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资金非农化对城乡经济的影响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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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乡经济的协调与发展是我国近几年来的一个重要经济问题,是我国区域经济调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乡经济的发展也直接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趋势,所以,如何使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经济发展能够更协调、更稳定,就成为了当今我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

农业资金的非农化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受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我国农村资金从种植业向非种植业、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数量越来越大。据统计,改革30多年来农业资金年均流出量达458亿元,1978—1999年,农业资金共流出8709亿元。20世纪90年代年均流出量比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100亿元。资金流动和收入转移既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扩大生产的能力又影响农业部门的生产潜力,更影响农村居民的收入。而资金转移包括：通过价格形式的收入转移、通过政府预算的收入转移、诱发资金外流的资金转移,以及对农业的投资减少等。

1通过价格的收入转移

我国一些经济学家使用“剪刀差”概念来描述预算的收入转移、通过金融系统的资金转移,以及对农业的投资减少等。国家收购价格和农产品“实际价值”之间的差距,并以此作为基础来估计相应的收入转移数量。根据新的古典经济理论,用国家收购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计算这种收入转移是比较合理的。

一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粮食市场价格比国家收购价格高20%～30%。经过连续几年的丰收以后,自由市场的粮价相对下降。20世纪80年代后期市场价格已经与国家收购价格大体持平,有的地方甚至低于国家收购价格。但这一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又重新被扩大,以小麦和水稻的平均价格为例,1989年市场价格比国家收购价格高大约10.3%,而5年后,这一差距猛增加到107.2%。1993年粮食大丰收,总产值比1992年高大约10%。而且通货膨胀率因宏观经济的治理整顿而大幅度降低,自由市场粮价因而也相对下降,仅仅为国家收购价格66.4%。据计算,由于强制收购制度,仅粮食一项,价格就损失近100亿元。改革后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的资金高达907亿元。

2预算转移

农业公共支出,特别是基础设施、研究和推广方面的农业预算支出,对于农业部门的长期增长具有关键作用。由于小农特别依赖政府在这些类似公共物品方面的预算支出,农场规模越小,公共支出就越重要。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79年中国政府的农业预算支出为174亿元,1981年减少到110亿元。尽管1990年农业预算支出增加到308亿元,但是,这一增长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通货膨胀后的结果。如果用零售物价指数折算,1990年的农业预算支出总额仅相当于1979年的151亿元,比该年农业预算支出低大约13%。在农业实际预算支出减少的同时,它在国家预算总额里所占的比重也大幅度下降：1980年农业预算支出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13.7%；而199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8.9%；1986年和1988年更低,大约只有7.9%。另外,同一时期政府从农业部门获得的预算收入,却从1979年的32亿元上升到1990年的126亿元,几乎增加了三倍。政府农业收支相抵就可以获得预算净转移的数额,每年都是明显减少。对有关资料进行深入研究的结果表明，1979年农业预算支出中用于基础设施的部分为62亿元,1981年减少到24亿元。在以后的7年里这方面的支出一直在30亿~40亿元的范围内徘徊。尽管1990年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增加到67亿元,但实际购买力仅相当于1979年同类支出的一半左右。此外,农业科技和推广方面的预算支出虽然有所增长,但其增长只能用来弥补工资支出增长造成的预算缺口,实际能够用于研究或推广工作的经费并没有增长,如果受通货膨胀因素影响,问题就更为严重。我国的农业技术推广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我国农民中,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比重高达85%,农村迫切需要农业技术的推广。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农业推广队伍在近年来出现萎缩,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总数,曾经高峰时期的150万人流失了一半,2010年来虽有所恢复,但也只有100万人左右。农业技术推广的投入逐年减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人均年活动经费从1986年的1167元减少到1997年的894元。农业技术推广经费在农业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也由1987年的0.33%下降到1997年的0.2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三四倍。发达国家的农业推广人员与农业人口之比为1∶100,而我国为1∶1200。

