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评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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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以科斯为代表的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特别地流行，这一方面是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科斯派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日益扩大的影响，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两个代表人物科斯和诺斯分别于1991年和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其学派的影响更是与日俱增。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由这样三个关系很近的理论所组成：（1）交易成本经济学；（2）产权经济学；（3）制度变迁理论（或称“制度创新理论”）。在今天这个讲座上，我只打算把其中的制度变迁理论中的一些主要观点，给大家作一点简单的介绍和评论。

故事应当是从1973年讲起。1973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西方世界的兴起》的经济史学著作。尽管这本书的篇幅并不大（中文译本也不过13万字左右），但它却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乃至整个经济学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甚至称它是“一书激起千层浪”。

那么，这本书到底写了些什么呢？用两句简单的并且是极不全面的话来概括一下这本书的内容和意义，那就是：它运用当代最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工具，从全新的角度对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重新考察和解释，并且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制度这一被传统经济学所长期忽视的因素在近代欧洲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引起了人们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North）。（该书的另一位作者是罗伯特·托马斯（RobertThomas）。）

《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虽然揭开了制度变迁理论登上经济学舞台序幕，但是这部著作还仅仅是以历史考察为主，还没有提出一套很系统的理论。因此，诺斯在1981年又独自撰写和出版了一本名为《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专著。在这本书中，他不仅对自己在前一本书中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和完善，而且还对他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由此提出了在新经济史学派中独领风骚的制度变迁理论。此后，他还在1990年又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又对他的理论作了更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诺斯认为，在他的这后两本书中，“制度理论得到了最透彻的阐发”。

那么，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呢？从总体上看，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理论体系，它所研究的内容不仅包括经济问题，而且还广泛涉及到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的问题。但如果就其研究的目的或所要回答的问题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大致（但也可能是极不全面）地概括为两个基本问题：

（1）制度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

（2）制度是如何发展变化的，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而在这第二个基本问题中，又包含着这样一个令我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它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那就是：为什么在一些有着大体相同的悠久历史的国家或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会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为什么有些国家或民族的制度不断向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向演进，并大大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而有些国家或民族的制度却对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并且这种无效率的制度还能够长期稳定地存在，难以产生变革？

在讨论我们的这个主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将制度变迁理论在前两个基本问题方面的观点，作一个简略的介绍。

一、制度与经济增长

我们知道，从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是把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规模的扩大看成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则用生产函数来解释经济增长，即产量是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的函数，产量增加取决于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制度因素始终被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而被排除在经济增长模型之外。

但是，用劳动分工和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实证研究结果总是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实际统计和计算出来的经济绩效中，总有一部分“剩余因素”得不到说明。而基于这种增长模型所提出的政策措施，往往也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使得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陷人困境。

诺斯通过对历史的考察发现，在1600－1850年的2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出现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要技术进步，但是这期间的海洋运输的生产率却发生了大幅度的提高。也就是说，用生产要素和技术的变化，根本解释不了这种现象。诺斯认为，出现解释不了的“剩余因素”的原因，是经济学家在构造他们的增长模型时，忽略了制度因素，而合理的制度能够降低由专业化和分工的发展所带来的交易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最终导致经济增长。于是，他于196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通过对当时的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的巨大变化的考察，对这一问题作了完美的解释。这篇文章不仅成了新经济史学的一篇代表作，而且也启发了诺斯对制度因素的重视，激发了他此后对制度变迁问题进行深入和全面研究的兴趣。

1973年，他又与托马斯合作，发表了著名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欧洲经济发展的历史作了重新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批驳了那种把近代欧洲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是产业革命的结果的传统观点。他指出，产业革命所包含的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发展和资本积累等等现象，本身就是经济增长，或者说，产业革命并不是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恰恰是其结果；而近代欧洲经济增长的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是私有产权制度的确立。而这种经济增长之所以发生在欧洲的某些国家，而却没有发生在其他一些甚至历史文明更悠久、资源更丰富的国家，就是因为在那些国家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整套能够激励人们的生产性活动，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私有财产制度。这种观点的提出，引起了整个西方学术界对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重视，尤其是在经济史学领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而诺斯的学说也因此被冠以了“新经济史学”的称呼。

那么，一定的产权制度为什么能影响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呢？用诺斯的话来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不过，这种激励结构有可能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即有效率的；也可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即无效率的。

那么，什么样的制度才是有效率的呢？

按照诺斯的观点，有效率的制度至少应当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有效率的制度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使他们获得一种努力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就是：制度应能够最大限度地消除人们“搭便车”的可能性，从而使每个社会成员的生产投入的个人收益率尽可能地等于其社会收益率。（“搭便车”：你投入，我收益，如联产承包前的集体主义大锅饭）

