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目标选择影响因素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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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企业是世界上最普遍流行的主流企业形式，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的主要发动机。中国家族企业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中国家族企业自诞生之日起一直步履蹒跚，原因何在？本文着力解析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缓慢的原由，以期对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有所裨益。

一、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的市场环境与市场地位

所谓“转轨”是指以往的传统模式被另一种不同性质的新模式完全取代的社会经济性质发生变迁的过程，在转轨经济学中，它特指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模式由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市场经济模式的转变过程。

作为一个过渡期，转轨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具有以下显著特点：其一是资源和产品从计划（权力）配置转变为市场配置为主；其二是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转换；其三是转轨的渐进性和双轨制。显而易见，资源和产品的配置由计划配置模式转为市场配置模式为主和过剩经济的出现，微观层面上就表现为企业发展约束极的转移，即由资源约束向市场约束转移，同时预算约束也由以往的软约束转向硬约束。这种宏观背景的变化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提供了发展的空间。正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才使得家族企业得以产生和发展。但是，转轨的渐进性特点表明了中国家族企业发展的想象空间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真正获得，而转轨的双轨制特点又表明了中国家族企业将与国有垄断企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同室操业”，因此，国内市场就不完全遵循市场经济规则，是不完全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计划配置模式与市场配置模式共同发挥作用，国内市场必然由“政府完全垄断市场”、“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等三种市场共同组成。对于“政府完全垄断市场”，政府将继续实施计划经济模式，通过制定计划控制企业，这种市场下的企业是少数的和完全的国有企业，它们既不受市场约束的影响，也不受资源约束的影响，但这种市场非常有限，不足以造成资源的短缺；对于“国有企业主导的垄断市场”，政府将会采取制度约束与市场约束相结合的机制，通过产业规划实施控制，这种市场下的企业大部分是国有大型企业，兼有少数的非国有企业，前者与“政府完全垄断市场”下的企业相类似，它们在市场中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并且受到政府的保护，市场约束并不产生主要作用。后者则受国家产业规划或限制约束与市场约束的双重约束。它们是趋于转轨和部分已经转轨但还受到一定程度保护的企业类型；对于“完全竞争市场”，则是相对完全的竞争市场，这种市场下的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和部分已经转轨的国有企业，资源配置受到竞争市场的强力约束，必须“自己找饭吃”，主要从事服务业、零售业、分销业、五金金属制品、农产品等零散型行业。家族企业或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民营企业基本上全部集中在“完全竞争市场”。

二、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目标选择的影响因素

1、传统思想因素的影响

中国传统历史的典型特征是封闭的封建小农经济发展停滞史，重农抑商和对商业文化的无情打击长久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因此，中国传统的思想可以简单概括为均富和恨富思想。“枪打出头鸟”、“树大招风”等即是这种文化的表征，时至今日这种思想意识仍潜藏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并不时以各种变式显现出来。

中国传统思想意识表现在社会层面上，即是整个社会的均富思想以及对私人所有权的严格控制和歧视，因此，许多的家族企业不得不冠之以“集体乡镇企业”的名头出现。即便如此，这些事实上的“非集体乡镇企业”仍然受到诸多的歧视，包括银行信贷、生产场地的获取、政府对原料和能源的分配以及政府协助解决技术问题和创立合营企业等等，“有证据表明，在税收和利润分配方面，非集体乡镇企业面临着被过度勒索的更大风险，地方政府往往比对待集体乡镇企业更随意地对待非集体乡镇企业”。2005年出台的“非公36条”至今未能得以落实，充分地说明了传统思想意识的社会基础之广、之深、之重。云南红酒业董事长武克钢先生感言，“这很奇怪，这些人现在拿的工资的一半以上都是我们这些贱民提供的，而且他们还要消灭我们，不可思议！”余治国先生在其《国殇：中国民营企业考察报告》中曾记录了这样的一个案例：“某饼店，小本生意，坐落公园门口，一度兴旺，引起市环卫处注意。市环卫处要求其交纳80元/月的门前清洁费。饼店拒交，不久饼店前四、五米处立起了两个大公用垃圾桶。再一月，饼店关门”。对于私人所有权的控制和歧视可见一斑。其原因何在？那就是饼店主背离了由均富思想主宰的“大一统”社会环境和“大同”社会理想。

