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经济基础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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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波斯坦是英国著名中世纪经济史家，新人口论的奠基人。本文是他1950年在巴黎第九届国际历史学家大会上宣读的论文，集中反映了他的新人口论理论。现据1973年波斯坦论文集译出。原文本附有大量注释，引用许多文章专著。因有些材料国内不易查找，有些亦显陈旧，实际用处不大，故从略。——译者）

一

本文的题目是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这个题目含有某种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意味。不过它通常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指人口和土地垦殖，生产技术以及经济活动的总趋向。总之，它包括可以离开法律和社会制度以及阶级关系讨论的所有经济事实。

这些问题下面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本来，把它们和别的制度的以及社会的现象截然分开，实际上就是和整个历史过程分开，已经是够糟的了。如果再要把人口和土地垦殖分开，把垦殖和技术分开，把这三者和物价以及生产的总趋向分开，那就更是生硬的割裂了。因此我准备大体上把它们结合起来论述。

所以有必要和有可能把这几个问题合并讨论并且把它们和中古史的其他问题区分开，是因为它们都牵扯到近来的经济活动总趋向的讨论中，或者用时髦的术语来说，牵扯到社会收入的“长期运动”的讨论中，史学家们不会忘记最近十余年来涉及中古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主要争论：若干世纪以来经济活动是否持续高涨?它究竟是增长了抑或是衰落了?是什么影响它运动的方向和规模?实际上它引起历史发展的整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使能够表明中世纪的发展经过了独特的以至显然不同的各阶段，也仍然还需要考察这些阶段是否长得足以称之为“长期趋势”。

“长期趋势”是个新名词。它几乎是半生不熟就出炉的。但它的基本内容，至少是其某一方面，却早巳为中古史家所熟悉。多布舍和皮朗的功绩是提出了这个问题，由此和十九世纪史学家的既定原理决裂。十九世纪史学家大都主张，中世纪的事是于罗马帝国灭亡之际从无有或者几乎是无有开始的，之后持续发展并无中断，直到十九世纪社会达到繁荣阶段。但多布舍和皮朗却着手证明在罗马和中世纪之间有某种连续性，并从而推翻了(虽然似乎是十分荒谬)中世纪的发展只是简单的持续的观点。因为他们主张黑暗时代并不是新的持续进化路线的起点，而只是晚期罗马衰落趋向的最后阶段，很快就继之以早期中世纪的上升趋势了。皮朗本人则走得还要远一些，他主张加洛林时代中期是一个中断，这样使经济衰落和高涨的平衡更复杂化了?/p>

从那时以来，争论的焦点有了一些转变。已经不是把罗马与中世纪的联系解释得使人人都满意的问题了。人们的兴趣已由罗马—蛮族的联系转到以后时代之间的联系上。中古经济的上升究竟开始于五世纪抑或是八世纪?它是否不间断地一直发展?如果它有中断的话，这种中断的大小与深度是否足以表现为一个时代?如果能划出这个时代的话，是不是能说有一个高涨的时期继之以衰落的时期?

这里，皮朗的理论再次预言了后来讨论的某些方面。他的著名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研究，首次提出了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贸易受管制的假说。但他的理论只限于贸易，而贸易虽然十分重要，却并非中世纪时人们的主要经济活动。但在他之后，各国的一些史学家，有德国的阿贝尔、挪威的什里纳、比利时的万·窝威克、法国的佩华以及英国我们几个，几乎同时研究出，划分整个中世纪经济至少为两个相关的阶殴：发展阶段，以十四世纪初为最高点，衰落阶段，包括十四世纪大部分和十五世纪。

举不出多少重要的新材料来支持这种划分。各地区的史学家常常注意到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农业和贸易的高涨。关于垦殖和农业发展的各地方的材料是如此明显，大多数史学家都准备接受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中世纪晚期农业生产和垦殖事业衰落的问题都有着许多争论。关于它的事实也早是众所周知的了。从十六世纪开始，德国人就知道并且记下了关于他们的“荒废的村落”，法国史学家也一向知道并且写下了晚期中世纪的耕地荒废和人口减少，比利时史家也同意视十四世纪晚期和十五世纪早期为弗兰德斯城市发展的最低点。但直到最近，大多数这种研究都是由一些对地方事件感兴趣的史学家对有限的地区进行的。科瓦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也许是唯一的一种恰当地着重指出全欧洲经济衰退问题的较老的通史。不过近年来，经济史家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主张，许多地方性的经济衰落事例是涉及西欧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趋势的一种标志，这一衰落趋势占了十四世纪后半期和十五世纪的前半期或前七十五年。

