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与城市的特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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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的种类与城市的分布

市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商业和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引起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城市产业本身一经和农业分离，由于事物的性质，它的生产物自始就是商品，其售卖需要商业作媒介。在这限度内，商业依存于城市的发展，和另一方面城市发展以商业为条件，是不说自明的”。①所以要研究两汉的商业，必须对市与城市作一般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城”(或“都”、“城堡”)与“市”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与概念。城先于市。有城不一定有市，有市不一定有城。城中不一定有市，市不一定在城中。在家庭、私有制和商品交换产生之后，由于城堡是居民集中点，由于城堡一般是在交通要道的地方，集中了某些手工业生产，居住着地方行政长官与豪富贵族，又有城堡的保护，自然地成为交换的集中地点。城与市合一，产生城市。两汉城已都有市。在汉代，除了城市以外，还有一种“军市”。它是为了适应驻军场所士兵交换而设立的。军市设在军队驻扎的固定地点或军事堡垒中，由军队系统管理，但也准许一般商人和百姓交易。此外，在农村交通要地(如渡口、驿站等)形成一些商品交换的集中场所，一般名之曰“市”、“会市”。由于商业的发展，它们后来有的发展成为城市。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乡村变为城市”的过程。②在上述三种市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城市，特别是那些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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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410页。

②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3页。

汉代的城规模一般都不大。首都、诸侯都城、大郡城的城周较大(如长安城周约25公里，洛阳14公里)，其他城周在5公里左右(成都5公里，河南县城5公里，临邛县城2．5公里)，实际上只是一个防御性质的军事碉堡。市的规模，就空间言，比城更小。因它只是在城内或城外划定专为商业交易地区。故王充说：“人之游也，必欲人都，都多奇观也；人都必欲见市，市多异货也”。①在商业发达的大都城中，往往有几个市区(长安城中有柳市、酒市等九市，洛阳城中有金市、马市、东市、小市、洛阳县市等数市，南阳是“连城数市”)。市中又有隧、肆、店、列等区别，它们都是商人出卖商品的地方。

汉政府对市区进行严格的管理，设有市长、市椽、市丞、市吏、市啬夫等大小官吏，并拥有市卒。②他们管理市中的交易，征收商税，维持秩序，解决交易过程中的纠纷，并监督商人的行动。市中交易有严格的时间规定。有的市只是“会市”，规定在一月之中有几次交易。有的市有经常的交易，但每天进行交易的时间是有限制的。③这表明商业的发达仍是很有限的。

关于城市的分布的概况，可以从西汉的首都长安讲起。西汉时，长安是全国政治和交通的中心，最大和最繁华的城市。长安北上通北地、上郡，东北自临晋渡黄河人并州，并州的安邑、上党、太原是二等大都市。自长安向东，是经济最发达的关东地区，城市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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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充：《论衡》卷一三《别通》篇。

②《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卷A---《田单传》。《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卷七六《尹翁归传》；卷八六《何武传》。《后汉书》第二八《百官志》；卷四五《张酺传》；卷七七《樊哗传》；卷八二《费长房传》等．

③市中交易有时间限制。张衡：《西京赋》：“旗亭五重，俯察百隧”。旗亭就是市楼(见李善注及《三辅黄图》卷二)，是掌握交易时间的。如洛阳的旗亭，“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有钟一口，撞之闻五十里”(《洛阳伽蓝记》卷二)。大约是撞钟开市(所谓“九市开场”或“廛闸落地”)，击鼓罢市。因此才会有“曰三市”或“日四市”的记载。

