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产业集群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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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集群是20世纪70年代就已推出的区域经济学概念。21世纪，产业集群存在产业集聚所没有的“协同效应”、“共生效应”、“区位效应”和结构效应靠什么来维系？答案可能是产业的文化资本！

关键词：文化资本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是20世纪70年代就已推出的区域经济学概念。20世纪末，迈克尔·波特教授在他的《国家竞争优势》（1990）一书中重新归纳为一句话：“产业集群是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它相应机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在产业集群出现之前，有2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就是“产业集中”和“产业集聚”。产业集中强调的是产业份额在几个大企业的集中程度，反映的是垄断状况。产业集聚是指产业在空间上的集中分布现象，而没有强调和指明企业间的密切联系。所以说，集聚在一起的产业和企业并不一定就形成了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强调企业及其它相应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它不仅具备产业集聚效应，而且存在产业集聚所没有的“协同效应”、“共生效应”、“区位效应”和结构效应。有时还可以是上述几种效应的组合。工业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竞争力强的产业通常都采取集群的方式——如底特律的汽车，西雅图的飞机，硅谷IT等等，成就了世界上最具竞争优势的产业基地。这种产业集群方式的文化意义应当具有某种共性的特质和规律性。

1产业链的文化资本

所以，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的本质区别就在“密切联系”这四字眼上。前者有而后者无。中国近年建了许多新的工业园区，形成了一批产业集聚现象。确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群。倒是几个老工业基地，多年的积累和创新，有了几分产业集群的模样。产业集群的企业之间，最具代表性的“密切联系”方式莫过于产业链。有人形容我们的工业园区的企业是“麻袋里的土豆”，互不相干。那些新兴的工业园区企业，如果只是扎堆，而没有“链化”，就缺乏现代工业化的文化意义——集群竞争价值。进入21世纪，市场的竞争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集群式竞争”。过去那种企业单体之间的竞争已经不算是竞争了，充其量可当作是鸡蛋相碰，看谁运气摆了。集团企业单体大一点，可以看作是石头，“只比鸡蛋多碰几次才碎”的微弱势力，必然也抵抗不住铁锤的打击。在竞争全球化视野，产业集群之间的“竞争优势”对垒，是透过企业形成的产业链，显示出国家和地区的力量。

在经济市场全球化，企业经营国际化大趋势下，昨天的产业链已然是一种经济文化。一种新的产业文化资本方式正在产生。高度分工条件下的产业链随着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产业链在不断增多、链条在拉长，链条的每一个环节上的企业增多。这就需要一种文化来长期支撑产业内部的“链运动”。这种文化就是产业政策中的标准体系（包括产品标准、服务标准、质量标准等）以及产业创新“决定权”和“影响力”。

产业链的标准体系的确定权在政府的相关部门和相应的权威机构。企业缺乏这种资本。但企业中的最优秀分子对政府的“标准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关键性的革命性的“技术标准”。而产业创新中的规则体系，决定权应当在企业界而不是权威机构。企业界小数创新领先的企业总是瓜分创新规则体系的制度权力。因此，产业链的文化资本属于小数的企业和机构。从而是一种稀缺资源。

但这种稀缺资源的文化价值是不可忽视的。产业链的文化资本决定了产业链的技术方向和创新强度，从而影响着产业链财富的分布；产业链上的剩余财富（超额利润的大部分）的控制权滋生着产业的非均衡发展因素；社会经济财富向文化资本原产地集中的倾向，也同样滋生了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因素。企业以及企业集团对产业链文化资本的争夺，有时比对产品市场的争夺更加激烈，当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产业链文化资本的稀缺性和重要性，竞争的结果将越来越惨烈。为了避免对产业至高点的争夺导致不必要的牺牲，产业集群的文化现象势必持续升温。

2产业集群的文化资本

产业集群不仅是多条产业链的集合，而且产业链与产业链之间是相连的。高度成熟的产业集群，更是“链上生链”，“链中有链”，企业之间的关系形成网络化。因此，可以判断，产业集群的文化是现代工业高度发展背景下的生产关系网络文化，这种生产网络的地区集中或者大园区集中，使得产业集群文化同时具有地域性和产业性特征。这种特征为地区间和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奠定了“集群文化”基础。

先前产业链的半封闭式文化资本，由于它是稀缺的，就不能满足产业集群的竞争价值需要，产业集群必然另辟新的文化资本渠道。渠道之一，就是打通产业链之间的文化价值观障碍，建立新的协同契约规则，推进产业链文化资本在产业集群内部的共享机制，构造文化资本共享互补平台。以共享机制，互补平台的模式整合出文化资本链，解决产业链文化资本的稀缺性制约因素，从而解放了产业链之间的协同生产力，积蓄了产业集群的竞争动力。渠道之二，就是以集群式创新模式（刘友金，2006）构造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链。中小企业的联合与分工，形成产业链，并依据产业链的分工，承担相应的创新点，创新点之间具有高度的产业相关关系，通过规则体系联结为对应于产业链的技术创新链。这样，就打破了大企业创新独揽创新优势的格局，中小企业通过联合创新，集成各自的创新能力，分享到产业集群文化资本带来的剩余财富。

中小企业以集成式创新达到创新能力的集成（包括功能集成、规模集成，柔性集成），从而实现文化资本的集成。这是发展中国家参于全球经济竞争，提高民族经济文化竞争力的重要战略，也是消除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一条重要渠道，由于集成创新能力的市场特点，政府应积极引导、政策支援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集成模式，推动集群式创新的健康发展，促进区域竞争力、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3文化资本与集群优势