反对的论点自然也有。最近，一位杰出的和备受尊敬的研究英国中世纪农村的苏联史学家科斯敏斯基，在《历史问题》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中世纪晚期农业史的一些英文著作，并批评(确是大力批评)了把十五世纪当作经济停滞和衰落时期的论点。科斯敏斯基教授认为应对这一论点负责的剑桥史学家，是受了其庄园资料的蒙蔽。当时封建的经济结构形态无疑地正处于崩溃之中，但是具有封建性质的庄园资料必然要夸大衰落的规模并忽视封建村落之外的新发展。如果剑桥史学家不这样盲目的话，他们就会看到新的高涨——纺织业、城市扩展，自由农民和无产者人数的增加，而这些都会使经济趋势衰落或停滞的理论成为空话。所以如果把这些新高涨都算上的话，那十五世纪应当是前进发展的辩证系列的最初阶段。

这个问题下面还会谈到。其他的反对意见则没有如此激烈也不是从总的方面来的。大多数提出反对意见的史学家看来并不怀疑西欧大部地区农业衰落和人口减少。他们的怀疑大都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经济部门，认为那些地区并未参加这一运动，那些经济部门并未从农业衰落中受害，相反反而得益，例如贸易和工业就是如此。

但是除了这些分歧和意见不一之外，流行的讨论大多未集中在这一变动的事实方面，而是集中在它可能的解释上。在试着估价晚期的衰落和早期的高涨时，历史学家附带把物价、通货、技术、人口等的作用问题中本来所包含着的中世纪发展的根本问题，提到表面上来。

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二）

（英）M．波斯坦

二

通常都认为物价在中世纪早期上升，晚期下降。确实，已公布的中世纪物价材料是很少的。有少许的德国的地方物价零碎材料，达维纳尔的一些颇不完整的数字汇集，以及一些地方性的物价汇集如佩尔克关于克拉科夫的物价汇集等，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大陆上的物价材料了。但是托罗多·罗吉士和贝弗里治关于英国物价的巨著却对历史学家很有用，提供了许多宝贵情况。这些情况明显指出农产品价格在十四世纪中期前上升，在中世纪晚期则有下降趋势。在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地方，这个趋势被更厉害的货币金银含量减少所掩盖了。但甚至在物价用通行的货币表示出继续上升或至少是稳定的地方，它们按白银计算也是下降的。当然可以说把中世纪的物价用金银来计算是错误的。这一主张对某些商品和某些阶级来说是正确的，对于小麦和裸麦来说却不完全对。但是也用不着把通行的价格折合成相等白银的谷物来确定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在通行价格的明显浮动中，很容易发现实际价值下降(有时是急剧下降)的信号。

物价的早期上升和晚期下降实际上已被历史学家普遍接受。讨论已转而追溯到另一阶段，即物价运动的基本原因，主要是通货和人口问题。

通货或货币的状况总的说来影响物价的变动，这是经济史家所易于取得的至为明显的结论，尤其是因为这一结论碰巧还被贵金属供应情况的说法所支持。现在普遍认为，当十二，三世纪欧洲物价上升时期，它从匈牙利、哈尔茨山、蒂罗尔等处得到的白银供应也迅速增加。而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上半期物价下降时，同时也是老银矿产量迅速衰落时期。因此物价的下降和上升是由于新的贵金属矿供应变动所引起的这个结论很难反对，而事实上也从未受到多大反对。它可以在讨论中世纪早期和晚期经济发展趋向的大部分著作中找到。

最近，新出现的通货假说，提出了一个忠实反映我们当代经验的问题，即欧洲的支付平衡问题。马克·布洛赫在其论黄金的著名论文中，试图表明从晚期罗马帝国以来，欧洲一直用黄金作为其主要国际支付手段。主要根据他的提示，伦巴第教授又在这一题目上做了大量工作。

