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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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跨区域兼并，有效竞争，公用事业，市场绩效

论文摘要：马歇尔“建设性竞争和联合形式优越论”启示了一个要素市场化方向：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兼并整合市场，区际割据向规模集中的业态演进过程，要素流动形成溢出效应同时产生累积强化机能。运用绩效模型分析与深圳水务业实证表明，跨区域兼并是激发公用事业生产力集约潜能，增进公共服务协同化合意的市场化路径。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核心是引入有效竞争机制，使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溶以实现市场绩效优化。

我国公用事业运行体制变革的根本出路，应当是一种引入有效竞争机制的市场导向式改革。具体机制设计的困难在于，竞争与垄断这组对立因素如何统一在同一经济系统内，既要充分利用公用事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又要发挥竞争机制对推动企业和产业绩效改进的激励作用。这一两难选择也反映在“马歇尔冲突”上，核心是找出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之间合理均衡的适度边界，以使生产效率和社会福利最优化。

以自然垄断和经济规制理论变迁的视角审视，面对真实世界从“市场失灵”到“规制失灵”，理性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昭示，效率与福利改进单纯依靠政府管制手段，仍会带来权力寻租、规制俘获和信息不对称下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公用事业市场化问题本身是复杂的经济范畴，它包涵自然垄断与竞争机制、经济效率与公共福利等冲突。公用事业的发展、产业绩效的提升包括普遍服务等福利目标的实现，客观上离不开竞争的促进作用。于是，竞争治理模式就演化为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创新思路。当前我国公用事业基本现状是市场化程度低，生产经营高度行政化，缺乏制度化的激励约束，条块分割属地垄断，管辖壁垒阻隔，要素流动受限，地区发展差异大，资源利用和配置不均衡，产品与服务水平参差，产业总体运行绩效有待优化。由此论证指出，基于要素市场化路径的竞争治理模式，分散割据的公用企业通过兼并，组建大规模集中化公用事业集团，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资本运作整合市场，形成横向一体化的空间并置结构，特别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跨国兼并浪潮的冲击下，对打破产业行政垄断，提升本土企业市场竞争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福利目标，有持续的促进作用。

一、要素市场化与有效竞争：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理论逻辑

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主要是由规模经济性决定的，克拉克森（1982）以规模经济来描述自然垄断特征：生产函数呈规模收益递增，一家厂商大规模生产与几家较小规模的厂商同时生产相较，更能有效利用资源。新福利经济学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进一步拓展了自然垄断理论：垄断不一定破坏市场的竞争特性，潜在竞争的可能性会自动促使原有自然垄断企业消除生产和管理的低效率，从而依靠潜在竞争力量可以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率的最大化。按照鲍莫尔（1982）进退无障碍理论的具体阐析，若市场中存在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必然迫使在位厂商努力降低成本、增加技术创新、扩大经营规模，提高效率，从而在改变市场结构的同时，也影响了经济运行的绩效。一个可行和有效率的竞争思想始于克拉克提出的“有效竞争”概念，继后，哈佛学派基于结构主义思想分析了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对市场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发展了有效竞争理论。其中梅森归纳了有效竞争的“市场效果基准”：市场上存在着不断改进产品和生产工艺的压力；生产集中在最有效率的规模单位下进行；不存在资源浪费现象。总之，公用事业引入竞争机制，不宜选择产品与服务市场化模式，摧毁植根于规模效益的垄断结构基础，产品市场过度、无序的多头竞争，带来更多的是重复建设的配置低效率。合乎资源合理利用和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竞争，应当是一种保持垄断效率优势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它具有上述潜在竞争的绩效特质。