多。洛阳是其交通、政治与商业的中心(东汉时上升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洛阳东向，河内的温与轵，颍川的阳翟，陈留的襄邑，梁的睢阳，济阴的定陶，都是工商业大都市。再向东北到临淄。临淄北通燕、赵，南走淮、泗，是勃海鱼盐生产贩运的集中地，也是全国的丝织业中心之一，从而成为泰山以北最大的交通中心与商业城市。从临淄渡河北上，邯郸，涿县与蓟的商业都相当繁荣。西经井陉人并州，北与辽东、朝鲜及塞外诸民族相交易，贸易频繁，上谷是其中心。自洛阳向东南，是经济不够发展的地区。经寿春、合肥、广陵，通长江以南的是吴县与会稽，都是有名的都会。其中的寿春是江淮地区的交通中心与商品集散地，长江流域的第一大商埠。洛阳往南通南阳(宛)。东汉时，南阳彼称为南都，是全国大都会之一。南阳以南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城市很少。南阳往南到江夏与江陵。自江陵南下长沙、桂阳而至番禺。番禺是南海贸易的中心。自长安往西经陇坡至天水，西北经皋兰、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而通西域，这是汉与西域贸易之道。沿途的这些城市是在境外贸易中发展起来的。姑臧是其中心。自长安南经褒斜、子午诸道至汉中。再西南经剑阁达成都。蜀中物产丰富，成都是其最大的城市。附近的．临邛是个以产铁铜闻名全国的工商业城市。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中可以看出：①这些大城市是构成全国交通网与贩运商业网的枢纽。这个网稀而不密，广而不匀，尚未形成有机的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各自独立，缺乏彼此间经济上的分工与联系。②由于汉帝国是统一的大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的发展与分布也很不平衡。上面的叙述表明，绝大多数城市在长江以北，集中在黄河中下流的长安、南阳、临淄所构成的三角地带里。根据《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及《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所列出的著名都会，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其分布状况如下：河南省七，陕西、河北、山东、山西、安徽各二，江苏、湖北、广东、四川各一，其他各省尚无所闻。特别是燕蓟以北，长江以南，经济落后，人民生活“不待贾而足”，城市发展不起来。甚至城堡也很少。故淮南王安说：“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谿之间，篁竹之中”。①城市的分布不平衡，反映商业发达只限于中原地区而已。

二、几个典型城市的情况

(一)长安

为了深入了解汉代城市的具体情况，需要选择几个具有典型性质的城市作些解剖。

西汉时，长安是最大的城市。它处于关中之中。汉以前，关中的农业生产发达，“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饶”。②秦和西汉皆以关中为根本。秦统一中国之后和汉建国之后，都大徙豪富以实关中。故长安不仅通过赋税、贡献等途径，集中了全国死的财富，而且也把活的富人强迫集中在它的周围。关中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长安交通方便，商业发达。西汉帝国以长安为首都，许多行政费用在此地开支。长安是皇室、贵族、大官、富人集中之地，是奢侈浪费的大本营，也就成为全国贩运贸易的中心。《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又郡国幅凑，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放效，羞不相及”。西域商人多至此贸易。长安又是对外贸易的中心。故“秦地(这里所指秦地，包括蜀汉雍梁在内)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十三，然量其富居十六”。③这个地区的人均收入最高。长安就是在这些条件下繁荣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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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六四《严助传》。

②《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③同上。

长安城的规模是全国最大的。它占地973顷，有“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街道整齐，“门巷修直”，“廛里端直，屋瓦齐平”。“衢路平正，可以并列车轨”，①交通方便。城中人口在30万以上。②

长安城中最繁荣的是几个商业区。“庙记云：长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门夹横桥大道”。③市中的繁荣状况在文人的笔下有过很好的描述。班固在《西都赋》中写道：“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张衡《西京赋》：“尔乃廓开九市，通阑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鬻者兼赢，求者不匮”。看来市场中各种商品齐全，购买很方便。下面的一件事情证明了这一点。原涉在赴宴途中，得知一友人的母亲死了，贫困无法收殓。涉“对宾客叹息曰：人亲卧地不收，涉何心乡此!愿彻去酒食。宾客争问所当得，涉乃侧席而坐，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④几乎只一席之久，买到所需的全部物品。真是做到“求者不匮”了。

在“鬻者兼赢”的商业引诱下，一些富裕者和部分农民从事工商业。“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⑤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富商和高利贷者。他们握有大批的财富。如无盐氏、焦氏、贾氏、田甲鱼，以及“关中富商大贾，大氐尽诸田(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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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三辅黄图》；张衡：《西京赋》。

②《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记元始：二年(公元2年)长安80800户，246200人。但没有包括皇宫、宗室及其大量奴仆与大批军队在内。

