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学理论范式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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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从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反思中，讨论一下经济学方法和方法论的几个问题。它们是：关于经济学理论范式及其比较；关于实证分析；关案例研究。

1、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但是，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因为他认为，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是否能贯彻始终。

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因为在它看来，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也没有贯彻到底，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亚当。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集中反映在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资源配置和生产费用，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技术选择，还讨论了市埸结构，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状况和经济性。所谓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就是合理的劳动分工；所谓规模经济，就是分工及其基础之上的集中所到的节约和利益；所谓市埸结构，实际上就是分工结果在市埸上的表现；而技术选择，实际上就是进行分工的方式；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即生产费用，就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和技术选择方案的代价，也就是作为生产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它没有也不能对分工及其程度的决定和发展作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研究了市埸交易，而且以此作为全部内容，同时对自由市埸体制作了绝对的、无条件的解释，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动实现的均衡，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又是市埸交易的结果。尽管如此，新古典经济学对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肤浅和非常片面，由于对交易的考察仅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对市埸交易的考察又仅仅分析产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因而在新古典理论中，既没有交易方式的概念，也没有交易费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论也考察了合作问题，但是基于对交易问题的局限性，其对合作的考察仅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和和谐的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在新古典理论看来，人们之间的合作是无阻碍、无摩擦，因而是无条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而在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一种情况，也就是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

传统经济学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也背离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而与新古典理论颇为相似，二者既有一致之处，也有自己不同的地方。如果说新古典理论把分工看作是市埸配置资源的结果，那么，传统经济学则把分工看作是计划配置的产物，二者的分析角度一样，说明的问题相同，但后者比前者更粗糙、更片面。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缺乏交易方式概念和理论的情况下，对市埸和市埸交易作了比较深入、比较成功的分析，那么，在传统经济学中，虽然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交往方式的概念，并宣称要以其为主要考察对象，但对市埸和市埸交易是排斥的，其分析是残缺的，与此相适应，在实践中，市埸和市埸交易是受控制的，可以说是不存在的；它对其他交往方式的考察如果有的话，也是空洞的。至于对合作和合作秩序的分析，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非常相似，都是考察了一种无矛盾、无摩擦的理想状态。因而其解释能力和现实意义都非常有限。

在经济学的不同范式中，几乎都使用了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等方法，但使用的情况和侧重则不相同。

供求分析是任何一种经济学都离不开的，但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于只有平衡概念，没有均衡概念，或者说没有区分平衡和均衡两个概念，因而传统经济学的供求平衡分析是一种事后分析和结果分析，而不是一种过程分析和行为分析，因为，平衡是一个核算概念和统计概念，而均衡是一个行为函数和运行过程概念，供求平衡就是供求两个变量相等，即变量均衡，而供求均衡既包括变量相等（变量均衡），又包括行为确定（行为均衡）。与此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对此却有严格的界定和区分。

边际替代分析也在经济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在传统经济学中，由于缺乏行为过程的概念，因而也就缺乏边际的概念，因此，计划分配和计划调节中的替代关系只是两两的一般互替和转换，而不是边际替代和边际转换。1871年的“边际革命”把边际概念引入经济学，并使其在微积分等数学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在数学化和形式化的道路上大前进了一步。但是，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替代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替代只是不同产品在不同消费者之间和不同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替代，即不同物品之间的替代；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替代却是不同交易方式之间的替代，即人们的行为方式或行动策略之间的替代。

成本收益分析是经济学的看家本领，是经济学范式区别于其他科学范式的重要方面，传统经济学运用了它，但运用得不够纯熟、不够彻底，有时往往只问收益，不惜工本，只讲需要，不看可能，对那些得不偿失的计划和政策进行经济上的注释和论证。特别是传统经济学没有时间价值概念和风险价值概念，缺乏风险意识，不计时间价值，就使成本收益分析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成本收益分析，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由于缺乏交易方式和交易费用的概念，由于交易的自动完成和无代价的进行，其成本收益分析也仅仅局限在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的狭小范围内，对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广泛领域则缺乏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把成本收益分析运用到人与人相互关系的一切领域，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统一、深入而又更加现实的解释。

利益分析也是各种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但是传统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这里又殊途同归了，前者违背了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后者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的精髓，他们都注重利益和谐，而放弃了利益矛盾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宏扬了马克思经济学的贡献，不仅坚持了利益矛盾分析，而且用博奕论为这一分析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数学化方法。

最近，中国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学范式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争论起因于樊纲博士的《‘苏联范式’批判》（1995），接着，崔之元先生发表了《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1995），对樊纲的观点提出批评，后来，吴易风教授发表了《两个范式之争》（1996），对樊、崔之争进行了评论，支持崔的看法，进一步批评了樊的观点。笔者仔细阅读了争论双方的文章，有些不同的评论。

