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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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经济形势，后改革时代，发展趋势，宏观走向

论文摘要：本文分析中国现阶段经济形势，形成了五个基本判断：从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看，“后危机时代”即将过去；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看，总体处于健康发展期；从改革进程看，中国进入了“后改革时代”；从经济发展阶段看，中国处在“双重并存”阶段；从区域发展看，中国仍处于非平衡时期。未来，中国在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拉力、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重点和经济发展热点等五方面会出现一系列新的变化。

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未来一段时间以及更长远的“后改革时代”，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质量怎样，总体上是健康的、良性循环的，还是如一些学者所说是不健康的、恶性循环的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趋势怎样，前景是较为光明充满希望，还是充斥着不确定性和矛盾？这些不仅是决策者需要应对的核心难题，也是经济学家要厘清的关键问题，更是切乎社会公众实际利益的热点话题。

一、对现阶段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基于现阶段经济形势的分析，得出以下五个基本判断：

（一）从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看.“后危机时代”即将过去

世界主要国家现已基本渡过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复苏势头还将持续，并不会出现部分机构与经济学家预测的情况：金融危机还将继续导致世界经济深度运行，或者出现“二次探底”甚至是新一轮的衰退（张宇燕、田丰，2010）。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010年GDP增长率大都恢复至或接近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2006、2007两年的水平。金砖四国中只有俄罗斯，七国集团中只有意大利、英国、法国复苏较慢（表1、表2）。

（二）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看，总体处于健康发展期

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准是“长期平稳较快”。具体来说，应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结构与经济拉动三方面进行考量。

1.经济保持了长期较快发展，增长速度合理

经济发展速度可以从GDP、财政收支、消费、投资与对外贸易、城乡居民收入与城镇失业率等方面进行考察。第一，GDP增速长期在高位稳定。中国GDP从2000年的99214.6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11年间增长了301.13%.年均增长率达到9.88%。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仅远远好于世界经济的同期表现，也好于或接近高增长地区在历史上的最佳表现。同时，经济波动幅度也较小，峰（2007年）谷（2000年）差为4.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高位收敛趋势显现。第二，财政收支均保持了较快增长。2000～2009年，中央财政收入从13395.23亿元增加至68518.3亿元，财政支出从15886.5亿元增加至76299.93亿元，10年间分别增长了411.52%和380.29%。

资料来源：2007－2009年数据来自李羽中（2010）；2010年数据来自公开资料整理。

中国经济能在较长时间保持这样的高速增长是合理的，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第一，中国增长能量释放的时间应当与受压抑的时间成正比。从对世界经济史的考察中可以发现，中国并非面临着“大国崛起”的问题，而是如何“复兴”或“恢复”的问题。170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的25%，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20年，这一比重上升至32.9%。但是经历了百年的殖民、战乱与社会动荡后，到了1949年，这一比重降到5%，1978年再降到4.9%。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2009年这一比重上升至8%。而按照安格斯，麦迪森（2008）的计算，中国经济将在2030年恢复在历史上的地位，GDP将占到世界GDP的25%.而一些经济学家与机构则预测，到2040年这一比重将达到40%（福格尔，2009）。第二，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与中国人致富的欲望存在巨大矛盾。2009年世界182个国家和地区按人均GDP排名，中国位居第100位，不仅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还低于同为转型国家的俄罗斯、白俄罗斯，甚至低于秘鲁、阿尔巴尼亚等发展中国家（见表4）。

2.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但问题仍旧突出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结构逐步优化。第一，三次产业结构逐渐优化。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保持稳定，第三产业持续上升。三次产业占GDP比重由1978年的28.2%、47.9%和23.9%转变为2010年的10.18%、46.86%和42.96%。第二，城乡结构日趋合理。2000年以来，城镇人口比重从36.22%上升至2009年的46.59%：而农村人口比重则相应从63.78%下降至53.41%，城镇化率不断提高。

同时应看到，经济结构调整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问题仍旧比较突出。第一，产业结构方面，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第三产业比重相对偏低。2010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2.96%，低于美国的78.90%、日本的72%、英国的72.80%、法国的65.50%和印度的54%。第二，城乡结构方面，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率依然偏低。2007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6.59%，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英国的90%、澳大利亚的88.9%、美国的85%、法国的77.6%、德国的73.7%、日本的66.6%，也低于俄罗斯（72.8%）、巴西（86%）等，仅高于印度的29.8%。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整理。

3.国民经济三大拉力分布合理

第一，资本和消费对经济拉动巨大是合理的。中国资本形成和最终消费两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直保持在较高位置，进入2000年以后，资本形成的拉动作用逐渐超过了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之所以说合理，原因在于中国公共投资（公共消费）历史欠账太多，发展滞后，所以现在中国总体上仍然处于投资拉动阶段。同时个人消费并不滞后，只是消费结构不合理，物质消费比重较高，精神文化消费比重偏低，这导致了最终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近几年略低于资本形成的贡献。第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变化剧烈是合理的。进出口本身就会受到国际市场的外部扰动而发生剧烈波动，此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力在2009、2010年出现了负值，分别为-3.9和-0.6个百分点（见图一）。

