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经济史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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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的每一种都处于多半是特殊的外界作用的影响之下，所以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抽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1]

对于恩格斯的这个见解，似乎还很少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干脆删掉了交换，并解释说“因为‘交换’一词通常被许多人了解为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不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2]­事实上，十月革命后，在苏联一直存在着一种否定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思潮。[3]®在我国，这种思潮也在七十年代达于高峰，形成“自然经济论”，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危害。

1979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转变，1983年提出“变自给经济、半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更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在大力提倡商品生产中，又出现流通渠道不畅，运输、仓储、通讯、服务等严重不足，以致发生“卖货难””买货难”等现象。这就使人感到，单考虑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思想指导。经济史又是总结生产和交换的历史、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近年来，我国对商业史的研究颇盛，已有不少成果，十分可喜。但我觉得探讨的范围狭了一些，不能反映恩格斯所说交换的社会职能的作用。原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提过，商业除从事商品交易以外，至少还有运输、保管、通讯、递送、分类、包装、散装、分配等八种职能，这些职能又都创造价值，因而形成商业成本或费用。[4]¯国外有的经济史学者把市场机能、运储、信息以及信贷、保险、政府等功能统一计算到一个交换成本（costofexchange），这些功能在历史上的演进（反映为交换成本的降低），机制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发展。[5]°这种看法有点象恩格斯的交换坐标论。这种看法是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模式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商业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它的职能受生产的支配。在历史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资本是独立运动的，那时“商业支配着产业”[6]±；因而，交换还会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感到有必要扩大我们商业史的研究范围，姑称之为交换经济史。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设想，供同行讨论和批评，远非交换史本身。但我觉得，经过时贤的研究，如果我们能从中国经济史中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那必然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十分有益。

广义的交换

马克思的确说过：“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括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7]这是指产品或商品交换，可说是狭义的交换、但他还讲过，人们在生产中必须“互相交换其活动”，发生“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8]­这里已不限于产品或商品的交换，但还是在生产之中。这些交换还都是使用Austausch一词。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一些地方，表达交换这一概念时，不是用Austausch，而是用Verkehr一词，中文本译为交往。这个词含义较广，他们还提出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各种“交往关系”（Verkehrsverhaltnisse）。在谈到交往与生产的关系时，他们说：“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人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9]®这里的交往就不是在生产之中，而是与它并行，甚至是生产的前提了。

马克思在致巴·瓦·安年阿夫的一封信中，在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时说：“人们在他们的交往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这里的交往又是借用英文commerce（交易）一词。他解释说：“我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它包括一切“社会关系”。[10]¯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用交换这一概念时是有不同含义的，从狭义以至最广义，乃至不得不选用不同的词。

在自然界，存在着三种交换，即物质交换、能量交换和信息交换。在系统论中，各系统之间、一个系统的各元素之间都有交换关系，即输人和输出。这种交换也就是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所以输人和输出是不同质的。[11]°这个原理也可用于社会研究。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同质的交换，如政治关系、经济往来、文化交流等。不过这样来看待交换，又未免太广泛了。近代社会学家，尽管常把交换归之于社会行为（行为主义），但多半还是区分社会交换与经济交换（功能主义）。为便于研究，我想把政治经济学的交换区分为下列三个含义，三者加起来就是广义的交换。由于是作为交换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自不免有若干人为的规定（正如我们要研究江南经济史，就要对“江南”作些规定一样）。

第一个含义：指商品交换，包括它的前驱产品交换。这是通常意义的交换，也是我们要研究的主体。这种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属于物质交换，从历史上说，它出现较晚，最早不超过原始社会末期。至于它的历史下限，即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否消灭，可暂置勿论。

第二个含义：指劳动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能量交换。但因所有产品和商品的交换都是物化劳动的交换，我把它们和也是商品的劳动力的买卖除外，仅包括其他形式的劳动，其中又主要是与流通有关的各种劳务，尤其是运储、通讯、市场机制和金融。在历史上，劳动交换是与人类共始终的。

第三个含义：指智能的交换。从自然性质上说，它属于信息交换。但我用“智能”一词，意在把它限制在经济的范围之内，排除权能信息（政治信息），也排除非功能的信息（感情、艺术、宗教等）。作为交换的实体（非载体，如语文、通讯），我又把它限定在信息生产即精神产品的含义上；其主要内容即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的知识。因而，它出现最晚，它的历史上限不出奴隶社会，下限则与人类共命运。