自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最初的以“苏联范式”为主，发展到多种理论范式并存的局面。“苏联范式”有哪些缺陷，它是如何逐渐失去主导地位的，樊纲在他的“批判”中给予了冷静和恰当的讨论。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改革的理论准备，是从对“苏联范式”的批判开始的。这种批判，最早是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武器的。随着各种经济学理论的引进，并且随着经济改革研究的需要，苏联范式不是被批倒的，而是被取代的。这种结果，对于应用性研究并无妨碍，但仍在理论层次上和经济学教学方面遗留着“苏联范式”的影响。樊纲分别从研究对象、所有制问题、价值－价格理论、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上进行的讨论，是对“苏联范式”的自觉的理论清算。依樊纲的功力，可以作得更好，但这篇文章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评论性综述，在有所批评和有所肯定中为我国的经济学建设作出了的贡献。

樊纲在另一篇论文《经济科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1995）中进一步阐述了前文的观点，明确指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因此，“不应该有有中国特色的基础理论”。此论受到了崔之元的批评。崔认为，这些结论或假设自相矛盾，并且与现实相去甚远，他以数学为例，指出在数学基础理论中，存在着法国的布尔巴基学派、波兰学派等，难道经济学家们比数学家们还更容易“团结在一个旗帜下”？接着，崔文列举了4个案例（“行为理性”的含混，微观基础的动摇，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众多的“不可能性定理”），说明西方经济学也存在着“范式”危机，目前还没有普适的、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我们认为，樊纲的观点包含了很大的真理成份，但也具有明显的片面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既冠以“社会”的定语，就表明它不同于本来意义上的科学，它既是科学，又是人学。作为科学，它具有实证性，因而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东西；作为人学，它又具有特殊性，因而需要本土化。既然东西方的人文性格有所不同，因而东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崔之元对樊纲的批评并未打中要害。虽然他正确地提出了，我们应当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发挥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想象力，在经济学基础理论上做出有世界意义的贡献，但是，其关于西方经济理论范式危机的种种议论则包含着很大的混乱。

首先，崔文对范式及其危机的理解是不恰当的，按照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范式概念，崔文所讲的4个问题与其说是范式，不如说是理论，而其对范式危机的理解也只是指出了它的消极方面，其实，范式危机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在同一范式下，各种理论的冲突正是孕育着理论发展的生命力。

其次，崔文所谓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实际上是指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就是冠以“科斯定理还是科斯谬误”的案例3，讲的也是主流理论的内容。

再次，崔文列举的4个案例，只有第1个关于行为理性的评论有一些道理，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有过批评，不过，他们虽然指出理性行为假定的缺陷，但都没有提出可以替代的东西，足见其所具有的普适性和一般性。其他3个案例均是似是而非的。例如，所谓“平行偏好”问题，在《什么是科斯理论？》中，伦尼德。哈威兹讲的是，由人们的偏好推出的无差异曲线是平行的（1995），而崔文却望文生义，将其说成是“人的偏好序均是‘平行偏好’”。再如，在委托－理论中，委托人处在团队之外，其作用在于打破预算平衡，而崔文却文不对题，将其置于团队之中，将委托人的败德问题作为团队的“纳什”均衡、帕累托最优和预算平衡三者不能同时实现以及单靠狭义的理性人假定不能为团队设计出最优激励机制的依据。崔文对“字典式偏好序”的理解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可见，作者并未认真读懂自己所引用的著作，这就给人以貌似旁证博引，实则瞒天过海，借以唬人之嫌。

2、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

2－1，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经济方法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传统经济学一方面强调要进行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把价值判断摆在首要和核心的地位，从而使自己误入岐途，也是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因。

关于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基本内容，马克。图尔曾经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全面详尽的对比分析，（1979）现抄列如下：

实证是手段事实现实描述真或假精神的问题解释分析

规范应该目的价值理想规定好或坏心灵的问题评价政策

以上的对比分析，分别从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作用特征等方面对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作了界定和区分，这种界定和区分的中心和关键仍然是关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在经济分析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也是方法论争论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指对某种事实内容所作的“公正”或“不公正”、“合理”或“不合理”、“好”或“坏”、“好些”或“坏些”等的评价和预言。例如，我国现有的财产和收入分配状况是不公正或不合理的，通货膨胀比增长滑坡要好，5％的通货膨胀比5％失业要好些，等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生活中，价值判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表达政治要求和行动纲领，进行宣传鼓动的不可缺少的和适当的语言工具，也是进行行为选择和政治选择的前提。

什么是事实判断？事实判断是指对某种事实内容所作的“真实”或“虚假”、“正确”或“错误”、“原因”或“结果”、“形式”或“本质”的描述或解释，即事实是怎么回事，它现在怎样，将来会如何，以及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科学（包括经济学）研究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事实判断，它是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所要集中解决的基本问题。