自然这个题目还只能说是一个提要。只是等到伦巴第对它增加了一切必要的论据和材料，才使我们有可能全面估价它甚或批评它。但即使伦巴第的论点得到证实，也只适用于意大利城市的国际贸易或者那些受意大利贸易直接影响的家庭手工业和商业部门。中世纪经济的大宗是不涉及国际贸易的，而且有一些还不涉及任何贸易。对外贸易的涨落不能直接用来说明十三世纪的新的耕地，新的村庄，更多的谷物收成和牲畜以及更多的人口，也不能说明晚期中世纪农业产量和耕种面积的下降。也许我们幸运的是正在摆脱教科书中夸大了的自然经济的观念，并且准备较十九世纪史学家给予早期中世纪以更多数量的贸易和一般说来更多的经济上的多成份性。但也有可能在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把中世纪的农民想象成马来亚的橡胶种植者或阿根廷的牧场主，认为他们是根据国际价格的经济刺激来播种和收获，考虑的全是国际收支平衡问题。这简直就象把黄金供应和中世纪经济总运动的上升与下降的主要问题混为一谈完全一样。

银币是地方贸易的主要中介。我们大家都准备同意布洛赫和万·窝威克的竞见，即黄金主要用来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白银则是日常交换的中介。但即使白银也不易用来计算经济的趋势。如果白银供应的变化引起物价高涨，那这种高涨应该是“普遍的”，即它大体上影响到进入中世纪地方性贸易的所有商品。但是大多数当代的研究者指出，农产品价格和工业品价格的运动是不一致的。十二、三世纪时，工业品价格不像小麦价格上升得那么高那么快，而到中世纪晚期也没有下降或停滞。仔细考察欧洲不同地区物价起初上升然后下降的日期，就会发现很难使物价运动的时间和我们所知的白银供应增加以及减少的时间相一致，同样也很难把物价运动的地理分布和矿区的位置连系起来。

更为困难的是，白银储量经常是充裕的，十三世纪末时更为充裕，因此对于用于铸币的全部贵金属供应来说，新开采的金属的减少只有相对地小而又小的影响。更为重要的必定是现有白银储量的使用上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窖藏或非窖藏的比例、或在用作信贷基金的比例有所不同。用更时髦的语言来说，就是“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定会较每年新增加的金属量更影响于物价变化和经济活动。

因为我们对“易换现金的选择性”的变化和贵金属的流通知道的很少，所以很难如同把它联系于当代经济的讨论中那么容易地把它和中世纪经济发展的长过程联系起来。十二、三世纪时，信贷和支付的技术有很大改进，商业周转总的来说也迅速多了。一些金银被从埋藏之处或其他非货币使用之处吸引过来。货币的数量一定是大大增加了，这样也从而提高了物价水平。但是难道我们同样能肯定十五和十四世纪流通量缩减了吗?当时的动乱可能引起一些窖藏，可是王室的和其他的税收增加了，从而就会使更大比例的国民收入投入流通。此外，商人和银行家的财政技术并未衰退而且甚至更进步了。因此就绝不能肯定说中世纪晚期整个货币数量减少了，即使有点减少的话，这点减少是否足够扭转当时的整个经济趋势，也是大可怀疑的。

三

根据以上所述重新考虑一下的话，新的金银量和物价以及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大部分就失去作用了。于是定会引出另外一个较以上讨论过的更重要的因素，即人口。从一般的理论观点来看，人口的升降适用于说明我们的证据所提出的所有现象，并且不会引起像其他的解释所引起的那些反对意见。当人口上升时，农业在经济学家所谓的报酬急剧递减的情况下扩展，农产品价格必定上涨。另一方面，当人口下降时，相对于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源总量和食物需求来说，农产品的供应将较为丰富，粮价也相应下跌。人口的升降还会对物价产生所谓选择性效果，即它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相应运动，但是对于不大服从报酬递减律的商品阶格，即大多数的工业品价格来说，却很少影响。

这些还只是理论，而且和所有的理论一样，初看起来，要它适应中世纪经验的无穷变化，似乎是太简单了。但碰巧这个说法还适用于我们从中世纪人口中所知的单独例证。这种例证之一——即垦殖问题必须在此略加详述。这对于人口学家的一般兴趣来说也许相距太远，而且由于它涉及本文所述经济史的各个方面，其内容也太广泛了。

中世纪早期，内部移民，新村落及新居民点等事例，是说明人口上升的主要证据。英国垦殖事业的研究还属初创阶段，十一至十四世纪人口增长的某些情况可由庄园记录得知。但

在法国和德国，垦殖的研究已较为深入而庄园记录又少，内部移民的证据自然就拿来作为人口增长的证明。同样，晚期中世纪人口的减少可用土地抛荒，耕地缩减来证明，这样人口增减的历史就和农业盛衰的历史溶合在一起了。在农业如此重要，农民如此众多的社会中，它也应该是这样的。

