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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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制问题

建国初期,我国财政经济困难,人民政府的收入远远不敷支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继续兴风作浪,物价继续飞速上涨。为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1950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保证实现〈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的通知》,政务院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规定财政收支等方面统一集中到中央。至4、5月间,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现了统一,财政收支接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实行的这种由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一定时期是非常必要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统得过死的弊病也日益显现出来。是较早对此提出意见的中共领导人。1956年6月6日至13日,在沈阳、抚顺视察工作,听取了辽宁省委、沈阳市委、抚顺市委和所到工厂、农业合作社负责同志的汇报,并召集了民主人士座谈会。6月19日,他在给刘少奇转的报告中说:过去上边统得太死。国营工商企业由中央各部和地方实行双重领导最为合理。实行双重领导后,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流通税和国营企业利润应作为中央的财政收入。但为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可在企业利润中给地方一定的提成。国营企业的支出仍由中央担负。1957年1月9日,在广西南宁向省财贸、农业、工业、民族等部门了解情况,与民主人士交谈并参观了农场和合作社。15日,在给中央和的报告中,鉴于广西在土特产收购上设置许多人为的障碍,严重地打击了群众的生产情绪的状况,他指出:有些东西统得太死,既得罪了人民,又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归结起来仍然是体制问题,条条各行其是,块块无权干涉,地方上既无权又无钱,说话无力,办事困难。必须给地方以应有的权力,在税收方面应作适当的减免,使农民有利可图。同时对收购价格也应该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有赚有赔、不赚不赔和以赚补赔的扶植方针。1962年5月至6月间,视察了陕、川、甘、滇等地。他了解到,自农业六十条贯彻以来,公社和大队相继划小,脱产干部和补贴工分的干部相应增加,不少大队干部提拔为公社干部,生产队干部提拔为大队干部,一些生产队的领导因此削弱了,群众反映“坐轿子的人多了,抬轿子的人少了”。针对这些情况,6月20日,在给邓小平转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了他的意见县以下的体制,应当考虑进行一些适当的调整。公社应该大些,生产队应该小些。目前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和分配的繁重任务,都在生产队一级,公社和大队的任务,则相对地减少了。因此,公社应该大些,最好是一乡一社,或者更大一些,公社由县直接领导,公社以上不再设区,这样既利于精简,同时还可以抽出一大批干部来充实基层。此外,现在大队干部的工作任务不多了,应该固定到各生产队,多参加劳动,少补贴工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强调把财力、物力都集中在中央,以便统筹安排,解决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所急需的资金。这在当时是权宜之计,但是因此也过多过死地限制了地方的积极性。通过多年来到各地的调查研究,较早地发现这种经济管理体制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弊病,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这对于中央讨论修改制定经济管理体制的有关政策,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克服人浮于事的现象,消除官僚主义,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经济

建国初期,财政拮据,人民的吃穿用全面紧张。深感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要摆脱贫困面貌,就必须搞活农村经济,大力发展副业生产,活跃集市贸易,全面发展多种经营。1957年1月至5月,视察了海南、两广、云南、四川、东北等地。他在向中央并的报告中提出,应该广泛推广在农业合作社种植经济作物,使农业社的粮食生产、经济作物以及种茶、养蚕、养家畜、家禽等副业三者多样性地结合起来。20世纪60年代初,对自然灾害和“”所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带来的严重困难局面,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了反思。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次会议,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纠正“”的错误,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62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发展农村副业生产的决定》。针对几年来有些地方忽视对副业生产的安排,使集体和社员个人的收入都减少的状况,《决定》指出,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副业生产是当前巩固集体经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愈加重视开展调查研究。1963年他视察了江苏、浙江、两广、湖南、湖北等地,根据所见所闻,提出了在以农业为主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发展集体和家庭的副业生产的主张。1963年5月13日,在写给、刘少奇等人的信中提到,应当十分注意发展集体和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否则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对集体经济的巩固也是不利的。应当发动生产队积极组织多种副业经营,并且应当允许社员个人搞。要把恢复副业生产、加强短途运输和活跃集市贸易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加强合作社的收购工作,疏通渠道,以促进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样就会更有利于我国农业和工业的迅速发展。1964年1月至4月,以78岁的高龄,用了3个月的时间,视察了华东、中南以及贵州、河北等13个省、市和自治区,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和他自己的观察,不断形成独到的见解。4月23日,他在给党中央并的信中说:在加强工业支援农业的同时,农业生产也必须在以粮为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南方,特别是亚热带地区更是适宜于发展多种经营。只有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发展了,农业才能为工业提供更多的原料,为国内市场和外贸提供更多的商品。同时,公社生产队也能增加收入,增加积累,用以扩大再生产,反过来又为工业开拓市场。因此,只有粮食和经济作物、多种经营全面发展了,才能更好地实现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才能使农村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实践充分证明,倡导的有关搞活农村经济的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探索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的。

三林业问题

20世纪50年代初,视察全国各地时,通过调查了解,深深体会到林业工作的重要性。1952年10月24日,他在给的信中强调,在加强木材采伐工作的同时,应认真做好林区的抚育更新工作,随伐随种,使幼树及时生长,能够衔接上长远的采伐计划,大力进行造林工作。要普遍发动群众造林(包括造水源林),规定用材部门在一定时期(30年或40年后)完成自给木材的任务。1957年4月18日,致信党中央并:西南几省和长江以南各省,气候温暖,雨量充足,林木生长很快,如桉树、马尾松等,十年就可以成材