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人们认识事物的行为和活动，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既要着重于事实判断，又不能完全抛开价值判断，但是二者又是可以区别开来而且应当加以区别的。从认识逻辑来看，价值判断表达的是一个“应该是论述”，它仅仅是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作出的判断性评价和立埸取向。如某人认为现行的财产分配和收入分配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它表明了判断者所持的不赞成的立埸。但是，它既不能排除别人对相同事实持相反的立埸，也不能提供可由其他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信息，即不能提供为什么是不公正的，不包含与真理相联系的认识，因而既不需要、不可能证实或证伪，也不具有科学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人们只能接受它或拒斥它。相反，事实判断表达的是一个“是论述”，它包含了可由各个主体进行事后检验的有关事实和论断，因而需要和能够在经验上证实或证伪。不仅如此，价值判断也不能从事实判断中推导出来，即“个人不能从是中推出应该是”（马克。布劳格，1990）来。例如，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本身并不包含它是否公正的信息，即事实在逻辑上并不包含它的评价，公正与否的评价是判断者主观加上去的。因为，价值判断所依据的是道德标准，而事实判断所依据的是一个与道德原则无关的标准和规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学研究中，事实判断除了包含有关社会经济生活过程的一般事实和论断以外，集中表现为效率判断。价值标准也可以、而且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和事实判断来说明其正确与否，即需要进行效率再判断。

在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相互关系的争论中，始终存在着互相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价值判断无关，它只涉及对事实的客观描述，而不包含人们的主观评价（R.史密斯，1962），主张保持价值中立（马克斯。韦伯）；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价值判断具有不可或缺性（施莫勒），经济学的观点与所有的科学观点一样，都是充满价值的，（霍尔。卡杜里安，1980）其中，有人主张“隐含的价值观”，（维克里，1973）有人主张“明确的价值判断”（米尔达尔，1992）。其实，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也不是互斥的，而是互补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也各有其不同的作用。争论产生的原因在于，双方都忽视了价值判断产生的根源这一根本问题。由于这种忽视，主张保持价值中立的只强调了它的必要性，而没有找到实现它的可能性；反对价值中立的仅仅看到了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价值判断的事实，而没有深究它存在的基础。人们在自然科学中的一致不是由于摆脱了价值判断，而是由于价值判断的基本一致，在人类事务和社会科学中能否摆脱价值判断，就归结为人们能否取得经济利益的一致。现在，人们所能做到的是，把价值判断限制在适当的范围内，不使它变成一种普遍形式的东西（陶永谊）。至于什么是适当范围，仍然没有作出说明。这就需要作出进一步的界定和分析。

指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区别和联系，强调事实判断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不意味着在经济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和全部活动中都不能有价值判断。恰恰相反，从方法论上来看，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需要进行价值判断，有的领域和有的方面可以而且应当保持价值自由。一般说来，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的确定、研究方法和分析结果的选择等领域和方面，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因为，每个经济学家既可以根据个人兴趣和爱好进行选题，也可以根据政治、道德和信仰选择实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在认识过程和理论形成过程当中，却不允许价值判断插足其间。如果在科学研究的内容领域借助于价值判断，就会使认识过程从一开始就引入信仰问题，这只能使认识过程发生扭曲，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有人强调科学家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指出一些伟大的学者都具有鲜明的价值观和强烈的历史责任，但是没有说明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责任在他们的科学生涯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果仔细加以考察，这样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对他们选择科学课题、坚持科学探索起了重要作用，但对其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本身则直接起不了什么积极作用，他们正是在抛开了价值判断而专注于事实判断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自己的科学创造。因此，在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中，在获取信息和认识客观事物内在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价值自由前提，避免进行价值判断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至少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做到这一点。

然而，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不仅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不可区分、无法区分、也不必区分的，而且过分注重和偏爱价值判断，往往使事实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不仅在研究对象和认识目标确定以及分析结果选择等领域强调价值判断，而且把在研究内容领域和认识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遮羞布。这就使得经济科学的理论研究工作深深陷入自己设置的陷井之中。例如，对于很多重要的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象市埸机制问题、经济周期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失业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等等，首先要看看它是姓“社”还是姓“资”，然后才决定如何对它进行描述和分析。如果是姓“资”，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也可以而且必须否认它的存在；即使不得已而承认它的存在，也要将其统统斥之为资本主义残余，或者在共同的地方寻找出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来，或者用不同的概念去概括和描述完全相同的事物，于是就出现了商品经济的“外壳”论，找不到工作的“待业”说，同志式的“竞赛”观等。这样，不是把一系列重大的经济理论问题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就是对其作了歪曲的描述。至于在这种扭曲的理论指导下，制定和实施了错误的经济政策，及其造成的不良的甚至是严重的后果，更是进一步从反面证明了，把价值判断带入认识形成和理论创造过程之中的可悲之处。不仅如此，由于在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渗入了价值判断，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分析，如对当前经济运行总量态势和经济形势，不是根据经验现实进行实事求是地归纳概括和理论抽象，而是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选取不同的材料，作出不同的结论，甚至要先看看气候，摸摸风向，然后投其所好。这不仅大大阻碍了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使得经济理论研究始终难以摆脱解释现行经济政策的俗套，而且使一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走上了“奏折经济学”的道路，败坏了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声誉。其结果是，经济学难以摆脱作为政治附庸和跟班的角色，甚至有被窒息的危险。近几年来，大家都承认在经济问题的研究中缺乏共同语言，这不仅是由于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和使用存在着混乱，而且主要是由于价值判断渗入经济研究过程的结果。