中国传统思想意识表现在个体层面上，即是个体的藏富思想、恨富思想以及“小富即安”的满足心理。为什么中国家族企业（或民营企业）“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究其思想意识根源就在于与整个社会主张的均富思想意识相适应的个体的藏富思想和恨富思想。古代中国富商，即便富可敌国，依然身居深宅，深居简出，“不显山露水”，最后将辛勤积攒的散碎白银做成银锭深埋地下掩之。这就是典型的“藏富”，否则，就和容易被“强行均富”或作为“异类”开除于亲缘、地缘“人际圈”之外。这种传统现如今表现为人们更多地选择将钱存入银行而较少选择投资。因此，“藏富”和不思进取的“小富即安”就成了人们的行为准则。作者曾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进程分为“谋生”和“谋业”两个阶段，并认为绝大部分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目标是“谋生”而非“谋业”。其内生机理就是源于国人“小富即安”的满足心理，事实上不满足就意味着背离“均富”、“大同”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平安是福”不啻是道出了国人抱残守缺的无奈和循规蹈矩的妥协。

2、制度因素的影响

经济问题的根本是制度问题。如果说传统思想意识是决定中国家族企业目标选择及其效率的内部因素的话，那么制度因素即是其外部因素。

⑴产权制度

根据科斯定理，在市场中不存在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产权并不影响市场交易的效率；当市场中存在交易费用时，产权界定将会影响到市场交易效率，模糊的产权将导致效率损失。中国家族企业创建之初，大都存在资本障碍、政策障碍、技术障碍、信任障碍、人力障碍，于是基于血亲情感和家族成员的个体利益预期创建了企业。因此，家族企业的外部产权关系非常明确，但内部产权关系一直模糊、不明晰。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势必难以界定产权，甚至界定产权就意味着拆分或解体的灭顶之灾。曾经辉煌一时的“傻子瓜子”在企业发展到较大规模时，面对荣誉、金钱和地位（权利），家族内部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激烈冲突，家族成员“七个和尚八样腔”，人人都想“做鸡首”掌权，于是另立山头、分庭抗争，直至解体。沈阳飞龙、山东三株、珠海巨人、郑州亚细亚、广东爱多、广东万家乐、广东太阳神、深圳银广厦等等，无不是因为内部产权的不明晰而陨落。

⑵金融制度

中国家族企业一直面临着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双重困境。在间接融资方面，由于我国一直通过银行体系实施金融抑制，政府强制干预金融活动，人为控制利率、汇率等，加之国内建设资金不充裕，使资金需求远远大于资金供给。因此，尽管政府自1998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家族企业或曰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信贷优惠政策，以及制定信贷配给方法等来分配有限的社会资本，但由于传统观念、认知误区、资产质量、运行成本等主客观因素，银行贷款对家族企业依然存在许多约束条件，较少获得银行贷款。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2004）显示，1998年至2003年间，民营企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了58.7%、56.56%、55.29%、53.05%、53.84%、65.62%，而同期民营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分别为总贷款0.54%、0.61%、0.48%、0.57%、0.58%、0.59%。显然，以家族企业为核心的中小民营企业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与其获得的银行贷款具有何等的差距。与此同时，民间融资的合法性至今还不明朗，动辄以乱集资、非法集资之名受到取缔。在直接融资方面，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还不成熟，市场层面少，家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基本行不同。具体表现为5000万元的上市资本金使绝大多数家族企业无法通过上市发行股票，同时，家族企业难以企及通过债券市场进行债务融资，风险投资市场则主要针对民营科技企业，一般家族企业也无法获得风险投资支持。

⑶法律制度

在国家宏观政策上，虽然国家已将私营经济作为我国所有制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确认，但事实上私营经济至今没有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其利益、权利等难以受到良好的法律保护，存在着执法中的行政制约、各项法律法规间的不协调甚至矛盾、基本法和特别法间缺乏前后照应等问题。正是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不健全甚至相互矛盾，家族企业家不得不与政府官员“拉进关系”，以寻求对私人财产、人身的保护。还有许多家族企业家还利用经济势力或影响“步入政界”，以确立自身企业的“行政地位”，降低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状态下的“侵扰”。例如，重庆力帆集团尹明善，现在是重庆工商联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安徽某民营轮船运输公司董事长现在是当地交通局副局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家族企业缺乏法律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是市场准入限制，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外资有62种，而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并在准入资本金、程序、技术以及行业分布方面又对私营企业设置了许多障碍；其二是社会诚信制度的法律缺失，家族企业的商业秘密和商业利益缺乏法律保障；其三是缺乏对私有财产和私人财产的法律保护，甚至企业主的人身安全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轰动全国的海南“狮子楼事件”即是一起严重践踏人权、无视法律尊严的违法事件；其四是有关金融信贷支持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如果相关法律法规能够建立健全和完善，如果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得到真正的执行和落实，相信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的目标选择及其效率就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保障，也一定能够为国家社会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