第二，有效率的制度能够给每个社会成员以发挥自己才能的最充分的自由，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潜力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就是：除非一个人的生产经营行为同时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否则便不应当受到任何限制：（1）他的生产经营行为具有明显的外部效应；（2）这种外部效应对别人的法定权力构成了侵犯；（3）由于交易成本极高，因此这种利益冲突还无法通过市场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解决。

而无效率的制度则恰好相反：

第一，它不能够使每个社会成员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成果得到有效的保护，不能使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趋于一致，从而它不仅不能鼓励人们的生产性活动，而且还鼓励人们的搭便车等损人利己行为。（例如在牧场公有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有过度放牧的动机，而却没有为维护牧场而投资的动机。）

第二，它也不能给予每个社会成员以从事生产活动的充分的自由（例如在封建社会和计划经济中，劳动力就没有流动的自由；此外，个人的投资行为也会受到种种不合理的限制，如中国古代的盐铁专营等）；同时，既然广大社会成员的自由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那么一定是存在着某种凌驾于社会大多数人利益之上的特殊权力集团，而这种特殊权力的存在又必然会诱发大量的寻租行为，把大量的资源引入寻租领域，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

欧洲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催垮的封建特权对于经济活动的重重限制，而且建立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制度。这一制度变革不仅给予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更充分的自由，而且还使每个生产者的个人利益受到了充分的保护，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积极性。诺斯认为，正是这种社会制度的变革才是近代欧洲经济高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就象诺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开篇第一页中所说的：“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二、制度的变迁

诺斯认为，从历史的长河中看，制度总是在不断发展演进的。并且，他还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性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当然，他也不排除剧烈的非连续性的制度变革的存在（如法国大革命等）。但他认为，这种非连续性的剧烈变革不仅不是制度变迁的常态，而且它也只能是发生在正规制度的领域中，而不能发生在非正规制度的领域中。非正规制度的演变永远只能是渐进性的。

那么是什么东西引起了制度的变迁呢？按照诺斯的说法，引起制度变迁的诱因，是相对价格与偏好的变化。

所谓相对价格的变化，是指社会生产过程中的要素价格比率的变化、信息成本的变化以及生产技术的变化等。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影响人们行为的利益关系）和谈判能力（讨价还价能力）的对比，而激励结构和谈判能力的变化则又会诱发人们重新制定规则的动机和努力。（诺斯这里所说的“相对价格的变化”，很有点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的发展”。不过他们根据这一原理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却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从中推导出了公有制必然最终获胜的结论，而诺斯却从中推导出了私有制最终必然获胜的结论。）

偏好的变化是导致制度变化的另一个诱因。不过，偏好的变化往往也与相对价格的变化有关。也就是说，相对价格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理想、风尚、信念和意识形态等，从而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使之合理化。

例如，在体力还是生产的最主要要素的时代，由于男人是生产的主力，因此，男尊女卑观念的流行便是很自然的。男人是家庭的当然家长，并且家庭的财产也应当由男人来继承，因为女人没有维持和积累财产的能力。女人也不应当参政，因为一个国家最大的政治就是生产，而女人没有参与生产的能力。但是，当技术高度发展，体力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大幅度下降以后，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妇女们也会逐渐对这种过时的社会观念产生反感和提出挑战，从而男女平等的观念就会逐渐流行起来。

（由此看来，偏好变化的因素也可以被概括到相对价格变化的概念中去，因为他实际上不过是相对价格变化导致制度变化的中间环节而已。）

那么，是不是只要存在制度变迁的诱因就一定会导致制度的变迁呢？答案是否定的。关于这一问题，制度变迁理论是用制度均衡的概念和原理来解释的。所谓制度均衡是这样一种状况，即在所有当事人的谈判能力给定的条件下，没有人能够通过改变现有制度而获得好处。在这种均衡状态下，制度便是稳定的，不会发生变化的。不过，说制度处于均衡状态，并不是说在现存制度下，人人对制度都是满意的，而只是说，在这种条件下，人们为改变制度所须付出的成本大于其预期所能获得的收益，因此没有人愿意去致力于制度的变革。而只有当相对价格的变化使得人们致力于变革制度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均衡才会被打破，从而制度才会发生变迁。

此外，制度的变迁总是要由一定的行为主体来发动和实施的，而这种推动制度变迁的行为主体就是那些能够从制度变迁中获得利益的社会群体。制度均衡能否被打破，除了取决于制度变迁的预期收益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制度变迁主体实施制度变迁的成本的高低。而后者又取决于利益变迁主体能否形成有效的组织。组织是否有效，主要是看它是否具有变革制度所必须的技术、知识和学习能力，即所谓制度创新能力。而在制度变迁主体的制度创新能力的形成过程中，企业家的作用又是至关重要的。不过，这里所说的企业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从事技术革新的企业家，用诺斯的话来说，他是一种“政治企业家”，即从事包括政治制度变革在内的制度革新的企业家。这种政治企业家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就是他能够更敏锐地觉察到制度变迁的收益所在，有能力发现最有效的、成本最低的变革制度的途径，并且拥有一种致力于制度变革的胆略和激情。——总之，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三、路线约束