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实践目的出发，反对在科学认识的内容领域和理论创造的过程当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这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很多混乱。为了在经济理论研究中能够更好地处理规范和实证、价值和事实的关系，有必要加以明确和区分。

第一，经济理论的构建和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问题。前者是个认识论的概念，所要解决的是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它取决于理论把握经验现实的情况，即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生活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或者说，取决于经济理论对于经济现实的规范力量和改造力量。后者是一个文化价值概念，考察的是理论的功效性问题，主要取决于哪一种理论更好、更合意、更易于被决策者所采纳，因而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主张。因此，经济理论的可接受性与其说取决于该理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不如说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形势以及决策者的素质。在这里，需要而且必须进行价值判断。

第二，经济理论的专家评价、专家选择和社会评价、社会选择。这是两种不同目的和不同方式的评价和选择。前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的问题，是通过经济学家的批判、检验和证伪来进行的。在这里，经济理论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外化为一种公共性，即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方面检验所作出的共同评价和共同选择。后者的目的在于解决经济理论在社会空间中的可接受性问题，是由政治家和社会大众作出的评判和选择。政治家有政治家的评价标准和选择标准，形势的紧迫性，社会的承受能力以及政治家的知识限制，特别是政治家的政治前途和利害关系，会对它产生很大的影响；社会大众的评价和选择更会受形势变化、社会心理的左右，并且只有通过社会的学习过程，理论才能变成社会大众的共识和集体行动。

第三，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政策决策。这也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可以明确分开的行为和过程。经济科学的实践目的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咨询表现出来的，政策咨询活动的核心是提供有关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客观联系的真实信息。这种信息不是规范性预言或价值判断所能给予的，但是从任何经验内容丰富的理论中都可以得到付诸实施的行动信息。同时，一个无价值判断的科学结论，并不排除政治家和经营者进行评价、选择和决策的权力。经济学家可以参与政策决策和经营活动，这时，他就不是作为经济学家处在理论的形成过程之中，而是作为政治家或企业家处于政治活动或经营活动之中。因此，经济理论的实践目的不应当也不必要要求经济学家在其理论形成过程之中求助于价值判断，与此相反，只有在科学认识和理论创造过程中保持价值自由前提，才能保持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和经济学研究的独立性，避免价值偏见的影响和干扰。

第四，经济学家的伦理道德和科学良知。经济学家从事何种科学规划，帮助实现何种价值目标，取决于他的伦理道德。经济学家作为社会的一员，依靠自我控制很难在其科学表述中保持价值判断自由，即经济学家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价值判断渗透在理论认识和科学表述当中，从而造成很多认识上的偏差和理论上的错误。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也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功利，它与社会目标和社会利益既有一致之处，也有矛盾的地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政策咨询建议能够影响政策决策以至变成官方政策，这就使得经济学家在政策咨询中很难保持客观立埸。但是，经济学家的科学良知又要求他不要把自己的个人好恶和个人功利带进圣洁的理论殿堂。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在经济学的科学活动中，发展科学评价和科学批判，通过对其科学表述的相互批判和证伪，通过实践来检验。可见，价值判断与科学批判和证伪过程以及经验检验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要想在经济理论研究中作出真正的理论创造，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就必须在理论形成和科学创造的过程中承认和坚持价值自由前提。

2－2，关于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⒅

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的科学，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实证分析的方法。这一方法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部分或阶段，即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弄清这两个部分或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不仅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有关“假定之战”的实质和关键有帮助，而且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缺陷。

所谓理论实证就是指理论实证过程本身，它的任务是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对现实经济关系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它的基本特征是，在原则上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埸或规范判断，只涉及“是什么”，而不涉及“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它不是告诉人们经济“应该是怎样的”或者“应该按照怎样的方式运行”，也不是告诉人们“应该怎样行为”或“不应该怎样行为”，而是要实事求是地说明，现实中的经济关系本身是怎样的，人们事实上是如何行为的，各种经济变量是如何决定的，它们之间是以怎样的方式相互联结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是因何和如何产生的，等等，总之，是说明经济在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

