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性劳动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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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是按生产力对劳动形态的影响所作的劳动分类。于是出现了重复性劳动和开发性劳动之分。

由此本人认识到社会的价值运动，资本运动，都是与重复性劳动相关。而开发性劳动与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相关。并由此认识到劳动产权的形成问题，认识到效用价格比正在取代价值标准去引导经济运动的发展。而效用增殖机制才是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公有制是在宏观的效用增殖和微观的价值增殖矛盾运动中展开。由此我们在一个新的经济视野，去审视我们身处的经济运动和位置；去认识和处理各种经济问题。

关键词：劳动的分类，效用增殖，劳动产权。

人类通过劳动将自然物质催化为社会财富。劳动是从两方面对物质发挥催化作用。一是劳动时间的催化条件。当劳动效用（指劳动的有用程度，以下同）不变时，我们看到产品形成量与劳动时间消耗量线性相关。劳动时间消耗越久，产品形成越多；二是劳动效用的催化作用。在单位劳动时间里，劳动效用越高，产品形成量越多。劳动的这两方面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分割、连为一体发挥作用的。但我们分开解析，因为时间的不可逆转性，在生产中劳动量作为生产条件始终是以消耗和成本的角色出现，所以劳动个别的差异总是以劳动量的形式反映。而劳动是有用还是无用，则是由社会规定的标准衡量。这就是说，个别劳动的效用从一开始就是被社会效用体系所检验所规定。所以劳动效用反映的是劳动的统一性、社会性和共性。劳动在量上反映了个性，而在效用上反映了共性。人类劳动，从根本上说，是劳动量与质的对立统一展开，也是劳动个性与共性对立统一矛盾的展开。

人们常说劳动创造财富，既然劳动是通过时间与效用两要素发挥作用，其中任何一方的变化都影响劳动结果。所以劳动致富的功能是双重的。在社会生产中，这种各有侧重的劳动形成了不同的劳动方式。依据其不同的劳动特点和生产作用，我们分别称之为开发性劳动和重复性劳动。

尽管现代社会已经对劳动形式有了多种角度的分类，例如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复杂劳动、简单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等等。但这里对劳动的区分，不再是局限于单方面的劳动形态考察。而是将劳动特征与生产作用相联系，考察它们的相互适应和发展过程。因为物质的、现实的生产力条件必然通过劳动方式这一媒介决定和左右社会的经济运动方式、经济结构、经济秩序等等。换句话说，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劳动方式，而劳动方式作为生产方式的社会代表，以其对生产运动的作用特点和权益力量，构成不同的经济形态与结构，对社会产生根本影响。这跟具体的交通工具形态决定了人们的交通方式，而人们又根据具体的交通方式制定了交通规则和机制，这些规则和机制反过来又深深影响和制约了人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个道理。

从社会生产的角度看，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方式的区分反映了生产力特征及其一系列变化。为说明上述观点，本文展开以下分析。

劳动是由效用和数量两个基本因素组成的一个客观行为。在财富的形成过程中，以劳动数量为主带动财富增长的劳动，我们称之为重复性劳动，因为这种劳动特征表现为在固定工具的效用规定下作重复性动作（例如不停的装配、缝纫、挖掘等等）。它的劳动单位效用始终一致，劳动成果的增长与劳动数量的增长成线性相关。因此生产增长依赖的主要是劳动数量的增长，生产扩张首先需要增加剩余劳动量。在传统生产中我们通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劳动，体力劳动是其典型表现。

另一类劳动是依靠劳动效用的开发带动财富的增长，我们称之为开发性劳动。因为它的劳动特征表现为对自然效用无止境的创新与开拓，劳动方式在本质上不追求重复。效用开发的重点是工具与工艺的开发，工具与工艺都是知识的结晶，所以效用开发的本质也是知识的开发。知识也可看作是生产效率的理论体系。开发性劳动一般表现为复杂的脑力劳动。广义的说，文艺创作、科研、宏观管理、微观管理、军事指挥等劳动都可以视作是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相比，它的劳动支出与劳动效用的关系是呈非线性关系（形象的说，同等的劳动时间，可以产生不对应的劳动效果）。由于劳动效用的提升对社会生产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在开发性劳动作用下，社会财富是以指数型或跳跃型方式增长。

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会导致形成两种不同生产方式。现分别简要和详细阐述如下。

一、对重复性劳动的认识

重复性劳动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以重复性动作落实生产要求。这就导致人与工具（或机器，以下同）的对应关系是财富形成的基本变数，也是劳动效率的基本变数。在这种劳动方式中，有两个局限值得关注：一是生产效率最终要受到人的生理局限。因为人的重复动作强度和持续时间受生理制约；二是劳动效率被现实工具效用局限住了。工具的效用固定化，使得劳动无论如何努力，它都不过表现为特定效用的叠加。由于重复性劳动的生产效用被长期稳定的生产工具和工艺基本固定，所以生产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变量就是劳动量，于是剩余劳动成了这种生产增长的唯一源泉，剩余劳动的实现成了经济运动的核心问题。也成了这种生产运动的基本特征。这种生产方式长久地支撑社会发展，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剩余价值生产。

在重复性劳动方式中，人与工具之间有固定和专一的搭配关系（否则劳动的熟练程度就体现不出来，劳动效率就要打折扣）。就预定的生产过程而言，由于劳动的质和量是有弹性的、是最不确定的，所以生产效率最终是围绕人与工具的协调关系而展开，生产管理也是围绕人与工具之间的具体配合关系而展开。它就表现为劳动在不断的自我重复过程中追求优化，表现为生产管理对内的效率自我优化和完善行为。生产效率对内挖潜，自我优化，我们称之为效率内敛。

这种效率自我优化机制是人们在一定生产水平制约下，追求生产效率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生产利益只能是依托于效率内敛这种生产机制而展开。所以生产效率独立优化是生产利益独立扩张的前提。整个生产关系的因果链是：人们的生产能力和劳动特征决定了独立优化的生产方式，而独立优化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独立积累的利益机制的形成。

遍布生产各个环节的劳动差异，可以不断细分化下去形成独立的利益自主体、自私体，也可以在不断统一和扩大的生产过程中表现为综合的、整体的劳动差异，形成整体的利益自私体，乃至国家利益主体。人们组成生产规模的能力有多大，效率内敛的规模也随之有多大，利益自私体的规模也就有多大。而各自独立积累的利益机制，使本质上统一的人类劳动，由此被分裂为具体的利益对立的生产劳动。在基本的物质生产是独立追求局部效率的模式影响下，社会各层次的经济活动（如国家经济、个人生活、服务行业等等）都要追求自己的效率以适应这种各负其责、各求其利的基本生产模式。而这种各自追求局部效率的活动从社会道德的角度看，就是“自私”。亚当.斯密在分析经济活动时把人的自私作为先天条件，显然已经看到了自私存在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自私的社会法则始终要依据生产方式建立，人人都想当皇帝但社会形态规定皇帝只能有一个。人的自私要依附于生产的效率自私才能合理展开和得到社会承认，一旦越过了界，它就反过来破坏了生产进程。所以自私的商品交换与自私的市场欺诈始终是有区别（社会是以法的形式来标记这种区别），行业垄断不能取代行业竞争。

