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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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奇”是划分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标准，它否定了所谓“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提法。按照这个标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是由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所构成。本文认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四大流派所承继的传统近二十年来已发生了很大的嬗变，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这就为我们的创造性综合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而目前的这四大流派基本上仍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着，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性，如果能在新的框架下相互杂交，这将有可能在理论上产生重大的创新。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新奇现代流派创造性综合

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现代演化经济学已诞生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间，演化经济学经历了强有力的复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目前，系统地整理演化经济学已有成果的时机业已成熟。

一、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标准之争

目前，演化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正如霍奇逊所指出的，在当代经济学中，许多经济学分支和流派都声称他们的方法是“演化的”，这包括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进化博弈论和“桑塔费”O复杂理论等。在演化经济学领域中，人们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法国“调节”学派也自称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流派。1998年，BobJessop在一篇回顾性质的论文中，开篇就指出，“大约二十年间，在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的复苏中，更一般地在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调节方法得到了喝彩”。更值得注意的是，Gowdy提出了以阿尔奇安、费里德曼和贝克尔为代表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观念。对于那些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立的经济学家来说，“演化”这个概念在使用上的混乱无疑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正如生物学家莫诺在一次讲演中所指出的，演化理论(另)一个奇怪的方面是每个人都认为他理解了它。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家试图对演化经济学加以定义，并在90年代中期导致了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之争。

1995年9月，在荷兰举行的“比利时一荷兰后凯恩斯研究协会”第十六届年会上，霍奇逊和维诺曼就演化经济学的划分标准问题展开了争论。霍奇逊指出，演化经济学家们典型地被他们的智力史所迷惑，如纳尔逊和温特在他们的著作(1982)中忽视了凡勃伦开拓性的工作，虽然他们现在纠正了这个过失。但在霍奇逊1993年出版了演化经济学思想史的著作《经济学与演化》之后，Langlois等在他们涉及学科历史的论文中仍在忽视凡勃伦。为了弄清“演化”概念的含义并认真考虑这个概念的历史，霍奇逊1993年曾按照“系统发生论”和“个体发生论”的标准对使用演化方法的经济学家进行分类。在这次会议上，他又提出了另一套分类的四个标准，这就是：(1)本体论标准，是否强调演化过程中的新奇性和创造力；是否强调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时间不可逆。(2)方法论标准，是否采用简化论的做法。由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简化论的主要表现，所以，简化论与否也就是是否强调在个体之上存在着突现的制度等结构特征。(3)时间标准，在承认渐变的同时，是否考虑突变的重要作用。(4)隐喻标准，是否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或者是否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机械隐喻。从这个标准出发，霍奇逊认为，只有凡勃伦、康芒斯、罗金、纳尔逊、温特、霍布斯甚至凯恩斯等包括在内。

与霍奇逊对演化经济学严格划界的做法相反，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限制聚集在其旗帜下的经济学流派的数目，他反对把演化经济学看做是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任何东西相对抗的这种看法。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对“正统经济学”中的“演化经济学先驱”进行了考察，这包括“(新)奥地利学派”、“社会生物学家”和“芝加哥经济学家”。在“正统经济学”的这三个分支中，只有“(新)奥地利学派”致力于替代新古典经济学，其他两个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捍卫者。其中，“芝加哥经济学家”就是指Gowdy提到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代表人物阿尔奇安等，这些“芝加哥经济学家”运用“自然选择”的生物学理论，论证了经济演化过程可以产生新古典的结果。维诺曼指出，用自然选择论证理性决策决不是与进化生物学相异的，费里德曼对新古典行为假定的“仿佛”理解反映在社会生物学家道金斯有关论述中，“芝加哥经济学家”的论述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新古典经济学并不是与演化经济学相异的。因此，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新古典演化经济学的存在。他最后的结论是，演化经济学的新颖之处就在于它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做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按照维诺曼的这种看法，演化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关系犹如相对论、量子力学等与牛顿力学的关系。所以，按照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维诺曼也应该承认，演化经济学仍可以被看做是经济学的“范式革命”。笔者认为，维诺曼论文的目的是为了强调经济思想发展的包容性和某种连续性，反对用经济演化理论完全替代新古典经济学。