作为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理论实证过程包括三个要素和两个阶段或三个步骤。三个要素是基本假定或实质性假设、系统的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理论结论。两个阶段是假设形成和理论演绎；三个步骤是提出理论假设、建立分析模型、进行逻辑推理和数学证明。前者是指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归纳中，舍去全部次要的事实或次要的关系，抽象概括出一些基本事实或基本关系，作为理论推导的前提和逻辑演绎的起点。这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后者是指从基本假定出发，按照一定的逻辑程序和推理方法进行逻辑演绎或理论推导，形成理论结论；在理论推导的过程中，可以而且应当根据研究的需要和逻辑的可能，逐步引进一些抽象掉的因素或者放松一些次要的假定，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客观现实。这是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理论实证过程其所以属于实证分析的范围，是由于它的前提假定是从经验现实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不是凭空设想的；由此得到的理论结论是一种思想实验的产物，因而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思维结果。但是，这些理论结论还没有经受经验实际的检验，它们的真理性和有效性还有待证实和证伪，因而仅仅具有假说的性质。

所谓经验实证，就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理论结论或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任何理论结论只有被经验实践所证实，才能成为正确的科学理论；如果为经验实践证伪或拒斥，就要修改原来的理论假定，重新进行理论实证；如果暂时不能证伪，就不能阻碍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理论或科学真理加以利用，直到证伪为至。经验实证的过程一般包括选择检验方法，搜集整理经验资料，进行假说检验和确定误差程度或可信程度，以积累经验证据；把理论结论或从逻辑演绎中观察到的未知事实与经验证据加以比较，如果二者基本相符，预测成功，理论结论则能成立，从而假设前提亦受到检验；如果二者不符，预测失败，理论结论不能成立，从而假设前提也有可能遭到否定。由此可见，经验实证首先并且直接是对理论实证过程结果的检验，同时也是对理论实证前提的一种间接检验。二者既密切的联系，又有明显的不同。至于对假设前提，特别是基本假定的直接检验，涉及到很多心理因素和心理实验，很难直接观察，但只要是正确的假定，就能得到普遍的理解。

从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在理论研究中，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有着不同的功能和作用。理论实证的目的在于获得系统的理论认识，没有深入和抽象的理论分析，人们只能感知经验，而不能理解经验，不能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因为，经验观察到的事物总是具体的，各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都在其中，如果不能在理论上首先说明每个因素的作用及其相互作用，然后将其综合起来，经验就总是混沌的表象，从此得到的结论是不可靠的，只有在理论的指导下，才能从经验现象和经验数据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论实证先于经验实证。经验实证的目的在于检验理论，确证理论的真理成份和谬误所在，进而修正错误，同时，经验实证过程本身也会为理论实证提供新的假设前提，或者引导人们去寻求更正确的假设前提，进而提出新的理论实证任务，开拓新的理论分析领域。

在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的关系中，理论假定的现实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弗里德曼强调理论假定的非现实性，由此走向了工具主义（1953）；萨缪尔逊强调理论假定的现实性和与现实的近似性，由此走向描述主义（马克。布劳格，1990）理论假定，从而理论结论是一个具有现实和非现实的二重性质的事物，它既抓住了某一对象的一个方面或一些事实，也舍去了其他方面或其他事实；既描述了它的某个和某些特征，又忽略了无数其他特征；既可能把基本事实和主要事实当作从属事实或次要事实，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同时，在许多科学中，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往往被表述为“纯粹状态”、“理想形态”或“极端状态”，在现实中这种情况很少见，而大量的还是那些不纯粹、不理想的中间状态或过渡状态。反过来说也是如此。经验现实总是具体的和丰富的，是多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综合和统一，除了受控实验和抽象思维，是无法将其分离出来的。这就给理论实证结论的经验实证带来了困难。因为，严格按照理论概念难以找到适当的经验证据，而使用既有的经验数据又包含了理论结论中所没有的因素，这就需要找到某个适当的概念和指标，一方面既与理论结论的含义相近，另一方面又能取得足够的经验资料。因此，理论实证的结论只有趋向的意义；而经验实证的结果也只具有近似的意义。

传统经济学的目的是试图对社会主义经济进行理论实证的，而且也确实为传统体制下的经济运行提供了一套系统的理论解释。但是，在进行实证分析的过程中，传统经济学只有现实性的概念，而无非现实性的思想，只有纯粹状态和理想形态的考虑，而无中间状态和过渡形态的认识；因而把非现实的事物当成了现实的状态，把次要的和从属的事实当成是主要的和基本的事实，把纯粹的和理想的形态当成了真实的状态，把个别的和极端的状态当成了大量的和普遍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经济学的理论逻辑越是严谨，其理论结论距离现实经济生活就越远，其空想的性质和说教的性质就越明显、越强烈。例如，传统经济学关于公有制经济基本关系的假定是，认为在公有制经济中，人人都是公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和真正主人，每个人都拥有实实在在的非排他的财产权利（占有权、支配权和收益索取权），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从关于公有制经济的上述基本关系出发，传统经济学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推导，提出了自己的理论结论。但是，由于这种概括同人们普遍的心理感受和社会共识相反，因而缺乏经验依据和现实基础；即使它还具有某种现实性的话，也仅仅是一种极端情况，而不能成为基本事实和基本关系，把它当作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其结论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可想而知。于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当每个人的财产权利和主人地位仅仅是名义上的和非实际的，因而是虚幻的，传统经济学的一系列结论在逻辑上是能够成立的；当每个人的财产权利和主人地位是实际的和有效的时，公有制经济就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存在着被蚕食、被侵吞的危险。这是目前在我们周围经常发生的事情。

