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理论和古典资本理论的认识及路径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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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价值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古典资本理论资本的生产性资本的剥削性

论文摘要: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具有独立生产力性质的要素，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认为资本是体现剥削性质的社会关系。对资本性质认识的分歧建立在要素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这两种对立的价值论都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要素价值论的基拙上判断资本的本质是生产力性质，失去了对社会关系的批判性。而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资本剥削性质的判断，割裂了资本和商品使用价值的联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要根据实践建立符合自身需要的价值论，并对资本性质进行客观公正的判断。

资本理论向来就有很大的争议，以至于有的经济学家称“经济学如果能在资本的理论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其他所有的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了”。资本理论的争论体现在两个层次上:其一，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还是一种社会关系?其二，如果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它是否具有和劳动、土地要素一样的生产力性质?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的本质是体现资本主义剥削性质社会关系的生产关系，并且把认为资本是具有生产力性质要素的古典经济学称为庸俗经济学。理论上，资本性质判断的分歧以价值理论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要素价值理论的对立是资本性质认识对立的根本。而这种分歧在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已埋下了伏笔。

一、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理论

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性质的判断都是非正面的，它或者被当作剥削的手段，或者作为劳动要素的附属品而存在。对于资本利润而言，它或者被看成剥削收入，或者是对劳动产品的扣除。亚当·斯密是第一个系统提出劳动价值论的经济学家。

1.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及利润的性质1776年亚当·斯密那部影响深远的《国富论》诞生了，其中共存的两种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和三种收人价值论成为后世严重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要素价值论的源头。在《国富论》中他最初提出了劳动价值论。

首先他指出价值的源泉是劳动，“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其次，他指出劳动时间是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得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这成为以后古典劳动价值论的源头。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积累是一国财富增长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资本增加国民财富的作用却只能通过劳动要素迂回体现。“资本的增减自然会增减真实劳动量，增减生产性劳动者的人数，因而增减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增减一国人民的真实财富与收人”。显然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不是独立的生产要素，并不具备和劳动要素等同的生产力性质。这个基本判断贯彻到资本利润的来源上，亚当·斯密指出利润是在财产私有权的基础上对劳动生产物的扣除。

可见，在亚当·斯密眼里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资本利润是从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中的扣除。没有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如何能够参与价值的分配?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利润之间的矛盾早在亚当·斯密那里就扎了根，但是亚当·斯密并没有察觉，更没有在理论上做出适当的解释。然而这个矛盾却和劳动价值论一并被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下来，李嘉图没能成功地解决它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而在逻辑上解决了这个矛盾的《资本论》成就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当然他的目的和一心想增加国家财富的亚当·斯密相去甚远。

2.李嘉图学派坚持劳动价值论，却走向解体

李嘉图在商品交换价值的尺度上坚持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而反对效用价值论，“效用对于交换价值说来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但却不能成为交换的尺度……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一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在社会的早期阶段，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决定这一商品交换另一商品时所应付出的数量的尺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商品上所费的相对劳动量”。