③佚名：《三辅黄图》，毕沅校本。此书记载秦汉时三辅地区的城池、宫观、陵庙等，以汉之长安为主，间涉及周代旧迹。

④《汉书》卷九二《原涉传》。

⑤《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陵杜氏亦巨万”。王莽时，“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苴氏，长安：丹一一王君房，豉一一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①由于长安的繁荣和统治阶级的腐朽生活，使人们视之为乐土，而心向往之。“关东里语云：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肉味美，对屠门而嚼”。②东汉以后，由于经济与政治情况的变化，主要是失去首都的地位，长安迅速衰落而远不如洛阳了。

(二)洛阳

洛阳在中原之中。陆路水路四通八达。战国时已是中原最大的商埠。③西汉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司马迁说：“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商人如师史，“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汉书·货殖传》无此四字)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④其他大商人也很多，如成帝、哀帝、王莽时，雒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⑤一一及至东汉，洛阳变成了全国政治交通的中心，财富、贵族及大商人亦随之集中于此。统治者的日益奢侈浪费，是洛阳商业繁荣最重要的原因。⑥另一方面，关东地区的经济获得迅速发展，洛阳的商业也就日益繁荣。王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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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九一《货殖传》。参见卷九0《田延年传》；卷五九《张汤传》。

②桓潭：《新论》。

③关于战国时洛阳的繁荣，张仪说：“三川之周室，天市之市朝也”(《战国策·秦策一》)。苏秦怀着羡慕之心情说过：“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呼”(《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④《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⑤《汉书》卷九一《货殖传》。

⑥关于洛阳豪华奢侈状况的材料不胜枚举．王符的指责，已可见其一般。“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彀，冰纨锦绣；犀象珠玉，琥珀碡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獐麂履舄，文组彩褋，骄奢僭主，转相夸诧箕子所晞，今在仆妾富家娶嫁，车耕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飨之所费，破终身之本业”(见《潜夫论·“浮侈”第十二》)。

‘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冶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西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汁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①文人笔下的洛阳是：“分画经纬，开正涂轨，序立庙祧，面朝后市。叹息起氛雾，奋袂生风雨”②洛阳人口当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但是，若与西汉时的长安相比较，则洛阳的商业就远为逊色了。

(三)南阳

南阳是两汉五大都市之一。东汉时号曰南都。其地灌溉便利，农业生产发达。战国时，这里以冶铁与兵器闻名全国。“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③宛孔氏是被迁者之一。“迁孔氏南阳，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④该地矿产很多：“铜锡讼锴(注：九江谓铁为锴)，赭垩流黄，绿碧紫英……”。⑤南阳成为全国最有名的冶铁中心。孔仅成为武帝时全国最大的冶铁商人。这里的冶铁技术最先进，东汉杜诗在此地用水排鼓铸，“铸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⑥其他工业也发达．故汉政府在此既设铁官，又设工官。南阳交通方便，商业相当繁荣。司马迁说：“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贾”。⑦大商人很多。西汉前期有孔氏。后期的李通“世以货殖著姓”；张汎，“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通皇室，有宗族宾客二百余人。宛城人口当在二十万人以上。⑧东汉时,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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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符：《潜夫论．“浮侈”第十二》。

②傅毅：《洛都赋》，载《全后汉文》卷四三。

③《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④《汉书》卷九一《货殖传》。

⑤张衡：《南都赋》。

⑥《后汉书》卷三一《杜诗传》。

⑦《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⑧《新序》卷一0《善谋》下：“宛，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市，人民众，蓄积多”。《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宛，户四万七千五百四十七”。

与洛相比，①是全国第二位的繁荣城市。

(四)成都

秦惠王灭蜀(公元前316年)以后，蜀地经济迅速发展。至秦孝公时，李冰为蜀太守，兴水利，为都江堰，结果是“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所以“绵(竹县)与雒(县)，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疑有误)，有至十五斛”。②四川冶铁、井盐、丝织等工业发达，临邛的冶铁，贾滇蜀之民。用火井煮盐，以至豪民“家有盐泉之井”。纺织业更是“复衣天下”。蜀布蜀锦、金银釦器等物远销国外。对西南各边地民族的贸易，给商人带来巨大的利润，也给工农业带来大量奴隶劳动力一一所谓“滇僰僮”。四川的货殖家，(如卓氏、程郑等人)靠利用这些“滇僰僮”而“殷富”。成都是对西南各族贸易的中心。