正因为传统经济学只看到前提假定和理论结论的现实性，而忽视了它的非现实性，因而不可能提出经验实征的问题。它对现实中的大量悖论或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或者按照自己的理论和逻辑进行讨伐和批判，从未想到由此去证伪和修正自己的理论结论和理论假定，进而发展自己的理论。

这里，我们想讨论一下“悖论”在实证分析中的作用问题。在理论研究中，很多人往往不重视出现的悖论，将其轻轻放过，其实，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悖论就是一个难题，它既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面临的悖论作出说明，是理论研究的任务，它不仅可以修正现有理论的谬误，补充它的不足，而且有可能推翻现有理论，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形成新的理论体系。事实上，很多新的理论学说和理论派别，如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非均衡学派等，都是从西方正统经济学的悖论出发，开拓出自己的理论方向，确定了自己的分析角度，创造了自己的分析方法，从而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

3、关于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由来已久，在医学、法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应用最多，也最有成效。在经济学的研究中相对较少，在国内经济学界则更少。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事实和过程的分析，被科斯讥讽为“黑板经济学”（1991），其所表现的数学化和工程化倾向，使之脱离了经济学的本来含义。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其研究方法是，除了一些就事论事的调查报告以外，居统治地位的是概念推理和逻辑演绎，既无假设前提，也不作经验检验，象样的个案研究自然很少，事实的比率太低。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使之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现代化必须在方法和方法论上有所前进和突破，其中，开展和重视案例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经济学中，一个案例就是对一个经济问题和经济决策的再现和描述，就是对一个经济过程及其复杂情景的刻画和分析。因此，案例研究是进行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

案例研究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真实性。一个案例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一篇动人的报导，如果出于保密和其他原因，不得不进行掩饰和隐匿，可以使用假名和代号，但故事情节必须是真实的，不能随意杜撰。

案例研究提供的真实场景应当是系统的和全面的，有故事背景，有来龙去脉，有发展过程，有人物情节，最好在附录中还要有完整的图示和数据。人们读完案例，起码能够掌握所述事件的基本事实以及充分的数据和资料，从而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从事案例研究和写作的另一个基本要求。

一个好的案例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所提供的是真实的问题、矛盾和困境，存在着从各个侧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因而，通过个案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虽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和（或）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有所发现。如果把案例研究搞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无法对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甚至会发生极大的扭曲。

案例研究有多种类型，概括起来有：（1），说明型案例，主要用来记述和说明一个事件、一个政策和决策问题的全过程。多恩布什等人的《开放经济》（1990）一书中提供的有关阿根廷、巴西、墨西哥、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案例即属此种类型。它描述了这些国家在开放过程中的某个方面的问题，目的在于介绍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供人们参考和借鉴。

（2），政策型案例，以政策制定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为实现某项政策目标而可能采取的政策选择和政策配合，由于实现同一个政策目标可以有多种政策选择和多种政策组配，因而各种选择和组合的政策效应分析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这类案例涉及的多是宏观问题，凯斯塔等关于《80年代的美元管理》（1993）的案例即属于此。本案例讨论了1980－1987年美国货币当局以及西方主要国家联合干预美元汇率的各种政策问题及争论。

（3），决策型案例，以微观决策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一个决策面临的真实场景，以讨论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国际工商管理案例丛书》（赵纯均等，1993）中收入的数十个关于国际金融、国际贸易、国际市场营销等领域的企业决策案例，就是这种类型。其中《肯德基家乡鸡在中国》（阿伦。莫里斯，1993）描述了肯德基在中国的投资决策及其推进的过程。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作用，这里不存在什么最优解，只能说在某个场景下，某个政策相对较优。

（4），理论发现型案例，以提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为其基本内容，目的在于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斯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1989），林毅夫的《合作化和1959－1961年中国的农业危机》（1990），樊纲的《灰市场理论》（1988）就是这类案例。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样本意义，一个案例所描述的场景和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的，而是大量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如果取极值的话，其结果是一样的；二是检验意义，对已有的假设和命题进行检验，提供一个证明或作出一个否证，虽然不能完全证明或证伪，因为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反复证伪而能够成立的事例说明了一次性检验的局限性；三是发现意义，即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假说，然后自己去或者让别人去进行检验。此外，案例研究还具有这样一种哲学含义，认为一般均衡的世界观和局部均衡的世界观是有明显区别的，一般均衡的条件是非常严格的，也是很难满足的，而局部均衡的条件是比较容易达到的，因而是可以实现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从总体上进行演绎是无法认识和把握的，而通过一些点的刻画，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整体却是可能的。人们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不能做自己无法做的事情，否则，我们只能处于漠漠糊糊、空空洞洞，大而化之，不着边际的尴尬境地，而在认知的道路上是无法前进的。