（三）从改革进程看，我国进入了“后改革时代”

将中国过去32年的改革时期称为“前改革时代”，将未来的改革时期称为“后改革时代”。进入后改革时代，中国的改革要实现四个转变：

第一，改革的主题由“发展”转变为“和谐”。在前改革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落后，人们生活困难，当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发展成为我国的主旋律，在这一阶段“发展是硬道理”。在后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提高，但其他问题的解决却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局面。因此，在这一阶段“和谐是硬道理”。

图一：1978－2010年中国国民经济三大需求对GDP的拉力

注：2010年数据为2010年1～3季度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数据及公开数据整理。

第二，改革的性质由对生产关系的调整转变为对生产力结构的调整。在前改革时代，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适应产生的矛盾，因此改革的性质是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与完善。在后改革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和经济结构不合理，改革的性质也变为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结构的创新，包括观念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生产流程创新、产品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企业家创新及企业组织创新等。通过企业“知识创新一技术创新一产业创新”三位一体创新体系的建立，促进我国生产力结构的优化升级。

第三，改革的任务由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分离化”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时期的“一体化”。“分离化”是指在前改革时代，有能力的人从一般人群中分离出来，由此出现了富人与穷人的分离；拥有特殊资源的地区从一般地区中分离出来，通过政策先富起来，由此产生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离；城市利用自身优势先富起来，由此加剧了中国本就存在的“二元结构”。

二、中国经济发展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基于上述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从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拉力、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重点、经济发展热点等五个方面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一）从经济发展速度看，我国仍然会保持较快发展速度

1.导致经济高速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

第一，经济条件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国地域广阔。中国有广阔的内陆地区和尚未开发的海洋区域，这意味着发展余地很大。二是中国人口众多。截至2009年底，中国人口达13.3474亿人，占世界总人口67.5036亿人的19.77%，人口过多虽然会导致各种人均指标偏低，但庞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另外“庞大的人口规模以及有利的人口结构为劳动力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高帆，2010）。三是中国发展层次低。一个国家由低到高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般要经历“从无到有一从少到多一从量到质”三个阶段。中国现在处在从少到多和从量到质的转变阶段。从以上三方面来看，中国的高速发展可以保持一段时间。

第二，市场机制方面的因素：经济人最大化。中国32年改革开放发生的最大变化以及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逐步唤起了人们对财富合法追逐的热情，拓宽了获得财富的渠道，完善了对已获得财富进行保护的法律和制度框架，简而言之就是顺应了市场经济中“经济人最大化”的基本假设。而中国的改革进程远没有结束，对经济人最大化的认识还会进一步加深，每个个人和企业的致富欲望还远未被满足，保护私人财富的各种制度框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这些市场机制方面的因素都会促使中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快速发展。

第三，政治体制方面的因素：中国由上到下层层发包、层层考核的行政管理体制导致了地方政府官员有强大的晋升激励和锦标竞赛热情。而各项总量经济指标因为最易统计、最能减少分歧和相对公平，而被作为考核政绩的标准。从政治体制方面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将持续一段时间。

2.“后改革时代”新因素的加入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第一，由规模到结构的转变。前改革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涵与外延表现为数量规模的扩张和外延的扩大，而后改革时代则应转变为“数量规模合理、内涵扩大为主”（简新华、李延东，2010）。而内涵扩大的关键就在于结构的调整，将经济拉动结构从投资一出口主导转变为内部需求（特别是国内居民需求）主导；将产业结构从传统制造业主导转变为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主导；将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从依靠粗放式的要素密集投入转变为依靠集约式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投入。

第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中的农村规模经营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作为“后改革时代的关键”，其中，农村规模经营与农村城镇化的推进为中国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方面，由于农村各种生产要素过渡分散，导致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商贸流通体系和农村土地流转制度都难以建立。所以必须整合各种分散的生产要素，推动农村人力、土地两大资本再配置，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另一方面，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基本结束，后改革时代面临的问题是在农村如何实现城镇化，在城市如何使流动的“农民工”变为固定的“城市人”。

第三，公共消费的拓展。“后改革时代”中国经济的另一个拓展空间是民生事业、民生工程等公共消费领域。中国公共消费十分滞后，一方面表现为在基本交通、基本医疗、基本教育和基本住房等一系列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领域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高层次的、特殊性的公共消费产品供给较少，在疑难疾病治疗、特护机构、职业学校等领域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要改变这种滞后局面，关键要解决体制与认识问题：公共消费到底是公益性行业还是经营性行业.应该由政府垄断公共资源还是让民间资本进入。

（二）从经济发展拉力看.投资拉动仍然是重要手段之一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时代的到来，即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力有其先决条件－－国民收入的大面积提升，而这一条件的成立又要求“三个提高”：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结束，以提高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重；产业完成由传统制造业向现代农业、高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的转型，以提高广大人民的收入；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劳动、资本、土地、能源等传统要素转变为依靠技术与制度等新型要素，以提高一国在全球分配中的份额。显而易见，这三个提高在中国都未实现。同时，中国物质消费在数量上并不滞后，只是质量和层次有待提高，而要实现这种提高，进一步形成以高层次的精神消费拉动为主的格局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急于强调向消费拉动转型是不合时宜的。