于是，物价，人口、农业生产三者遂以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而出现，经历着大致同样的发展阶段，联系着并且影响及于中世纪经济史的每一重要事件。但是它们之间如此紧密作用，使得很难指出其中那一个是经济变化的主要推动者。有时人口的运动较其他经济变化是更为基本的，但仍然很难把人口趋向当作唯一的或终极的原因。这里正如在历史的其他领域一样，找寻终极原因不可避免地要导致循环论。因为如果人口的升降引起中世纪经济总的变动，那么又是什么引起人口的升降呢?从理论上说可能是(但从历史根据上说不大可能)生物学的因素在起作用，即人类的生殖能力起了某种突然的变化。黑死病也许可以看成是一场生物学上的灾难。但黑死病甚至再加上十四世纪的其他大瘟疫，是否能决定中世纪晚期人口的趋向仍然值得怀疑。因为人口下降趋向的信号在黑死病之前出现，而当大瘟疫的直接后果不再被感觉到之后也没有消失。至于其他更重要的生物学的变化，我们一无所知，而且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值得知道的东西会被发现。

这一变化能否从地理学、首先是从气候的原因上加以解释呢?有一切理由可以认为，农业衰落是由十四世纪二十年代连续的歉收引起的。在英国，连续的阴雨和水灾使全国遍布饥荒，在德国和法国，1309—1323年之间也是气候不佳，收成减少。一些北欧学者也把西挪威和冰岛农业经济的持续变化归之于气候剧变。两国在十四世纪前粮食本可自给，到中世纪晚期则要大大依靠进口，实际上停止了自己种植粮食。

这个论点值得称赞但并不完善。拿英国来说，一、二十年的歉收不足以影响到一个半世纪的经济趋势。即使能证明那时英国东海岸下沉，不列颠的水利分布发生了永久性变化，但仍然难于理解为何气候的变化是以“长久地”影响农业衰落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而后又能使农业于十六世纪出现高涨。同样难于理解的是何以所谓的雨季周期不但使那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过多的英国这类的多雨国家农业衰落，而且也使像南欧和西南欧这些歉收主要由于雨水不足的干旱区域的农业也衰落下去。至于说到西挪威和冰岛，仍然需要证明的是，他们从前的几世纪本来靠自己粮食生产能过活，而以后几世纪的农业衰落并非由于纯经济原因，例如由波罗的海输入廉价谷物所致。

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三）

（英）M．波斯坦

四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又回到更通行的、更纯粹社会学的解释上。通过和欧洲史上其他相似世纪的比较以及和其他文明相似情况的比较，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定会想到按照马尔萨斯的生存标准来说明的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趋势。我们关于远东人口过多国家人口趋势的了解，尤其是最近对十七，八世纪瑞典人口的研究以及对马铃薯灾荒前夕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使我们能知道一些人口过多国家生活资料处于边际状态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在爱尔兰，马铃薯本来在新垦地上长得很好，但上一世纪四十年代主要由于病害突告无收。人口随着婚嫁生育，先前曾使马铃薯产量增加，此时突然面临饥荒。因此认为中世纪的情况有某种相似之处，其晚期生产的下降是对早先过度膨胀的自然惩罚，也不是过手幻想的了。当移民运动发展，新土地不断开垦时，从处女地上得到的收获不断鼓励人们建立新的家庭和居民点。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边际土地的边际性质定要显示力量，而高产的蜜月就会继以长期的报应，那时贫瘠而不再是新的土地，给其耕作者以不断下降的产量和牛羊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一些偶然的不幸事故，如十四世纪二十年代的连续灾荒等，就足以扭转整个农业生产的趋势，并使人口指数下降了。

这种发展一旦开始，至少从理论上说，就会继续到土地和人口所曾达到的稳定平衡点之外，而由于瘟疫的结果，不适于种植的土地也不再耕作。耕种面积的缩减是如此持久，延续、愈演愈烈，以致在欧洲似乎开始了“长期的抛荒”时期。这个长期过程是否确实存在还未得到证实，但是总的说来，存在抛荒的假设是和中世纪农业以及垦殖的经济基础完全一致的。在一般情况下，十四，五世纪放弃边际土地的压力，正和前些世纪开垦新土地的需要同样持久而强烈。

