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和谐发展论文
时间:2022-02-04 0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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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资源与环境现状及问题
(一)中国资源现状及问题
在中国目前的资源问题中,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人均拥有的资源和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差距很大,对外依存度增大,自主回旋余地受到一定限制。
1土地资源。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43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市的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规定的人均耕地0.8亩的警戒线。60%以上的耕地后备资源分布在水资源缺乏或水土流失、沙化、盐碱化严重地区,补充耕地的潜力十分有限。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近40%,每年流失的土壤在50亿吨以上,中国荒漠化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2006年全国耕地净减少460.2万亩。
2矿产资源。44种最重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20年耗竭的有14种,21—50年耗竭的有10种,101—200年耗竭的有4种,201—300年耗竭的有3种,300年以上的有5种。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铜和铝土矿等重要资源人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也意味着人均资源消耗量的增长,国内资源供给不足,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2004年约50%的铁矿石和氧化铝、60%的铜资源、40%的原油依靠进口,资源安全形势的脆弱性在增长,未来经济发展受制于一系列地缘政治力量和非市场因素的影响。
3森林资源。中国森林面积列世界第5位,森林蓄积列世界第6位,但森林覆盖率只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人均森林占有面积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人均森林蓄积量只有世界人均蓄积量的12.5%,单位面积蓄积量指标远远低于世界林业发达国家水平;超限额采伐问题十分严重,年均采伐消耗量为3.65亿立方米,林龄结构趋于低龄化,可采资源继续减少,林地资源被改变用途或征用数量没有得到有效制止,有害生物蔓延和火灾不断发生威胁着森林资源的安全。
4水资源。中国人均淡水资源排在世界第88位,仅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有16个省(区、市)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1700立方米用水紧张线,其中10个省(区、市)低于500立方米严重缺水线。水资源地区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长江以南面积占全国面积34%,拥有的水资源约占全国的81%;长江以北面积占全国的47%,拥有的水资源仅相当于全国的7%;中西部地区面积占19%,拥有的水资源占12%。黄淮海地区和松辽地区的缺水量占全国总缺水量的66.51%;缺水城市达400个,日缺水400万吨,农业缺水每年达300亿立方米,2300万人饮水困难。据估算,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300亿元。缺水导致水资源过度开发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如地面沉降、湖泊消失、黄河断流、水体自净能力下降等。
(二)中国环境现状及问题
中国目前的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固体废弃物增加日益严重,农村环境形势严峻。地方环境问题引发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环境标准引发的贸易争端日益上升,温室气体减排面临国际压力。
1日益严峻的大气污染。2006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588.8万吨,比2005年增长1.5%;烟尘排放量为1078.4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807.5万吨。全国酸雨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1/3。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我国占了16个,中国都市粉尘量达到87.8微克/立方米,在亚洲地区排名倒数第三位,在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中,只有44.2%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以2005年GDP总量计算,中国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高达5470—12760亿元;在11个特大城市中,每年因大气粉尘造成的死亡人数达50万,40万人患慢性支气管炎。
2水污染突出。2006年全国工业和生活废水排放量为537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为1428.2万吨。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于中度污染,四类以下水质占60%以上。七大水系中,松花江、黄河和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四类以下水质的湖泊和水库占71%,太湖、巢湖和滇池含有大量总氮和总磷污染,因严重富营养化时常造成蓝藻爆发而失去使用价值。目前,全国90%以上的城市水域受到污染,有7亿人在饮用大肠杆菌含量超标的水,1.7亿人饮用被有机物污染的水。全国尚有61%的城市没有污水处理厂,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仅达42%。
3生活垃圾、工业废弃物和危险废弃物呈持续增长趋势。目前,我国城市人均年产生的生活垃圾约440公斤,约60%集中在全国50万以上人口的52座重点城市。2002年,全国660个建制市产生生活垃圾1.36亿吨,集中处理率为54%,仍有6200万吨未经任何处理,其中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不足20%。2004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1941万吨,其中有3000吨的危险废弃物未经任何处置排入环境,另外每年还有近2600万吨的工业固体废弃物被置于储存状态,没有得到妥善的最终处置。
