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原理在交易的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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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关联方交易经济学效应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对关联方交易进行分析。首先用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委托—”理论解释关联方交易的产生，进而分析了关联方交易的性质，然后用交易费用理论和帕累托改进分析关联方交易的正面效应，用寻租理论分析负面效应，最后得出结论。关联方交易是现代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交易行为。关联方交易的复杂性以及产生的负面影响一直是证券市场的热点问题。

关联方交易的产生

（一）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最初由亚当•斯密提出。斯密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并把这种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利己心”看做是人类的本能要求，是人类的天性，是自然赋予的，承认它具有神圣精神。李嘉图首次对经济人进行了虚构，只考虑人们出于经济方面的自利动机，而对其他动机一概不考虑。西尼尔则进一步运用演绎的方法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概括，他认为：“每个人都想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

新古典经济学继承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人的人性理解，运用边际分析工具，把“理性经济人”定义为以效用极大化为基本原则的个体，即经济人是会趋利避害地计算，从而获得效用最大化的人。帕累托首次引入经济人的概念，并把经济人定义为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能选择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个体，并利用数学方法严格证明了经济人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从此，“理性经济人”作为一个明确的概念并成为经济学理论一个最基本的假设。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交易主体利用关联方交易获取正当的经济利益，是合法合理的。建立在公允价格基础上的关联方交易在实现双方最大利益的同时，还可以减少交易费用。理性经济人假设促进了关联方交易的产生，但仅限于公允的关联方交易。

（二）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伴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立足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它假设委托人和人是理性自私的，双方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性双方经过反复博弈，最终会达成一个契约。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人的行为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委托人可以根据观测到的人行为对其实行奖惩，帕累托最优风险分担和帕累托最优努力水平都可以达到。此时，不存在“委托-”问题。然而，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人的行为，只能观测到相关变量，这些变量由人的行动和其他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因此，“委托-”关系的核心问题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

签约之前的信息不对称引发逆向选择，委托人和人的私人信息是对方不能观测到的，因此在选择合作方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签约后风险最小，双方都按照非理想化的假设降低对方所表现出的已有条件。签约之后的信息不对称引发道德风险，由于合作协议是建立在委托人、人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为了防止委托人的利益受到损害，人在实际操作中面临一些利益是协议不允许获得的，这就成了对道德的考验。有些人会采取隐蔽的行动违反当初的协议，对委托人造成一定的道德风险。

这种信息不对称为企业的非公允关联方交易提供了机会。企业的经营者显然要比外部拥有更多的更真实的关于企业投资机会前景和价值的信息，利益的驱动使经营者可能对投资者夸大自身价值，使投资者面临“逆向选择”，从而导致“柠檬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出现。比如，一些企业为了达到上市或配股的资格，利用关联方交易构造交易，转移不良资产，向关联方低价购入原材料，高价售出产品等方式输入利益。用包装的业绩诱导投资者投资，使投资者“逆向选择”。另一方面，投资者向企业投入资本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投资者不能观测到经营者的全部行动，自利的经营者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剥夺投资者的利益。一些管理层或控股股东可能会利用关联方交易转移上市公司资产，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式抽取利益，损害债权人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引发道德风险。

关联方交易的性质

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康芒斯认为，“交易不是具体的‘交货’意义上‘商品的交换’，它是个人之间对具体东西未来所有权的权利转让与获得，这是由社会的集体运转规则决定的。在劳动能够进行生产，或者消费者能够消费，或者商品被实际地送到别人手里之前，这些权利的转让必须按照社会的运转规则在相关的各方之间进行谈判”。康芒斯把交易分为三种类型：买卖交易、管理交易和限额交易。买卖交易是在法律上判决纠纷的司法当局对买家和卖家平等相待，以合理的价格为前提造成法律上所有权的转让和取得。买卖交易的假定是愿买愿卖双方的平等性。合理价格的形成有三个必要的条件，即：“平等机会”、“公平竞争”、“讨价还价能力的平等”。管理交易是以财富的生产为目的的交易，它的假定是买卖双方在法律上、经济上的上下级关系。上级是由个人或个人组成的特权阶级，它发号施令，下级必须服从。限额交易是有权利的若干参与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交易，往往由掌握权力的人将利益和负担分派给相关成员，相关成员只能被动的接受。与管理交易一样，限额交易也是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只不过它的上级是一个集团或正式代表。

从交易双方的地位来看，关联方交易的双方虽然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在经济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因为关联方交易当事人之间存在控制与被控制、受第三方共同控制、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控制方有权决定交易价格，而被控制方对于交易价格则很少有发言权，大多数情况下只能被动的接受。这就导致交易按某一方的意愿达成，而另一方则失去了平等谈判的机会。关联方交易双方的关系更像是上下级的关系。所以从性质来看，关联方交易应该归属于管理交易。