使用,现在已动员群众在山地河边、家前屋后大量种植,且已有显著成绩。1958年7月16日,在玉门市职工代表和干部大会上讲:这里风沙很大,在植树造林方面也要注意,先从屋边、路边和市区绿化起,然后再向四周大面积地发展,进而做到征服风沙、征服戈壁、征服气候。针对黑龙江省在交通运输便利的地方森林已经砍光,深山老林内林木过熟、自然腐朽严重的状况,1959年6月25日,在给邓小平转中央并的报告中说:山区生产要以林业和多种经营为主。森林是个无尽的宝藏。今后要充分利用森林资源,把发展森林工业和发展化学工业结合起来,搞林产的综合利用。4天后,他又和董必武等给中央写报告,提议早日修建一部分森林铁路,以开辟新的林场;提出要注意森林工业的多种经营和综合利用,不仅要最大限度地利用采伐剩余物和加工剩余物,还要大搞木材化学工业。今天看来,这些观点无疑是具有前瞻性、走在时代前列的。

四对外贸易

新中国建立后,怎样做好对外贸易工作,怎样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摆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崭新课题。尤其是1956年秋冬,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和国内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变化,加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经济生活出现某些紧张,许多地方出现货源短缺。对此,通过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不断提出自己的主张。1957年2月24日,在给中央并的报告中指出,当前对外贸易的关键性问题是货源缺乏、供不应求的问题。他认为,究其原因,除生产能力不能很快地提高,国内需要量日增外,有许多货源供应上的困难是人为造成的,是一些组织工作、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以及交通运输上的问题。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分析了目前在货源上存在的几个问题:首先是土特产的收购价格一般都偏低,影响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营环节过多。他从两方面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一是下决心减少经营环节,下放业务,基层社能够经营的品种,上级社不要再插手。同时改变不合理的利润分配,缩小上级社的利润,加大基层社的利润,以保证基层社的合理收入。对于不合理的收购价格也应该予以调整。二是外贸机构协同基层供销社,直接到产地收购或定货。这样既减少了经营环节,又避免了往返运输,生产者还可获得较高的利益。其次是某些出口的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原料缺乏。对此,他认为一方面要少出口些原料,把原料做成成品后再出口,另一方面可采取“以外汇增加外汇”的办法,进口一些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再运出去。再次,他指出,我国对外贸易历年来是采取一种“量出为入”的办法,就是出口多少就收多少,某些货源略有增加,就大喊积压,于是便减价收购或停止收购。这是人为地阻止生产发展的做法。1957年4月18日,在给党中央并的报告中提出,要减少经营管理环节,允许产地基层单位直接同外贸系统挂钩;要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行商走贩收购山区物资,恢复过去的山货行栈;重点建立加工整理部门,适当地调整价格和税收政策。他主张外贸工作应当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1957年5月9日给中央并的报告中说: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应当充分动员干部和群众挖掘出口潜力。除应当注意调整炮外销矛盾,并适当提高收购价格,改善收购工作外,充分发挥地方在经营出口贸易上的积极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能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允许他们根据出口需要直接向相邻省份组织某些货源,就可以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对外贸系统的调查和研究工作也很重视。1963年2月10日,给、刘少奇等同志写信提出:外贸部应当加强对外贸易方面的研究工作,建议外贸部设立一个经济研究机构,负责对国际贸易问题和国外市场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并和国内的生产联系起来,不但可以使外贸工作更好地为国内生产建设服务,而且对外贸工作本身来讲也更主动更灵活。对外贸易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外贸经济很不发达,外贸体制还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从而阻碍了外贸经济的发展。审时度势,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外贸工作从宏观到微观提出许多独到见解,经过几十年实践的验证仍是正确的,是切实可行的。

五大西北的发展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1958年7月8日,在对西北协作区会议代表和甘肃省党员干部的讲话中曾满怀信心地讲过,现在西北地区已有绵羊3000多万只,1962年可以达到9000多万只。这就是说,西北将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毛产区,成为中国的澳洲和新西兰。西北协作区扩大会议着重抓了工业方面的设备和运输两个问题,认为这是正确的。他说:工业管理方面的许多规章制度必须改进。职工群众的许多革新创造,必须及时地检查、鉴定和推广。协作区各省之间,每个省的各专区、各县之间,要充分发扬共产主义的协作精神来解决问题。只有这样,党对工业建设的领导才能真正加强,工业才能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发展。在交通运输方面,认为,铁路、公路都要修,各种现代化的或者改良的交通工具都要使用。有了汽油以后,就可以多用汽车。除了公家投资兴办交通之外,还要鼓励群众兴办,要做到全民办交通。为了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就要发展建筑材料的生产。在对外贸易方面,说:西北区有丰富的矿产品和畜产品可以出口,应当尽量扩大对外贸易,以便换回我们所需要的建设物资。在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方面,认为,科学文化事业是为建设事业服务的,而迅速地提高文化水平,改变西北文化的落后面貌,更是西北地区多快好省地发展工农业生产的重要条件。因此,根据党中央指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研究工作和生产建设实践相结合,以及全民办教育、全民办科学的方针,认真地加强党对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是必要的。一生注重开展调查研究。他或亲自调查研究,或派工作组下去了解情况,他起草的报告,成为党中央制定方针政策、纠正工作失误的重要参考。他提出的许多关于经济建设的思想观点,即使在今天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