自然垄断原理揭示，公用企业在同一地区市场垄断独营有天然合理性，事实上理论的拓展，垄断集中还可以向整个行业市场辐射。以产业的现实需求来考察，我国公用事业行政割据式的运行体制，限制了要素流动，阻碍了管理与技术溢出，抑制了产业发展动力。按照新贸易理论，规模经济能够突破区域的静态比较优势，但客观形成的市场分割扭曲价格，排斥竞争，阻碍产业集中，抑制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竞争优势。于是，系统区际分割的负效应，就构成公用企业突破区域壁垒兼并市场的根本动力。产业规模集中的内在发展要求，则与公用事业垄断经营效率最优原理相吻合。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内化成公用企业自我膨胀的规模增长需求，并在受限空间约束下，诱发区域外扩张的持续动力。基于马歇尔“建设性的竞争和联合形式的优越性”的逻辑，公用事业体现激励规制的市场化路径，是一种竞争治理导向的要素市场化模式，关键要打破现有阻碍要素流动的区域分割运行的体制制约，以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构建规模集中化的产业兼并整合格局。跨区域兼并过程，将过度分散的生产能力集中起来进行优化重组，为产业内注入普遍的竞争生机同时还有压力，形成利益约束机制，激活生产要素潜能，极大地推动我国公用事业从经济积累向经济集中快速跨越。在这一层意义上，竞争活力与规模经济取得逻辑的契合。

从规制经济学的视角考察，公用事业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与价格调节机制，并不能自动引向配置效率，规制的逻辑支点在于纠正和改善“市场失灵”：调节垄断运行的适度边界、管制垄断价格、配置一个合理的产业组织结构。由此，规制的内涵与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动机就关联在一起：规制的原因正是改革的目的－－如何保持和发展自然垄断的禀赋优势；规制手段与改革路径相叠合－－同时指向市场进入与价格限制。前一个问题，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资源空间配置的动因是收益递增效应，市场、技术及其他使报酬递增的因素在规模上是通过区域或地方的经济集聚过程形成的。基于效益与经营规模的正相关性，公用企业开辟新市场，扩大经营份额，驱动规模扩张战略，通过异地同业兼并的横向一体化，在不同区域之间整合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重置集中型产业结构，有助于资源优化组合与竞争力升级。后一个问题，按照德姆塞茨关于规制的政策建议，认为政府可允许在“合同”期内供给商品或服务的排他性权力进行竞价，对于公用事业来说，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特许经营权竞标机制的同义语。

事实上，跨区域兼并在实现的技术手段上，总是与形式各样的资本运作（如产权并购、BOT、TOT等）密切关联，而资本运作无疑是典型的要素市场化方式。由此推演，公用事业惟有依靠要素市场化方式才能绕开辖地割据的垄断封锁。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论断，竞争的结果是引起经济集中。于是，跨区域兼并导向的规模集中，蕴涵了要素市场化对地区间进入壁垒的迂回策略，自然也是公用事业实现有效竞争的合意选择。

二、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分析

在此，运用绩效模型对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的市场绩效机制进行分析。

（一）大规模一体化兼并整合对效益的改进作用

在区际兼并一收购一运营的发展模式下，地区性企业逐渐蜕变成跨区域紧密型连锁的公用事业集团。企业集团市场控制力不断强化，规模和范围经济效应逐渐显现：随着生产的扩大，一方面大型组织对生产原料的市场议价能力增强，另一方面，物资、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更易于通过系统内部关联组织之间非交易的调配方式来合理利用，从而更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同时大型企业研发（R&D）投入更充足，有利于组织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在良性循环机制下，技术、管理、服务等核心竞争力螺旋式上升，市场占有率最大化的现代企业目标实现能力日益增强，从而垄断型企业“开辟新市场”的空间扩张，形成组织管理的熊彼特式“创新生产力”。公用事业跨区域兼并增进效益的分析如图一所示。