为了维持独立的利益积累，独立的生产条件（劳动与物）归属权和控制权自然由社会认可。生产对生产条件固定、专一的归属要求，（本质上来源于劳动对劳动条件、劳动工具的固定、专一的效率配属要求。其中土地也是重要的劳动条件之一。），为社会形成固定专一归属的财富所有权奠定了基础。所以说生产效率“自私”，决定了劳动行为也要“自私”，利益也要“自私”。在服从于生产运动方式的“自私”产权界定下，一般的抽象的人类劳动采取私有劳动的形式出现在社会生产中，在私有和对立的劳动关系基础上形成了劳动交换的社会衡量标准——价值标准，从而奠定了商品经济的基础。由于生产条件依赖于社会所承认的物质所有权保障，生产过程中的责、权、利关系自然也就依托这种稳定的物质归属权展开。这就为生产资料所有权形成奠定了基础。谁掌握了生产资料所有权，谁就掌握了社会生产的控制权和财富分配权，所有权成为社会各阶层争夺的焦点。生产资料所有权在社会各阶层的分布状况构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基本内容，同时也是人们判断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上述一环扣一环的因果链在现实生活中是以完全倒过来的形式表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规定权力，权力制约商业行为，而商业行为为我们的生活服务。

在劳动私有属性上，有一种流传甚广、根深蒂固的观点影响了我们的认识。既认为劳动的私有属性是由生产资料私有权所决定。以致于当成立公有制时，许多人都认为劳动已经不存在私有利益，全国就是一个大工厂，所有的劳动都可以自由调配。而当我们要承认劳动的私有利益时，许多人又认为只有实行私有制，才能落实好劳动的私有属性。但是为什么在公有制条件下还客观存在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在一个私人所有的企业集团中，还会存在子公司的利益？

很显然，在私有权的背后，还有决定私有权的生产因素存在。这个因素就是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所形成的劳动差异。劳动差异是生产“私有对立”的根源，对自身劳动消耗的效率追求和计较，是生产经营以自我为中心的客观依据，是生产经营对外实行“自私”法则的客观支撑点。所以一个生产过程在经营上无论怎么细分解开它的生产环节，各生产环节都会自动具有独立的、“自私”的经营机制，具有独立的“自私”的权益要求。经济权利永远只是经济关系的反映，而不会反过来，由经济权利决定经济关系。

尽管重复性劳动通过效率内敛机制，使劳动差异以资本收益的差异方式表现，使人类劳动以具体的私有劳动方式表现。但是劳动效用，这个先天就具有社会属性的劳动致富功能，还是顽强的显示其与劳动私有属性相对立的一面。当资本家因经济萧条将牛奶倒入大海，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财富若能合理分配，其经济效用必定更高。几乎所有的社会革命在提出经济纲领时，都会依据劳动效用提出改进效用的内容。例如平均地权，财富平等分配等等。但是在革命成功后，又几乎无一例外的回归到旧的生产方式之中。这是因为在革命的过程中，重复性劳动方式依旧，导致生产方式依旧。所以生产力在手工磨时代，社会经济会回归到小农经济秩序；而在蒸汽磨时代，社会经济会回归到资本经济秩序。

重复性劳动成为价值形成的基础，（我们在后面还要进一步分析），成为生产私有制形成的基础，反映了落后的经济秩序与落后的生产手段之间的依赖关系。现在人们对自然的利用能力已经深入到微观层次。基因、纳米、原子、电子世界成为生产进步的新领域，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重复性劳动，开始退出生产主力的位置。在智能化机器（机器人）崛起的时期，吃苦耐劳、单调重复的体力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被弱化，它不过被视作人格化的机器，甚至还不如机器的效率高。于是社会生产对劳动的要求，自然由数量为主转向效用为主。

当劳动效用不断的提升成为一种生产常态时，整个经济秩序与劳动实现方式都会发生变化。

二、开发性劳动的生产作用状况

开发性劳动就是致力于效用提升的劳动，不停的进行知识创新，成为开发性劳动的使命和本能要求。这种以知识为目标的劳动方式决定了开发性劳动一开始就先天的具有社会性。产品效用是知识的物化，而知识又不过是开发性劳动的结晶。所以开发性劳动也是知识体系更新过程中的主要劳动。在开发性劳动看来，社会财富的多少，本质上取决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深度。我们对自然运用的层次越深，劳动效率就越高，自然表达为财富的东西就越多，而劳动的价值含量也就越高。所以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过剩和萧条周期，并不适合于开发性劳动机制。开发性劳动的发展本质上不是由生产工具所局限，而是由传统知识所局限。劳动效率不再局限于人与工具之间的配合关系上，而是注重各类知识的配合。这一点也与重复性劳动形成鲜明对照。

在古代，开发性劳动一般表现为哲人的探索、生产经验的升华。在封建生产体系里，由于工具转化财富的能力长期不变，因此劳动的投入产出能形成多少劳动效用（表现为产品效用）也是稳定的。在此供给的约束下对生产的劳动量支持也就允许在多大规模上形成。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能够长久稳定的基石。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简单的工具效用上升为机器效用。机器作为重复动作的工具，一方面将重复性劳动推到了极致，劳动行为被“机器”化，劳动组织被“机器”化，社会管理系统也被严密的“机器”化；另一方面机器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隔开了，把劳动效用与人的体能关系也隔开了。机器作为知识综合体，迫使人们把生产效率由对自然条件的零散的经验依赖转向系统的、知识体系的依赖，转向依靠科学探索。机器为开发性劳动长久的介入生产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工业生产初、中期，由于重复性劳动占据生产劳动的主要地位，生产效用基本稳定。所以社会财富的增长集中表现为剩余劳动量的增长，生产的生命线就是利润或剩余价值。而科技成果的经济作用与普通物质产品一样，效用的实现是为了局部经济实体的利润实现。开发性劳动是为重复性劳动服务的。但开发性劳动在属性与机制上毕竟不同于传统劳动，在开发性劳动与工具的关系中，是劳动在主导工具发展，机器本身也是开发目标，所以机器生产发展规模越大，科技劳动（开发性劳动的主要体现）的领域就越广泛，科技劳动的独立性和生产主导性就越强，劳动的社会属性就越强。在此基本关系的引导下，重复性劳动日益依附于开发性劳动，局部利益将日益服从于整体利益，局部效率优先逐步转向效用开发的整体效率优先。

由此可见，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的生产关系，是人类对物质互为里表的作用关系。前者开发了物质属性，后者就落实对物质属性的运用。所以在经济效益上二者要作为一个整体看待。

由于效用与效用之间是相互配套的，因此个别劳动效用反映了整个社会效用体系的综合，就像一滴水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一个细胞可以包含整体遗传密码一样，它具有全息功能。技术革新尽管改进的可能是极微小的一部分效用，但它代表了整个人类生产能力在这方面前进了一步，一系列的社会配套效用和生产运行方式都要随之改变。所以开发性劳动成果虽然在现阶段是以专利的形式个别表现，大多数效用开发是依靠资本力量各自分散独立进行，一般科研组织在经营效益上也要追求个别收益，但运用现有知识开发新知识，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协作和知识交流的系统工程。它的动力根本上来源于社会利益，它的消费期由知识产品的更新期所决定。也正因此，只要效用开发进入较高层次，例如进入基因、纳米、太空、机器人等现代核心技术的开发，开发性劳动的社会性马上就会通过社会的协调行为、利益分配、组织结构等一系列变化显示出来。目前高层次的科技开发都有国家或国际的参与，企业自行的科技开发，其协作面越广效率越高效益越好。由此可看出，开发性劳动的效率是发散的而不是内敛的。在此基黜上，生产利益是外向互补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协作成为开发性劳动的重要生产特征。

