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学人力资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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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经济学中“人力”成为资本的逻辑及其必然性

对于人力或劳动力，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新古典派长期以来一直是将其看作与资本并列的生产要素之一（西方主流经济学并不区分劳动和劳动力）。由于普遍采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化时代对劳动者技能的要求不高，甚至还有去技能化的倾向，这让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长期满足于把劳动视为同质的生产要素，只对其作量上的考察，而不关注其质上的差异。随着投入在劳动上的资源（如儿童抚养、教育、健康和培训等）逐步增多，劳动质上的差异开始凸显，这就让部分新古典经济学家萌生了用劳动的差异和分化来解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等重大经济问题的动机。为了能在稀缺资源配置的统一研究框架下考察资源对人力的投资以及比较人力投资和物力投资的回报，进而产生了将人力视为资本的技术需要。而新古典派对资本的认识也早已为这种需要打下了基础。这首要表现在把资本视为一种生产要素，不考虑它和劳动之间既相互依赖而又相互对立的社会关系，而只考虑二者之间存在的技术关系。也即在新古典看来资本是生产要素K，劳动是生产要素L，K和L之间可以相互替代的假定就已经包含了对K和L本质上一致的认同。其次，资本特征之一是生产性。新古典派认为，资本就是生产出来的生产工具。劳动毫无疑问是生产性的，而且随着人们为获取更多知识和技能等劳动能力所作的投资日益增多，在新古典学者看来，劳动能力本身也可以类比为是由于投资而生产出来的一种特殊生产工具。再次，资本的特征之二是预见性。新古典派特别强调资本的未来收益性，而对人投资的动机正是未来能取得更高的收入。因而劳动者拥有的通过投资而来的各种技能就与其他资产一样，都形成了对未来收入的预期。这正是可以将人力视为资本的正当性理由之一。由此可见，在新古典传统中已经完全具备人力资本概念诞生的条件。马歇尔只是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和对合乎市场用语的考虑而没有将人力纳入资本的范畴，舒尔茨等人完成的最终确立了人力资本概念的所谓重大“突破”也就是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而已。从事后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劳动看法的转变和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有人把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视为自“凯恩斯革命”以来经济理论的又一最重要的丰富与发展，①但是事实上，人力资本理论远不能称之为一场革命，因为它完全是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展开研究的，无非是把过去对物的研究转向了现在对人的研究（王海杰，2006）。比如，人力资本理论体系的大厦就直接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基本原理之上，一是个人选择理论，即人力资本投资取决于个人（或者他的父母）在从事目前赚钱的活动和从事目前“亏本”但能够提高个人的生产能力以致增加将来收入的活动之间所作的选择，合理的选择是让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率等于资金的机会成本（绝对利息率）；二是边际生产力理论，即人力资本投资能够提高个人将来的生产能力，个人未来能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就是因为其未来拥有的更高的“边际生产力”。因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视野中，舒尔茨等人将“人力”称为资本，只不过是在生产函数中增加了一种过去没有考虑到的新的生产要素而已。总之，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物质资本的分析工具扩展应用到对劳动者人力的分析上，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无视或有意抹杀劳资对立关系的一贯做法。因为，至此作为一个基本解释层次的劳动的概念已经消失了，并被并入到了资本的概念中，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之间（以及因此在它们的所有者之间）的区别纯粹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别。两种资本都是“由根本相同的方法来积累——节约——和根本相同的目的——对将来收入高于现在收入的选择”。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看起来“在本质上是如此的相同以致它们有相同的姓氏：H资本和P资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并非都赞同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而且从该理论诞生起也确实招致了不少来自正统经济学派的批评。比如，哈里•沙菲尔基于三点理由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资本概念普遍地用于人是得不偿失的：其一，“对人的投资”与对非人力资本的投资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人的需求的复杂性，为提高人的才能而花的费用并非都指望获得一笔货币收益，因此以预期收益来在各种投资机会中作出合理选择是可疑的；其二，很难区分消费支出与人力资本投资支出，即使能够划分清楚，也无法说明人的收入当中哪一部分是来自于对人的哪一项投资；其三，即使都可以分开，以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依据也极不明确。再比如，麦拿文•热得尔认为这种理论与其说是解决倒不如说是回避了不同质的劳动分配问题。还有很多人对“人力资本”无法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收益函数、人的知识和技能并非是一个单纯的投资问题以及人力资本计量模型存在诸多缺陷等问题提出了各种批评。然而，这些经验主义的批评只是说明人力资本理论还有进一步的工作要做，比如更好地以模型做分析，更精确地测定相关的变量等。在是否可以把人力视为资本这一根本问题上正统经济学家们集体噤声，这就充分说明至少在取消劳动和资本之间本质差异这一点上人力资本理论所做的努力看起来是成功的。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并无意纠缠于人力是不是资本这类“细枝末节”的问题，相反他们倒是很乐意和人力资本理论家们一起高兴地看到，现在每个工人都变成“资本家”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琼森认为“从社会思想的观点来看待这个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引者注）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工人是最出色的资本家”。然而，把人力视为资本即使从人力资本理论本身来讲也是牵强的，原因是舒尔茨等人对人力投资的强调并不必然能引出“人力资本”的概念。明塞尔就承认，“技能”、“劳动质量”和“人力资本”这几个术语在他的研究中是等价的。而且把人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看作是人力资本一来面临着计量上的困难，二来也难以与物力资本价值作比较。人力资本理论家们一定要将“人力”称为“资本”，应该说完全是出于技术上的需要，为了让自己的理论能更平滑、顺畅地嵌入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去。