4农村环境形势极端严峻。目前农村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交织,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土壤污染日趋严重。我国每年产生的约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产生的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化肥和农药的消费总量却分别占世界的35%和20%。平均每公顷施肥量由上世纪50年代的4公斤增加到现在的400多公斤,远远高于发达国家认定的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我国农药年使用量约130万吨,其中70%是杀虫剂,杀虫剂中70%是有机磷农药,有机磷农药中70%是高毒高残留品种,只有约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进入了水体、土壤及农产品中,使全国9.3万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乡镇企业布局不当、治理不力产生的工业污染迅速蔓延,污灌面积由1978年的约4000平方公里增加到2003年的30000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灌溉面积的10%。
5海洋环境总体污染严重。2006年我国近岸约25%的海域水质处于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状态。从2002年至2006年,全国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维持在13.9万至17.4万平方公里,年平均约为15.5万平方公里。其中,近岸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平均为11万平方公里,约占我国近岸海域总面积的55%,占近岸功能区总面积的60%。
6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面临的环境新问题:室内空气污染、地面臭氧、汞污染等等。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住房装修和家具使用超标原材料,室内污染加剧引起的城市居民健康问题越来越突出。接近地面的臭氧是光化学污染造成的灰雾中危害最大的成分,臭氧产生的烟雾降低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减少农作物产量,影响森林增长,机动车辆的增长和发电厂的满负荷运行使中国的近地面臭氧浓度居亚洲国家之首。中国作为燃煤大国,汞的排放占了世界相当的份额。环境污染恶化导致了许多疾病的出现,如地氟病、砷中毒、克山病、大骨节病、金属慢性中毒、空气污染导致的呼吸道疾病和农药、有机污染物对生殖能力的危害等等。
二、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发展中出现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引起了中国党和政府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在中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资源、环境和发展的认识愈益深化,中国党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指导方针。尽管中国政府理念清晰、方针明确,但前面的分析表明,我国资源依存度不断上升、环境总体恶化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整体上还处在资源耗费型、环境损害型的状态,以至于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在我国20多年里集中出现,并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特点,同时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科学发展观未能得到有效贯彻落实
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从增长到发展,再从发展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可持续发展观成为截至目前为止人类所共同接受的最高境界的发展观,它使人类由只会向自然索取转变为关注、保护自然,有意识地与自然界和谐共处。但是,(1)在中国现有技术和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下,无论是降低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实现资源的再生利用,还是限制对生态环境进行污染的生产过程,都会增加生产成本,限制某些对环境不友好或污染企业的发展,影响该地区、部门和企业的就业水平。因此,很多地方决策者依然注重“产值增量”而轻视“增长质量”,只重视资源生产价值而忽视资源生态价值。部分地方决策者以牺牲资源、环境和群众健康为代价,甚至违法违规审批、建设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建设项目。(2)目前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方式是“先发展,后治理”的末端治理,很多地方没有充分重视环境治理设施和环境保护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末端治理投资大、费用高、建设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微观经济主体没有积极性,难以为继;另一方面,末端治理往往使污染物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污染。末端治理方式造成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边治理、边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导致环境质量恶化。(3)中国政府已经将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列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但由于我国各地区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可能象计划生育那样实施“一票否决”的单一规则,因此,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责任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转变