开发性劳动的形式高度抽象，劳动成果也高度抽象（也许几年的劳动成果只不过是一纸公式）。那么开发性劳动的效益体现在何处？开发性劳动主导价值增长的内在力量有两个。一是开发性劳动本身是复杂劳动，相对于简单劳动在价值衡量上有优势；二是开发性劳动与高效用相联，有利于市场竞争中的价值实现和扩张。而体现开发性劳动主要效益的则是其外部力量，既围绕开发性劳动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它产生的效益是“双赢”。既企业可以得到利润，社会可以得到剩余使用价值。所以在资本生产时期，它表现为高额的价值回报。当社会生产越过了资本生产阶段，它更多的表现为直接的财富效用回报。围绕开发性劳动所形成的生产，我们称之为剩余使用价值生产或效用增殖生产方式。

（一）效用增殖生产方式的形成

效用是社会生产生活的物质平台。平台提升所带来的物质财富效应，是一种面式效应。这就好比大桥对沟通两岸的经济作用以及科技对生产的经济作用，它的受益不是以某个建桥企业或科技企业获利这种点来计算，而是以经济区域这种面来计算。所以它的财富增长方式不是以自然数方式积累增长，而是以倍数或指数形式跳跃扩张。这种以指数方式增长财富的能力是个别资本剩余价值积累机制所无法比拟的。这也是效用增殖机制必然要取代剩余价值增殖机制的生产力基础。

人们早就认识到效用的这个社会作用特征。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等，这种历史分类方法就是在以效用划分生产力时代，在以效用划分社会形态。

可能很多人认为，资本生产不就是在市场竞争中主动的编织效用体系？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资本搭建的效用平台只能是为自己服务，它挣不脱局部利益的框框。而效用平台的特点是，社会受益面越广，其劳动效率、经济效益就越高。二是资本生产方式以重复性劳动为主，提升效用主要依靠开发性劳动。而开发性劳动所具有的社会性、协调性在达到一定规模后是资本生产机制难以容忍的。否则在现代生产中就不会产生技术垄断的现象。所以资本生产机制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的情况下，可以对效用提升产生积极作用。(这在我国的农业改革中可以看到很多例子)。但是社会生产力愈进步，资本生产方式对效用提升的消极面就会愈大。

隐藏在产品中的劳动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人们只能依据产品的效用去判断产品中的劳动量。在生产工具标准化和生产工艺标准化长期稳定的情况下，劳动动作被标准化，劳动的效果也被标准化，劳动耗费与劳动效果之间的比值固定，由此劳动耗费量也被标准化。在这一系列标准框架的基础上，人们凭借产品平均的使用价值(劳动效用)就能判定平均的劳动消耗，从而可靠地完成各生产过程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商品交换实践中，各生产主体之间在衡量产品交易中所包含的劳动耗费量时，自然会趋向一个平均值的标准。这一方面是因为平均值反映社会生产中大多数生产主体的耗费状况，交换双方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平均值稳定，不易受人为和个别事件的干扰。借助这个平均值标准，各生产过程的劳动耗费量在交换环节得到真实的反映，从而维护了自己独立的生产利益，资本可以在投资前精确计算它的投资回报率等等。一个稳定的价值增殖经济秩序得以建立。这个平均值标准就是马克思指出的：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①）

产品使用价值偶尔更新一下，市场就会在新的效用标准基础上形成新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概念。问题是现在出现了劳动效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的改进与更新局面。而作为市场交易的买方，是依据平均的效用状况来判断对方费用并作支付依据的，只要卖方产品效用高出传统产品一倍，买方在经济上就允许以高出传统产品一倍的价格完成交易，因为交易双方都遵守了交易准则，买方的经营可以正常运作。正所谓“优质优价”，经济秩序一切正常。但事实上由于效用开发的作用，优质不一定高成本，尤其是效用改变与劳动耗费量改变的关系再也不是一种线性相关的关系，这对“等价交换”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建立在平均耗费与平均效用相对应基础上的传统商品交换就是在这里开始背离价值准则。劳动效用变换的越快越频繁，这种背离就越明显。为维护独立的生产利益，人们在效用不断改进的环境中进行商品交易，必然要将效用变化与传统的效用价格比联系在一起，按优质优价逻辑形成最新的商品效用价格比。这样当再有新产品问世时，最近期的劳动效用价格比就成了同类新产品的等价物。价格（也是社会价值）在这里成了衡量效用的劳动尺度。而近期效用又成了衡量新效用的对比物。平均必要的劳动量标准——旧价值标准由此逐步被效用价格比这种新标准所取代。在当代电子、软件等效用更新快的行业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新劳动效用一出现，现有产品纷纷降价，这种降价已不能用产品供过于求所能解释（许多产品远未达到饱和状态就被淘汰）。它是旧产品劳动效用在新效用标准挤压下的“缩水”，是传统价值在新价值标准裁决下的贬值。效用价格比与传统价值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以产品的使用价值（效用）作为时间耗费是否有效的评判依据，不再是在平均效用的基础上评判时间耗费的平均值。具体的说，现代市场只看重劳动成果是否优质，不会去顾及和形成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的价值构成局面。

当然，最新劳动效用价格比也不可能漫天要价，它至少要受到三方面因素制约。1、社会购买力对产品效用的总体分配比例。因为人们对效用的消费会形成一定比例结构；2、产品效用的更新速度；3、新产品使用的效率状况。这三点是技术垄断的克星，也是我们判断专利价格是否合理的一个依据。生产的进步最终会表明，隐藏在劳动效用价格比背后的是效用时间比，但这要在价值形态完全消失后才会显露出来。

在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制约下，市场经济已不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剩余价值主导的市场经济，而是效用主导的市场经济。其特征是市场竞争以效用竞争、科技竞争为主。依靠劳动力质优价廉、自然资源丰富、低税收等传统资本所青睐的条件并不能掌握现代市场的主动权。在最新效用价格比的作用下，大量传统劳动不能在市场得到实现，大量社会资源、资金、人力等等蜂拥向新开发或尚未开发的效用领域。但效用体系的整体性又决定了效用开发的经济价值不可能一枝独秀。例如，光纤的技术指标、资源利用的合理程度都要胜过铜电缆，但只有当商业对线路承载的信息量普遍有更高要求的时候，光纤改造的巨额投资才有回收的依据。事实上效用开发的最高经济价值是体现在社会效用体系的最基础部位，体现在效用提升影响面最大的地方。所以一个地区的经济开发首先是放在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基础效用的改善上。

落后效用提升越快，先进效用的经济价值就越有实现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效用开发的深度也随之提高。（因为二者同处一个相互影响的效用体系之中）。这是一个效用与价值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也是一个科技应用和科技开发的对应依赖关系，也是一个构建经济大厦的塔基和塔高的对应依赖关系。依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技术垄断机制（当代资本垄断的体现），反而使自身的先进技术发展受到价值稀缺、需求稀缺的抑制。也就是说，我们只有帮助落后地区发展互联网，我们才有进一步提升互联网技术的潜力与条件。通过社会组织的大规模效用提升，可以使自身的投资与劳动得到顺利实现、使相关配套产业得到收益、使效用的消费方受益。这种生产、投资、消费三方收益、社会运筹的物质财富增长方式，这种既引导价值流向又引导市场开拓的效用增殖生产方式，实际也是公有制社会的经济基础。

