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度发展战略与沿海出口转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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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劳动力成本、转移成本和制度成本等方面，考察了外来投资出口加工企业向内地转移的可能性，认为国家梯度发展战略，并不是要在中西部继续走外向型发展道路，吸收东部沿海地区部分要淘汰的出口加工业。中西部地区发展，应以内需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加快中西部发展，是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超越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引进内向型企业，这才是梯度战略的真实内涵。

关键词出口加工企业；转移成本；梯度发展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政策和地理优势，通过吸引外来投资，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差距在日益扩大。于是，产业梯度转移发展战略逐渐成为加快中西部发展的理论依据。就解决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无疑是必须的，但是，采取产业梯度转移战略，加快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中西部转移是否能够真正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却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确实，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是吸收外来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收益者。已经30年的改革开放，到2008年我国总共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达8，526.13亿美元，投资项目659，800个，这些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近几年来，外来投资，特别是港澳台的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以IT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大陆投资热络起来。在投资地域上，逐渐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以闽、粤为中心的“珠三角”，北移至以江浙、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但近几年出现了向内地转移的趋势，其中山东、重庆、四川、湖南、江西、河南等省区还成为台商投资重点选择的区域。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调整与升级，外资企业出现了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但在加快中西部发展过程，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是否能够向内地转移，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企业是否失去竞争优势？外来投资企业是否会因此转移到内地，或转移到到其他国家？本文试图从劳动力成本、迁移和制度成本等角度，考察外资出口加工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投资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以此分析产业梯度转移的所需要的现实条件，并由此提出相关建议。

二、文献综述

产业转移是一国或地区为实现自身产业进步，在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等因素发生变化后，将处于创新、成熟或衰退等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与行业的产品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甚至企业总部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产业转移是产业转移国或地区与产业承接国或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其在客观上表现为产业在空间上的移动。西方很多学者对产业转移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他们以经济发达国家和经济不发达国家作为视角，研究处于不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现象及其一般规律。

早期的产业转移理论多是以经济发达国家为视角，主要研究经济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其他国家转移的经济动因、产业转移的客体演化模式、产业转移的效应等问题。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赤松要以日本棉纺工业为例分析了产业跨国转移的规律，提出了“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产品的成长经历了从进口到国内生产再到出口的三个主要阶段，说明了该产业由较发达国家向本国、再向不发达国家的梯度转移过程。康明思（Cumings.1984）运用雁行模式对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解释。小泽辉智（Ozawa，Castello，2001）在雁行模式的基础上发展出增长阶段模型，他引入了跨国公司和直接投资因素，从而使雁行模式发生了变化。该模式认为跨国公司可以在产品生命周期一开始就在国外投资生产，无需通过出口开发东道国市场，外商直接帮助东道国建立起有竞争力的消费品工业。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农（Vernon，1966）则认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产业在于企业为了顺应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回避某些产品在生产上的劣势。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新产品阶段、成熟阶段、标准化阶段三个不同阶段，产业转移开始于产品和技术完全标准化、国内市场基本饱和的产品成熟期，而到了标准化阶段，技术发明国的生产和出口竞争优势受到技术模仿国的劳动成本优势和其他成本优势的重大挑战，技术发明国将大规模进行产业转移。刘易斯（Lewis，1977）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进行了有说服力的解释。小岛清（kojima，1978）在对产业国际转移的分析中，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在东道国或地区则仍具有显著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依次进行，通过产业的空间移动，以回避产业劣势，显现其潜在的比较优势。