这个压力可能是垦殖不当或土地肥力衰竭的后果。人们终于发现他们已达到土地生产力的极限，不仅因为他们开垦着新的贫瘠的土地，而且因为他们耕作旧土地的时间也太长了。自然，历史学家不愿主张中世纪土地普遍贫瘠化的理论。但是重要的是不能忽视这一可能性；中世纪时并未敝出足够努力以保持大面积耕地的肥沃程度，尤其是在依附农民的土地上。英国庄园上的小农负担是如此沉重，饲养牲口又受限制，定必很难使他们锐意经营其土地。

当土地受到过度的或不顾后果的耕作时，就需要减少旧的定居面积并迁居人口到新的处女地，以维持日益增多的人口，同时也取代旧的已经衰竭的土地。由于处女地的储备消耗净尽而造成十四、五世纪时对新土地的垦殖中止的事实，使得旧土地的衰竭无法得到补偿。

如果情况确是这样，那么大瘟疫年代人口的减少与垦殖的衰落就不应仅只归咎于瘟疫，而且还应归咎于更根本的历史性原因。人口与农业生产在瘟疫之后走向恢复所经历的缓慢而曲折的道路，可以用瘟疫正爆发于人口和生产处于衰落之际的事实加以解释。持久性的人口过剩也需要由这种下降趋势来纠正，犹如由瘟疫年代的高死亡率来纠正一样。从意大利的例子来看，一直要到第三次，也就是发生于十四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时的最后一次瘟疫大流行之后，人口与生产的平衡，甚至还可说是新的增长的可能性，似乎才又重新建立。

这一假说极而言之还只是试探性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可能变得不对。这里把它提出来，不是为了说明人口的趋势，而是为了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人口的增减，也许是作为生产增减基础的所有过程中最基本的一种，但它本身又可被中世纪农业的上升和下降趋势所影响。进一步研究还可发现影响人口运动的其他力量，首先是农业增长时家庭结构的革命性的与不可逆转的变化。中世纪史学家应当还记得大份地与小份地的老问题以及“大家庭”某时分裂为当代性质的“小家庭”的可能性。最近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在丹麦，提出了间接的证据，支持早期中世纪的某一时期北德意志的家庭规模曾起了急剧变化这个假说。但是家庭为什么要分裂呢?对这个问题可能有多种回答，其中最受称道的似乎是，移民运动使建立新家庭有了可能，并且普遍开创了破坏大份地的父家长制家庭的一致性的环境。于是移民，生产增长和人口基本单位的革命性变革又一次同时既作为原因又作为结果而出现。

五

生产的增减和技术变化，尤其是农业技术变化有关，尽管整个中世纪技术的发展是相当停滞的。农业技术的变化在早期中世纪也许比晚期还要大，但即使在那时它也并不像一度认为的那样重要。我们曾被告知说，人们在中世纪早期驾驭畜力时把轭具放在牲口肩上，以取代罗马时放在角上或颈项上的办法。但是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习俗既不一致也非一贯，老办法在欧洲某些地区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易于恢复。同样难于按照字面采纳日耳曼移民带来了八牛牵引的具有轮、犁刀和犁板的重犁的普遍使用这一说法。现在的证据认为，从早期的轻型犁到后来重犁的过渡是逐步而缓慢的，重犁在欧洲北部当日耳曼人来了数世纪之后仍未普遍使用。而且只要是在正常耕作的土地上，无论如何潮湿和粘结，轻型犁和较少的畜力同样可以耕出深的犁沟和把土翻转，其效果并不亚于重轮犁。重犁在经常耕作的土地上并不像开垦处女地那样必不可少。当早期中世纪人们扩大占领粘土地带时，重犁和大牛队的使用才变得重要并流行起来。如果确是如此，则起作用的因素并非新犁所代表的技术革命，而是人被召唤去进行的向低地森林大规模开垦的巨大工程。如果不怕说成诡辩的话，值得注意的是，中世纪早期所证明的，并非一次使开垦成为可能的重大的技术革新，而是一次迫使人们使用最适合于这一目的的工具和技术的大规模开垦运动。

对平原和森林的开发是黑暗时代欧洲经济的突出事件。但即使这件事，也并非如历史学家一度相信的那样，它既不是新的，也不是一桩大规模的企业。由于最近研究的结果，考古学家现在认为，用火焚烧森林和林区间歇耕种，早在史前时代已经开始，当日耳曼人进入西北欧时已发展很长时间了。我们也不再认为转换耕地和间歇耕作制只是史前的情况，当中世纪之初就完全被更高级的轮作制完全代替·厂。大部分英国农业史家现在准备通过整个中世纪，实际上直到十八世纪，以探索在英国被称之为“内田一外田制”的耕作制度的痕迹，这种制度有一小块永久耕作的核心土地，周围绕以间歇耕作的大片地区，这一地区德国也称之为“外田”。