然而，新古典传统的“芝加哥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的演化经济学吗?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讨论如何定义演化经济学。笔者认为，魏特的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作为社会经济演化的一个恰当概念，正确地评价新奇的突现及其传播的关键性作用是必不可少的”。福斯指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和魏特等所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就是已存结构的转变和新奇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但新古典经济学是与此不同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的一个主要来源是个人的创造性和选择，它是人类有目的行为的结果。如果存在真正的选择，社会个体相互之间在偏好上必须是非同质的，个人偏好也必须是可变的。而新古典经济学所讲述的是一个在给定偏好和目标约束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故事，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已经预先机械式地被决定了。我们不难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为什么要把这种新古典行为讽刺为“理性傻瓜”。新古典经济学是自相矛盾的，虽然它自称为“选择的科学”，但实际上有目的的行为和选择在其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它无法容纳个人的创造性和新奇行为。因此，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其本体论假设上的不同，当演化经济学对世界持有新奇和变异不断突现的开放宇宙观时，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如理性最优和代表性行为者就从根本上排除了新奇和变异不断突现的开放性过程。简言之，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区别就在于其理论体系能否抓住新奇对经济系统的关键意义。

按照新奇这个本体论标准，芝加哥经济学家就必须被排除在演化经济学之外。阿尔奇安在其经典论文《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中指出，最大化行为没有必要用行为者的动机来论证，而是“进化”的竞争力量将使接近于最大化模型所预测的企业生存下来。在阿尔奇安看来，我们不需要关心企业的动机以及他们如何决策，他认为这与解释“自然选择”的竞争过程无关。因此，阿尔奇安虽然指出了把标准的微观经济理论扩展到不确定性情况时所存在的困难，但他明显地看低了有目的行为这个概念的理论地位。对费里德曼来说，虽然明显地独立于阿尔奇安，但他在其经典论文《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也求助于“自然选择”论证了以下两个论点：第一，市场竞争倾向于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生存下来；第二，最有效率企业的行为“仿佛”是在使其利润最大化，无论他们是否有意这样做。贝克尔更是相信用“自然选择”论证最优化模型的正确性，以至于他后来声称，经济学家的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科学分析的唯一基础。然而，正如罗斯彼所指出的，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人暗示过经济学家们应该研究一下选择过程的发生所需要的条件，据此，罗斯彼对这三位经济学家拙劣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系统的批评。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早已指出，芝加哥经济学家运用“自然选择”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捍卫是不能接受的。因此，维诺曼等所提出的新古典演化经济学这种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它混淆了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根本性分歧。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现在看来，霍奇逊和维诺曼之间的演化经济学划分标准之争并没有解决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问题。笔者虽不赞同维诺曼把演化经济学扩大到它所反对的新古典经济学上，但也不同意霍奇逊过于严格的划界办法，因为按照霍奇逊的标准，我们不仅难于理解熊彼特与“新熊彼特”的关系，而且也排除了奥地利学派对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所提供的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事实上，在维诺曼提出异议后，霍奇逊在其编辑的《演化经济学的基础(1890—1973)》(1998)一书中只强调了新奇和非简化论的标准，他把遵奉凡勃伦、熊彼特和哈耶克传统的经济学家包括在其中，从而扩大了人选的范围，但仍排除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家。而且，霍奇逊这本书并未考虑到1973年以后的发展。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是对各流派的批判性吸收，它不应要求各流派完全符合创造性综合所要达成的目标，因此，新奇作为必要条件就足以成为区分演化与非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标准了。按照这个标准，笔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的现代流派主要是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调节”学派所构成。

(一)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老或后制度学派。演化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凡勃伦在1898年的经典论文《经济学为什么不是演化科学?》中提出的，在老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制度经济学就等价于演化经济学。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一般地也倾向把演化经济学等同于凡勃伦传统的老制度学派。作为老制度学派的鼻祖，凡勃伦深受当时达尔命的影响，他对前达尔文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至今看来仍是非常强有力的批判，强调经济学应以“制度”或“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等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这个学派与新制度学派在研究纲领上是相当不同的，近十几年来得到了较强的复兴，它早于新制度学派一个世纪就提出了目前后者在新研究方向上所设定的问题。该学派1965年在美国成立演化经济学学会，1967年开始出版会刊《经济问题杂志》，从1970年开始颁发“凡勃伦一康芒斯奖”。1989年该学派在欧洲成立由霍奇逊任秘书长的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1999年，霍奇逊开始编辑出版《制度与演化经济学新视野》丛书，2000年在赫福德郡大学成立研究中心。