实际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调整升级与转移取决于该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当考虑一国或地区的产业转移时，必须考量其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日本、韩国和我国港澳台地区开始将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到率先进行改革开放的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过20多年的飞速发展，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也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由此出现了外来投资向内陆地区转移的趋势。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从人均收入来解释产业结构的变化。对照钱纳里经济阶段划分标准，我国东西部地区，处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东部地区的福建省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并有向工业化中级阶段过渡的趋势，而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中西部的则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内陆省份都处于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人们按照这样的依据，因此认为，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沿海省份已经具备了产业结构从以轻工、纺织工业为中心逐步发展到以重工业、化学工业为中心的转变，其劳动密集型工业应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关于东西部产业转移的研究，随着地区发展差距的扩大和地区间产业转移逐步引起学界的注意，许多学者通过实证性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文玫(2004)早在使用1993年各省(直辖市)的横截面数据对我国工业区域化和集聚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中，也基本证明了低交易成本和运输费用有助于工业集中于该地区；并且工业中心内，较高的工资和价格水平对企业在区域间的选址没有显著影响。袁志刚、范剑勇（2004）以广东省为例，从区位因素和制造业自身优势两个角度分析了制造业转移与聚集的因素，指出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没有获得应得的边际产出，反而导致以广东为核心的周边外围区域形成新“二元”经济结构。谢丽霜（2005）认为现代企业竞争并不仅仅取决于投入和投入成本。一个地区某种产业即使正在逐渐丧失了比较优势,但只要还具有竞争优势,那么区域净转移就不会发生。并从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缺乏向外转移的动力和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有限两个纬度解释了产业梯度转移迟滞的原因。明确的提出东部地区产业群集形成的价值链和结构性资源等优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模仿，单个企业外迁的机会成本很高，因此资本西进和产业转移的趋势并不明显。此外，鉴于东部地区内部也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产业梯度转移在东部非发达区域就能够完成承接。郑文智（2007）通过对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相对于原材料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而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对纺织企业生存的影响更大。朱武钢（2008）则从企业生存环境的角度评价各地区中小企业的发展潜力。通过获取的南方9省11个市的1930份调查问卷，运用因子分析法研究，得出企业有较好生存环境的城市属于东部或沿海经济发达省区的城市的结论。周文良、李丹（2008）按照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通过计量建模的方式，分析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通过回归发现，邻近市场和经济规模是决定制造业集聚的最显著影响因素，而工资对制造业的区位影响并不显著。因此，他认为中西部地区作为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单纯依靠低工资水平、土地出让、税收优惠等因素，还难以吸引大规模的产业转移。蒋媛媛（2009）则用制造业产量份额的变化,解释东部发达地区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的演变，认为东部地区丧失了劳动力比较优势。对于东部地区产业是否有向中西部地区实现梯度转移的分析，不同的学者尚未形成统一的共识。认为制造业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学者主要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特别强调东西部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差异是导致产业转移的关键因素，但是对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具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特别是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分析。单纯从比较成本优势变化不足以解释我国东西部产业的梯度转移问题。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模式，仍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基于前人的研究观点和结论，本文将对劳动力比较优势占企业生产总成本的权重进行探讨，同时分析制度成本对企业的影响程度，从而研究制造业，特别是外来投资出口加工型企业在沿海地区继续生存的可能性和空间。

三、出口加工企业在东部沿海生存的可能性分析

出口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出口的经营活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外来投资出加工企业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程，出口加工企业投资最初集中于以福建、广东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逐渐沿东部沿海北移至长江三角洲等地，近几年来，随着台湾地区产业的升级，大陆工人工资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这类企业特别是台资在大陆投资出现了向内地转移的趋势。但本文认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适合向内地转移，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向内地转移的企业，更多只适合于面向国内市场，将产品销往国内市场的内向型企业，而对于出口加工外向型企业，其在沿海生存的空间还是存在的。笔者从劳动力成本、转移成本、企业制度成本等角度，分析出口加工企业在沿海生存的可能性。

（一）从劳动力成本角度探讨台湾地区出口加工企业在内地沿海生存的可能性

劳动力成本低廉一直是我国的竞争优势之一，外资出口加工企业投资大陆正是充分利用了我国低廉的劳动力资源，从中获得成本优势。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的升级，劳动力成本对企业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仍有待与我们的研究。

（1）出口加工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小

企业劳动力成本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和提供劳务活动中所发生的各项直接和间接人工费用的总和。主要包括：工人的劳动报酬、社会保险费用、福利费用、教育经费、劳动保护费用、住房费用和其他劳动力成本支出。劳动力成本仅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一部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包括原材料，生产加工，劳动力，生产管理等方面的成本费用，销售成本以及各种税金等。一般来说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较小。由于外资出口加工企业多为纺织、鞋冒、电子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本文以制造业的人工成本考察明出口加工企业东西部产业转移问题。我们选择了外资企业投资福建较为集中的厦门、台资企业转移内地的重点城市成都和典型的制造业城市青岛不同年份的具体数据进行说明。

上表反映了厦门市制造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情况以及人工成本结构。由表中数据可知，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为6.18％。具体到行业来看，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最高的是服装、鞋、帽制造业，比重为27.07％，电子、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设备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为4.45%，低于平均水平。

表2反映了2008年成都市主要行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及劳动力成本的组成结构。由表中数据可知，成都市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为8.19％。劳动报酬占人工成本的66.49％，其中比例最高的是房地产行业，为79.39％，最低的是制造业61.83％。

