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安全二级评价的选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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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家经济安全；内涵；评价指标体系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主权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经济危机的风险因素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基于此定义，可以设计出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及其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准确地定义国家经济安全概念的内涵是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前提条件。国内已有的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混淆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产业安全、区域经济安全等概念。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再度成为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然而，由于已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存在着混淆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等不足，使它不能在国家关于经济安全的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而混淆三种评价指标体系的原因首先在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方式不准确，这直接影响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两级评价指标的选择。

一、对已有定义方式的比较分析

学术界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尚未有定论，大致可以分为状态说、能力说等几大类。能力说侧重于动态评价，状态说侧重于静态评价。动态评价优于静态评价之处在于，它不仅着眼于今天，而且着眼于未来；不仅评价现在的能力，还可以评价未来的能力即潜力。缺点是能力只是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手段而非国家经济安全本身，因为有无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或能力大小，还要通过国家经济安全的状态来检验，具有强大的能力，只是具备了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可能性，不等于国家经济就安全了。例如，人们曾经认为美国实现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是最强的，但2007年，美国却不能预测和阻止次贷危机演变为全面的金融危机。当然，从静态上说，能力表现为状态；从动态上说，状态也是一种能力。例如，现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良好状态是实现未来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之一。但未来国家经济安全是否良好，仍然不能用手段来证明。

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不仅是物质力，也包括变可能为现实的主观力，因此，评价能力难以得到比较全面的客观数据的支持，许多指标只能依靠主观打分。例如，关于国家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一个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一个国家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1］的定义，其中，第二、三个指标就很难主要运用客观数据进行评价。而状态作为结果，大部分可以用客观指标来反映，从而使建立定量评价指标体系更为容易，更能作出比较精确的判断，而这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过程。例如，当我们对若干时间点的国家经济安全状态进行连续测度时，就可以得出某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变化的走势图，从而把握其实现或者受损的规律。但是，过程说依然以状态说为基础，因为每个测度点都是对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安全状态的评价。

二、国家经济安全内涵和一级评价指标的再研究

虽然传统的状态说在国家经济安全定义方式上比较科学，但它在定义内涵的选择上却因为过于宽泛而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状态说的多数定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2］，或者“指国家的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内外诸要素的安全”［3］，这就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同内涵混淆起来了。没有国家经济发展的确没有经济安全，然而仅仅有了经济发展，并不等于就有了国家经济安全。把国家经济安全等同于国家经济发展，其结果是，许多关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换个名称就可以变成国家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反之亦然。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准确性。

国家经济安全也不是国家一般的经济利益不受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而是重大特别是根本经济利益没有受到破坏和威胁的状态。赵英认为：“能够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层面来认识，并由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甚至采取强硬手段予以支持的，只能是国家经济利益体系中的重大国家经济利益。”［4］雷家骕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指一国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经济体的最为根本的经济利益不受伤害”。［5］因此，如果把一般经济利益受损也列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国家经济安全研究就会因为漫无边际而不得要领，或者因为负担太重而影响其主要功能的发挥。

重大特别是根本的国家经济利益主要是指那些事关一个国家的经济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利益，而能够对它们构成严重威胁的莫过于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主权受损和经济危机发生这三个主要方面。

1．基本经济制度

基本经济制度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重要一级评价指标。由于国家属于上层建筑，使得国家经济安全风险不仅来自于生产力领域，而且首先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郑通汉认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个制度问题”［6］。

西方制度经济学家在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也按照他们的价值观，把“自由在未来不会遭受侵害”［7］（P96）作为一个重要标准。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组织结构和表现形式，反映的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方式。国家经济发展属于生产力领域，它涉及经济体制而不涉及经济制度。

2．经济主权

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的反映，对内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权、经济活动的管辖权、重要资源和战略产业的控制权等，对外主要表现为国际经济秩序的平等制定权、国际市场的自由利用权等。

首先，经济主权是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区分开来的又一种一级评价指标。因为当一国经济主权受到侵害时，该国经济往往仍然在发展甚至因为外资大量涌入而出现一时的繁荣。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史以及西方《剑桥中华民国史》关于1927年到1937年是中国“黄金十年”的说法，主要根据就是这十年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但这十年恰恰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大买办资产阶级相互勾结疯狂掠夺中国的十年，中国不仅经济主权而且政治主权都受到了严重侵犯，其间先后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20世纪80年代的拉丁美洲国家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通过盲目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一度取得了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却付出了经济主权受到较大损害的代价。这些情况表明，经济发展不等于经济安全，如果一国经济主权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不安全，就迟早会影响经济发展。

其次，把经济主权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也有利于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区域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区别开来。因为区域经济作为一国的地方经济，它的安全一般不涉及经济主权问题；非战略产业安全较少涉及经济主权问题，战略产业安全涉及经济主权问题但不能独自维护它。例如，应对国际经济禁运和封锁就非某个具体产业或企业力所能及，它属于国家经济安全甚至国防安全的范畴。再如，粮食和石油在产业安全的视角下，主要是一般商品，但在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下却主要是公共品甚至是国防公共品。

3．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独有的一级评价指标，因为经济危机意味着经济发展的暂时中断。经济危机风险状况指标还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稳定区别开来。国家经济出现不稳定并不等于经济出现危机。从两者产生的原因来看，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因素相对要多一些，但烈度要小；导致经济危机的因素相对要少，但烈度却要大许多。在两者的应对手段上，治理经济不稳定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法律等措施，而治理经济危机则主要靠宏观调控中的计划、行政等措施。在实现机构上，国家经济稳定主要靠宏观经济部门，而国家经济安全除了宏观经济部门之外，还需要有政治、外交乃至国防部门参加。