如果决定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的原理就是如上所述的这么简单，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即：既然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是由相对价格的变化决定的，那么从长期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制度就必然总会是有效率的，因为相对价格的变化总是会创造出一种建立更有效的制度的激励，从而推动制度向更有效率的方向演变。诺斯在他与托马斯合写《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时，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到后来他撰写《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的时候，他放弃了这种看法。

他说道：“人类历史中的一个重大的疑难问题是，如何解释（不同国家的）历史变迁路径差异甚大的原因。不同社会是怎么样分道扬镳的？怎样解释它们的经济绩效差异甚大的原因？毕竟我们都是从原始采集和狩猎阶段发展过来的。这种差异如果从标准的新古典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来看，会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在这些理论看来，在历史的进程中，不同经济在交换物品、服务和生产要素的过程中，最终将会逐渐趋同。尽管我们确实观察到，某些主要工业国家之间在相互交易的过程中确实有某些趋同，但最近一万年历史的一个主要特征却是，世界已经演变成了许多在宗教、伦理、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根本不同的社会。穷国与富国之间、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比过去曾经存在的差距更加拉大了。怎样解释这种差距呢？……更令人困惑的是，我们怎样解释某些社会中的经济福利的长期停滞或绝对下降？”

我们把诺斯的这段话更简单地概括一下，那就是：如果制度总会是随着相对价格的变化而逐渐走向更有效率，那么为什么在历史起点和资源条件都大体相同的一些国家之间，在经济绩效方面会存在如此大的差距？为什么一些社会的制度会长期处于无效率的状态而又始终难以发生变革呢？

这个问题还可以被更一般性地概括为如下两个问题，那就是：（1）为什么会存在无效率的制度？（2）为什么有些无效率的制度会长期存在而无法改变？诺斯为此提出了一套所谓“路线约束”（Path-dependent，也称“路径依赖”）的理论，来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诺斯解释了为什么会存在无效率的制度。他的答案可以归纳为三点：

（1）专制制度的存在。

我们知道，专制制度的特征是，人的权利是不平等的，社会中一部分成员的利益可以凌驾于另一部分成员的利益之上，换句话说，也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高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当两者的利益不相容时，后者的利益要服从前者的利益。于是就可能会存在这种情况：一种制度，虽然从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角度看是无效率的，但它却非常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只要统治者仍然掌握着制定政策的权力，那么这种制度就会成为该社会的选择。诺斯说道：“在1981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我放弃了制度是有效率的观点。我认为，统治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会修正产权，而由此造成的较高的交易费用会导致很普遍的无效产权。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历史进程中和现在广泛存在的不导致经济增长的产权。”

（2）不完全信息和主观主义。

我们知道，制度总是由人来制定的，也就是由所谓政治企业家们来制定的。而要制定一个有效率的制度，需要大量的准确的信息。但信息常常是有成本的，而且有些信息可能即使付出了成本也不一定能得到。因此，政治企业家们常常是根据不完全的信息而行事的。信息不完全，就要靠主观想象来填补，因此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人们的一些主观主义的思想观念（如宗教信仰等）也会产生很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那么人们犯错误的可能性就是存在的。用诺斯的话说：“行动者常常根据不完全信息行事，并且他们常常通过想象来处理信息，这样就可能导致无效的路

径。”

总之，就象我们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有时会走错路一样，政治企业家们常常也会走错路。我们走错了路，顶多也就是浪费上一点鞋底子和个把小时时间而已；但政治企业家们若走错了路，就可能会把一个社会几十年、几百年地领到一个无效率的泥坑里去。

（3）相对价格的变化。

一种制度，在它建立之初，它可能是有效率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相对价格的变化（即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它也可能逐渐变成无效率的。在回答完这个问题后，诺斯又回答了上述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有些无效率的制度会长期存在而无法改变？”

为回答这个问题，诺斯借鉴了由经济学家阿瑟（W.BrianArthur）所提出来的“技术自我强化”理论，并将其推广到了制度领域，从而提出了“制度自我强化”的理论，即“路线约束”理论。

“技术自我强化”理论的大意是：一种技术一旦首先发展起来，并投入了应用，它就会以一种良性循环效应而使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不断强化，并直至统治整个市场。这是因为，新技术的采用往往有一种收益递增的性质，即其收益率会随着其应用范围的扩大而提高。于是，它被应用得越广泛，其收益率就越高，从而其地位就越巩固；而它的地位越巩固，它也就被应用得越广泛……这种良性循环会使它在市场上的地位越来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某种比它更先进的同类技术出现，但是由于后者晚到一步，市场已经被前者统治，因此后者在市场上也很难有容身之地。（我们也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技术的“先发优势”。）