成都的商业区域在少城。③少城的商业很繁荣。左思说：“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棺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药酱流味于番禺之乡。舆辇杂沓，冠带混并。累毂叠迹，叛衍相倾。喧华鼎沸，则咙咱宇宙；嚣尘张天，则埃盖曜灵”。商业的发展引起手工业生产的发达。“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金所过”。④因此，富商大贾很多。“富先有程郑、郄公，后有郭子平，奢豪杨伯侯兄弟”。⑤另有卓氏，罗褒等家。他们握有很大的经济与社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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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古诗中有“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

②《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③《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成都县本治赤里街，(张)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井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秦的都城)同制”。

④左思：《蜀都赋》。

⑤《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力。左思说他们是：“侈侈隆富，卓、郑埒名。公擅山川，货殖私庭。藏镪巨万，鈲摫兼呈。亦以财雄，翕习边城。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党。剧谈戏论，扼腕抵掌。出则连骑，归则百两”。①工商业的发达，引起人口集中。成都一县有七六二五六户，约有三十五万以上的人口。成都的繁荣具有很大的引诱能力，官吏在死时还叹息：“忝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②成都的盛况可想而知了。

(五)临邛

临邛是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典型城市。公元前3l。年，张仪与张若建“临邛城，周迴六里”时，它还是一个防御西南边地民族的军事堡垒。至秦统一全国，迁卓氏、程郑至此后，铁冶业大盛。他们各用僮八百人(或说千人)，“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拟人君”。汉文帝至武帝时，冶铜与铸铁业又兴盛起来。《华阳国志》：临邛县，“有古石山，有石矿，大如蒜子，火烧合之，成流支铁，甚钢，因置铁官。有铁祖祠庙。汉文帝时。以铜铁赐侍郎邓通。通假民卓王孙，岁取千匹。故王孙货累巨万亿，邓通钱亦尽天下”。及至西汉中叶，利用火井煮盐的生产事业兴起。同书又记：“时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临邛县是因奴隶制的冶铁、冶铜、铸钱、煮盐等工业及对西南边地民族的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它的兴起主要是因生产的发展。

(六)临淄

临淄是早期商业城市之一。战国时，齐地工商业发达。“通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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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左思：《蜀都赋》。

②《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武帝初．欲开南中，令蜀通僰青衣道……。使者唐蒙将南人，以道不通，执令将斩之。令叹曰；‘忝官益土，恨不见成都市’。”

盐之利”，“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①农业生产有优越的条件：“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②战国时，“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蹣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袵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③及至汉代，丝织业进一步发展，政府在此设有三服官。丝织业成为普遍化的手工业，以至“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临淄的铁工业发达，政府在此设有铁官。大商人很多。刁间用“奴虏”和“桀黠奴”逐鱼盐商贾之利而致富。后来的姓伟，訾亦五千万。临淄人口多。战国时，“临淄之中七万户，……下户三男子，……固以二十一万矣”。④及至汉初，人口十万户，巨于长安(到西汉末才八万户)市租达千金，是工商业繁盛的最好说明。⑤可见，临淄是一个盐铁业与丝织业的生产中心和贩运中心。转三、城市的类型及其形成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几个城市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汉代城市的类型及其形成、发展的原因：

第一，一些城市的发达，主要是因为它们是帝国的政治中心或统治据点(如全国的首都，诸侯的都城，郡治与县治的所在地)。它们既是帝国统治网的据点(网结)，又是全国贩运商业网的据点(网结)。一方面，国家为了便于发挥其行政效率，必须将其行政机关设置在经济发达、交通方便、人口集中和能够供给统治者以生活品、奢侈品的地方。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之设立，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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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②《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

③《战国策·齐策》。

④同上。

⑤《汊书》卷三八《高五王传》：“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

会促进该地交通的便利和人口的集中；同时，政府的行政开支和统治者的生活需求，会促进商业的发展。西汉的长安与东汉的洛阳就是这类城市的典型。当它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之后，也就随之成为全国的财富中心与交通中心；它们集中了众多的大奢侈浪费者(皇室、贵族、大官僚、大商人、大土地所有者等大奴隶主)，消耗着来自全国的财富及物产中最精华的部分。它们因此成为奢侈品的消费中心，贩运贸易的中心。政治中心的条件制约着其他条件。当它们失去政治中心的条件以后，随之就失去它们为交通中心、商业中心的地位。长安在东汉时显著衰落的原因就在此。①这种城市在全国城市中占着多数。因此可以说，它们形成与发展的原因代表汉代城市发展的一般。在亚细亚，城市的繁盛或存在，完全是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的”。②