在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影响下，传统资源稀缺的依据发生动摇。因为效用开发可以改变物质效用稀缺的布局。它使一切稀缺都归结于知识的稀缺和能力的稀缺。由此，资本市场、各种基金证券等都成为效用开发的工具，对资本赢利的前景预期会让位于对专利的赢利前景预期。也就是说，知识产权不但会证券化和大众投资化，并且会成为资本市场的核心与标志。各种价值手段都将围绕效用开发而竞争而展开。

各种新效用最终都影响和提升了社会总体的效用价格比，最终都反映为社会超常规生产比例的物质财富总增长上。货币发行总量需要追随物质财富总量增长，于是剩余使用价值（新效用）就是在这里转化为社会拥有的剩余价值，转化为社会剩余购买力。这部分剩余购买力通常表现为因增发货币又未引起通货膨胀而得到的国家财政收入。在此基础上，社会第三产业得以扩大，科研力量加强。而科研力量的加强，又反过来推动效用平台进一步提高。

国家财力也将由税收为主转向效用增殖为主。因为效用增殖不仅开辟了新的社会收益渠道，而且税收也要依托效用增殖。在经济史上只要有效用的大提升，就会有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资本主义的经济规模就是伴随效用的突破而产生。“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②同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效用超比例增长，其所形成的社会剩余购买力由发行世界通用货币的国家或集团占有。强势货币的背后是强势生产力的支持。货币而不是军队，成了经济强国争夺世界财富的主要手段。

在新效用提升的基础上，人为地补充价值形态，使得物质财富得到社会实现。这是效用开发方式增殖财富的重要特征。它也表明劳动耗费量对财富的决定性作用正在被劳动效用所取代。在这里，价值实现的危机不是在市场环节解决，而是在新效用的开发过程中就已顾及到并得到解决。所以新效用一问世，它就以卖方市场的身份出现。价值形态就成了效用扩张的工具，成了扩大购买力的手段。效用增殖机制以使用价值的提升带动购买力（价值）的增长，以劳动效用为依据拓展价值增长空间，而价值的大量增长，又推动效用平台的快速提升。由此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循环。这就打破了市场约束的框框，打破了依靠局部剩余价值积累发展生产的资本模式，打破了依靠增发货币带动消费，刺激局部生产并最终导致通货膨胀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兴衰周期。因为价值运动反过来为使用价值实现服务，所以会出现：产值增长与低通胀并存；产值下降与货币坚挺并存的逆价值规律现象。

重复使得劳动效果不断被复制，使得劳动效果与劳动耗费之间构成线性相关，劳动成果成为劳动时间的精确折射，生产成本变得可预期与可调控。一句话，重复性劳动是资本机制形成的胚胎，而资本机制是重复性劳动的最高生产形态。但在效用开发过程中，劳动需要避免重复，生产条件中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倚重确定性与重复性的资本生产方式对此不得不进行伤筋动骨的适应。不断的重组、兼并与改造，无非是要以雄厚的资金应付变幻莫测的科技开发领域。但资本循环一旦进入了开发性劳动领域，事情本质就起了变化：

1、资本效率由内在控制转向外部协调。个别开发需要整体协调来降低风险，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资本能够长期垄断产品的效用开发，所以资本要服从因效用开发而赢利的生产方式，就需要扩大社会协调与交流面，需要以社会受益的目标为自身目标，结果是资本的社会性增强。资本差异转为社会利益衡量中的效用差异，这就使以自我利润为中心的效率模式转向社会协调中的局部效率竞争模式。陈云指出的“鸟笼经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统筹”，都包含了社会利益与个别利益需要协调的含义。

2、生产机制由单赢目标转向双赢目标。因为在企业获得利润的同时，产品效用的更新也对社会产生利益。形象的说，大桥建设不仅使建桥公司获利，也使地方交通获益。而且地方交通的获益要大过建桥利润。这就产生了依靠效用增殖的生产方式。所以社会生产的管理者再仅以企业剩余劳动来衡量社会财富，就剥夺和压制了效用对社会财富和利润形成的主体作用。因为社会有相当大的利润实际来自剩余使用价值（新知识或新工具）而不是剩余价值。

3、劳动对立普遍由绝对性转向相对性。科技进步受益最大的是社会。在社会效率与企业效率通过效用开发联系在一起之后，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也有了相通之处。生产责任不再由个别资本运动独立承担，信息资源的共享、资金的互助乃至知识产品的消费实现都包含了社会意志的协调。

4、劳动权益主体地位

增强。借助法人资本外壳自立的劳动产权，因为本质上“唯社会效率是举”，有能力处理好局部劳动之间的差异竞争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关系。所以在私有制实践中，它会导致私有生产转向公有生产；而在公有制实践中，它会导致以政府代表社会意志的“以政代企、政企不分”生产管理模式，转向“政企相对分开，劳动产权清晰”的生产管理模式。

开发性劳动坚持整体效率至上，而重复性劳动又坚持局部效率至上，这二者是矛盾的。反映到社会经济中，就表现为两种生产机制和两种产权的斗争；表现为法人效率与资本效率，法人产权与资本产权的斗争；表现为生产效率是能够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还是不能够建立在公正公平基础上的斗争；表现为“公”与“私”的斗争。在这种矛盾的驱使下，经济运动的微观主体——企业表现出既要发展科技又要垄断科技；既要追求资本控制，又要实行法人；微观生产上坚持压低工资成本，宏观管理上又要想方设法扩大市场内需；既要自由竞争，又要市场垄断；既要社会公正，又希望自己能拥有特权等等一系列的矛盾追求。其实这种矛盾何止是表现在企业层面，可以说每一个经济层次都是这种矛盾的统一体。国家经济在世界市场中属于局部利益，所以无论它是私有制国家还是公有制国家，面对世界市场，它表现为资本角色，追求以国家为单位的局部利益。而面对国家的管辖区域，它又表现为社会管理角色，要坚持整体效率至上，整体利益至上。否则国家的管理职能和管理资格就要被质疑、被削弱。在行政管理为主的经济体系中，各省、市、县的经济运作都是如此。对上它表现为资本机制，力求维护自己的局部利益；对下却又要求“全局一盘棋”，维护整体利益了。

从本质上说，劳动本身是一个数量与效用的对立统一体，二者对财富的作用机理不同，在经济运动中就表现为数量增长机制与效用增长机制的冲突，表现为劳动效用张扬与数量张扬之间的冲突，所以二者的关系既对立又互补，否定哪一方都不正常（反映到传统的宏观经济运动中，通常表现为计划与市场的对立统一关系）。两种效率机制的矛盾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以什么样的方式共存和发展，这不以社会自身的意愿为转移，而是由生产力水平——这个人类劳动的历史沉淀层来决定。因为一切劳动效率都是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条件形成，并为当时的生产力运动服务的。