然而在商品价值决定上，他却又引人了资本一般利润率因素。在投入100个劳动生产的谷物和机器的价值决定中，他举例道:“假定每年要为每个劳动者的劳动付出五十镑，也就是要用资本五千镑，利润为百分之十，那么每架机器的价值和谷物的价值在第一年末便同样是五千五百镑”。一般利润率规律的运用必须以资本具有参与分配的资格为前提，但是李嘉图却没有详细论证这个前提。他对此简单地解释为资本作为积累的劳动从而具有参与分配的权利，“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与投在它们生产上的劳动成比例;这里所谓劳动不仅是指投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而且也包括投在实现该种劳动所需要的一切器具或机器上的劳动”。因此和劳动力得到工资一样，资本也应当得到利润。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受到了来自反对者的攻击:第一，关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和资本得到一般利润之间的矛盾。当时资本主义的现实是利润率的一般化倾向，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那么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产业部门投人相同的资本推动的劳动数量是不同的，此时按照劳动价值论，两个产业部门的总价值应当是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低的部门由于推动的劳动数量多因而价值大于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然而，根据一般利润率规律此时两个部门的价值却是相等的。李嘉图也认识到了这个矛盾，他的解释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的商品价值对劳动价值论的偏离是例外。他说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条件下“工资上涨对商品相对价格的最大影响不能超过6%-7%。因此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又被后人戏称为93%的劳动价值论。第二，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是公平的。既然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商品也是根据其中包含的劳动量进行交换的，那么资本家得到利润和地主得到地租在来源上就缺乏合理性。例如当时的反对者托伦斯和贝利就声称商品(或大部分商品)的价值是由用在商品上的资本而不是劳动决定的，利润并非来自于生产领域，而是来自于流通领域的贱买贵卖[。面对反对派的攻击，李嘉图的支持者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试图通过扩大劳动的范围为李嘉图劳动价值论进行辩论，最终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例如詹姆斯·穆勒不仅继承李嘉图资本是积累的劳动的概念，而且直接表明资本利润是对资本家积累劳动的报酬，试图通过把资本纳人到劳动范畴中扩大劳动范畴解决矛盾。而麦克库洛赫甚至提出凡是能引起合乎人的愿望的结果的操作都是劳动，不管进行这种操作的是人，还是牲畜或自然力。

从包括资本的劳动到包括动物、机器和自然力的劳动，李嘉图的追随者对劳动价值论的坚守仅仅是形式上的，在本质上扩大劳动范畴的同时却背离了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李嘉图本人在晚期也表达了放弃劳动价值论的意思。他在182年6月13日写给麦克库洛赫的信中写道，“我有时认为，我要是把我的书中有关价值的一章重新写过的话，我就会承认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两个原因而不是由一个原因决定的，也就是由有关商品生产所需的相对劳动量以及其送上市场以前资本积压时期的利润率两个原因决定的”。如果李嘉图真这样做了，那么他就彻底放弃了劳动价值论而走向要素价值论，但是他最终没有走出这一步，在182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三版中他坚持了劳动价值论。

3.马克思将资本定义为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社会关系

从19世纪开始，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在早期社会主义者手中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转变成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武器，而无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克思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一次他进一步发展了劳动价值论，更加彻底地发挥了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作用。

(1)马克思论证资本和价值的关系

马克思首先创新性地提出了商品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理论，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重属性;劳动也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重属性。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之间相互交换的尺度只能是价值，即商品中凝结的抽象劳动时间，而且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

同样资本和使用价值及价值也存在着两重关系。在和使用价值的关系上资本的具体形式—生产资料和具体劳动一样构成商品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泉源。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泉源。在和价值的关系上，生产资料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新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它不增不减地转移到最终产品的价值中。在最终产品的价值构成C+V十M中，C就是生产资料的价值的转移部分。因此资本或生产资料既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也是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但是仅此而已，它绝对不是价值增殖的源泉。马克思明白地写道: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只有劳动才创造了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在C+V+M中，C是资本价值转移的部分，而V十M则是活劳动创造的部分，其中V补偿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而M是作为产出大于投人的增殖部分，是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不仅如此，获得这个价值增殖部分—剩余价值才是资本家生产的目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经济形态的特征，同时也是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特定对象。

(2)马克思资本、利润的定义和性质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理论分析的特定对象，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历史性的。“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当劳动力没有成为自由买卖的商品的时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具备成为资本的条件;而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之下，没有了劳动力商品，生产资料也不会表现为资本。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资本体现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社会关系。前面我们分析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论证了资本不是价值增殖的源泉，而资本家利用生产资料私有权无偿占有了这部分剩余，马克思规定当价值增殖的部分不能归于它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时，剥削就产生了。因此，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的实质是利用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剥削工人阶级。至于资本家获得的收人无论表现为利润、利息或其它形式，都是从剩余价值转化而来，因而属于剥削性质的收人。资本收人是剥削收人的本质在市场竞争中由于具体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而被掩盖了。