第二，一些城市的兴起，主要是因为境外贸易的发展。如臭兰、武威、张掖、敦煌、姑臧、栎邑、上谷、番禺等城市。它们多在边地。一般地说，本身没有发达的手工业商品生产，周围的农村的生产和商业也不发达。如番禺所在的南方，其经济是“火耕水耨”和“不待商贾而足”。上谷所在的代、种二郡，其人民“不事农商”。③姑臧所在的河西亦如此。它们是孤独地矗立在自给的和生产落后的农村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在这里(引者按：指在亚细亚各民族中)，真正的城市只是在那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与这些农村并列地形成起来；或者是在那国家首长及其地方长官以自己收入(剩余产物)换取劳动，消费这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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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长安在西汉末年有80800户。东汉时，京兆尹所辖的10个县市(长安是其中之一)共53299户。三辅地区在西汉是647180户，2436360人；到东汉时，只有107741户，523880人．户数减少六分之五。故崔寔说三辅地区“土广人稀”(崔寔：《政论》，《全后汉文》卷四六)。②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三联书店1951年版，第448页，引琼斯语

③《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

为劳动基金的收入的地方形成起来”。①

第三，一些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因为地区的适中和交通的方便，成为交通的中心，从而成为贩运贸易的交叉点，奢侈品的集散地。中山、邯郸等城市即如此。“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②因此，“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踦，固无休息，淫昏康乐，歌讴好悲”。③邯郸虽有铁冶业，但它的发达，主要是因为“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④桑弘羊总结全国城市的情况说：“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或作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万(或作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⑤这种城市大多数不是以生产发展为基础的。

最后，一些城市的繁荣，主要是因为工农业生产的发达，特别是因奴隶制商品生产的发达，引起商业及交通的发达。一般地说，两汉的城市与较发达的工农业生产相联系，但主要是因生产的发达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则只有南阳、临淄、临邛等少数城市。这类城市的特点是：有某些优越的自然条件(如近海、有矿山、火井等)；存在着发达的大奴隶制商品生产；商人们的势力很大。它们的兴衰与商品生产兴衰的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

四、汉代城市的特点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汉代城市发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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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页。

②《盐铁论》·通有第三》。

③《说苑》卷一三《权谋》。

④《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⑤《盐铁论·力耕第二》。

(一)汉代有各种性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城市的兴起有着不同的主要原因(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仅仅是就主要原因来说，各城市是不相同的，因为几乎每个城市都同时具备上述四个原因或条件)，从而有着不同的性质。其中，主要是因政治中心和地方性行政开支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占大多数．从这种状况来说，汉代的城市是政治性的城市，消费性的城市，商业性的城市。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的历史，这是一种城市和乡村不分的统一(在这里，大城市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在经济制度上一种真正的赘疣)”。①中国的城市，在魏晋至唐初的实物经济条件下，虽不如汉代的繁荣，但也未完全衰落下去，主要的原因就在此。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的城市，不仅是经济上掠夺农村的据点，同时也是中央专制政府统治全国(主要是统治农村)的据点。这使城乡间的对立特别尖锐。这一特点决定了拥有强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中央专制政权对城市的直接控制，对工商业的直接干涉。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城市居民、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自治组织或自治的城市，以及城市的民主等等。城市居民没有区别于农民的某些特权，更没有防止农民流入城市转变为手工业者的严格限制。其结果是“乡村关系渗进城市”②。政府的直接控制和农民的流入城市，阻碍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激化城市内部的阶级斗争，并使商人对统治者的斗争，具有各种特殊的形式。

城市是汉帝国统治体系中的环节(据点)，这个特点的形成，首先是由于中国的城市大多数是王公们的城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城堡最初都是军事和政治统治的中心。城市商业是因行政(包括军费)开支及统治者的奢侈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便是行政的附属物。在城市以外的农村，仍然是由农业与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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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5页。