由于工具是将劳动数量变成劳动效用的转换器，它不仅制约了劳动的基本消耗量，还将劳动数量与效用两个对立面联系在了一起。所以说到底，工具的转换能力决定了劳动数量与效用的对立以什么方式、在什么层次上展开。一般而言，能使劳动由重复性动作中解放出来的工具（如自动化和智能化机器），是区分社会生产由重复性劳动为主发展到效用开发性劳动为主的标志。由此可知，我们现在正处于劳动数量增殖与劳动效用增殖并重的生产力过渡时期，处于资本效率与劳动效率、资本积极性与劳动积极性并重的过渡时期。现在中国已经取得在社会制度上的先机-------公有制，我们只有顺势坚持以效用开发指导价值运动，以效用增殖改造资本增殖，才能占得社会生产运动的先机，并引导现代经济潮流的走向。

因为公有制的所有权已经抽象化（全民化），社会生产管理在宏观上必然顾及整体利益。而整体利益是以互有关联的效用体系的方式体现。但是公有制的生产水平因为落后又是以重复性劳动为主。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那样，重复性劳动衡量劳动差异的角度与开发性劳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以平均效用下的劳动时间耗费来区别劳动差异，所以劳动差异表现为价值差异，体现差异的标准是对局部利益计算的越精细越好；后者是以劳动成果的效用差异来区别劳动差异。劳动成果因为有社会协作的因素在内，所以不可能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为尺度。将个人收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挂钩（同比例增减），以最新效用价格比（包括企业职工的福利状况、企业为社会所承受的负担等等）的标准左右企业利润或利润留成，迫使企业将生产利益与社会利益联在一起，迫使企业在社会效用指导下开展局部劳动差异的竞争和计较。这是开发性劳动的差异衡量标准。

由此公有制遇到了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相冲突所引起的另一个矛盾点，那就是宏观层次上的效用增殖机制与微观层次上的传统价值评判标准相冲突。因为微观生产以重复性劳动为主，所以劳动差异以价值差异表现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价值差异的评判标准又是与效用增殖的生产方式是相抵触的。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如何衔接？社会分配上如何调节各行业的苦乐不均？成了历届计划管理者头痛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宏观管理中的效用差异标准一直难于落实到微观经济基础上去。但是要将宏观层次上的效用增殖机制完全解体，以适应微观生产运动的价值差异和价值机制诉求。那么因为社会效用平台的解体和矮化，将导致依托高效用平台运作的劳动时间大规模贬值和泡沫化。原来在协作中只要一个小时劳动耗费就能达到的生产目标，现在因为社会效用的解体可能耗费10个小时都不能完成。这难道不是价值的贬值？

所以生产力先进与否，不是看社会获得多少劳动量，而是看社会效用平台有多高。效用平台愈高，社会生产体系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就愈高。以中国的生产实力，在世界分工中的地位是不应该沦为装配车间和牛仔裤生产中心的。医疗教育高额收费，是增加了社会财富还是减少了社会财富？这个问题需要每一个经济学家去正面应对。在用局部利润法则不断裁决社会效用平台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钞票的增加与生产实力的下降成正比。

效用体系反映的是社会大众利益，而价值运动反映的是资本利益。以资本利益为基点所建立的经济秩序，必然导向私有制。但是问题在于世界市场竞争，说到底还是效用体系之间的竞争。不讲效用的价值竞争，只是投机资本的短期行为，不是一个社会的立身之本。而建立在大众利益基础之上的效用增殖机制，既是抵御一切恶性价值浪潮冲击的法宝，也是引导价值得到实现和升华的依托。

就国家作为一个生产整体利益而言，对资本效率的衡量和引导，一定要坚持使用最新效用价格比的尺度。也就是说，要求局部生产以效用提升来吸引利润，将效用的社会性与企业的利益回报（利润）联系到一起，将宏观受益与微观受益结合到一起。如果宏观决策是以资本利润准则(价值衡量标准)指导局部生产，那就乱了套。首先是生产的效用增殖功能被抛弃，在生产利益上已经损失了主要部分。此时社会能够得到的财富只是极为有限的剩余劳动量(税收)。其次资本生产机制所要求的对公共利益的绝对对立，决定了它不可能担当宏观利益的经济代表。(将资本机制放到宏观位置，只不过是在放大它的效率同时，也放大它的缺陷和局限)。社会生产发展方式也由此降低到一般私有生产的水准。当然，我们也可能是在口号上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南辕，但在资本价值和利润尺度的实际准则指导下，得到的是局部生产水平迅速的北辙。

效用既是个别生产的目标，又是社会生产力的综合表现。生产中的整体利益与个别利益是通过效用而沟通，而衔接。所以效用是评价社会经济运动的合理标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因为效用开发的生产利益是双重的（利润使企业受益，效用使社会受益），因市场机制（侧重劳动量增殖）或计划机制（侧重劳动效用增殖）受益的人们，在经济生活中都能各自找到经济理由，顽强的坚持和扩大对自己有益的经济增殖机制，并把它推向极端。直到生产力再也承受不了这种脱离经济平衡的单极增长弊端，自然有人代表新的生产力要求将它扭转。在一次次的极端振荡中，社会经济得以发展，财富增值方式由兼顾双方最终侧重于效用增殖。

是以社会效用增长为中心展开经济运动，还是以局部的剩余价值增长为中心展开经济运动，构成了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经济机制上的根本区别；这也是劳动创新型社会与资本垄断型社会的根本区别。因为只有新效用才能不断开拓价值实现的空间，(新效用可以提供更多的购买力和消费途径)，所以一切价值运动的最终出路都是转向效用增殖。这也意味着，所有的私有制最终都要转向公有制。

效用的相互配合特征决定了各效用开发实体在本质上都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私有经济将被迫转型。资本追随效用而转，而效用开发的规模越来越大导致共同利益增强，最终导致社会效用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协作。现在一些国家公开基因图谱、公开软件源代码的行为，已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

（二）、形成劳动产权

在重复性劳动基础上形成不了劳动产权，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只要处于被动和服从状态就能实现生产目的。所以劳动权益在低水平的生产经营中的地位是依附型的。或者依附于资本管理，或者依附于行政管理。但是开发性劳动却不一样，生产过程由社会利益所引导，需要劳动具有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达到生产目的。劳动对社会生产的相对独立支配地位，决定了劳动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权益。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权益体现在两个地方，一是劳动者收益与生产利益线性相关。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宏观层面的国民收入还是在微观层面的企业利润，劳动者的收益都是以股份分红的方式进行。当然分配的方式是多种多样，如保底分红、期权期股等等。二是劳动者通过职代会等组织形式对生产经营有一定的监督权和参与权。

由此可看出，开发性劳动是劳动产权形成的支撑点，而劳动产权又是效用增殖机制的基本动力和权益。

从微观上看，开发性劳动（生产领域中以科技劳动为其主要代表）在生产中的权益地位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开发性劳动作为资本的附属物在跨国公司或大公司内部以研

发中心的形式存在，研发利益由资本独享和垄断；第二阶段科技活动相对独立，传统资本纷纷以入股或期权的形式参与开发，参与利益分享，但资本的运作方式转向以协作为主来发展高科技，资本利润开始直接服从社会效益的分配；第三阶段科技开发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以技控股”、“以技控资”成为生产的一般经营方式，社会资本和资源整体围绕统一协调的科技开发平台组合与流动，生产利益的分配明确承认劳动产权为一股。