耕作制度发展的古老历史便是这样地“演奏”出来，散布于大大拉长了的历史时代中。但无论如何延长，这一历史仍然把中世纪土地利用方面的主要进步归之于中世纪早期。以二田制或三田制为基础的永久性田制变得普遍了；从英国的例证看，十二世纪末到十四世纪初之间，田制进一步改善，首先是三田制代替了二田制。这一时期到处都可看到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的巨大革新。尼德兰人民完善了他们排干沼泽和筑堤防海的技术；不列颠的牧羊人饲育出高质量的大批羊群，是十二世纪英国农业的主要特征；全欧洲的水磨工人学会了制造和使用上击式水车，加斯科尼的葡萄种植者于十二、三世纪创建了闻名于欧洲史的大面积的专业化葡萄园。

因此，即使保守地估计，也大致可以肯定技术进步在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发展中起了作用。但这种改善在晚期是否足以抵偿生产的衰落却是大可怀疑的。从十三世纪末起，技术改进越来越慢，规模也越来越小。小片的圈地，少数地区脱离二田制，散落各处的蔬菜栽培之增加，这大致上就是英国十五世纪的全部技术进步。这时葡萄种植明显传布于全德，大部分系取代耕地而致。经济作物——亚麻、大青，茜草，大麻、啤酒花等，在德国过去种植小麦和裸麦的一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尤其是在荷兰，经济作物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之一。但是如果估计一下价值和面积的话，这些新的收获是否足以抵偿像德国这样受到严重衰落伤害的国家农业衰退的损失，仍然可疑。只有在意大利，十五世纪农业投资的复兴使农业产量整个上升。其他各地则投资和农业都在衰落而不是上升，技术的进步也不足以补偿人口减少和不利的物质条件。

中古社会的经济基础(四)

（英）M．波斯坦

六

自然不应过份指望这种趋势在整个欧洲是一致的，也不能指望它在每个经济部门都同样强烈。我们关于早期中世纪的知识太少，很难在明显的经济一致高涨现象后面探知其地方性特点。不然的话，我们无疑地会知道某些地区在停滞或衰落，而别的地区都在繁荣。我们确有把握说来因河三角洲的贸易并未加入十一，二世纪时的大前进；十三世纪时挪威的经济尤其是贸易下降了；而法属弗兰德斯和阿尔土阿由繁荣走向衰落，同时弗兰德斯却达到全盛。我们还知道，西西里和普罗旺斯十二世纪早期大有希望的发展并未进行到十三世纪，当意大利的和法国的其余地方稳步前进时，它们的经济却处于停滞之中。巴伐利亚则十二世纪末时对平原的移民已经完成并宣告结束。而十二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英国的整个北部和西北部以及英格兰中部的西面一些地方，则处于移民缩减和地价下降的时期。

由于史料相对丰富，比较容易指出十四，五世纪的衰落有例外的地方。意大利的十五世纪在许多方面都是例外。根据间接证据(有些确实是非常间接)，一些意大利史学家最近指出十五世纪时北部和中部意大利仍在逐步前进，农业发展也刺激了内部贸易。其他例外也有发现。北荷兰于十五世纪进入巨大的海上贸易发展时期，而这时英，法，弗兰德斯以至汉萨同盟的商业却处于停滞或衰落之中。很可能就在这时，勃拉邦的巨大集市和南德诸城开始由于汉萨的灾难而受益。在英国，伦敦，也许还有南安普软和布里斯特尔处于繁荣，而其他大部分城市却经历着衰落。在一段时间里，纺织业地区的兴起在有限范围内补偿了农业的衰落。英国、北荷兰，勃拉邦以及弗兰德斯小城市等处的纺织业似乎得益于巨大的呢绒出口中心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四大“来登”的衰落。某些德国史家最近提出，晚期中世纪应视为德国城市繁荣的最高点，而城市的建筑活动应看作是对荒废的村落之补偿。