交换与分工

上列三种含义的交换的基础都是分工，并随分工的扩大而发展。这正是交换可以独立于生产、有它特殊的发展规律的原因。

政治经济学所称生产，首先是指人类对自然的变革，即从原始农业和原始畜牧业的出现开始。在这以前约有150万年，人类是处于“攫取经挤”时代，而非生产经济。但是，那时就有了分工，也有了劳动交换。

“分工起初只是在性行为方面的分工”；[12]也许是这样，但这决非人类社会的特征。人类在采集、渔猎等劳动中，就有按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分工了。最近研究并证明，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并不是根源于共同劳动，共同劳动也不是全体成员都要同时去做一种劳动，而是分别去做各种劳动。有人把这种分工叫“暂时分业”。不管是自然分工或暂时分业，成员之间都必然有劳动交换，虽然这种劳动交换没有等价形式（劳动成果是平均分配的）。

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并未立即开始产品交换，至少有100万年仍然只有劳动交换。产品交换不是源于生产，而是源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近年来学者对第一次大分工的内容不无怀疑，但历次的社会分工造成商品交换则可以肯定。

智能交换，可以说从“智人”出现就开始了，语言便是它的载体。原始人在劳动中互相指点路途、通报情况，自然会增进效率。但是，真正成为信息的是概念，是人脑抽象思维的产物。原始人能说出许多动植物名称，但没有“兽”“树”这种概念，也就没有信息产品。信息产品是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工后出现的。马克思说：“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成为真实的分工”；从这时起人类才能“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才有了理论、哲学和科学。[13]­所以，信息交换也是由分工引起的。

科学技术，今天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但在古代却不是这样。据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测算，石器时代，技术的发展平均每万年只提高1－2％；从铁器出现直到使用蒸汽机以前，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平均每个世纪还不到4％。[14]®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不是靠科学技术，而是靠分工。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论他们的世界观如何，都肯定分工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亚当·斯密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5]­斯宾塞从整个社会出发，认为分工是社会有机体演化的普遍机制；分工愈完善，社会各部门的发展就愈协调有效。

马克思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恩格斯说，当人的劳动生产力还非常低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列宁说：“在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除了分工的形式以外，不可能有其他的技术进步。”[16]®

然而。分工和交换几乎是同义语。分工作为一种生产形式，[17]¯不仅它的效果要通过交换实现，它本身也包括着交换。分工也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分工指劳动分工。马克思也常在广义上用这个词，如说中世纪的等级制度和行会制度，近代的殖民制度和国际关系，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18]°而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是“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19]±广义的分工是和广义的交换相适应的。交换除了它促进产品的商品化、劳动的专业化从而有利于扩大再生产外，它的一般效果是：使原来孤立的、往往是自给的生产领域或地区互相联系起来，形成国民经济整体；又使那些专业的、不能自给的部门或地区，可以独立进行生产。因而，交换使“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又使“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20]²而这两个过程，都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西欧交换经济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主要是讲广义的交换的。该书“交换和生产力”一节[21]³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可视为西欧交换经济小史；我因摘要如下，作为示例：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生产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分工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就是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它标志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奴隶制建立）。

城乡分离也可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即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首先是商人资本的出现）。

到中世纪，在由逃亡农奴新建立的城市中，出现自然形成的、以特殊劳动为基础的手工业资本。（这时的手工业者也是商人）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来计算，由于交换和流通还不发达，它不能实现（不能货币化）。

商人资本是在历史上被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活动，但它很快就在新兴城市中出现（代替手工业者的卖人于是地区间的贸易发展起来。它的发展，取决于交通工具、沿途治安情况，和交换所及地区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水平。

随着地区间贸易的发展，在生产和交换之间产生相互作用。某地创造的生产力，往后是否失传，取决于交换发展的情况。腓尼基人的许多发明和中世纪玻璃绘画技术即由于没有交换（传播）而失传。在历史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因每地都是单独生产的。地区间贸易打破这种孤立，生产和商业的分工引起各城市在生产上新的分工，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业占优势。

不同城市之间分工的直接后果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它的初次繁荣，先在意大利、然后在弗兰德，其历史前提是同外国的交换。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此外，它还以人口集中城市和资本积累为前提。织布业是由于交换扩大而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也是工场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井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行业。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开始了一个人们流浪的时期，开始了各国间的商业战争、保护关税和禁令，使商业具有了政治意义。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远征和殖民地的开拓，商业和航运业空前发展。18世纪成为商业世纪。

世界性的交换的需求，超过了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力，引起了新的动力:产生了大工业。