在生产组织上，开发性劳动是以各类专业协作的形式面对未知的自然领域。劳动效率主要取决于劳动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主动性、创造性和奉献精神。那种只追求按质按量完成任务的资本雇佣关系显然已不能适应劳动功能的这种转化。只有将劳动权力和收益与劳动效果挂钩，将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与生产利益直接相联，才能维护住第一线的劳动效率。而个人利益与生产利益直接相联，是生产所有权的权益特征，因此生产所有权在此实际是被分割了。它被分割为围绕劳动效率所形成的权益（劳动产权）与围绕物质归属权所形成的资本权益。

本质上劳动产权就是依靠劳动能力和效率生存的经济权利，在社会生产中奉行的是“唯社会效率是举”的准则。这对资本利益所依托的“局部效率至上”是一个挑战；对依托物权才有资格收获生产权益的资本规则是一个挑战。西方经济学界对企业法人的经营目标究竟是以现实利润为主还是以长远效率为主争论不休，实际上反映了劳动产权属性与资本产权属性的矛盾对立。现阶段社会生产仍以个别资本积累的方式运动，劳动仍以重复性劳动为主，资本增殖仍是价值运动的主要形式。所以目前劳动产权经营局部生产，承担局部生产利益时，对外它就表现为法人产权，也可以说是按资本形态运作的劳动产权。

依托法人产权而形成的资本运动，我们称之为法人资本。它是私有资本转化到社会资本的中间形态，是开发性劳动在现阶段的价值运动表现。在公有制条件下，在政府直接主导和控制经济的条件下，法人资本利益常以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方式表现。国家宏观调控与地方利益的矛盾，一般都表现为效用增殖与价值增殖机制的矛盾。依托劳动产权展开效用增殖机制是法人资本的演变方向。在重复性劳动方式中，个别劳动差异最终是以资本收益差异的方式表现出来。社会利益与局部利益“公私分明而且根本对立”。而在开发性劳动方式中，由于物质产品的生产速度普遍的超过消费速度，社会资源需要社会意识的主动协调；生产利益需要围绕生产第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和劳动者的开发性劳动属性构造；个人劳动差异普遍的需要社会利益来衡量、来引导、来扶持；所以在开发性劳动为主的生产方式之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已经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这时会出现“公私互补而且根本利益一致”的经济秩序。

在开发性劳动的引导下，劳动者由资本生产中的可变资本，变成了比商品地位还要高的人力资本（劳动产权通常以知识产权或期权期股形式表达）。人力资本开始反过来主宰资本本身和生产。从产权的角度看，劳动产权实际就是社会对生产运用权赋予了财产归属机制。它有两个特征引人注意，一是将财产归属落实到劳动能力上，是对财富归属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突破。它表明在社会生产中所有权的生产功能下降而运用权的生产功能提高。当财富不断向运用效率高的地方聚集并转化为运用者财富时，说明财富所有权正在反过来为财富运用权服务。这对于支撑现代经济秩序的所有权制度而言，是本质上的震撼和变革。生产效率是无国界的，市场上财富的驱集依据是一致的，大家竞争的都是效用和效率。而公有制的效率更高，这就导致世界的经济形态随之改观。二是资本产权调动的是少数人的积极性，少数人财富的归属权是生产利益的保护者，也生产动力的来源；而劳动产权调动的是全体生产者的积极性，一切利益以社会利益、社会效率为转移。生产效率优越性自然在后者一方。这也使当代社会财富分配有了一个初步公正合理的生产方式框架。

人们凭自身的劳动能力而不是凭物的占有权来控制生产，说明物质生产正在摆脱以物控制人的生产方式。这种进步的产生，不是因为社会物质财富已有极大的丰富，而是人类生产的实践正在跃过以独立的局部效率为主这一阶段，以剩余劳动增殖财富正在被以新知识（剩余使用价值）增殖财富所取代，这是财富增长机制由量变到质变的跳跃。生产方式侧重劳动能力，使得物权对生产的控制力自然减弱。如果把资本的增殖过程简化为：价值→劳动过程→价值’（含剩余价值）的话，那么效用开发过程可以看作：效用→开发性劳动→效用’（含剩余使用价值）。后者是法人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也是知识经济的起点。局部生产从依靠资本产权自立发展到依靠劳动产权自立，是重复性劳动方式跨越到开发性劳动方式的重要标志。

由于劳动能力的发挥在生产效率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个人权益的生产性随之提升。这在当前的人材争夺中已有体现。劳动权益的扩张向两方面展开，一方面人的精神境界日益成为重要的生产条件。开发性劳动把人的因素摆到了生产的第一位，也就等于把人的生活质量、精神境界摆到了生产效率、生产目标的第一位。奉献精神不再是傻子精神，而成了劳动创造的支撑点（任何物质回报都无法衡量劳动的创造价值）。高尚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成了经济高效率增长、世界资金、人材、技术持续涌入的前提，而不是结果。另一方面由于人自身的生产过程还是一个物质上自我维持的过程，一个效率绝对内敛的过程，这是物质匮乏在社会生产中的最后表现和最后一块领地。所以在知识性生产中，劳动差异最终落实为局部劳动者个人利益差异而不是资本家个人收益差异。企业动力最终来源于劳动者的私人物质利益追求，而企业协作的最终障碍也来源于劳动者对私人利益的维护。效率的障碍与动力集于一体，使得劳动者个人利益成为知识性生产的矛盾运动中心。当物质财富的丰富达到社会有能力包揽个人生活基本物资耗费的情况下（社会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义务教育等的出现，反应了这种发展趋势），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劳动的创造自由度才能突破个人生存条件这一最终的物质利益障碍而达到一个新阶段。当然，这也是生产效率的又一个新阶段。但在此阶段到来之前，个人利益的经济争夺与精神高尚的社会引导构成了开发性劳动进步不可分离的两个侧面。并成为新经济秩序的基石。

三、对我国改革开发的影响

有两个共识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一是劳动效用有没有致富的功能？如果没有，那么知识的生产作用体现在哪里？二是局部生产效率与社会效率能不能相容？如果二者只有对立没有统一，我们还能视企业为社会经济躯体上的一个细胞吗？只有在这两个问题上取得共识，以下的讨论才能够深入。