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社会关系为目的，马克思明确规定资本的本质不是物，不是一个个具体的机器、厂房、设备，而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工具。“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它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的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从根本上说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资本只能体现剥削性质的社会关系，劳动价值论是论证资本剥削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反对资本关系的武器。《资本论》中的任何概念和分析都不可能为资本和利润的合理性服务，而任何试图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利润的尝试都将会丢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精髓。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资本理论和古典经济学家截然不同。对相同的分析对象做出不同的分析根源于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理论分析口标不同。马克思为了揭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性质，在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基础上，把劳动价值论发展到极致，认为它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同时也把使用价值、国民财富的分析排除在外。而古典经济学家无论是持劳动价值论还是要素价值论，一个根本的目的都是想促进经济增长，财富增加。他们的价值概念从来没有和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使用价值的增长分开过。在这样的目标下，随着实践的发展，古典经济学家逐渐接受了资本的独立要素地位，把它正式纳入价值构成因子中，同时为资本参与分配提供了价值论基础。

二、要素价值论和资本理论

劳动价值论关于资本没有生产性的论断显然不符合当时现实情况。19世纪初正是西欧国家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产业革命使得生产中机器设备的比例越来越大，逐渐超过和取代劳动成为主导生产要素。新的要素和生产方式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产阶级争得自己的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大，还要多。“土地是财富之父，劳动是财富之母”,17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之父配第的名言在时展的面前显得不足了。资本以现实为证要求经济学理论对它正眼相看，以独立要素的资格进人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

1.亚当·斯密的三种收人价值论初步接受了资本及利润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除了劳动价值论还有一个价值论，即三种收人价值论。“工资、地租和利润，是一切收人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并且，平均的、自然的工资率、地租率和利润率构成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商品这样出卖的价格，恰恰等于其价值”。于是除了劳动时间之外有了第二个衡量交换价值的尺度。那么两者如何共存呢?亚当·斯密认为在原始未开化阶段，所有的劳动产品归劳动者所有，劳动价值理论适用;有了资本积累以后，资本和土地也要从劳动产品中索要报酬，三种收人价值理论适用。显然，亚当·斯密并不觉得两种价值论有什么冲突。然而，我们知道这是从完全两个不同的思路理解价值。三种收人价值论的成立必须建立在承认资本也是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的基础上，从价值源头上为利润找到合理的来源，否则就需要交代没有参与价值创造的要素参与价值分配的合理性和公正性。亚当·斯密在欧洲大陆的追随者萨伊第一个把资本获得收入的合理性建立在资本要素具有独立生产力性质，本身同劳动一起参与了价值创造的理论基础上。

2.萨伊确立资本的要素地位

萨伊在1803年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确立了资本的生产要素地位，明确指出资本是同劳动、土地一样具有生产力的独立要素。萨伊明确界定了资本，它包括工具、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原料、建筑物等，这些是区别于劳动和土地原始要素的实物形态的要素。“事实已经证明，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如果没有资本，劳动就不能生产什么东西。资本必须和劳动协力合作，这个协作我叫做资本的生产作用”。萨伊还明确利润是资本要素生产力的报酬，资本同劳动和土地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分配，“所创造的价值，归地主获得的那一部分叫做土地的利润…分配给资本家的部分，叫做资本的利润…分配给工人的部分叫做劳动的利润”。至此，“三位一体’，公式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肯定了资本获得收人的合理性，这奠定了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资本理论的基础。

3.约翰·穆勒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资本节欲论

然而在劳动价值论的故乡—英国，资本要素地位的确立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穆勒在资本的问题上显然无法摆脱英国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深厚传统的影响，但是又不得不对资本现实做出进一步的妥协。他自称“我是各种矛盾学说的接受者”。在资本理论上他既接受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又引人西尼尔的节欲论，力图调和两者，除此之外对资本理论他并没有更多的贡献。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给资本下的一种定义是“这种劳动产物的积累就是资本”，而“资本为生产所作的事情，是提供工作所需要的场所、保护、工具和原料，以及在生产中供养劳动者。……无论什么东西，只要用在这个方面，即用来满足生产性劳动所必需的以上各种先决条件，就是资本”。所以，“我们常说‘资本的生产力’。这种说法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只有劳动和自然要素才具有生产力，即使牵强附会的说资本的某一部分具有生产力，这也只是指工具和机器，这些东西，可以说像风火水一样与劳动相配合”。这显然察承了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不接受资本具有价值创造作用的论调。同样，在利润的来源上，他说“利润产生的原因，是劳动生产出超过为维持其本身所必需的生产物……利润并不产生于交换中，而是产生于劳动的生产力”。