图1是青岛市2009年1月～7月份各行业企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青岛市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仅仅占总成本的4.49％，低于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比重的平均值4.57%，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的劳动力成本远高于制造业。而从制造业行业细分看，纺织业人工成本占总成本比重为7.5%，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占4.21%，低于制造业人工成本平均水平4.39%。人工成本比重最高为纺织服装、鞋、冒制造业，达到22.41%（如图2所示）。

根据对厦门、成都和青岛三个市2007、2008、2009年劳动力占总成本比重的数据分析来看，近几年来，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小，均在10％以下，其中纺织、电子通信设备等制造业企业劳动力成本占企业总成本比重低，服装鞋帽比例相对较高。因此尽管中国近些年劳动力工资有一定上涨，但最终对制造业产品的总成本影响都比较小，从这个角度来看，工资上涨对制造业的成本影响小，对出口加工企业的影响也小。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一定就会危及到出口加工企业在沿海地区的生存。

（2）沿海和内地劳动力成本比较

首先从宏观上考察沿海和内地劳动力成本的情况。本文采用通用的区域划分方法将全国31个省直辖市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本文选取和汇总2001年～2009年各省制造业工人名义工资数据，采用CPI将名义工资调整为实际工资。各地区的实际工资见表3（其中2009年数据为各地区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从表3可知自2001年以来，全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在绝对数上保持持续上涨趋势。从局部来看，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在绝对数上一直保持比中部和西部高。东部地区实际工资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和西部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制造业实际工资增长趋势考察，在全国范围内，从2001年到2008年制造业平均实际工资翻了一翻。从局部来看，2001年到2008年间各地区制造业的实际工资都持续大幅度上升，但近几年来尤其是2004年到2009年，中西部地区每年工资上涨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工资上涨幅度则基本低于平均水平，只有2006年上涨幅度略高于平均水平12.33%，为12.48%，但仍低于中西部地区的上涨幅度。

可见，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只是东部沿海地区的现象，而是沿海和内地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沿海和内地劳动力成本都保持上升趋势，内地上升幅度甚至略高于沿海地区。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能成为外来投资出口加工企业向内地转移的驱动因素。其次从更为微观的角度，具体到沿海和内地部分典型的城市来考察沿海和内地劳动力成本的情况。本文选取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南昌、武汉、重庆、成都、和昆明市2008年各市职工的平均工资进行比较。数据见表4：

由表4可知，平均劳动力成本最高的是厦门市，为32，344元/年，最低为泉州市22，225元/年，漳州市劳动力成本为22，273元/年，相对较低。从内地城市来看，最高为成都市30，810元/年，最低为昆明市22，432元/年。内地城市的劳动力成本比沿海一些城市的都要高，可见，福建省内城市之间劳动力成本差异可能较大，而沿海和内地城市劳动力成本差异反而较小。因此沿海制造业向内地城市转移可以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空间不大，制造业由沿海发达城市向附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城市转移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若以工资作为企业转移的要素分析，由表中数据可知，厦门市的工资最高，但厦门市吸引台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能力却是最强的，2009年，厦门市进一步加强了与台湾地区10大产业的对接，到目前为止，在厦门市的台资企业约有2，300家。

根据克鲁格曼的产业扩散理论，随着核心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的集聚，与外围区域相比，核心区域的市场竞争强度不断加剧，而与外围区域相比，核心区域劳动力的成本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随着外围地区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以及市场的逐渐成长，核心区域的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将首先向外围地区转移，产业随之扩散。但如果外围区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显著，并且核心区域的企业是外向型的，面向的是外部市场，而不是在本地市场竞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核心区域的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便利，向海外市场运输的成本较低，企业就不可能将产业向交通不便的外围区域转移。

因此，若假设厦门已经不适合台湾地区出口加工企业投资和发展，必须进行转移，由于武汉、南昌、重庆、成都、西安等内陆城市的劳动力成本相比高于泉州、漳州等城市，那么企业应该转移到漳州、泉州等基础设施较完善，交通较便利的沿海省份城市，而不是转移到南昌、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

（二）从转移成本角度探讨出口加工企业在沿海生存的可能性

由以上对近几年来各地工人工资情况的分析可知，出口加工企业向内地转移来降低劳动力成本的空间并不大。另一方面，转移所带来的成本增加却可能大于节约的劳动力成本。

首先，出口加工企业转移到内地，会失去企业在沿海地区规模经济、集群效应所带来的成本降低收益。经过2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出沿海地区已形成较明显的产业集群效应，若出口加工企业转移到内地，将失去在沿海地区的竞争优势、规模经济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和集群带来的溢出效应，无法享受已建立的区域品牌所带来的价值。