1、公有制经济就是效用增殖经济。

围绕现实的社会效用需求来制定生产中的人、财、物计划，是早期公有制经济的普遍特征。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运动是遍及整个社会的价值分配律。资金不断围绕社会最急需的地方流动。这种经济运行方式可以迅速简捷地构造一个完整的经济供求链，可以快速高效的组织效用开发，可以组建成一个单纯依靠效用增长、单纯依靠剩余使用价值增长的经济社会；在整个社会资源依据公有制规定服务于整个社会成员的过程中，无论是人的积极性还是资源的效用都得到极大张扬。但我们也注意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定，公有制在一开始基本都是以高度集中的战时经济体制出现。这种计划体制的长期持续，对社会效用的提升会产生抑制作用。突出的有两点，一是以行政级别取代劳动差异。表现为行政级别越高，掌握的资源就越多，获得的利润也就越多。经济需求依靠行政权利由上至下推动，形成了政府与生产的交流介面，却割断了生产与消费的直接交流介面（生产与消费的直接交流介面至今仍是以市场方式存在）。唯政府意志而动，唯行政命令而动，反而限定了经济运动的发展潜力，使生气勃勃的社会生产僵化。二是刚性的价格压抑了劳动效率的进步。例如企业的科技成果往往被无偿推广，但是科技的开发过程却是需要真金白银价值投入的。而且就是技术成果的受益方一般也不能因为采用了新技术，就可以自己改变价格和利润留成比例。这就造成一种状况，提升效用需要耗费大量价值，而效用提升后又没有转化为价值（因为要经过审查批准等一系列环节）。劳动差异没有表现为价值差异，这在以价值为劳动尺度的世界中是不允许的。结果社会价值链在依托效用增殖（科技创新）的情况下，形成价值回报越来越少，越干越亏的经济局面。其实何止是科技创新一个方面，各种效用提升例如兴建水利、修路筑桥等等，都存在着压抑价值、无偿使用的问题。这就迫使公有制在微观层次转向数量增长型的剩余价值生产机制，表现为价值核算重产量，轻质量。企业经营中剩余劳动成为税收来源，重复性的增产节约成为企业的主要赢利方式，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却形成多年一贯制。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劳动重复型和资本积累型的生产方式不仅能力有限，而且与公有制属性在本质上又是冲突的，其运行环境还不如私有制来的有效。于是这又诱使人们产生全面私有化的冲动。

由于公有制已将基本生产资料国有，整个社会的劳动者因此都成了需要运作生产经营权的另一极。也就是说，经济体制本身已经决定了公有制的生产机制是效用开发机制，是劳动产权推动。如何反映劳动在效用价格比上的差异并展开竞争，构筑效用增殖的经济形态，成了公有制生死存亡的关键。

在【论十大关系】曾经指出，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力量和积极性在经济上就是通过提升效用而不是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来实现。其中对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对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等，已经是从效用平衡、效用致富的角度进行阐述。例如我们要想多发展些重工业，反而就要先发展些农业和轻工业；要兼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三方面的利益；财富的增长已经不是依靠对农民挖得更苦点等等。但是宏观效用增殖与微观价值运动的冲突，劳动产权概念的模糊，“一平二调”对价值运动的抑制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存在。

改革开放后，社会效用体系出现价值化浪潮，劳动差异直接表现为价值差异。但在淡化经济的行政级别的同时，又出现另一种发展趋势，就是一切价值运动不是服务于提升效用，而是要求效用服务于价值增殖。我们知道价值增殖是局部劳动差异竞争的表现，效用一旦服务于价值增殖，就等于把效用的作用范围由社会利益降为局部利益了。效用的经济作用被大大降低。因为社会价值运动依托的效用体系是相互衔接的，一旦效用平台被人为收缩为局部效用，依托效用的价值也会随之贬值，所以将社会效用平台收缩而导致的价值增殖是假象，是得不偿失的经济行为。教育收钱增多，是以社会文盲增多作代价平衡的。

一切效用都是对人而言的，人是社会生产的终极目标。价值运动服务于效用增殖，无形中就高效的提升了价值使用的效率。当社会总产值（或者是一套综合性的社会经济指标）的升降与所有局部收入都联系到一起之后，社会各种经济力量的协作，利益矛盾的协调，就有了根本利益一致的依托，有了相互沟通的基础。从而大大提升了社会进步的活力。在社会公益事业(例如医疗教育等行业)上的高投入和低收入的运作问题，也能以妥善的方式得到解决。

从宏观上看，公有制的价值运动有三个特征：⑴、以效用带动市场。基本生产资料由社会意识掌握，决定了公有制天生的具有经济综合的能力和责任。纯价值生产依靠局部利益自行决策并形成共同的游戏准则，它不需要外在力量去整合改造。而社会效用体系却需要对原生态价值运动实行整合改造。从建国初期的兴修水利、工业布局，到改革后的高速公路、信息、航空港建设等等，公有制始终是以大面积、高层次的提升效用来显示自己的作用和优势。可以说生产效用停滞也就意味着公有制的停滞。而我国之所以能在家电、信息等行业较快缩短与国外的差距，也是依靠了公有制的效用开发优势。因此以传统资本机制去改造国企、追求利润、构造原生态市场经济，只能使自己的主导力量越改越落后，路越走越窄。而跳出传统价值观念的框框，以效用开发带动价值增殖，用大规模的效用提升去增加重复性劳动的科技含量、效率含量，反而会使传统价值实现顺畅、民间资本活跃、市场繁荣、利润滚滚而来。这里问题的关键是，公有制以效用引导市场的经济机制，适合现代生产方式以效用主宰市场的规律。

⑵、追求最大剩余使用价值成为公有制基本经济准则。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经济决策上公有制会主动寻找经济发展的效用瓶颈部位，以改善交通、能源、科技攻关等方式，持续不断的组织大规模的效用开发。以宏观利益带动微观生产，是公有制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二是经济生态追求效用最大化。既然生产力状况是多层次的，不可避免的经济形态也是多样性的。这就象自然界的生态一样，相互制约又相互依赖，才能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态欣欣向荣。这其中社会效用的准则就是整个经济生态平衡的基准点。在价值增殖实体向效用增殖实体转化的过程中（具体地说，是由模仿组装到以知识产权自立的转化过程），价值也好、私有资本也好都不过是提升效用的工具，效用最大化成了引导一切价值运动的目标。脱离了效用提升，唯价值而价值，唯利润而利润（例如依靠特权实行市场垄断、不正当竞争、满足于重复性劳动利润等等）的价值运动，即使是由国企来运作，也等于是脱离了生产进步的宗旨，并使自己降低到私有生产的水准。

⑶、以最新效用价格比指导微观生产。财富分配围绕效用展开。效用是整体利益的反映，而价格是局部利益的反映。运用最新效用价格比，在利润分配上去引导企业收益，是合理兼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生产利益与消费利益的一个基点。公有制生产的全民性，不是通过一切权力归公的方式体现，而是通过一切生产利益最终服务于人的方式来体现。最新效用价格比就是在这种生产目的指引下，在价值社会中展开了“良币驱逐劣币”运动。

局部生产效率能不能够与社会效率融合，是局部生产利益能不能够与社会利益融合的前提。如果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公私誓不两立的状态，那么尽管这个国营企业还是由国家出资，企业领导由行政管辖，这个公有制还是等于建立在私有制的沙滩上，徒具外表。

局部生产效率与社会生产整体效率能融合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方式融合，本质上这是由生产力水平（具体表现为工具与工艺的水平）决定的。在刀耕火种、锄头镰刀基础上建立的公有制，必须尽快的提升生产力水平，以最新效用价格比准则指导生产。不能长期以重复性劳动和模仿装配为经济基础，否则先进的社会制度就会与落后的经济利益准则发生冲突，并最终导致社会制度倒退。在早期的公有制经济中，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大量重复性劳动存在，人们习惯于价值差异来衡量以效用增殖为主的劳动差异，造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苦乐不均，价值运动本身也无所适从。这为以后的改革纠偏埋下了伏笔。总之，经济制度愈先进，就愈需要先进的生产方式给予支持。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形象的说，红旗与卫星齐飞，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共长。