然而，大工业产生的前提是国内自由竞争和理论力学的创立。大工业的出现又使竞争普遍化，这种竞争就是实际的贸易自由。大工业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城市最后战胜乡村，其前提是（机械）自动化体系。

大工业创造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世界市场，从而加速了流通。……

从上述简单摘要中可以看出交换和生产以及运输、科学等的关系，它们又怎样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中可以看出，西欧的情况和中国是多么的不相同；但从这种关系的原理看，又是多么的一致。遗憾的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只讲了城市生产和交换，没讲农村和农业。商品交换

商品交换是上述三种交换中主要的交换形式，也是交换经济史研究的主体。这里引人注意的问题是：我国商业素称发达，有人甚至认为春秋末已进入商品经济。近年来商业史的研究，也大都盛赞历代市场的繁荣，商品生产日盛。但是，何以资本主义生产因素迟迟不能发展？何以到20世纪八十年代还要大力提倡商品生产，提出“变自给经济为商品经济”的口号？我以为：我国较早废除封建割据，较早出现全国性市场，生产力的发展长期居于世界先进水平，商品交换确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在历史的研究中，应当注意有不同内容的商业活动，有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它们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我已有几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22]这里只做个综合概述。由于是强调其不同，对于共同性的发展的一面就无暇谈及了，读来未免偏颇。

第一，商品交换的原始形式是产品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23]­换句话说，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而非价值即交换价值的交换。“作为使用价值，它们只有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才能被交换”，[24]®因而交换带有偶然性。以后交换的发展，由于有了中间媒介，交换物有了简单价值形式；最后，它为商品交换即交换价值的交换所代替。但是，使用价值的或近似使用价值的交换仍以各种形式长期存在，并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相当比重。如地方小市场上农民之间的品种调剂、余缺调剂、家庭手工业产品的调剂，都属这种性质。其交换的东西，原是每家农户都能生产的，只因某种原因今年未生产或生产不足而已。到宋代，商税有一半来自地方小市场，其中必有很大部分是来自这种调剂的交换。

在交换史的研究中，区分使用价值的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换十分重要，因其对生产和社会进步的作用是不同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是为满足自我需要，是反分工的，其出卖也是为了再获得使用价值，不是由于分工。因此，无论交易总量多大，每个交换都有条件性，它们在生产上，得不到分工的好处。马克思说：“我们这里所指的分工，……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生产的分工”，“仅仅把它看作同交换价值是一回事。”[25]分工的作用只有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才能充分发挥。有些学者在“使用价值的交换”一词上弄得茫无所措，即因不懂得分工的道理。[26]­

第二，商品交换代替产品交换，大体是在奴隶制下完成的。但这时的商品交换，主要是剩余产品的交换，即生产者自用有余的产品，因商业活动“使产品成为商品”。[27]®就是说，它原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而是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因而不是以分工为前提。这种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商品），这种商品交换，也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交换。

这种剩余产品的交换，不仅在奴隶社会。而是延续了很长时期。马克思曾把它称为交换的第一个阶段，包括整个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28]¯这是指农产品的交换。在中国，它还延续到现在。直到农业专业户、即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出现以前。应注意的是，农业生产的剩余产品的量是很大的。我国早就有“见税什五”之说，西方也差不多，即产品的一半以上有可能投入交换，故不能因其量而忽视交换的性质。

手工业方面，城市手工业出现，已是商品生产了，故马克思称之为生产的“第二个历史阶段”。[29]°这问题下面再谈。第三，自进人阶级社会后，就有了因剥削而引起的交换。贵族、官僚、地主和他们的食客、仆从、军队等都要购买生活资料，因而商贾云集，形成繁荣的城市市场。《西京赋》《洛阳伽兰记》《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所描绘的繁荣景象，大部分属于这种交换。明清以后，它才渐居不重要地位。

原来政治经济学所称商品交换，是指生产者之间的交换，“生产劳动的分工，使它们各自的产品互相变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30]±而由剥削所引起的交换，则不是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而是剥削阶级的收人与商品的交换。在封建社会，这种收人无非是地租及其转化形式（赋税、商业利润、利息）。这种收人所交换的商品如果是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力），它就会变成资本，导致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但是迄鸦片战争，它基本上是购买生活资料，即农民的剩余产品。[31]²这种交换对于生产无大好处，且有坏处，因为从物质交换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流通。例如田赋，每年约合三千万两，无论是征实物或征货币，农村每年都要输出相当于此数的农产品，城市却没有回头货来补偿。因而，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地租量扩大）。