构成这种自我强化机制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点：

（1）规模效应。即，为推广技术所投入的大量的初始成本或固定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产生单位成本下降的好处。

（2）学习效应。随着一种技术的使用时间的延长，它本身会不断地得到改进，从而使其成本更趋降低。

（3）协作效应。随着一种技术的不断推广，其他的各种经济活动也逐渐采取与之相配合的方式，从而产生出合作效益。例如，随着电脑的不断流行，家具商们会生产出各种电脑专用的桌子来与之相配合，从而使电脑的使用更加便利。

（4）适应性预期。一种技术在市场上的地位不断上升，会加强人们相信它的地位会进一步巩固的信念。例如，一种电脑软件的流行范围不断扩大，人们便会相信它被使用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从而也就越愿意接受它。

这种自行强化机制会产生如下三种结果：

（l）多种均衡。在各种条件给定的情况下，满足均衡条件的解决方式可能并不是唯一的，而是有多种。换句话说，即使前提条件给定，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

（2）可能的无效率。在均衡的条件下，居于支配地位的解决方案可能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

（3）路线约束。某些小的偶然的事件可能会导致某种特定的解决方案居于支配地位，而这种解决方案一旦居于支配地位，它便会走入一个特定的路线而难以再返回。（例1：同归的三岔路。例2：拼音文字与象形文字的分道扬镳。）

诺斯认为，这种关于技术变迁的理论，也同样可以被推广的制度分析中来，阿瑟所说的四种自我增强机制在制度领域都是适用的：

（1）规模效应。设计和推行一项制度也须投入大量的初始资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广，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

（2）学习效应。制度的运行成本也有随着其运行时间的延长和制度的不断自我完善而不断下降的趋势。

（3）协作效应。一项制度的建立会导致一系列与之相联系的其他制度和非正式规则的产生，同时还会引导许多与之相联系的互利组织的产生，以及相应的投资。而这些与之相配合的制度和组织的产生，会使得该项制度的实施成本更趋降低。

例如，大锅饭制度的长期流行，会导致一种平均主义道德观念的产生，而这种平均主义观念又会对大锅饭制度起到一种加强作用。因此，当改革之初人们的收入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后，便引起了大量“红眼病”现象，而这种“红眼病”现象又对改革产生很大的阻碍。

再如，太监制度的建立，诱发了一些专门从事阉割业务的交易组织的产生。这种交易组织的产生，大大便利了太监制度的实施。

（4）适应性预期。随着一项制度实施时间的延长和实施范围的扩大，人们对于该制度的生命力的信心会不断加强。

总之，制度系统的这种内外部的相互关系，会使制度的运行产生一种收益递增效应，而这种收益递增效应会使制度具有一种在其原来的路径上始终保持下去的惯性。诺斯认为，正是这种“制度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使得一个社会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无论它是否有效率，都很难再从这种制度中摆脱出来。

不过，制度毕竟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与反映人对物之间关系的技术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影响二者变迁的因素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就是，制度的变迁除了受上述技术性因素的影响外，还要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影响。并且，与前一类技术因素相比，这后一类因素还显得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人们在选择一种制度时，不仅要看它是否有效率，而更重要的是还要看它是对谁有效率——对你有效率和对我有效率，有着天壤之别。如果我们将这后一类因素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来概括一下的话，那就是“既得利益约束”（虽然诺斯并没有使用这一术语，并且也没有把它独立地列为造成影响制度变迁的路线约束的因素之一，但他在一些地方表述了相同的意思）。因此，我认为，应当在上述四个影响制度变迁的技术性因素之外，再加上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既得利益约束。

（5）既得利益约束。任何制度的变迁都很难使所有的人都得到正的纯收益，并且往往它还可能会使一些人的利益遭受损失（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因此，一种制度能否得以实行，就要看一个社会的决定政策的权力掌握在什么人的手中。如果一个社会的决定政策的权力不是掌握在社会大多数人的手中，而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那么，即使存在一种对社会大多数人来说是有效率的制度，但只要它对少数决策者是不利的，会使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损失，这种有效率的制度也很难得到采纳和实行。并且，即使其他人试图对现存制度进行变革，他们也会竭力地予以压制，以维护既存的制度。当然，如果一个社会的决定政策的权力是掌握在社会大多数人的手中，便不会存在这种社会利益与统治者利益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制度的选择，就仅仅受技术因素的制约，而不会受到既得利益因素的制约，从而制度的选择也就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制度变迁的路线依赖特征（Path-dependentCharacter）也就会较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