2、劳动产权是公有制的基本权益机制。

正象原生态的树木要经过人为加工才能扩大其效用一样，原生态的资本机制也要经过人为改造才能为社会进步服务。这个人为改造是由公有制来推动的。微观经济形态由私人资本发展到法人资本，再发展到社会资本，其内因是由于开发性劳动比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其外因是社会效用增殖机制也在不断的成熟与成型。

无论是内因的冲动还是外因的诱导，新的生产机制最后都会通过社会经济权益来保驾护航。这个权益就是劳动产权。

许多人都担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其实这是多虑的。只要生产者的所作所为与自身利益相关，或者是由自身承担，生产的责任心自然就能确立，并不一定要有物产作依托。农业承包中“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分配法则，不是照样在全国推开？关键在于劳动付出与劳动利益必须相关。

劳动产权的第一个特征是按社会效用而不是按价值标准区别劳动差异。因为局部劳动的效用只是整体效用的组成部分，所以局部劳动的权益只能以股份方式存在，以股份收益体现效用差异，体现劳动差异。由于现代市场上的最新效用价格比作用比较明显，市场竞争已经可以视作是效用竞争(科技竞争是其表现)。所以与此相对应，企业的劳动差异也需要体现效用差异。局部生产的收益被社会利益所引导，企业利润被打上了社会责任的烙印，这是效用价格比引导的结果。而劳动产权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收入中的股份收益，在宏观上就表现为国民收入或国民总产值之中社会整体劳动者的股份权益。

劳动产权一方面能够维护企业利益。因为单个劳动者可以随意离开企业，但作为一个整体，劳动者利益与企业生产利益是相互依存共存亡的。因此，劳动者权益作为一个整体有资格也有能力维护和反映局部生产的利益。另一方面劳动产权又能够维护社会利益。因为劳动产权是建立在运用权基础之上的，它没有任何自身的资本利益可言，只有效用，只有运用的效率是其立身的依据。而局部效用是由社会来评价、来裁判的。劳动者只有全副身心的为社会服务，才能保障和提升自己的经济利益。效用的整体性决定了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劳动产权的这种“双赢”特点，为公有制经济不断协调和解决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冲突提供了经济基础。由此可看出，劳动产权股是股份制企业之魂，也是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动力。

劳动者以职代会形式参与生产管理，在收入中按比例分配，（将资产运用权益股份化，有多种形式，例如实行工资保底、年终分红；或以劳动职责和能力折算为经营股或期权等等），构成相对独立的企业利益主体。这就使局部国有资产依托运用者权益有了一个盈亏自负的基点，有了一个称职的资产利益监护人和代表。这就为生产外部的知识产权股、国内外的资本股份等等经济利益的介入理顺了利益关系。这个利益平台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微观利益与宏观利益、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协调提供了条件。协调的资源越多，企业的效用开发能量越大，发展就越快。卷入的其他资本也会加速社会化。公有资产的“效用”利益机制确立，实际是为企业的利益取向定了一个社会化基调。所以劳动产权股是国企股份制之魂。扶持劳动产权，明晰劳动产权，是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当然，无论是按效用价格比分配企业利润，还是在企业内部分配收益，都要重视开发性劳动与重复性劳动的比例。

劳动产权的第二个特征是坚持社会先进意识形态。它所依托的社会性是指社会意识形态的进步面而不是落后面。既然效用开发体现了生产权益的公有性，那么社会先进意识的代表-----先进的政治思想理念，自然也成为劳动产权的精神支柱。党委对企业文化的领导，对劳动产权的支持，就是对劳动进步、对资本社会化、对“以人为本”的支持。在社会基本经济权益的支持下，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是革命政党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人类进行社会生产的指导思想.也不是只有国营企业才需要劳动产权，在效用开发为主的年代，劳动权益产权化是世界潮流。一方面劳动保障在增强，例如正逐步实现全民医保、全民教育等等。另一方面劳动的独立性、价值性也在增强。企业普遍采用聘任制，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都在凭借劳动股份和期权争夺人材。这种趋势说明劳动生产地位在升高，从整体上正一步步控制资本而不是资本正在控制劳动。劳动产权实际是现代创新性生产的核心机制，如果说西方私有制经济是因为生产力发达而感到劳动产权的重要，那么在公有制条件下，是因为制度上的效用增殖本质，使得劳动产权的问题来到更早，矛盾更突出。

由于劳动效用与社会效用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各个企业的劳动产权主体会自主协调劳动在效用差异上的竞争和协作。因此国家可以在大量组建国企以快速提升社会效用平台外，还可以大量组建劳动集体所有制的生产企业，形成法人资本意义上的竞争，既解决就业问题，也符合效用增殖的生产宗旨。

想一想股份制企业和上市公司，股民的责、权、利在生产效率的推动上能起多大作用？能监督多少？还不是要靠企业自身的劳动主动性解决问题？而劳动的主动性、创造性等等需要权益上的明确，需要社会赋予独立的权利资格和地位。资本产权的局限和劳动产权机制的重要性在这里已经体现出来了。

我国农村改革中的土地承包制，实际建立的就是农户的劳动产权制。改革前的工分制还具有部分雇佣性质，而在承包制中，劳动收益取决于自己的劳动主动性，这实际已经赋予劳动以产权资格。有了生产主动权及相应权益，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自然就全面展开。而目前农村土地效用的进一步开发已不能局限于农户个人的劳动和资金，它需要社会力量的协作。包括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培训、旅游资源的开发、购产销上的体制合作、土地的转租等等。以土地转租为例，它实际就是国家管理的资源经营权出让，是期权交易，是对土地经营能力和经营权益的博弈。只有劳动产权的概念才能理清和完成这一交易。这在只认土地产权不认劳动产权的学术逻辑里是无法想像的。如果按现在流行的资本产权规则，则要先将土地私有化（因为不私有，产权就不清晰。无恒产者对生产就无恒心）。再由小私有生产竞争兼并发展为大农场和大庄园。那就等于说，社会经济形态必须先退到低级层次，才有资格发展到高级层次。你要想发展火车层次的经济吗？请先退到分散和独立的马车层次经济，那样你自然就会发展到火车经济。因为无数事实可以证明马车经济必然发展到火车经济。这种要发展，先倒退的逻辑是不是在“削足适履”呢？

在现代生产中，效用是取得市场立足的前提。显然传统资本只能去适应以效用开发为主的生产方式和权益形态。而不是相反，让先进的生产力去适应落后的经济形态和权益。

目前物质生产仍以重复性劳动为主，但正面临至少三类效用开发的冲击。一是以高速公路、宽带网为代表的交通、通讯等公共工具改进的冲击；二是各种机器面临自动化、智能化的冲击。（电脑技术已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可能）；三是以基因工程、纳米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冲击。在现代生产中，人们已越来越认识到：既然机器是持续重复动作的工具，那么人的重复性劳动不就等于是人格化的机器？我们实际正处于机器生产的蛮荒时代。如果核聚变控制成功，就会出现几乎是无穷尽的能量支持几乎是不知疲倦的智能化机器生产，物质财富滚滚而来的情况。那时劳动权益的主体地位将会体现得更加明显。开发性劳动；劳动产权；效用增殖；效用价格比，这些现代生产进步的标志，正在从各个角度冲击资本生产方式。一部生产进步史，同时也是人自身的解放史。借助开发性劳动，我们不仅看到了人类摆脱物质匮乏的希望，也看到了共产主义的曙光。

注：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