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不全是来源于核心技术，还应当来自于文化资本。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就必然产业四个新的效应并放大原有的一系列效应，形成难以估量的集群优势。问题是产业集群为什么不易成型，答案就在共享平台的搭建需要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创新。

产业集群一旦形成，就明显存在四大优势（曹旸，2006）：资源获取优势、市场效率优势、创新创业优势和市场扩张优势。而每一种优势中，文化资本的地位不可忽视。

资源获取优势是基于马歇尔等人指出的集聚效应，人力、技术、物资以及各种配套服务机构偏好于流向产业集中的区域。因为产业所需的各类资源在产业集群地区，才能得到优化配置、从而获得更高的利用效率。而人力资源在集群式的产业中能获得更多的素质提升机会和事业发展空间。也就是处于集群中的企业，共享着集群文化资源，这类文化资源的核心优势必然与人力资本和智力资本的多样化集成有关。文化资本一旦在产业集群中被集成起来，资源吸引效应就会加快，企业依此而迅速成长起来。因此，集聚效应必须依赖集群共享平台的文化资本路径。

市场效率优势可以从专业化分工角度去理解，那就是企业通过集群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也可以从交易费用节约上来注释，即通过产集群的信任机制和共享信息平台抑制了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了交易成本。由于集群文化的竞争价值观根植于社区关系网络，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会因为共同的集群文化背景和一致的价值理念而变得稳固和持续。并且，经过长期的交往和交易积累出高度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质量，信任与承诺，合作与共享的行为基础不断夯实，产业集群文化对社会文化风气产生积极的影响。

创新创业优势，集群文化资本促进企业间的“竞争模式”逐步走向“竞合模式”。竞合模式的协同效应，通过创新链提升产业的整体技术质量，扩张市场空间，使得集群的共同生存和发展空间快速放大，创业的成功机率增大，吸引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的能力也在放大。总之，文化资本的存在与产业集群的优势是不可分割的产业价值整体。

4.文化资本与集群发展动力机制

集群发展一般会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包括政治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的明显变化，都会影响产业集群的发展态势。但主导产业集群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的因素必然来自内部。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创新模式的革命性变化，最核心的动力来自集群的整体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集成有效性既依靠专业化分工、知识共享、网络作用、集群学习、资源获取等五大基本条件的成熟，也依赖于集群文化价值观的一致和园通而形成的集群文化资本。

产业集群发展的最显著的外部特点是生产部局的地理集中性。大量的高度相关产业集中在特定的地域范围时，由于地理位置接近，产业集群内部在初期竞争必然形成“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经过多轮市场价格竞争的洗礼，企业创新链逐步成型，竞争机制转换为“竞合机制”；在价值链分工的基础上，通过蓄积社会资本、网络效应和外部经济性，完成集群文化资本的积累。积累的文化资本达到启动的当量级，集群发展引擎被激活，牵引产业集群高速向前发展。

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外商直接投资（FDI），战略投资合作伙伴的引入受到极大关注（朱华晟，2003），例如，招商引资已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持续热点。沿海地区和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拉动当地经济区产业集群出现了三类发展模式（朱华晟，2003）：一是空间扎堆型，即通过广泛引资，使外资企业达到较大的数量规模，产生集聚效应；如国内的电子信息产业和纺织服装业的外资，它们的来源地、规模实力差异大，企业之间的产品关联度较低，属于典型的集聚而不是集群。二是群体迁入型，即着力引进龙头企业和战略投资者，并利用它们在业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引发原来的以及新的下游配套企业投资本地，从而逐步扩大产业规模，增强集群效应。三是定向嫁接型，即定向引进本地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甚至已具备产业集群效应的外资项目,拓展地方经济的产业链以及弥补产业链上的薄弱环境，并利用引进项目在技术、机制、理念上的优势，刺激当地创新活动，提高当地产业链的集群式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案例]浙江嘉善县木业集群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基于FDI的成功例证。嘉善县地处浙、苏、沪两省一市的交汇处。战略引资以前,嘉善县木业企业24家,而且规模小，工艺设备落后。1995年，以台商为主的外商纷纷前来投资。不到10年，“嘉善木业”形成产业链，并有500多家企业集中在“中国木业城”所在地——魏塘。30多家合资总投资通过2亿美元的规模，与当地民营企业互动演进一个县级产业集群，产业链的总产值接近100亿元人民币。“嘉善木业”集群的形成存在三个有利因素：一是显著的区位优势，距离上海、杭州和苏州三市均在100公里以内。二是政府主导创建的产业发展环境，为内外企业提供“竞合平台”，三是持续增长的地方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内外企业互动，集群竞合成功”的关键因素。“嘉善木业”也得出几点启示：一是集群成长路径并没有固定模式，县域经济内一家合资企业也能成为木业集群的孵化器！二是外资企业越来越细致的分工体系为当地民营经济提供了有利的成长空间。尽管这个成长空间处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占有的网络权力有限，但有比没有好。三是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要在“政绩”、“速度”和“增长质量”三者之间寻找适合的均衡点。并尽力激励地方企业家精神，削弱本地创业创新的制度障碍、为地方创新能力的集成提供及时的优质服务，县域经济奇迹才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