农村地区在1982年从政府预算获得120亿元。但是10年后,农村地区却净上缴国家财政150亿元。如果以人均水平计算,1982年农村人均收入的10%来自国家预算,而1989年每人却要将相当于3%的净收入上缴国家财政。1990年有所好转,但1991年以后这一情况再次恶化。

3诱发的资金外流

上述分析表明,相当大一部分农村收入通过价格机制和国家财政预算转入公共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这种隐含的税收降低了没有生产的净收入和农业投资的收益,从而导致农业资金进一步外流。

1979—1993年,农村累计资金外流总额从168亿元增加到1153亿元,1984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货差额曾一度缩小,其原因在于当年农业大丰收,农副产品收购货款大幅度增长。1986—1989年,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和治理整顿对乡镇企业的影响,农业生产额相对收益略有回升,年度资金外流数额因而增长不显著。此后,每年流出农村的资金总额又迅速增加。

在农村经济内部,资金也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乡镇企业。到1995年,农户在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存款余额总数达3576亿元。但是,他们得到的货款总数仅仅为881亿元,相当于只是使用了本身存款的1/4。农户存货款的差额总数达到2695亿元,其中1639亿元转入乡镇企业,剩下的1056亿元则转入其他部门,主要是城市工商部门。由于农副产品国家收购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差距不断扩大,农户的储蓄和资金也加速流向乡镇企业和其他部门,政府的价格政策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收益,资源当然会流向其他生产部门,如乡镇企业和城市工商业部门,甚至流向证券市场和房地产业,这种诱发的资金外流无疑将进一步削弱农业部门扩大生产力的能力。

4农业投资

对农业投资的减少,若总投资额一定,则对农业投资的减少就表明对其他方面的增加,也就意味着投资从农业转移出去。农户农业投资的逐渐减少,对于小型农业投资项目,从农民投资行为的变化可以看出他们对投资收益的预期。近几年,由于农产品市场需求疲软。农民收入增加受阻,1998年增长4.3%,增速又下降了0.3个百分点。1999年增长4.8%，增幅再次下降。2000年增长2.1%,跌到历史最低点。农业比较效益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加上各种过重的负担,从而使农户家庭对农业的投入信心不足。我国农户处于半自给半商业化的阶段,其生产投入既受自身生活需求及资源限制,又受社会经济、市场环境及政府政策影响。农业是农户生活需求的主要来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家庭资源的配置在满足生活消费和国家任务之后,受经济收益的驱动,而出现投资非农化的变化趋势。1996年、1997年和1998年,农户家庭用于农业生产费用支出,下年比上年分别增长15.2%、38%和35.6%,但1999年却比1998年下降了0.9%,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2000年再次出现投入减少。目前农民无能力或不愿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减少,如同大多数国家一样,我国政府也是大规模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其投资项目为改善农业生产潜力的大型农业基础设施。

农业投入积聚的物质能量所增加的农业生产能力是长期形成的过程。农业获取日益增多的各种农产品是以不断的投入活劳动和以资金转化形态的物化劳动为前提的。农业的发展决定于投入,但目前我国农业的投入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国家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社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六五”时期为6.3%,“七五”时期下降为3.6%,“八五”时期则不到3%。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也由1981年的6.2%下降到1997年的4.4%。实行分税制后,由于价格机制和现行农产品管理体制的影响,一些地方政府投入农业的积极性也降低了。1978年以来,地方财政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则提高了20个百分点,但地方财政支出农资金占地方财政比重则下降了16个百分点。另外,乡村集体组织投入也呈趋减态势。乡村组织对农业的投放主要来自乡村工农业投入对农业的补贴和转移。近些年,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下降,效益下滑,以工补农的能力减弱。

我国拥有农民9亿多人,占全国人口的3/4。这个现状告诉我们：农民丰则国家昌,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民强则国家旺。随着主席的上任,农村的发展已经有所回升。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2010年农村的各项指标数据都相对往年要高。但“三农”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全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中央要求21世纪全国人均收入达到小康水平,则完全取决于“三农”问题解决的好与坏。通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那么艰难。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成为一个政治经济超强的国家。拥有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会以惊人的成绩和综合国力让世界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