但是，怎么解释劳动价值论和资本取酬之间的矛盾呢?现实不允许小穆勒停留在劳动价值论上，他的解决方法就是吸收西尼尔的节欲论。在资本的来源上，“所有的资本，特别是全部增加的资本，乃是节省的结果”而在分配领域“工资是对劳动的报酬，同样，资本家的利润，按照西尼尔先生的确切说法，则是对节欲的报酬我们可以看出，小穆勒在资本理论上既想坚持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传统，又不得不调和劳动价值论和现实中资本取酬之间在逻辑上的不一致，因此，西尼尔节欲论时常又在他解释资本和利润来源的时候扮演一个重要而又探头探脑的角色。公务员之家

最终，小穆勒在生产费用价值论上完成了劳动价值论和资本收人之间的妥协，“大多数物品是以它们的生产费用的比率或它们的所谓费用价值，自然的相互交换……一生产费用的普遍要素是劳动的工资和资本的利润。生产费用价值论的提出到达了古典客观价值论的顶峰，正因如此，约翰·穆勒被尊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1890年，生产费用价值论和后来的主观效用价值论被新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综合在供求均衡价格理论体系中，成为现代经济学解释价格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资本认识的现实冲突和解决途径

通过历史回顾，我们发现在经济学的古典阶段对于资本性质的不同认识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学价值论的基础上。其中，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而约翰·穆勒等人的资本理论建立在要素价值论的基础上。然而，在阶级立场和历史哲学观上，亚当·斯密、李嘉图和约翰·穆勒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出现，马克思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前者的经济理论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因而具有前后的继承和发展关系，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为目标的，是对前者的否定和扬弃。他们对于资本范畴的认识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西方经济学中的辩护者，他们在资本和财富使用价值的关系范畴上讨论资本;第二个方面是马克思批判的经济学，他在资本如何体现特定社会关系的范畴上讨论资本。从古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亚当·斯密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小穆勒，认识资本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他们之间的区别是经济思想的不完善和完善之间的区别，因而较容易调和。而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他们之间的区别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关系的不同立场之间的区别，因此互相之间无法妥协。

历史似乎再次重演，19世纪初理论界所面临的资本性质的分歧问题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当前理论界有三种倾向，一种倾向要求根据实践发展，承认资本等非劳动要素的生产力性质，接受要素价值论，承认利润等资本收人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甚至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内在的自由主义思想。第二种倾向则把当前的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归咎于私有制及资本范畴，要求逐步取消私有制、消灭资本范畴，恢复公有制和劳动价值论的主导地位。第三种观点则试图通过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通过扩大劳动范畴等方法找到资本和利润的合理性的证据，调和劳动价值论和资本范畴之间的分歧。笔者以为三种观点都不足取。

实际上，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不一定要坚持劳动价值论，更不能通过扩大劳动范畴来发展劳动价值论;同样我们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要素价值论，但是不能全盘接受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根据实践，笔者认为资本具有双重属性。作为要素，资本生产力性质的发挥是创造财富、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可或缺的因素。进而资本所有者因为正当使用资本而具备参与最终产品分配的资格。否认资本的生产力性质不利于正确认识财富的来源，不利于发挥资本要素对于财富的增益作用，最终将会导致效率的损失。然而，我们也要认识到资本要素所有者和劳动者分享产品的关系也会体现不同的社会关系，从而资本也具备一定的社会属性。如果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分享产品的关系是公平合理的，那么资本体现和谐的社会属性;如果资本所有者凭借资本所有权侵犯劳动者的合法、合理的权利，那么资本体现剥削的社会属性。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人文关怀的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追求。体现在资本问题上，我们在承认资本要素地位的同时，不能对客观存在的劳资之间力量的失衡视而不见，而是要通过制度设计切实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阶级的各项权利，防范劳动者遭受来自资本的剥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