第四，地区间的商品交换，或长距离贩运贸易，对生产有重大作用，已如前节所述。我国早就有发达的贩运贸易，但在宋以前，主要是三种，即奢侈品贸易、土特产贸易、盐铁贸易。明以后，日用品贸易才渐居主要地位。

侈奢品贸易是古代贸易的主要内容，中西皆然。但它是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原则而来，不是根据价值交换而来。土特产贸易在我国是由“任土作贡”演化而来，具有非实用的特点。这两种贸易的商品，都是已生产出来或已存在的东西，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不以生产分工为前提，其交换的对象，又属特殊的需要，并限于特殊阶级。因而，它们对生产的促进作用是很有限的。盐铁贸易，可说是商品生产了，也可说是基于地区分工。但这种分工是先天的、纯由自然条件造成的，所谓“只缘海角不生物，无可奈何来收卤”；[32]³而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和大批量生产造成的，故这种交换的作用须打个折扣。

第五，在剩余产品的交换过渡到商品生产的交换后，商品交换才获得完全的意义。因为这时所交换的，已是以分工为基础、为市场、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东西了。这个过程首先出现在手工业中。在西欧，如前所说，首先是出现在由逃亡农奴建立的城市里，即行会手工业。在中国，要晚一些；因为官手工业盛行，它们基本上不是商品生产，而民间手艺人之向商品生产者转化，到明代才见显著。

但是，这时的商品生产，还是小商品生产。[33]它和后来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工场手工业）有质的差别。除了生产规模较小以外，从交换的角度看，这种小商品生产是以谋生为目的，生产者只要求交换价格能补偿他们的活劳动消耗，加上彼此相等的利益(v+m)，而其利益（m）不计生产资料的价值（c）。所以在这种交换中，按c+v+m计算的“利润率的差别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正象在国际贸易上，不同国家利润率的差别，对各国的商品交换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34]­就是说，它还没有达到完全意义的价格形成。并由于没有平均利润规律的作用，妨碍着投资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自由流通（在行会制度下还以规章限制这种流通）。此外，在小商品生产中没有生产单位内部的分工，这也限制着交换的作用，例如促进劳动专业化的作用。在中国，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农民家庭手工业比较发达。最重要的手工业即纺织业，尤其是棉纺织业，迄鸦片战争还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其中商品生产的部分（如在松江），在价格形成和分工上，就具有更落后的性质。

商品交换的下一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了。在我国商品交换史中，还应研究社会主义的商品交换。这两种交换又各有特殊的学问，我都略而不谈了。

总的说来，我觉得，交换史应该区分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商品交换，才能看出它的“社会职能”，和它与生产在“每一瞬间”的相互作用，如果研究得好，也就得出它“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规律”。这里我做一个粗略的概括，如图Ⅰ。图中Op是以生产的高度代表国民经济的发展刀t是时间也是交换进展的坐标。各种性质的交换a,b,c,e,f在历史上陆续出现，而它们的斜率，也就是各个交换曲线的导数，是不同的。这个导数，可以代表它们对于Op的作用的量的概念。（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作为参照系，即设f的dp/dt=1）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

劳动交换史还是个新的研究题目，有待讨论，我这里只能提出一些探索性的设想。

第一，如前所说，劳动交换与人类共始终，不过我们的研究还是可以从人类进人生产经济后开始。在有了产品和商品交换以后，物化劳动是通过物来交换了，但那只占生产的很小部分（我估计清代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不过10％）。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交换仍属重要。加罗林王朝时代的科尔比（Corbie）庄园，有从事锻冶。旋盘、木工、制鞋、磨坊、酿酒、烤面包等的专业户24户；19世纪初印度一个百多英亩的小公社，各种工匠和理发师、洗衣坊，教员、诗人也有十几户。他们同农户之间都要交换劳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这些工匠和手工艺人以及医卜星相（也是农业生产所必需）是分散在村乡，若以村乡为生产单位，这也是生产内部的分工。这种内部分工。也就是劳动交换的量，制约着生产的劳动效率和经济效益，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重点。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从工场手工业开始，生产内部的劳动交换发生一个突变，因为所有的劳动者都变成局部劳动者，非互相交换劳动不能进行生产了；同时，“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管理劳动”重要起来，“作为劳动者”的“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起着积极作用”。[35]®这就使得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第二，市场结构和商业组织，是交换和流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是由城乡分离和社会分工发展而来，广义说，也是交换的一种形式。诸如由坊市制到多级市场的形成，全国性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商业中心和镇市经济的兴起，零售与批发、贩运的分离，中间环节和牙行货栈的建立，商品经营专业化和行、团行、铺行、商人会馆、公所、商会的递姻等，过去我们是放在商业史研究，实际它们不是生产商品，而是产生功能，属于劳动交换。