“十五”期间,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转变。(1)从产业结构来看,自:2002年末开始,高能耗、高物耗的火电、钢铁、建材、有色、造纸等行业出现过热发展的态势,年平均增长率都在15%以上,几年生产能量的累积使中国产业结构日益重型化。(2)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主要依靠化石燃料。2005年全国的能源消费量达到22.2亿吨标准煤,煤炭消费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68.9%,能源结构仍然以煤炭为主。由于目前生产活动的整体技术水平较低,能源消耗量大,污染物排放量大。“十五”期间,高能耗、高物耗、污染重的产业对能源的需求量持续增加,“十五”期间的能源需求弹性系数实际达到1.6,能源消费的超常规增长、火电行业的快速发展、脱硫项目和污染治理设施发展迟缓是导致二氧化硫与COD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3)资源利用率低。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以世界4%的GDP,消耗的资源占世界的比重分别是:石油7.4%、原煤31%、钢铁27%、氧化铝25%、水泥40%,资源产出率低。2000年,冶金、有色、电力、化工等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平均高40%以上,机动车百公里消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25%,2002年万元GDP取水量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城市供水管网跑冒滴漏损失率高达20%以上,资源利用效率低。目前,矿产资源总回收率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绝大多数煤系伴生矿产没有利用,木材综合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20%以上,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只有56%,资源综合利用效率低。2003年我国废钢利用量、再生铜、再生铝分别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7、15、19个百分点,此外,每年还有大量的废旧家电和电子产品、废有色金属、废纸、废塑料、废玻璃没有实现资源的再生效率。
(三)在现有国际产业和贸易分工中,中国是资源消耗和污染的主要场所和受害者
(1)在过去的20多年改革开放进程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主要为环境、资源、能源和劳动力密集产业,把主要的污染资源产业转移到了中国,例如,钢铁、建材、水泥等行业逐渐从欧美、日本转移到中国。(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导向政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目前中国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低端,生产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产品,而将污染物留在了中国。(3)发达国家某些污染物以所谓资源的形式流入中国,2006年中国可用作原料的废物进口量为9663,万吨,其中进口量较大的主要是废纸、废钢铁、废五金电器和废塑料;其中绝大多数电子垃圾是违反《巴塞尔协议》非法进入的。这些都相应的减缓了废物出口国的环境污染压力和处理费用,却增加了中国的污染压力。
(四)环保机制不健全,环境执政能力、监管能力十分薄弱
(1)1992年以来,中国已制定了9部环境保护法律,环境相关法律20多部,环境行政法规40多部,环境规章80多件。但现有环境保护法规不健全、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国家环保总局从事各项检查行动必须会同其他部委同时进行,环境管理多头交叉,缺乏统一有效的环保监管体制。地方环保部门行动受制于地方经济发展、政治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阻碍,环境违法处罚力度不够,环境守法意识较差,执法不严现象比较突出。(3)现有环保执政系统中,环保机构及其人员数量、素质和专业技能与环保状况相比,都是极不成比例的。环境监测、执法、信息、宣教、科技手段能力滞后,环境标准体系不完善,缺乏进行综合环境评估的技术方法。应对突发重特大环境事件的处置能力明显不足,一些环保部门缺乏快速监测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手段,缺少必要的监测车辆和仪器。
(五)经济发展中带来的问题
(1)从1998年到2005年,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4%,每年约有1500—1800万人从农村流入城市。城市生活污水随着人口的增加不断增加,而城市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速度大大滞后于污水处理厂建设速度,导致生活污水收集率不足;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率提高缓慢,增加了生活废水和COD排放量。(2)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汽车产量增长到590万辆,其中轿车增加到295万辆;商品房销售面积增加到5.57亿平方米;家用冰箱、空调、洗衣机、彩电的产量也分别增加到2987.06万台、6764.57万台、3035.52万台、8283.22万台。消费结构转变增加了能源需求,机动车排放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三、建立科学发展观的体制和机制,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代际和谐
2006年4月,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总理强调必须加快实现三个转变:_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环境、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提出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目标。节能减排指标在“十一五”期间能否实现,关键在于建立一整套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和机制,利用国家、市场、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建立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行政管理体制,提高环境执政能力