（三）从经济发展环境看，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外部条件趋好

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主要面临以下三方面障碍：一是资本等要素无法实现自由流动，价格机制无法发挥配置要素与资源的作用。二是现阶段“暴利”与“微利”交替并存，产业发展中羊群效应过于明显。当某一产业利润率高时，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企业纷纷进入，项目纷纷启动，导致产能迅速过剩，在很短时间内该行业就由暴利行业变成了微利行业。三是一些垄断部门打着支持改革之名，行阻碍进一步改革之实。现阶段出现了一些促成平均利润率形成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新36条”的出台。2010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简称“新36条”），其中明确鼓励民营经济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商贸流通、国防科技工业”等6大领域、18个具体行业，尤其鼓励民营经济重组联合国有企业并参与国企改革，要求全社会为民间投资创造良好环境。民间资本更多的参与进入为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外部条件，同时还能推动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包容性增长的实现。

第二，对垄断部门的改革。对垄断部门进行改革，为平均利润率形成创造条件有三个要旨：一要澄清“民进国退”与“国进民退”的本质。资产、资源流向配置效率更高，更具规模经济效应的主体理所应当，而过分追究这一主体的所有制属性意义不大，无论是垄断部门，还是民间资本，谁认清形势越早谁越占主动，而“国”和“民”的联合乃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所以双方的正确选择都应是主动与对方联合，在互相借势发展中实现共赢。二要实现垄断部门的产权多元化。

（四）从经济发展重点看，将会出现一些新的重点领域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开篇即指出，“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具体来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个转变”：一是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同时，还应处理好五对关系：一是在发展与稳定之间，注重稳定；二是在速度与效率之间，注重效率；三是在数量与质量之间，注重质量；四是在近期利益与与长期利益之间，注重长期利益；五是在局部效益与全局效益之间，注重全局效益。

第二，协调区域发展。最近的研究表明，从1990年开始，中国区域间经济增长分化趋势明显：一方面，全国范围内的β一绝对收敛趋势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传统的东、中、西三大区域相继分化成了具有不同收敛特征的“收敛俱乐部”，同时这种收敛速度在降低，收敛的半生命周期也在延长（潘文卿，2010）。面对区域经济差距逐渐扩大的事实，应从以下三方面上下功夫：一是针对不同区域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实行差别化政策；二是完善不同区域的总体发展战略，其中重点是区域内城市、产业发展的布局和规划：三是在区域内发挥大城市的渗透、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第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城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和战略举措，无论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都是建立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之上的，都要服务于这一战略思路和举措。具体来说，统筹城乡要做到以下十方面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建设规划，二是统筹城乡市场体系，三是统筹城乡产业布局，四是统筹城乡经济主体，五是统筹城乡公共服务，六是统筹城乡基础设施。

（五）从经济发展热点看，将会出现一些新的热点地区和产业

1.热点地区

第一，中西部与东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获得了国家倾斜性的政策支持，有我国内陆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重庆两江新区：有4类6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6月设立的成都和重庆“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7年12月设立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4月设立的“沈阳经济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0年12月设立的“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占国家批复的9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2/3。

第二，中国二三线城市。一方面，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已经受到如人口饱和、交通拥堵等问题的制约，发展余地和空间已经不大。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的二线、三线，乃至四线城市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它们在避免向国际化都市迈进过程中出现“人口爆炸”、“堵城”、“伪城镇化”等问题的基础上，可以有选择地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可以发展与自身资源禀赋和要素优势相匹配的特色产业。从这一正一反两方面来讲，二三线城市是中国经济新一轮发展的热点区域。

第三，既适合生存又适合产业发展的农村地区。在这些地区应采取以下四个“三位一体”模式：一是采取“县城一大镇一大村（社区）”三位一体的农村城镇化模式；从长期看，采取“县城一社区”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二是采取“镇办小学一县办初中一市办高中”三位一体的教育资源布局模式，提高城镇教育质量，实现城乡共享教育资源。三是采取“1/3的人员外出务工、1/3的人员在县城就业、1/3人员在村镇务农”三位一体的人员居住布局与劳动力转移模式，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就业问题。

2.热点产业

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2010年10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指出未来中国应着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高端装备制造业是基础，其他六个产业要发展，要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都离不开装备制造业。比如新能源产业中风能的发展关键在于高性能风机的生产，而新能源汽车产业本身就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还要注意以下四方面：一要注意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是密切结合、相互衔接的，不能离开中国已有的产业基础完全另搞一套；二要注意培育相应的生产性服务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疏通渠道，搭建平台：三要注意在各大区域，各个国家级“试验区”、“经济区”，各省之间进行协调，依据当地资源、市场和原先产业优势有针对性、有选择地发展；四要制定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肪止各地一哄而上盲目发展。

第二，现代能源化工与综合交通运输产业。之所以说现代能源化工是热点产业，是因为能源化工几乎是全部工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上游和前向产业，中国是工业大国、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建筑业第一大国，又是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