第三，上节提到，自进人阶级社会，就有了由剥削引起的交换，“从物质交换上说”，它是一种单向流通，生产者输出商品，却得不到回头货来补偿。但是从劳动交换来说测不完全是这样。这就是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而来的所谓政府功能，它是统治者给予社会的管理和服务，从宏观控制来看，也是一种劳动交换。诸如统一度量衡、维持币制、商旅治安、均输平准、仓储制度、青苗市易、关卡商税，以至榷禁、专卖、闭关、禁海、协定关税等（我把开运河、修驰道、设驿传等归人下项）。这些政策设施似乎有利有弊，但不能以“目的在加强剥削”一语把它们抹杀，而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对于政府在交换中的功能，我们注意不够，国外则已有学者进行具体研究，[36]一般认为，比之欧洲中世纪，中国封建政府效率较高，治安亦较好，故商务发达。

第四，运输和通讯，是关系交换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它们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但和前述主项不同。前三项的劳动交换，虽也常有等价形式，但所交换的基本上是具体劳动。运输和通讯因较早形成产业，它们已属抽象劳动的交换了。马克思把运输业称为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却认为通讯不生产价值，把它列入“纯粹流通费用”，这是没有道理的。[37]­谁都知道，促进英国对华商品侵略的有两件事，一是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航，其二就是1871年伦敦至香港海底电线的接通。运输是商品的载体，通讯是信息的载体。若说运输因使商品“位移”就生产出物质来，甚为费解。其实，它们都是提供劳务，进行劳动交换。我们主要是研究它们在各时期的功能，及其所产生的效益——费用、时间、安全或准确性。用趋势或导数表示，它们在19世纪初发生一个突变，这就是轮船、铁路和电讯的出现，功效大大提高。

第五，货币流通和信用流通，即金融，它们也是提供劳务，与商业关系密切，一如运输和通讯。只是我国现在还未承认它生产创值，[38]®但这无碍于经济史的研究。事实上，我国货币史和金融史阶研究是颇有成绩的，这里也是要从它们对生产和流通的功能上来考察，纳人交换史体系。它们是在资本主义的后期，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智能交换，如前所说，主要是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的流通。其重要者如黄河流域的农艺学向江南推广，中原工农业技艺向边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丝绸、制瓷等技术的输出，外国作物、工艺的引进等，史料丰富，都可写成专著。问题也在如何考察其功效，纳入交换史体系。西欧实证科学和理论力学的发展，导致18世纪的产业革命，同时我国则由先进国变为落后国，其间信息的闭塞和不能象日本那样“九千里外存知己、五大洲中若比邻”提倡‘“洋学”[39]¯，不失为原因之一。殆19世纪后期，我国建立新式工业，而管理知识跟不上，又常沦为功败垂成的一个因素。经过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据说人类将进人‘“信息时代”，姑不论说者如何，智能交换已逐渐成为交换的主要内容了。治史者以当今为钥匙，研究历史上交换经济的发展、研究交换作为“社会职能”的作用，是不能忽视智能交换这个内容的。

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和商品交换有所不同，它们常是多种形式并存，每种形式在历史发展中又具有阶段性，或发生我所说的突变。我把它们的发展过程权且示意如图Ⅱ。该图示是以生产和时间为坐标，利用各种交换曲线的相对斜率即导数值代表其对Op的功效，即对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由于还都未经研究，图示不免随意性，但可供读者批评。（在设计上，是以资本主义时代的智能交换g作为参照系，即设g的dp/dt=1）。

小结

以上所说，只是个大胆的设想。实际上我的意见不过是：（1）在经济史的研究中要注意交换，不宜只重生产；（3）在商业史的研究中要扩大视野，不宜只着眼于商品。而这样研究的目的，无非是总结历史经验，以为今用。可喜的是，从1985年起，我国农村已进入商品性消费阶段，农民人均生活消费中商品性消费已占60.2％。但是，在劳务、服务和智能信息的交换上，还是很落后的、1986年9月12日《人民日报》有则题为“家庭能量释放之后”的报导，对我启发很大。

说的是安徽一个“没有商品生产传统”的落后县，不用国家或集体投资，通过交换和“能人效应”，发展出专业村、专业片，25万多人加人第二、第三产业，从一个“典型旧农区，推向商品生产的大海”。可以看出，要释放这11多万个家庭的能量，单靠开放商品市场是不行的，各种交换都起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