其次，对于出口加工企业而言，企业转移到内地将增加产品地到港口的距离，使产地到市场的距离拉大，原材料进口需增加沿海港口到内地的周转，而产品出口又需要从内地到沿海港口的周转。这样，进口原材料和出口产品所需要的运输成本将增加。同时，原材料进口和产品出口所耗费的时间将增加，从而增加资金和存货占用时间，降低流动资产的周转速度，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成本。由于这部分成本是影响企业效益的重要构成部分，在出口加工企业成本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企业转移所带来的运输成本上升和企业周转速度的降低而导致的成本增加，将抵消企业转移所带来的劳动力成本的降低。因此，出口加工企业转移到内地的空间并不大。

（三）从制度成本对出口加工企业生存的影响

生产成本和制度成本是影响企业效率和利润的两个重要因素。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进行生产所需承担的制度成本集中体现在我国的税收制度上。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了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对外商企业给予很大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使外资出口加工企业获得了税收上极大的优惠，企业所得税税率为约为15%，大大节约了企业的税收成本。但是，企业实际缴纳的费用可能远高于15%，这是因为企业除缴纳税收外还需向地方政府缴纳各种行政性收费等。

由于我国的税制和特殊的社会环境，各地行政性收费很高，这无形中给企业带来沉重的制度成本。衡量制造企业的税外制度成本占制造企业总成本的比重非常困难，本文通过考察各省财政收入结构来间接考察企业承担的税外制度成本。

政府财政收入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根据统计年鉴对于统计指标的解释，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资金。政府非税收入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罚没收入、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产资源收益以及其他非税收入等。

本文采用非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来大致估计企业在费用方面的负担。如果非税收入所占的比重非常大，可以间接说明企业在行政性费用方面的成本较高。

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来看，从2006年到2009年，虽然各省非税收入持续提高，但各省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差异较大，沿海城市非税收入占财政总收入比重小于中西部等内陆地区，2006年到2009年，福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等省非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始终保持在20%以下，其中，浙江、上海低于10%。即使是非税收入比重相对较高的山东，其比重仍基本低于所列的内陆地区，与之相对，内陆地区如江西、重庆、湖北、安徽、重庆等省非税收入比重远远高于东部沿海的浙江、广东、福建，基本在24%到30%之间，湖南则始终保持在30%以上。

由上分析可见，出口加工企业在沿海投资的税外制度成本并不比投资于中西部高，甚至低于中西部城市。加之在沿海投资可享受出口加工区的税收优惠和便利的交通所带来的物流成本的节省。出口加工企业向内陆转移的成本可能大于因此而节约的劳动力成本收益。

四、梯度产业发展战略的重新思考

既然出口加工外向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可能存在经济上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产业梯度发展战略进行重新思考。如果仅就市场经济自发调节，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企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转移到内地的可能性不大。既然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仍可以继续生存下去，那么，中西部地区要吸引这类企业转移到内地投资就缺乏市场的基础。然而，为了缩小地区差距，特别是地区竞争的加剧，中西部地区为了推动经济发展，通常不加区分，盲目借鉴东部沿海地区成功的经验，仍将吸引出外向型口加工外企业的投资作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但是，资本的逐利性，只有当投资于中西部的边际收益超过沿海地区的时候才可能进行。正如前文分析所指出的，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企业向内地转移能够降低的劳动力成本空间有限，而且这些企业在沿海地区又能够获得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所带来的规模效益；企业向内的的转移，各类运输成本以及库存的增加都有可能因此抵消其所节约的劳动力费用。因此，不具出海港口的地理优势，中西部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较高的物流成本，使其只能主要依靠提供比沿海地区更为优惠政策条件，吸引这类企业的投资。这种优惠不外乎就是各种税负的减免和人为压低用地成本。在利益的驱使下，优惠政策确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效果，近几年中西部吸引外来投资的数量就逐渐增长。然而，以提供各种优惠吸引外来投资，特别是出口加工企业的投资，其各种代价却是高昂的。