虽然这个观点尚未证实，但很可能紧接着大瘟疫之后，许多欧洲城市受到资本相对过剩的刺激而经历了一个短暂又令人心迷的繁荣时期。

这类的变态是如此之多，足以推翻一种单一发展路线的想法。它们加强了史学家固有的对概括和总结的怀疑。但任何对这种怀疑的舒适享受却是与经济史家不相容的。在论述经济发展时，经济史家必须假定西欧史上有一种普遍的长期的发展趋势，否则1950年欧洲的经济社会图景看起来就会很像来自950年的了。中世纪晚期材料性质上的矛盾之处，正好可以证实经济史家的某些怀疑，即十四世纪尤其是十五世纪，欧洲经济究竟是否经历了一个发展趋势上的普遍倒退。

如果说我个人倾向于打消这种怀疑、接受普遍衰落的假说，这主要是(虽然不完全是)因为如果认真衡量和验证一下，证据是指向这个目标的。

最重要的验证就是历史的一致性。当然，一致性是很难验证的，因为它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辨认主要事实和情况的能力。但是，资料总是不断地供给我们以清楚的证据。我们必须尝试在弗兰德斯和汉萨的背景上来说明工商业在各地方的兴隆。同样地方纺织业的繁荣发展也必须和工业总的衰落联系起来，这一衰落不仅影响及弗兰德斯和佛罗伦萨的老纺织业中心，而且影响及大部采矿业。

我们还可对历史的一致性做进一步的验证。我们可以主张，很难把工商业的高涨和经济生活的总情况，尤其是农业的衰落协调起来。在中古晚期，仍然和早期一样，农业是最主要的就业部门和最大宗的国民收入源泉。大致按人口计算，它占到西欧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九十。我们如何能使继续增长着的工商业和一世纪以上衰落的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相一致呢?

自然可以设想一个不寻常的作用相反的情况，它可以允许工商业高涨而农业和国民收入却从而陷入缩减之中。如果对城市的商品和劳务的需要主要来自城市居民本身，则情况就可能是这样。它也可能是由于瘟疫引起土地收入的重新组合而致。事实上从未有人主张，农村居民货币收人的增加，是瘟疫导致的社会与人口变化的结果。

这样的变化也许发生过。但即使它发生的地方，它对于城市贸易的普遍影响，也很难说如像最近某些史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有利。如果在国民收入与个人收入之间划上一条明确界线的话，那么这方面的许多混乱就可以避免了。个体村民的平均实际收入可能上升，但这一上升并不一定需要导致对城市产品有更高的现金开支总额。这个支出最终要看乡村生产者和地主的全部货币收入而定，这项收入却来自农村居民自己不消费而用来出卖的农产品的总量。这些产品的量不会上升很多，实际上可能降低。乡村消费者的人数肯定减少了，同样全部生产也下降了，而个体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则可能上升。另一方面我们知道，农产品价格普遍有下降的趋势，因此即使这里或那里在市场供应上有些微增加，它的影响也大有可能被较低的价格所抵消。这方面唯一的例外也许是那些主要饲养牲畜的地区以及由于畜产品的较高阶格而受益的地区。但是我们知道，城市物价较谷物价格相对要高，所以相对的物价运动可能遏制住对城市产品的有效需求。

贸易繁荣和农业衰落的必要条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一切农业社会中的商人和贸易中心很易于受荒年和农业收入降低的严重影响。单凭这个理由，我们主张中世纪晚期大多数城市处于停滞状态也是正确的。确实，德国的城市最近被说成是这一原则的例外。在接受这个例外之前，需要对德国城市的发展给予更准确的、纯粹经济上的分析。城市繁荣的直接证据十分缺乏。这种证据一些是由兴起的南德城市的日趋繁荣所提供的。但对大多数德国城市来说，只有间接证据可用，主要就是十五世纪修建的漂亮建筑。这一证据不幸与市民的消费问题无关。宏伟的建筑并不表明城市财富日益增加和经济活动扩大。城市进行最辉煌建筑之际，常常并非其工商业最为发展之时。城市建筑的兴建可由一系列社会原因引起，其中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高并非必要条件之一。

和上述这些社会学的理解相比较后，城市建筑这一单纯事实就很简单了。但它们只是由于不曾附有必要的建筑时间和价值估计而显得如此简单。如果把它从年代上和数学上精确地计算一下，建筑的证据有时同样可以用来证明城市的停滞。例如在英国，广泛流行的教堂兴建被用为十五世纪繁荣的证据。但是很明显，许多据说是十五世纪修的教堂，实际上是十四世纪或者十五世纪之末兴建的。更不能肯定，以十五世纪教堂为标志的建筑活动较之十二、三世纪时的建筑活动为更大，乃至只是一般大，那时大量的修道院，教堂，教区教堂，王室和贵族的堡垒都在英国兴建起来。