业紧密结合的自给体所组成的，没有发展商业的广阔场所，从而城市几乎是“与这些农村并列地形成起来”，①即城市不是农村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得到充分发展和商业发展的结果，城乡之间并不是工业与农业分工的关系。在经济上城市不从属于农村，农村也不依赖于城市。城市尚未完全脱离农业，城乡分工很不充分。所以马克思又指出：“亚细亚的历史，这是一种城市和乡村不分的统一”。②

这个特点形成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在秦汉时形成中央专制的统一国家。在经济与交通落后的状况下，要统治这样大的一个国家，只能首先控制某些统治据点，依靠这些据点来统治全国。这也说明中国古代城市在中央专制政体及统一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有较发达的生产和商业。汉代的城市虽然首先是政治据点，但一般的都是与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相联系的。某些城市主要是因工农业生产、特别是工业中的商品生产发展的结果。构成城市物质基础的主要特点，使城市与农村相区别的，是手工业的发达。城市是一种生产力的载体。城市代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它不完全是消费性的。这就是说，它虽带有马克思等西方学者指出的古代亚细亚城市的一些特征，但它还有其他许多属性和特点。汉代城市中的商业超越于生产的发展。与近代的城市相比较，它是商业性的城市。汉代城市的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和商业的发展相一致的。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的地区分布来看，在生产和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的数量多，规模大，城市经济比较繁荣。由于汉帝国是个大国，各地区的商业和生产发展不平衡，城市的分布因此也很不平衡。一是从城市发展过程来看，生产和商业发展的时期是城市发展的时期。反之亦然。社会生产及商业的变化决定着城市经济的兴衰。这是两汉城市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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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7页。

②同上书，第15页。

(三)在城市生产和经济结构的方面，汉代城市尚未完全脱离农业。这是城乡分工发展不够充分的表现。这个特点的形成，是由中国城市产生的特点和汉代社会分工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中国早期的城市是在部落或国家的防御堡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保垒中原来居住的是农业和畜牧业生产者，他们兼营手工业，后来逐渐地分离出工商业。社会分工愈扩展，城堡中的工商业愈发达，自耕小农日益分化，日益多的农民从事那有利的、易于谋生的工商业。于是城市中经营农业生产的日益少，经营工商业的日益多。这一发展过程是社会分工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城乡分工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城市产生的道路与过程。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它在两汉时期仍未完成。故汉代城市中尚有众多的农业经营者。在汉代文献上，可以看到“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长安城中“农服先畴之亩”，洛阳城中“末业什于农业”，以及农民每遇荒年则“离其城廓”①等等记载。这些记载为近年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1954年春到1955年，洛阳西郊汉河南县城的发掘，初步揭开了汉代中原地区城市状况及人民生活的部分面貌。这个县城所在的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居住，周初在此建过王城。所以这个县城的状况具有典型性。在汉代，由于它处于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又临近繁荣的洛阳，交通便利，商业相当发达。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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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荒年农民离其城廓的记载很多。如《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卷七二《鲍宣传》；卷八四《翟子进传》；卷九九《王莽传》。

许多陶器破片上印有“河市”二字。①从每一个城市的普通居住者的房屋中都发现有五铢、货泉等货币。其中的一个圆囷，存放小五铢钱3000枚之多。这些证明居民与市场存在着密切联系。从出土大批铁器和好几个地方出现数十斤的铁渣来看，城里存在冶铁和制铁的场所，手工业比较发达。但是，从居民居住遗迹来看，这些普通的城市居民却都是农民。在他们的房基及仓困中，存放着铁犁、铁锄、铁铲、铁镰等农具。在他们的房基附近有用于灌溉的水井及水道。他们有放置谷物的、作为房屋重要组成部分的仓与困；有石磨、石杵等谷物加工工具，有从事手工业的铁刀、铁锯、铁斧、铁锤、陶纺轮等手工工具。②这不仅证明城市中普遍存在农业，而且证明城市中的农民家庭也是农业与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给经济。这一切正是社会分工和城乡分工不够充分的标志。