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都与健全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和强有力的环境执政能力密切相关。(1)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环境统一综合治理体系,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部,成为国务院内阁成员,通过增加预算和人员编制来加强中央政府环境执政能力,使其能充分履行在制定法规、执法、分析、监测和专业培训等方面的职责。(2)调整地方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省以下治理直管体制,使国家环保总局与省级环保局建立直接行政负责关系,强化各级地方政府环境执政能力。(3)建立有效的环境问责制,将环境指标真正纳入官员考核机制,必要时可采用一票否决制。地方发展规划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以确保地方经济发展符合地方和国家的总体环境保护目标。在环境法律法规中设立更严厉的处罚条款来加强对它们的遵守和执行,针对污染损害,加强民事处罚,并对严重的违法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二)建立适宜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条件下,必须把生态环境作为影响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把资源环境的供求关系纳入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之中,把物质财富的增长控制在自然资源与环境可自我恢复的阈值以内。(1)改革现有价格体系,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反映环境、资源等外部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使参与市场的经济行为人自发地将资源、环境成本内部化,同时激励技术创新,减少实施的成本。(2)完善和进一步改革财税机制,形成财税对节能减排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出台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的新税种,减少并停止对资源和环境有严重负面影响的财政补贴,实现从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避免生产、消费、贸易中的浪费行为。强化对节能减排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建立财政贴息对提高资源利用率、推行循环经济、实现清洁生产、开发可再生能源的补贴制度。(3)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调节相关利益方在环境利益与经济收益分配之间的关系,并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以鼓励环境保护的行为。(4)严格节能减排的微观管制机制,为中国的企业引进环境、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生产标准,提高排污费标准,开展排污权交易。
(三)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建立环境后督察和后评估机制
如何将社会公众对资源价格上涨、环境污染的不满变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力量,取决于我国能否建立法律框架下的良性参与机制。社会公众在资源、环保问题上最为利益攸关,理应成为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量。(1)鼓励地方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界参与公开听证、福利诉讼以及其他自愿性的活动。(2)国家应在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机会方面进行宣传和教育。(3)改善公众对有关污染物排放及其造成后果方面的环境信息的获取,以便使他们能以更有意义的方式进行参与。(4)涉及资源开发和环境影响的重大项目申报应提前公告,有助于公众参与。
(四)推动可替代的再生性能源研究,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技术
技术创新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支撑。(1)突破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技术瓶颈制约,把能源、环境、农业、信息和生物等领域的重大适宜技术开发放在优先地位。重点组织开发有普遍推广意义的资源节约和替代技术、能量梯级利用技术、“零排放”技术、回收处理技术,以及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术等,不断提高单位资源消耗产出水平,尽快使资源消耗从高增长向低增长、再向零增长转化,使污染排放量从正增长向零增长、再向负增长转化,从源头上缓解资源约束矛盾和环境的巨大压力。(2)加快各种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促进能源供给结构的多元化,逐步改变依赖化石燃料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3)积极建立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信息系统和技术咨询服务体系,及时向社会有关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技术、管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开展信息咨询、技术推广、宣传培训等。
(五)加强农村地区的环境管理
农村地区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已经加剧了农村资源短缺、生态和环境的恶化,对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都产生了严重影响。应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同时,统筹考虑农村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1)优先保障饮用水安全,重点改善公共卫生条件。(2)立足资源化和循环利用,提高废物的综合利用效率和效益。例如,开发并推广沼气池,在条件合适的地区推广太阳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3)高度重视农村面源污染,探索低成本治理方式和技术。(4)研究和探索能够吸收和固定碳的农业耕作方式,以获得社会、环境和全球利益。
摘要:代际和谐要求实施可持续发展。中国的高速增长是以资源消耗和环境退化为代价的,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并没有真正建立起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实现代际和谐必须实现“十一五”期间节能减排指标,必须建立一整套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和机制,利用国家、市场、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结合起来的力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代际和谐;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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