(二)在演化经济学的复苏或现展中，熊彼特成为非常重要的灵感来源，继承其传统的经济学家自称为“新熊彼特”学派。纳尔逊和温特指出，“新熊彼特的”这一名词是我们整个分析方法的适当名称，正像“演化的”一词一样适当。为了成为“新熊彼特”学派，我们才成为演化的理论家，因为演化的思想为我们详细说明和正规表述熊彼特看法提供了一种可以工作的分析方法。新奇是熊彼特理论的重要本体论预设，他把创新看做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新熊彼特”学派批判地继承了熊彼特的传统，做了大量的经验性研究，并以研究科学技术、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等而闻名。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该学派就对网络经济和信息革命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该学派1986年成立国际熊彼特学会，每两年召开—次会议，颁发“熊彼特奖”并出版会议论文集。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创刊。桑塔费经济学家布赖恩•阿瑟1990年获“熊彼特奖”的论文1998年已被翻译成中文发表，并由笔者撰文加以评论。老资格的罗斯彼和年仅28岁的Potts获2000年“熊彼特奖”，后者的著作试图为异端经济学的所有传统和流派提供统一的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基础。“新熊彼特”学派目前在研究风格上已形成了两种相当不同的分支文献：更形式化建模的技术变迁的演化理论和描述性的创新体系理论，后者的形成还受到德国历史学派和老制度学派重要的影响。

(三)一般认为，奥地利学派是由19世纪末著名的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所开创，后经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的阐发，并在20世纪20、30年代由米塞斯和哈耶克挑起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大论战”中达到顶峰。与其他学派不同，该学派支持者之间存在着较重大的意见分歧，以至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认为该学派已消失。实际情况是，该学派在二战后取得了较重大的进展，并在英美国家扎根，成为“移植的”学派。自哈耶克以降，该学派存在着一个相对统一的基础，即市场作为过程的观念，尽管他们在市场作为发现还是创造过程的看法上分为两大阵营。霍奇逊在前引1993年的著作中把门格尔看做是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他认为，奥地利学派要比新古典阵营中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更多地强调了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性质，经典例子之一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奥地利学派一直是新古理性经济人这个基本假定的批判者，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假定所有的个体对同一问题会有同样的感受，尤其是企业家在发现常人不能看到的机会上具有独创性。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上，预期和想像力至关重要，该学派突出地强调了主观知识对新奇的重要性，这是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必须进一步深究的重要见解。

(四)作为演化经济学中较少被注意到的流派，“调节”学派对制度多样性和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化深有研究。笔者认为，多样性是变异和新奇突现非常重要的条件，这是该学派隐含的假定。该学派在理论体系中也注意到了个人创造力的重要性，作为发端于法国巴黎的学派，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它虽然与“结构马克思主义”一样强调作为社会结构的制度的重要性，但拒绝后者对经济行为者能动性的忽视。“调节”这个概念在法浯中更接近于系统论的含义：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正如Jessop指出的，“调节”这个动态概念强调了，在与资本主义不稳定变化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特定条件下，历史上因事而变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交互作用导致了经济行为者所采取的行动。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相当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等因素多样化结合的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是因事而变和不确定的，只有某种能够容纳其内部冲突和矛盾的调节模式才能使之成为可能。调节模式则是使资本积累结构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型式的突现性系统。20世纪80年代，“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它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演化经济学面临创造性的综合

如果从凡勃伦创建老制度学派算起，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已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它滥觞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后经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的沉寂时期，到80年代现代演化经济学才真正起飞，现在它正面临着创造性综合的挑战。下面将就各学派之间创造性综合的可能性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

(一)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演化经济学这两个最古老的流派，从一诞生起就是新古典个人行为假定的批判者，它们都强调了人类行为的日的性，但有很大不同的是，老制度学派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个人行为给予了更多的自我决定的假定，它排除了制度的塑造作用；相反，奥地利学派则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假定个人行为是机械的、没有自主性，它排除广想像力和创造力对个人行为的决定作用。由此，这两个学派在长期的发展中都忽视了对方所强调的方面，奥地利学派片面地用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解释自发秩序的演进，而老制度学派则看低了个人想像力和创造力在制度演化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两者都未能处理好制度(结构)与个人(能动作用)的辩证关系问题。实际上，新古典个人行为假定的错误是，它不仅排除子个人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而且也排除了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塑造作用，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都只说对了一半。笔者认为，在这两个学派内部就存在着纠正各自偏差的因素。首先，重读1898年凡勃伦对新古典个人行为假定著名的冷嘲热讽，我们不难发现这与奥地利学派对新古典的批判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享乐主义关于个体的概念是将人视作闪电般地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他像一个追求快乐的摇摆的同质的小球，外界的刺激使他移动，但不会使他有所改变。他既没有前因又无后果。他是一个孤立的、确定的人类已知数，除了冲击力使其在不同的方向移动外，他始终处于稳定均衡态。他在空间上自我驱动，绕着自己的灵魂轴心对称地旋转，直到外界力量强加于他，使他不得不屈从。当这些作用消失之后，他又成了一个和以前一样静止的、不易冲动的欲望小球”，其次，在奥地利学派阵营内部，研究传统的演进也出现了突变，提出了发展制度理论的要求。葛劳蕊指出，虽然该学派以市场过程作为相对统一的基础，但拉什曼激进主观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奥地利传统的突变，从而产生了以柯兹纳和哈耶克为一方与拉什曼为另一方的“大分水岭”，当前者把市场参与者看做是发现者之时，后者把他们主要看做是新机会的创造者。传统奥地利学派对拉什曼的看法是矛盾的，因为这对市场自发演进的个体主义观念提出了疑问，但这种疑问又是其传统自然演进的结果。拉什曼认为，当把人类想像力放在市场过程的核心地位时，市场就不存在自发均衡的趋势，制度作为个人行为和相互协调的向标就起着重要作用。拉什曼的创新无疑为两个学派的综合提供了基础，批判实在主义有关结构与能动作用的关系理论可以为此提供统一的框架。