(四)城市中集中了大量人口。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占很大的比重。且不说两汉的首都，而以南阳、成都和临淄为例。根据《汉书》卷二八《地理志》的记载：蜀郡15县，共268279户，1245929人。其中成都县有76256户，占蜀郡15县总户数的28％，其余14县平均每县只占5％。宛有47547户，占南阳郡36县总户数(359316户)的13％以上，临淄则更为突出。在战国时，它约占齐国全国人口的1／3一l／2。西汉初年，它占齐郡12县总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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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陶器破片上印有‘河市’二字的有15片(出自北城探沟中的13片，出自西城探沟中的2片)。其中4片印在折沿盆的口沿上，7片印在小碗的底部，3片印在盆或罐的内壁近底的地方，只有一件是印在器物的外壁上。它的作用应是表明制器的地方和窑号。《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②郭宝钧：《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迹》：在汉河南县城内偏东地区发掘的四个房基及其附近的仓困中，就发现“铁制工具有犁、锄、铲、刀、锯、斧、锛、钉、锤、勾环等120件，这完全可以看出铁器的普遍使用．城市中的居民使用此种农具，正标志着城乡居民分工尚不显著”。《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

(154826户)的2／3(即10万户)。①其他城市亦多如此。

集中了大量的人口，与它的行政地位有关。作为行政据点，军队，官吏，贵族，以及他们的仆役、佣者和奴隶住在城里。城乡的对立，即城市对农村的剥削与统治，城乡经济生活的巨大差别，逼迫或引诱着破产农民流亡到城市来。他们中的少数人经营着可怜的工商业，大多数人变成佣人或奴隶。这就是“野与市争民”②的老问题在汉代的发展。其结果，使奴隶在城市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是两汉城市阶级结构的特点之一。可见，汉代城市人口的集中与现代城市人口的集中的性质完全不相同。它不是城乡分工和城市工业高度发展的结果，相反，正是城乡分工和城市工业发展不够的结果，是城乡对立得到一定发展的结果。

(五)汉代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已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这是因为城市不仅在经济上掠夺农村，而且首先在政治上统治农村。

城市是中央专制政府统治全国的据点，也就是统治各地农村的基地。一切镇压农民的统治机构(军队、牢狱与法庭)都设在城市。另一方面，一切剥削机构和主要的剥削者们(皇帝，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商人和高利贷者等奴隶主)都集中在城市。他们通过赋税、劳役、地租、独占价格、商业骗术和高额利息等手段榨取农民的脂膏，积累起“资产巨万”的财富，过着“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的奢侈生活。城市是靠掠夺农民来过活的。农民则因此终身勤劳，仍不能免于饥寒和流亡，甚至死于沟壑。对农民来说，城市就是剥削、统治与掠夺的象征，是不劳而获和舒适生活的象征。故农民既向往城市，破产后多流人城市；同时又憎恨城市，所以奴隶农民起义时首先烧掠城市。城乡的对立是阶级对立的表现。无怪乎统治阶级在广大的内地也要修起坚厚的城墙，来对付广大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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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及卷三八《高五王传》所记的临淄、成都及宛的户口数，可能是指此3县的户口数，即包括城郊的户口在内。这几个县的人口所以特别多．无疑是因这几个城市繁荣的结果。

②《管子》卷一《权修第三》。

五、两汉城市的作用

两汉城市的性质、特点和其发展，决定了它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起的作用。

首先，城市商业及手工业作坊的发展，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促进工农业生产商业性质的发展，首先是城郊农业生产的商业性质。司马迁特别指出：“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锺之田，若干亩巵茜，千亩姜韭，此其人与千户侯等”。0桑弘羊说“宅近市者家富”，②其原因也在此。恩格斯指出：在古代，社会分工的加强，“特别是由于城市与乡村间的对立(经济上城市统治乡村，如古代所有者，或是，乡村统治城市，如中世纪所有者)之增剧而加甚”。③

其次，城市的发展促进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促进各地经济文化生活联系的加强。

第三，城市是中央专制的汉帝国的统治网得以建立的据点。它的发展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汉帝国的统一国家的巩固和扩大。

第四，城市是文化、科学与艺术发达的象征。在汉代，没有城市的普遍发展和繁荣，就不能有汉代繁荣的文化。

最后，城市对农村在经济上的掠夺，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和他们转化为奴隶、流民的过程，从而加速了农民的起义和汉帝国的崩溃。而随着汉帝国的崩溃，中国的城市进入了一个长期(约400多年)的衰落、停滞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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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记》卷一二九《货殖传》。

②《盐铁论·通有第三》。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955年，第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