阶层的划分，主要着眼于其对社会经济之影响。以前学界把地主分为皇亲国戚地主、各级官僚地主和中小庶民地主，把土地分为皇庄、官田、民田等；还是说得过去的。对于“地主经济论”，限于篇幅，笔者在此存而不论。“自春秋站国以来，这样的自耕农就占了大多数”；“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自耕农”；这是不争之史实，也可以“估计”得出来。但是，仅将地主与自耕农之数量相比，尚还不足以得出何种经济占主导地位或支配作用。欧洲中世纪，贵族与农奴的数量无法相比，但此时的欧洲一定是封建社会，这点不容置疑。对一个社会在经济上予以定性分析，关键在于其主要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与基础经济资源的配置形式；而不在乎其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之间数量的多少。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何我们现在还是自认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因，这主要与国家或国企所占有的基础性生产资料有关。于此，对主要的基本生产资料和基础的经济资源配置进行总量分析犹为重要。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内，统计远比估计显得重要，尤其在微观层面；而统计恰恰是我们的软肋。笔者以为，租佃制与自耕农制，何者为主要的经济运行机制或方式，关键在于其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

七．中国古代的地租形式经历了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的演化过程。领主制、地主制、自耕农（即小农）的小土地所有制三大经济之比例关系，自耕农与佃农之数量关系，以及基于此的历史分期，对于中国经济史之研究，一直是焦点所在。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绝非空穴来风。现在应该是到了定量分析分析与定性分析并举的时候了。许先生的“先从宏观上建立社会经济模型，再对模型（体系）进行微观分析”，就很有见地。笔者曾认同，货币地租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级赋税形态，并认为，西欧的领主制经济是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是“黑暗的中世纪”，而地主制经济才是高级阶段，所以写《封建论》，中国人最有资格。以初级阶段的封建论来谈论高级阶段的封建社会，总有小巫见大巫之感。马克思和诺斯的史学观，均有如此之嫌。

八．关于农民起义的动因分析，许先生谈了很多，颇有启发性的。“历史上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农民起义）是由于人口增长和气候波动这两大外生变量引起，冲突的结果是王朝的兴亡更替”。笔者以为人多地少只是动因之一，但不时唯一。人多地少，人口压力，于今尤甚；却不见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气候波动”等的自然灾害也知识动因之一，中国古代的“荒政”，也是不错的政绩；现代中国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人吃人，虽非史无前例，空前绝后，却也蔚为大观，但也未见有农民起义。可见“苛政猛于虎”，剥削率，农民的承受力等的综合作用不容忽视。“官逼民反”等非经济因素而导致农民起义，是客观存在的。

九．此外，重农抑商与市场经济之关系；科举制“将天下英雄尽收囊中，这与人力资源及统治成本之关系等等，有助于对中国古代经济史进行纵向与横向的立体分析，也都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有趣课题。科举制曾被外人誉为“中国人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是中国人对于人类的最伟大的制度创新。启蒙运动的领袖们就对科举制大为激赏，并称“中国皇帝为最开明的君主”。此类“详尽的制度知识”也“亟待作分析”。

十．“根据公共产品理论，统治者是为其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泛泛而谈可以，但使之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就啼笑皆非了。修筑阿房宫、大运河、十三陵等，难道就是“为其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吗？这就是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妙处所在。

无论是“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还是“经济人选择史观”，都是开启经济史研究的钥匙；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有点削足适履，五十步笑一百步。况且，将“选择史观”替代“唯物史观”，为时尚早；而且“一言堂”的社会成本太高，吾国学人应该引以为戒。“经济学是一箱分析工具”，窃以为，任何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都可以解读历史，只要讲得通，说得过去就好。多元化地，多方位地审视中国历史，似比一锤定音，一家之言要好。“经济历史学”之方法论，似应作如此解。未知许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