(二)老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虽然纳尔逊和温特在其经典著作中遗漏了凡勃伦的重要贡献，把熊彼特视做其理论的先驱，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可以认为，纳尔逊和温特把企业惯例作为基因这种选择单位的类比物，实际上是凡勃伦关于制度是基因类比物的再发现。“新熊彼特”学派主要关心的是技术创新和技术变迁，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制度变迁为基础的，但在早期发展中对此却很少进行深入探讨。然而，随着创新体系文献的出现和发展，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已把相当大的精力转向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老制度学派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对技术变迁进行形式化建模的“新熊彼特”学者对此没有什么兴趣，这反映出老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中追求数学化的分支仍是不相容的。老制度学派与“新熊彼特”学派分别对制度和技术有深入的研究，两者具有互补性。近年来，纳尔逊不断强调技术和制度的共演，这对两个学派的杂交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三)“新熊彼特”与“调节”学派。在多西和Coriat合写的一篇论文中，他们对这两个学派之间的“联系、重叠、冲突和可能的杂交”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们认为，这两个学派都分享着把经济变迁理解为历史的和制度的嵌入过程这种看法，但“新熊彼特”学派对支持技术变迁的制度特定性没有深入研究，而“调节”学派对“调节”体制的描述直接是制度的和分类的，它试图确认“调节”机制的历史特定性。导致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是他们观察的层次不同，同时，他们所要解释的主要现象也不同。例如，就增长理论而言，演化观开始于大量的企业为更有效率的技术和更好的产品而搜寻，在市场上为产品和融资而竞争，搜寻的不同成功程度与不同行为规则及战略相结合决定了其绩效和下一期增长的能力，增长基本卜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而在“调节”观中，开始点就是对导致增长的某种“调节”体制的历史特定性的分析，这包括规制工资形成、劳动过程和收入分配的制度、总需求发生机制和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方式等，这些制度组织的相互匹配推动了持续的增长，而不协调则产生了不稳定和危机。多西和Coriat指出，“新熊彼特”对技术变迁形态在细节上的指定和“调节”学派对系统的制度特点的研究可以相互补充。笔者认为，这两个学派之间的亲和性可以在熊彼特对马克思的推崇中得到某种证明，熊彼特指出，“处理资本主义时需要抓住的基本点是我们正在与演化过程打交道，奇怪的是没有人能够看到很久以前就被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个明显的事实”。“新熊彼特”学派缺乏“调节”学派“宏大叙事”的能力，因此，创新体系文献与“调节”学派相杂交将有可能产生重大的理论成果。

(四)“调节学派”与老制度学派。长期以来，我国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老制度学派持批判态度，而老制度学派的一些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也反对在一个统一的制度主义范式之下把马克思和凡勃伦联系起来，后者所依据的就是凡勃伦对马克思的批评。奥哈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凡勃伦真正地遵循了马克思的道路，根据他认为应做必要改变的看法，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凡勃伦在分析资本主义的问题上正确地注入了更强烈的演化观，但他错误地批评马克思持有“劳动全部产品”这种看法，凡勃伦也低估了马克思对制度作用特别是生产过程、资本周转和信贷体系的强调。正如格鲁奇早就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与老制度主义的主要差别是在理论观点而非方法论方面。奥哈诺认为，马克思和凡勃伦对理解制度和构成制度基础的社会财富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把他们对立起来是轻率的和错误的。因此，奥哈诺把马克思与凡勃伦视作制度与演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位奠基者，并广泛探讨了这两大传统在当展的内在联系。不可否认，老制度学派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正如老制度学派当代代表人物霍奇逊所指出的，老制度主义虽有其优点，但它过去并没有马克思那种提供理论体系的能力。因此，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问题上，“调节学派”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特别是在演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上，批判实在主义科学哲学家把马克思看做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近两年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批判实在主义之间的关系。由于马克思在“宏大叙事”上无以伦比的魅力，所以，在演化经济学四大流派的创造性综合中，我们要特别注意以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进展为基础，发挥马克思研究传统创造性转化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