公用行业（水、电、气等）强自然垄断性质决定边际成本MC曲线位于平均成本AC曲线下方，且趋势随产量Q增大渐向AC收敛，又因公用产品是生产生活消费必须品，存在一个区域市场最低刚性需求量QL，随价格P升高，Q反向变动降至某个特定QL值后维持在QL水平，需求曲线如图一中d-d-AR（平均收益）所示，边际收益MR线在其下方。社会福利极大化下由MC=MR决定最优值P1与Q1，这时市场价格P若与企业生产成本相等，即Q1对应AC曲线C1=P时，企业处于盈亏平衡临界，而P1>C1，故企业此时赢利为（P1-C1）xQ1。当公用企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扩大生产规模，随地区市场扩大新的总需求也随之同步递增，d-d-AR、MR曲线向右平移至d’-d’-AR’、MR’，QL相应扩大至QL’。同理，区域扩张后新的盈亏平衡临界点为P’=Cl’，新的赢利为（Pl’-Cl’）xQl’（见图中阴影部分）。由于（Pl’-Cl’>（P1-C1），可见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具有效益递增效应。

（二）跨区域经营权竞争的激励传导机制及其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派关于生产要素区际流动的经济分析认为，区域要素流动的经济目标在于提高区域内现有资源的利用水平；更有效地在区域内各种用途间分配资源，实现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实现区域内最佳增长：在区域间有效地再分配生产要素。伊萨德的区位和空间经济理论指出，特定行业联合体结构的关联延伸的广泛性超越了区域边界，关键要从生产成本差异来考察空间并置的经济性。公用事业以一种跨区域经营权竞争方式实施产业兼并，在市场整合的目标价值链终端，随资本输出，品牌优势的扩展，管理与技术的溢出，能够加速承接地企业价值增殖和观念、制度更新。在此进程中，生产要素流动特别是人力资本、信息资源等在输出地与承接地之间的共享互通，有效地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等“软实力”的提升，形成一种激励传导机制，以先进带动后进，运用制度复制等运营机制一体化的技术手段缩小成本差异，促使后发地区技术、管理和服务升级。要素区际流动派生的结果，促进了公用事业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并最终催化出产业区域协同发展的机能。这种“区内垄断+区际经营权竞争”的产业组织形态其激励传导一反馈作用的运行机理如图二所示。

公用企业区际兼并的竞争力显然取决于品牌与规模优势，区际经营权竞争实质是品牌的竞争。根据图二分析，随着企业滚动式发展，品牌与规模优势在再扩张中又得以提升，并通过循环累积过程形成自我强化机制。这种市场控制力的递次增强，使企业不断获得“追加的”竞争优势，助力新一轮经营权争夺占据先机，形成“马太效应”。在品牌等核心竞争力输出的持续动机下，集团化、规模化发展的内生需求不断衍生一传导组织管理与技术升级的激励功能。

（三）跨区域兼并下产业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

跨区域兼并的要素市场化路径，为资本运动开辟了道路，公用事业以产权并购重组，或直接投资建设，收购厂、网，获取特许经营权的方式，包含了资本实现转移、扩散与辐射功能的全部行程。外部新市场的开辟产生收益增长杠杆效应，使资本输出企业获得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资源和市场需求.激发自身不断提升品牌运营核心竞争力的创新动力，形成“创新增产力”。随着经营辐射范围的延伸，企业品牌影响力等无形资产获得增值，而市场控制力的提升又催生产权工具更强大的渗透功能。同业异地参股控股方式客观上放大了企业资产功能，提高了行业内的支配力和影响力，促进企业集团做大做强，推动跨越式发展。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公用事业资本化运营的绩效源于它更能与市政基础设施产业集约化发展趋向相契合。

资本要素注入激活了承接地公用行业的沉淀资产，推动了当地厂、网设施扩容和技改等固定资产更新步伐，实际促进了当地企业资产价值增殖。产权链的延伸同时将资本输出企业的利益链接到当地关联企业中，构成利益紧密结合的“共生关系”，从而激励相容的动力传递机制，促使其自发将最先进的经营理念、管理手段、技术优势带到当地企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推动承接地公用行业服务升级，逐步缩小与先进地区的软、硬实力差距。同时，资本输出企业在国内外业界影响力、市场投资运作经验的先发比较优势，还会带来更广阔的市场渠道和业务资源，在单个地区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约束下，诱发承接地企业自我发展张力，衍生另一层级的开辟新市场的扩张需求，有助于后发地区在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层次梯度（如县、镇一级）的市场角逐中提升竞争能力，加速扩散次生同业市场控制网络。