这里和别的地方一样，发展总趋向的问题和例外的意义问题都会是一个量的问题。把这些繁荣的地区和繁荣的经济部门都算在一起，它是否和欧洲经济的其余部分一样大或差不多一样大?很可能还没有那么大。如果我们先把意大利放在一边(即使是意大利，它十四世纪经济的衰落也是没有疑问的)，繁荣的区域并不足以使天平倾向于这一面。如果某些史学家不这么想，那大多是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十七，八世纪时起了重要作用的地区，因此通过后面繁荣的放大镜来看十五世纪。

由于这种歪曲的认识，十六世纪的殖民地贸易就似乎比最近研究所证明的还更为重要。同样的，见识短浅也导致了对北荷兰和南德城市经济繁荣顶点时日的提前。更仔细观察一下，则会发现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之于十六世纪占有主导地位，其起源相对较晚。这两个城市作为重要商业中心已有相当时日，但只是当采矿业于十五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重又复兴，同时汉萨与弗兰德斯冲突使横越欧洲大陆的贸易有了新的渠道，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贸易转移到布伦纳之后，它们才迅速发展，在欧洲贸易上取得前列地位。

在北荷兰我们从十三世纪起就能看到缓慢而一贯的高涨。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世纪后半期或者甚至十五世纪前半期，北荷兰已经大致达到它在十六、七世纪时的经济重要性。直到十五世纪之末，北欧贸易仍在汉萨、在国外部分的商站、弗兰德斯和勃拉邦的港口和集市以及英国的东海岸和南海岸之间进行。在这个强大而又日趋衰微的汉萨贸易区域内，北荷兰还只起着从属的、地方性的作用。当然，荷兰人在航运方面已达到显著地位，但即使这方面他们在本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之前，也迄未在波罗的海和北海的航运上建立统治地位。

当把量的分析应用于研究新工业的发展时，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很成问题的是荷兰、勃拉邦和弗兰德斯小城市纺织业的发展是否能够平衡佛罗伦萨和弗兰德斯纺织业的衰落。原料的供应反映了呢绒生产的下降。英国羊毛的输出量(直到十五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高质量呢绒生产到处仍仰赖英国羊毛)在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降低到135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英国的全部羊毛生产无疑也下降了三分之一。

对一致性的验证当然不能只是量的方面。当除了地方性情况以外无法证明非典型时，我们之能够从地方性的或例外的情况中区分出主流来，终究要以替典型寻找出普遍的原因为依据。人们可以逻辑地、历史地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农业和贸易衰落和人口问题联系起来，也许还可和通货和物价状况联系起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不能为南德和勃拉邦城市的突然繁荣提出任何相似的普遍理由，因此我们必须把贸易的衰落看作“典型的”发展，是一个时代的独特特征和其发展的主流之表现。

我们的论证就这样以循环而告终。如果这里所提供的从前业已提出的解释——不论它们是人口运动或是货币变化——被推翻了，那么衰落本身的事实就要较它今天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更成问题。除非它们被推翻并且来自资料所得到的文献根据的平衡急剧地改变，我们就必须接受这一下降趋势作为工作假说。

自然，这个假说的意义、范围和效力都不应估计过高，不应用于表明衰落到处都同样严重而持久。虽然衰落的信号在例如说1325到1475年这段期间内的所有时间和大部分地区都能找到，但有些地方比起其他地方，衰落开始得要晚些，结束得要早些。这个假说所指的主要是总的经济活动，而非个人财富，更少涉及全体幸福或者至少是大多数个人的幸福。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农业生产和贸易及工业的衰落同时伴之以个人财富的新分配及平均化。因此经济缩减或停滞的假说并不能得出每个人都较前更为贫困的结论。它同样也并不是说没有一些团体或制度兴起。上面引述的经济高涨的例子就是新发展和新开始的证明，在后来的世纪中就要有巨大的进步继之而来。因为经济发展的倒退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中断。它的全部意义只是说，一段时间内新的增长不足以抵消经济衰落和社会收缩的下降效果。

总之，我们在这里只是涉及到一项工作假说，决不能看作是结论。它的主要的目的只是向下面的人提出一些需要证明的问题，这些人坚持说所有的经济变化都应看作是地方性的事件，除掉偶然的情况外都应看作是既非彼此联系也非相互作用的事件，而且它们也并未长久持续到足以在欧洲留下其永久不可改变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