案例研究其所以占有如此重要地位和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由于它为经济科学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进行思想实验的场景。其作用非常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科学实验。以飞机的空气动力实验为例，怎样说明飞机可以飞上天？一是造一架飞机飞上天，用以观测飞机在各种气流条件下的性能和速度，看它会不会掉下来。二是计算模拟，即用大型模型和计算机模拟计算出飞机的各种参数，以求得飞机在空中飞行时的各种性能。三是把飞机放入在地面上建造的风洞，在风洞中用大型吹风装置模拟空中的各种气流变化。飞机、卫星和各种航天器都是这样试验的。在经济学中，也有三种认知方法：一是干中学或摸着石头过河，这类似于造一架飞机飞上天。成功了，过去了，就取得了经验，得到了学问。但是，这样做费时费力，风险很大，成本很高，而且很多事情不允许人们都采取这种方法。二是计量分析，即构造计量模型来计算各种经济参数，用以估计一项变革或政策可能的定量结果。这相当于前述的计算模拟。三是案例研究，剖析一个个案，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描述，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的条件和途径，从中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经济学没有实验室，也没有风洞，但是，案例研究起着与实验室和风洞相似的作用，借助于案例研究，通过对经济过程真实场景或故事的思想实验，就能解释和预测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变化。

需要指出的是，干中学与其说是经济理论家的研究方法，不如说是经济实践家的认知手段，严格说来，一般是不能作为研究方法看待的。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在经济科学的研究中，虽然也要进行规范分析，但是，它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实证分析。而实证分析又包括理论实证（或逻辑实证）和经验实证两种。严格来说，理论实证是一种逻辑演绎，而经验实证却不仅仅是一种经验归纳。经验实证有两种基本的方法：即计量分析和案例研究。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计量分析必须先构造一个普适性的假设，提出一个全称命题，与此同时，其所选取的样本以系统的稳定性为前提，使用的观察指标以事物的共性为基础，因此，计量分析是一种均衡分析，所揭示的是事物发展的统计规律。然而，与经济现实相比，再复杂的计量模型都太简单了，统计规律实际上是一种大数规律。不仅如此，由于模型中的联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解释一个系统的方程都是严格决定的，而现实世界却不是这样。况且，计量分析虽然离不开从事实出发的概括和抽象，但主要是一种归纳的抽象，然而，真正的理论是很难从归纳中得到的。与此不同，案例研究以对具体事实的观察和分析为前提，主张透彻地观察个别的事物，深入剖析它的一切方面，注意研究事物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不仅如此，案例研究所关注的不是事物的共性和一般性，而是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用以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提炼理论分析的基础。因此，案例分析是一种演进分析，得到的是一种分析规律。由于演进分析没有普适性的前提，也不假定某些东西，认为科学发现和理论发展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是归之于社会心理的原因，因而，在主观思维中，在知识的本土化问题上，案例分析有着重要的作用，只要一个个案中包含有丰富的信息，就能从中发现和得到新的认识。但是，案例没有统计意义，也不能由个案去推断全体，因而，一旦有所发现，就要承认它的局限性，并据以提出新的理论假设，然后再进行检验。因此，案例研究虽然少不了归纳，但主要是一种演绎。因为，案例研究虽然可以进行两个样本的比较，但一般不需要也不可能进行多个样本的归纳分析，其基本方法是单样本的描述和刻画。不仅如此，这种演绎也不同于前述的逻辑演绎，其特点除了可检验性和新的信息量以外，并不强调逻辑上的无矛盾性，而是注重于演绎的经验基础，因此，我们称其为经验演绎。我国古代的很多思想理论家曾经广泛地运用了这种分析方法，他们通过讲述一个故事，阐明一个道理，提出一种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行案例研究也是对中国传统理论分析方法的一种继承和发扬。总之，一切科学的理论认识都是从个别事实的描述和分析开始的，借助于案例研究，提炼出理论分析的基础和逻辑演绎的前提，既按照从个别到一般的方向，又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方向，进行抽象分析和逻辑演绎，就可以接近和把握自己的认识对象。

注释和参考文献：

⑴，参见，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

⑵，参见，玛格丽特·玛斯特曼：《范式的本质》，载《批判与知识的增长》（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

⑶，张宇燕提出经济学的范式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观点，但是未作进一步的分析，也没有谈到经济学范式的其他方面。参见《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第31页。

⑷，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论稿》第5页，人民出版社，1985.