总之，公用事业通过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规模集中化伴生的绩效激励在传导一反馈机制的影响作用下交替推进，最终导向一种竞争力升级与区域协同发展的耦合效应。跨区域兼并带来资本要素流动，形成各向同性的价值增殖：一方面，规模扩张激发集约潜能，原料、设备批量采购和同业互通更有利于合理节约生产成本；另一方面，要素注入与技术溢出，在带给后发地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更引入了先进的管理与品牌理念等非物质生产力，构成优化要素区际配置、缩小区域级差和升级产业竞争力的推动方式。

三、深圳水务企业异地兼并的实证分析

深圳水务企业是承担深圳本地90%以上市政供排水业务的公用设施运营商，自2004年起，成立控股70%的对外水务投资专营子公司，成功投资18个异地水务项目，兼并收购的资本运作遍及7省14市。对外拓展令企业2006年全国市场占有率迅速跃升至3%以上，使其用不到2年时间市场份额增幅超过1倍，完成了单靠本地业务难以达到的跨跃式发展。截至2008年末，深圳水务企业以参股控股和特许经营权竞争的主要投资项目见表1。

深圳水务企业跨区域兼并极大地促进经营绩效提升，仅2006年总资产规模产生近30%的复合增长。异地并购项目经营状况前后对比分析如表2所示。

表2数据显示，跨区域兼并令企业生产能力和经营效益指标快速上升。

实施跨区域兼并战略4年来，区外投资项目运营规模所占比重迅速增长，直接逼近母公司用近50年才发展起来的深圳本地业务。本、外地经营规模指标对比分析如表3所示。

表3数据表明，异地水务经营为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提升所贡献的份额日益增大。实际至2009年，继注资控股整合特区外宝安、龙岗两区水务资源后，企业集团总经营规模骤然跃居全国第一位。深圳水务企业规模演进的轨迹显示，跨区域兼并整合市场的发展模式成为公用企业快速成长的主导力量。

借助资本输出通道，在异地投资项目推进了从“输血计划”到培植“造血功能”的发展方略，深圳母公司的技术和管理优势迅速转化成异地项目自身的竞争优势，令其生产运行绩效发生显著改变：江苏常州项目被国家建设部列为全国公用事业运营体制改革示范典型，并购运营后单位水处理成本降低20%；江西九江水务并购后有效减少产销差率，2006年8月单月降低管网水量漏损248.61米3，时，较前一年同期增长51.5倍：2004年河南焦作水务产权投资项目并购后首年即实现扭亏为盈，在供水量下降142万立方米的情况下，售水量反增60万立方米，实现销售收入6097万元，利润986万元，经营效益大幅增长。

四、结论与启示

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以经营权竞争方式实施跨区域兼并是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合意选择，这一要素市场化模式导向一种更合理化的产业组织结构形态，最终提升了市场绩效。公用事业引入有效竞争，是基于规模效应与竞争活力的一种均衡机制，最终为经济效益与公共福利的综合性目标服务。事实上，经济制度改革其动力源泉离不开效率这一终极目标，厉以宁指出：效率来自机制，在有利于效率增长的机制下，人们才会考虑最佳的生产要素组合。由此绩效导向就成为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基石，机制设计旨在使各功能主体，即消费者、厂商、行业、乃至区域经济整体等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市场因素，其效用、利益在合适的市场结构下，各要素的效率潜能得以充分激发，从而实现资源配置优化。

当前制约我国公用行业发展的突出症结在于市场集中度偏低，地域分割行政垄断，二者互为因果。显然，分散封闭式的产业组织结构干扰了规模集聚的内生增长机制，间接抑制了产业发展动力。在生产性要素媒介的扩散效应下，跨区域兼并依靠一种裂变式的规模增长，实现市场组织创新，启动技术与管理升级的“增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