关联方交易的正面效应

（一）减少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所描述的没有摩擦的信息可以无成本的获得，从而任何交易都可以在市场上达成的理想环境在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相反，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几乎任何契约的达成都存在交易费用。科斯对交易费用的理念不仅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零交易费用的假设，而且揭开了企业的“面纱”。通过建立企业，以“权威”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就能够大大地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正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建立的。科斯在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中明确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在1991年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科斯简短的总结道：谈判要进行，契约要签订，监督要实行，解决纠纷的安排要设立等。这些费用后来被称为交易费用，即交易费用是谈判、签约以及履行合同的费用。

威廉姆森从契约的角度出发，把交易费用分为“事前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两类。所谓事前交易费用是指起草、谈判、保证落实某种契约的成本，也就是达成合同的成本。所谓事后交易费用是指契约签订之后发生的成本，包括：第一，当事人想退出契约关系所必须支付的费用；第二，交易者发现事先确定的价格等合同条款有误，而作出改变所必须支付的费用；第三，交易当事人为政府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所付出的费用；第四，为确保交易关系的长期化和持续性所必需付出的费用。

由于关联交易可以借助关联企业内部的控制和支配力量来完成，因此可以确保合约的实现，可以节省发现市场价格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合约实现的监督成本，以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等“权威”的方式对资源进行配置，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因此，当利用外部市场交易的交易费用大于集团内部组织之间的资源配置所发生的组织成本时，关联方交易将最大限度的取代外部的市场交易。

（二）产生帕累托改进

洛桑学派代表人物帕累托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指当任何一种改变都不能使一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同时又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的状态，就达到了最优状态。对任何一种特定状态，并假定在各种关系不相抵触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些微小的变动，如果所有人的福利都增加了，则这种状态对于他们个人都是有利的；反之则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这个变动使一些人的福利增加而使别人的福利减少，也不能说此变动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即如果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能使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变好，同时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人的处境变坏，就意味着原来的资源配置没有达到最优状态，而新的资源配置会导致社会经济福利有所增加。如果关联方交易建立在公允价格的基础之上，在给交易的双方带来利益的同时，又没有损害任何第三方的利益，即产生帕累托改进。

关联方交易的负面效应

寻租理论的思想最早由塔洛克在1967年的一篇题为《关税、垄断和盗窃的福利成本》的论文中提出来的。但“寻租”这一术语是1974年由克鲁格在其探讨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政策形成原因的一项研究中正式提出来的。“租”或“租金”是经济学中的一个古老的概念，它是指超过资源所有者的机会成本的报酬。这种租金可以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在价格制度中自然产生的，另一种是人为创造的。通常把对自然产生的租金的追求称作“寻利”，把对人为产生的租金的追求称为“寻租”。寻租与寻利的主要区别是：寻利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这种活动会通过生产新产品或重新配置资源来创造价值；寻租则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这种活动通过浪费有价值的资源来消灭价值。

托利森对寻租的定义是“寻租是为了获得认为创造的收入转移支付而造成的稀缺资源的浪费”。斯蒂格利茨认为：‘寻租’这个词一般用于描述个人或厂商投入精力以获得租金，或者从政府那里获得其他特殊好处的行为”。布坎南对寻租的定义：“寻租是指那些本当可以用于价值生产活动的资源被用于只不过是为了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他认为，寻租从总体上看没有配置价值，是一种社会浪费。

奥尔森从利益集团理论出发认为，任何集团和组织在原则上都可以通过两条途径为其成员谋取福利：或者使全社会的生产增加，从而使其成员按原有份额取得更多的产品；或者保持在原有的总产量内为其成员争取更大的份额。前者是通过把蛋糕做大，在蛋糕的分配比例不变的情况下使每个成员获得的份额增加；后者是保持蛋糕的大小不变，而是通过改变蛋糕的分配比例使一部分成员获得的份额增加。一般经验表明，集团很少选择前一条途径，更多的是选择后一条途径来获取利益。

以非公允价格交易的关联方交易正是通过寻租来谋取利益。它不是通过把蛋糕做大来生产价值，而是把蛋糕的某一份切大来转移价值。人为的制造不合理的交易价格，使资源非公平的转移，导致交易的一方的利益增加，另一方的利益受损。如果某关联方对上市公司存在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关系，关联方便有机会利用这种权利转移上市公司的资源，攫取上市公司的利益，从而侵占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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