因此，国家经济安全在内涵上指的是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主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主权没有受到严重损害，导致经济危机的风险处于可控状态。这一定义及一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使我们能够较好地把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同国家经济发展、国家经济稳定以及区域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等区别开来，从而为二级评价指标体系的再选择奠定基础。

三、国家经济安全二级评价指标的再选择

除了定义方式和内涵方面的原因外，国家经济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容易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相混淆，还同经济主权安全状况和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之间存在着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

下面分别展开分析。

1．经济主权安全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经济方针政策的自主制定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主决定本国经济发展方针的状态。

（2）重要国际经济组织的投票权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是否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制定。

（3）重要海峡无危险通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程度。

（4）重要资源的外资勘探率和开采率。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重要资源的状态。

（5）战略产业中的外资比重。它可以测度一国有效掌握自己战略产业的程度。

（6）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它们可以测度一国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状态。

上述指标中，有效掌握本国战略产业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垄断程度指标相重合，但实际上，它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因为反垄断规范的对象不仅是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维护的是国内市场的竞争秩序，而国内市场竞争秩序与国家经济安全不是同等的概念。因此，尽管美国先后颁布了《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哈特·斯考特·罗迪诺反托拉斯改进法》等反垄断法，但仍然于1988年通过了修正《1950年国防生产法》第721条的《艾克森－弗罗里奥国家安全法案》，2007年又通过了《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再如，自由利用国际市场的指标似乎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的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指标相重合，但细分下去仍然是不同的。国家经济安全中的“自由利用国际市场”主要不是从进出口和投资、引资数额方面来评价，而是通过被歧视性反倾销率、被歧视性反补贴率、对外投资的非国民待遇率等二级评价指标来判别的。而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二级评价指标更是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中所没有的，因为从一般的进出口额上分析问题，能否自由利用国际通道的因素已经被抽象掉了。

也可以考虑将有效掌握自己的重要资源、有效掌握自己的战略产业、自由利用国际市场这三个指标合并，设立GNP（国民生产总值）这个综合性指标。该指标作为一国国民在本土内外的所有产值，可以较好地反映外资对该国重要资源、战略产业的控制情况以及该国国民在国际市场遭受歧视的情况，而GDP指标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2．经济危机风险状况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1）GDP负增长率。因为经济危机本质上是生产过剩的危机，GDP负增长是其最重要的表现。

（2）采购经理指数、失业率。这两项指标可以进一步测度经济危机对企业和就业的损害程度。

（3）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率。这也是经济危机的重要表现，因此，扩大对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成为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措施。

（4）财政赤字率。经济危机爆发后，政府采取各种扩大公共开支的措施，势必造成或者加大财政赤字率。相对于前几个指标虽然有时滞性，但财政赤字率提高却是经济危机发生后的普遍现象之一。

（5）通货膨胀率。财政赤字率增加、税收减少，一般会促使政府采取通货膨胀的措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一些已无利率可降的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的所谓“定量宽松”政策，就是实施通货膨胀的委婉说法。

（6）物价指数。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虽然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后者是前者最为直接的结果。（7）金融资产缩水率。在全球化时代，虚拟经济迅速膨胀，经济危机越来越表现为金融危机，因此，金融资产缩水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危机的最重要现象之一。

（8）贸易收支赤字率、资本收支赤字率。这两项指标对一些加工贸易型的国家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的程度具有很好的指示作用。

（9）外汇资产安全率、外债偿付安全率。这两项指标可以测度经济危机对一些外向型国家的损害程度。

虽然上述评价指标与国家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有一些重合，但是它们之间的阈值是不同的。如果说经济发展的阈值是“微起微落”，经济稳定是“小起小落”，那么，经济危机则表现为“大起大落”。因此，在指标方向设计上，经济发展基本上是正指标，经济稳定以正指标为主，而经济危机则以负指标为主。另外，经济发展或者经济稳定除了重合指标外，也有许多经济危机所不具有的评价指标。

四、小结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定义和评价指标的再选择，可以将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概括于表3。

在表3的基础上，还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1．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的完整性与全面性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完整性指的是面面俱到，全面性指的是涵盖了评价指标体系的主要方面，但不是方方面面。表3中的二级评价指标不能说应有尽有，却涵盖了国家经济安全评价的主要方面。未来应根据国家经济安全实践的需要，进一步补充能够提高主要评价方面精确度的指标，但不应该追求面面俱到，因为“预警指标过多，不仅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延长预警周期，难以及时预警，而且还会降低预警效率，降低预警的可行性，难以达到预警的目的”。［9］

2．国家经济安全的两级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如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现在大致有两种确定多指标权重的方法：

第一，两级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采用不同的权重确定方法。第一级评价体系的指标少，可以采用主观赋值法特别是专家打分法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权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未开放条件下，内源性风险大于外源性风险；在开放条件下，外源性风险则要大于内源性风险。因此，俄罗斯1996年10月公布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时，由于既没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又深深陷入苏联解体后的经济危机中，因此，24个指标中只有6个是外源性风险指标，其余都是内源性风险指标。

第二，两级评价指标体系都采用客观赋值法来确定各自的权重。例如，先以因子分析法等客观赋值法处理第二级评价指标的原始值，计算出它们的各自权重和综合得分值；再以第二级评价指标的综合得分值为第一级评价指标的原始值，运用因子分析法等客观赋值法计算出它们的各自权重。

然而，不管采用哪种方法，都应该看到，专家打分法容易受主观经验的影响，客观赋值法在处理多指标的权重上仍然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