⑸，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其原因的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

⑹，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人民出版社，1972.

⑺，樊纲：《苏联范式批判》，《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

⑻，崔之元：《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中国书评》1995年9月总第7期。

⑼，樊纲：《经济学现代化和中国化的再思考》，《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⑽，马克·图尔：《自决的经济》，第279页，1979；笔者引用时删去了经济学和心理学的比较。

⑾，大卫·休谟：《论人的本质》，转引自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第143页。

⑿，西尼尔通过区分科学和艺术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科学是一种关于现存事实的陈述，而艺术则是关于可能引起或影响未来事件的手段的陈述，科学要根据前提，而艺术则根据结论。科学的目的仅仅在于提供记忆与判断的材料，它并不事先假定任何超越获取知识的目的。艺术则要影响意志，它事先预定某些要达到的目标，并且指出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容易、最安全、或最有效的行为”。《统计的科学》，载R.L.史密斯编《经济学方法论文集》第19页，1962.

⒀，马克斯·韦伯在题为《在社会学和经济学中‘伦理中立’的含义》一文中指出，纯经济分析只使用理念型概念，它“是一个不关心政治的理论，它断言‘没有价值判断’，而且它的倾向是个人主义的”。

⒁，参见，施莫勒：《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第179页。

⒂，参见，霍马·卡杜里安：《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和方法》第142页，米兰出版公司，1980.

⒃，维克里认为，“在许多情况下，判断是隐含的，而不是明确表述的”。《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问题变换》，载E.S.费尔普斯编《经济的正义》，第36页，教育出版社，1973.

⒄，米尔达尔说，“除了根据人类理想的观点以外，不存在研究社会现实的其他方式。‘无利害关系的社会科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而且从逻辑上看，它也不可能存在”。“承认在社会科学中评价与研究之间的真实关系，并在我们的推理中为人们的政治评价保留适当的位置”。《在社会理论中的价值》，第1、3页，“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研究中，总是有一个使价值前提十分清楚明白的需要，这些价值前提既帮助我们避免导致偏差的隐蔽的评价方法，又设计了我们最初的概念并形成了我们研究的结构”。《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第22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出版，1992.

⒅，参见，陶永谊：《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打印稿）。

⒆，参见，樊纲，张曙光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

⒇所谓假定之战是指围绕经济学假定是否应该和可能保持客观现实性的问题而进行的讨论。讨论是由罗宾斯在《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1948）中提出经济学假定的自明性和内省的认知方式而引起的，罗宾斯的观点爱到了实证主义者的批评，其中以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与基本假定》（1938）为代表；而哈奇森的观点又被马克卢普看作是极端经验主义。当双方的争论正在进行之际，米尔顿。弗里德曼发表了著名的方法论文章《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1953）挑起了更大的争论，《美国经济评论》1963年5月召开笔谈会，专门讨论假定问题，并在此后的十年中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战文章，争论的中心之一是围绕着萨缪尔逊提出的F扭曲进行的。参见，陶永谊：《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打印稿）。

〔21〕弗里德曼在《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写道：“理论被看作是一个主要是假说的实体，对它应该用它对它所要‘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言力来评判…对一个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是把它的预言和经验相对比”，“完全的‘现实性’是无法达到的，而一个理论是否足够现实的问题，只能看它对于所追求的目的是否产生了足够好的预测，或是否产生了好于从规范理论中得出的预测，来得到解决”。由于他把预测作为经济理论的目标，把理论作为达到预测目标的工具，因而，人们把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称作工具主义。

〔22〕萨缪尔逊一方面批评弗里德曼的观点（即“就可忍受的近似程度而言，在事实上不准确的非现实主义对于一个理论或假说也决不是一个缺点”）是基本错误的，另一方面又认为，“‘理论’做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象在科学中正当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转引自马克·布劳硌《经济学方法论》第123、125页。

〔23〕罗纳德·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

〔24〕鲁迪格·多恩布什、F·莱斯利、C·赫尔姆斯：《开放经济》（中译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0.

〔25〕W.CarlKester，TimofhyA.Luehrman：ManagementofAmericanDollarin1980s，OncasesininternationalFinancial（《80年代的美元管理》，载《国际金融中的案例问题》），Mcgraw-Hill，Inc.1993.

〔26〕赵纯均、赵家和、PaurBeamifh编：《国际工商管理案例丛书》，清华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联合出版，1993.

〔27〕阿伦·莫里斯：《肯德基家乡鸡在中国》，载赵纯均等编：《国际工商管理案例丛书》，清华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联合出版，1993.

〔28〕斯蒂格勒：《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89.

〔29〕LinJ.YCollectivizationandChina‘sAgriculturalCrisisin1959-1961，JounalofPoliticalEconimy，Vol.1：1-33，1989.

〔30〕樊纲：《灰市场的理论》，《经济研究》，1988，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