首先，该政策的成功，取决于优惠政策所形成的体制政策优势，必须能够转变为市场优势。如果缺乏市场的基础，不仅难以保证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持续生存，而且这种竞争的结果，改变了地区资源的合理配置，降低了资源整体使用效率。由于企业实际运行成本的提高，不仅降低了产业效率，而这种效率的损失，将由并应有的正常的土地收益和各种税收来弥补，这是国家总体收益的流失。而且，由于我国沿海地区在吸引外来投资过程中，缺乏产业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旧产业的转移却由于没有相应新产业的补充，将导致当地经济产生的严重的衰退。为了保护地区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也将采取相应的政策，其结果是优惠政策的攀比，一旦这种竞争形成，最终的结果是国家税收和土地收益的进步一流失。

其次，由于是借助于各类政策提供的优惠，缺乏市场的基础，人为改变了出口加工企业投资方向，但外部自然环境的局限，这类企业在中西部地区的生存难以获得正常发展。企业生存完全依赖于政策优惠条件，而一旦优惠条件消失，这类企业终归要按市场的内在逻辑选择其地区投资方向，在当地企业缺乏长期生存发展的能力。

对于出口加工企业，由于其对港口的特殊要求，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劳动力工资上涨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当工人工资上涨时，企业迁移到内地并不是最优的选择。相反，企业可以通过改进生产组织，提高效率等措施，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甚至还可以采用本地化管理策略，用本地人员替代外籍经理，以此降低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费用，抵消工人工资上升带了的成本压力。

既然出口加工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难以在中西部地区获得广泛发展。因此，我们认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吸引外来投资不能盲目模仿东部沿海地区的成功经验。来自国外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主要针对的是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而这里企业是发达国家为了降低成本，而将生产地转移的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产品最终大部分是要销售国外市场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外向型经济是其产业转移的特点。

政府鼓励中西部地区发展，实施产业梯度转移，更为有效的办法是依据当地的实际，调整引资方向，将招商引资的重点放在以面向国内市场为导向的各类企业。产业梯度转移战略要在中西部获得成功，也应是内向型企业。因为面向国内市场，这类企业消除了出口加工企业两头在外、远离出口码头的发展瓶颈。而且，由于面向国内市场，企业在中西部的投资，更多考虑的是出于当地的要素资源以及市场需要等方面的因素投资，这类企业虽然也希望获得各种优惠，但因为符合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又不存在增加物流成本等问题，即使没有税收和土地方面的优惠，这种投资也会发生。

实际上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企业往往也主要集中于沿海主要城市及其周边，东部沿海也存在许多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如广东的潮汕地区，福建的龙岩、三明、漳州、宁德等。相对于中西部的重庆、成都等城市，这些地区具有交通上的便利，发展出口加工业更有优势。因此，沿海发达地区向区内相对滞后区域转移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更符合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

虽然按照照钱纳里经济阶段划分标准，东部沿海地区面临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但并不意味这种调整升级将伴随相应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吸引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并不是将东部落后的甚至是无法生存的产业转移到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地区。这也不符合产业梯度转移内在逻辑。实施梯度发展战略，更多是依靠中西部既有优势，发展面向国内市场各类产业。随着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大，开拓内需市场，将成为各类投资者重要的发展方向，由此孕育出中西部产业发展的重要契机。而出口加工产业，仍将在主要集中在靠近港口的沿海地区，这些产业如果因为成本上升而无法在这些地区生存，其生产更大的可能是转向越南等国家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劳动成本比我国更为便宜，而且靠近码头。因此，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吸引外来投资，主要并不是承接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加工企业的产业转移。

中西部吸引外来投资，更容易获得成功的是那些面向国内市场的外来企业。这就需要中西部地区要重点吸收有志于开拓国内市场的外来投资者，这些企业看中中西部地区除了优惠政策，更重要当地的资源和广阔的内需市场。中西部地区因此在吸引投资过程中也更具有谈判的筹码，更容易能够吸引先进的技术。为了开拓国内市场，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这些外来投资企业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更容易加大研发投入；为了降低成本，需要就地寻找各类供应商，从而有利于其先进技术和管理的传播，促进产业在区域内的扩散，从而从根本上避免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由外资主导的外向型产业缺乏根植性问题。

因此，中西部应以内需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梯度发展战略，并不是要在中西部继续走外向型发展道路，吸收东部沿海地区部分要淘汰的出口加工业。加快中西部发展，是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超越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依据国内市场的需要，从开发国内市场入手，积极引进内向型企业，这才是梯度战略的真实内涵。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地区间的无序竞争，摆脱依靠税收等各种优惠吸引外来投资的做法，减少税收和土地收益的流失，提高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由此，中央政府加快中西部发展，梯度发展战略才有可能得到贯彻执行，中西部地区也才有可能超越东部沿海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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