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经济学角度看待幸福主义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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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幸福主义；伊斯特林悖论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经济学历史与现状的介绍，批判了不幸福经济，分析了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疏离、对不幸福经济学的批判及幸福主义的回归。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

经济学在其初创期，承接哲学传统，注重伦理道德，具备价值判断，表达了对人本思想的关注，体现了对人类发展的终极关怀。幸福是人生的永恒追求，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的，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经济学也不例外。

古典经济学的朴素幸福主义

古典经济学表现为一种朴素幸福主义，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如亚当•斯密（1723-1790）、边沁（1748-1832）和穆勒（1806-1873）等都承继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表达了对幸福的关注，并赋予经济学浓厚的道德诉求和哲学思辨色彩。

在亚当•斯密的学术思想体系中，《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道德情操论》主要阐述伦理道德问题，《国富论》主要阐述经济发展问题。《道德情操论》是《国富论》的哲学基础，《国富论》是《道德情操论》思想的继续发挥。斯密认为对幸福的追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主张从经济关系中考察人的行为和情感，确定人们相互关系的道德准则。

边沁则开创了功利主义思想，为古典经济学打下了哲学基础，并成为早期效用主义的理论来源。边沁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其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这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本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个人所获得的每一份财富都对应一份相应的财富，而一个人所拥有的财富总量越大时再增加等份财富，给他带来的幸福数量就越小，只有在人们获得财富的实际比例最接近时，社会整体的幸福总量才最大。

新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

古典经济学把幸福是自身研究的目的和出发点，但是对幸福的研究却又始终与物质财富联系在一起。古典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在于始终明确研究物质财富的目的是实现人自身的幸福和快乐，而且其对实现手段的讨论为新古典经济学乃至现代经济学对幸福这一终极目的的疏离埋下了伏笔。

新古典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以西尼尔和马歇尔为代表。西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如何实现财富增长，在对财富的研究中必须抽离掉一切难以量化的、与财富无关的因素。而马歇尔则进一步明确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财富的科学，研究的是“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与获取和使用福利的物质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部分”。而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则成功地将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分析，使经济学蜕变成为对特定约束条件（收入或资源等）下的满足（效用或产量等）最大化问题的研究，成为一种单调的数理推导，经济学的人文色彩不断被淡化。

现代经济学对幸福的疏离则以凯恩斯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革命”，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凯恩斯借鉴了马克思的“生产相对过剩”学说，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认为应加强“需求管理”，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总需求的扩张来对冲日益提高的社会生产，从而解决就业问题。凯恩斯开创了宏观经济学，适应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他也使经济学的研究进一步简化为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以国家干预主义对抗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从而也把经济学的幸福主义改变为唯物质主义。

对不幸福经济学的批判

财富经济学在物质匮乏年代有效解决了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满足了人们对幸福的低层次需要，同时也弱化了人们对精神满足的需要，从而使人们一度误以为物质富足是实现幸福的唯一手段。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物质财富的丰富对人类幸福的促进作用出现了边际递减效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个人收入和社会财富不能等同于幸福，也不是幸福的唯一决定力量，更不是人类追求的最终发展目标。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财富经济学最终沦为了不幸福经济学，成为人们批判和反思的对象。

何塞•卢林贝格最早提出了“不幸福经济”的概念，指出个人幸福与社会整体财富之间的替代效应，点明了现代经济学不幸福的本质。经济的富足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心灵愉悦。尼克松也说：“生活富裕者一生忙忙碌碌，聚敛巨大的财富，到头来却发现他们并不比原来更快乐，精神上也不比原来更富有。……个人不可能从纯粹的物质主义中得到满足”，从而对只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不幸福经济学进行了反思。

幸福作为对合理欲望的正当满足，其影响因子是多方面的，人们追求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应是寻求幸福而不是单纯的物质满足，经济学必须完成对幸福主义的回归。而最先明确这一点并作出实证研究的是美国的经济学教授伊斯特林。1974年伊斯特林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的增长和个人主观的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并不十分明确，因而提出了“收入增长并不一定能导致幸福感提高”的“幸福悖论”。

伊斯特林的“幸福悖论”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厘清了传统经济学不幸福的本质。西托夫斯基指出，传统经济学将人性简单地定义为“理性的经济人”过于片面单一，缺乏对影响人们主要生活方式的其他因素的深入思考，对“经济人”假定的简单接受和适应妨碍了经济学家对人类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真正动因进行进一步探索。

而理查•莱亚德认为个人幸福应包含了“七大影响因素”：家庭关系、财务状况、工作、社区和朋友、健康、个人自由，以及个人价值观，而国别平均幸福也可以用六个关键因素来说明：即可被信赖的人数比例、属于社会组织成员的人数、离婚率、失业率、政府品质，以及宗教信仰的自由程度。莱亚德对现代社会不幸福现象的批判和担忧被称为“莱亚德的忧郁”。

幸福主义的回归

对不幸福经济的批判有力地促成了对幸福主义的回归。对“幸福悖论”的解释融合了行为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多种研究视角，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理论基础，明确了经济发展追求幸福的本质和终极目的，呼唤着幸福主义的到来。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阿玛蒂亚•森教授，表彰他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其获奖理由是森通过对公共选择理论、福利指标设计和关于贫困和饥荒的实质研究，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达了对社会最底层人员和财富分配问题的关注。森重新审视经济学的伦理价值，从道德层面去讨论重要的经济问题，以批判的视角来研究福利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进一步促进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回归。

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丹尼尔•卡纳曼教授，表彰其将前沿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引入了经济学研究，使人类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开始进入经济学理论的思考范围。行为经济学弥补了传统经济学模型中的不足与缺憾，修正了传统经济学中关于人的完全理性、人的自利性、完全信息、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等基本前提假设。卡尼曼主张放弃理性选择假设，更多考虑心理偏好、价值观念等心理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他使人们认识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与快乐的正相关性在逐渐减弱，幸福更多地来自于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物质财富本身。

经济学对幸福主义的复归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一是因为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时代，物质文明得到了空前发展，物质需求得到极大的满足，但是人们期盼的幸福并没有如期而至。这种社会现象被布瑞克曼和坎布尔形象地比喻为“享乐水车”。

二是与经济上的后工业化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潮上也出现了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的变化。“后物质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逐渐成为欧美国家主要的社会价值取向，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反思和合理替代。人们从热衷于经济增长、财富占有等物质价值开始转向关注于生活质量、生态环境、人权、自由等后物质价值。社会思潮的改变反映在经济学的研究上，使经济学在对物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更关注于社会收入差距、环境问题等非收入问题。

三是与信息化相适应，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出现了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幸福的主观性曾经使经济学家退而求其次，转而研究物质财富问题。但是，心理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以科学的方法测度主观心理感受，从而给经济学对幸福的复归带来了可能。而网络的发展也使得科学信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社会科学的交叉提供了可能。经济学、心理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相互融合，为经济学的发展打下了心理学的基础，并赋予其浓烈的伦理学色彩。

幸福主义思想在21世纪初引起了我国经济学界的关注，2010年初温总理所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更是对于幸福理念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亚当•斯密.国富论[M].华夏出版社，2005

3.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商务印书馆，2000

4.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

5.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华夏出版社，1987

6.理查德•M•尼克松.超越和平[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