这很难说是对理论的科学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对人力资本概念的默许为日后的资本泛化埋下了祸根。西方很多学者受人力资本的启发，不断将越来越多的东西冠以资本的称谓，例如知识资本、智力资本、结构性资本、顾客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甚至还有权力资本、道德资本等，似乎在市场经济中已经没有什么是不能被称为资本的了。问题是，当一切都成为资本以后，资本也就变得什么都不是了。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只好采取鸵鸟政策，他们自觉地在需要的时候把人力资本概念当作无需讨论或解释的挡箭牌拿来用一下，同时又很明智地始终不把人力资本概念或理论完全纳入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为此，马克•布劳格预言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框架会逐渐衰落，但是很难想象从新古典经济学中自然推论出来的东西走向衰落了，新古典经济学本身还可以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马克思经济学中“人力”绝不可能成为资本

马克思对于资本强调的是其社会关系的属性，而不是物性、生产性或者收益性。前者和后三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取决于多主体，至少是双主体之间的多方面互动，后三者则均取决于单一客体的特性。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的认识完全不是和新古典经济学在同一个认识层面的，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认识还停留在物本身或物物关系上，马克思对资本的认识已经深入到物背后的人人关系上。下面从资本关系的几个特点来看为什么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人力绝不可能成为资本。首先，资本不是一种自然存在。资本的一些载体可以是一种自然存在，和历史无关，但资本作为一种关系显然不是从来就有的。资本出现的历史前提是雇佣劳动关系的存在，也即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只有购买到劳动力商品之后才能蛹化为资本。换言之，没有与劳动力商品的交换关系就没有资本，劳动力商品卖给资本家之后，工人得到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资本家得到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然而，甲人力所有者是不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商品卖给同样只有人力的乙人力所有者的，也即一个只有人力的所有者不可能去雇佣另一个人力所有者。所以一个人的人力是绝不可能成为资本的。其次，资本不是一种独立存在。资本的目的是要实现价值增值，而要想取得剩余价值就必须依赖于生产过程中对劳动力的使用能创造出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的价值。由于工人的劳动力已经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了，因此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使用，进而劳动创造出来的全部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就都与工人无关而全部归资本家所有了。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为了资本家资本的附属物，而不是工人劳动的产物。然而，资本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离开工人的劳动而实现自我增值的，实质上资本价值增值的秘密正是源于资本所有者对他人无酬劳动的占有。也即剩余价值是工人生产的，应该归工人所有却被资本家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强占的东西。可见，资本的存在离不开其所有者对他人劳动的剥削关系。因此，人力所有者即使实现了某种所谓的自我雇佣，也不可能凭借对自己人力的占有而去占有别人劳动的成果。所以人力还是不能成为资本。再次，资本存在的形态并不固定。资本不在乎自己采取什么形态，而且它要保持作为资本的资格就必须不断地变换自己的形态。具体来讲，产业资本必须在运动中相继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只有在不断的循环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实现价值的增值。事实上，资本在生产资本这个形态上是可以以人力的方式存在的，即当工人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以后，劳动力就成了资本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但是工人的人力在出卖之前不能是资本而只能是商品，出卖之后虽然被并入了生产资本当中，却只能是资本家的资本，而不是工人的资本。更重要的是，工人的劳动力必须投入生产，必须作为资本家“生产资本的一个器官”，唯有如此，工人劳动力的潜能才能得以发挥，工人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如果工人不能与资本家形成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不管工人接受过多少教育，拥有多少“人力资本”，都一样没有用武之地，只能坐等劳动力价值贬值，这哪里有一丁点资本家的神气！可见，那种说工人拥有自身人力资本而成为资本家的说法无异于是痴人说梦。总之，从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一种关系，一种雇佣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关系的观点来看，人力和资本分别由分处于这种关系两头的所有者掌握。因此，人力和资本本身就是互相对立、互相否定，同时也是互为条件的，一方绝不可能成为另一方。如果非要把人力说成资本，那么资本的概念和关系本身就被消灭了，与此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全部深刻的揭露和科学的洞见也就被消灭了。一句话，如果承认人力资本概念就等于放弃马克思经济学说而与西方庸俗经济学说同流合污。马克思对此的认识是非常清醒和坚决的，比如他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论述到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时，就曾多次强调二者是作为异己的东西相互对立的，绝不可以混为一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也明确说道：“劳动力根本不是资本；工人不是资本家……”甚至马克思早在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泛滥的近一百年前就已经批判过庸俗经济学把人力看作是资本的倾向。在《资本论》第三卷对生息资本和利息的考察中，马克思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劳动力看成是提供工资这种利息的资本，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思想方法的错乱在这里达到了顶点，资本的增殖不是用劳动力的被剥削来说明，相反，劳动力的生产性质却用劳动力本身是这样一种神秘的东西即生息资本来说明。……不幸有两件事情不愉快地和这种轻率的观念交错着：第一，工人必须劳动，才能获得这种利息；第二，他不能通过转让的办法把他的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货币。”应该说，马克思在这里的精辟论述已经点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死穴，可惜西方经济学家无视马克思的批评，在百年之后又对所谓的人力资本问题老调重弹。无怪乎连罗默都承认，主流经济学这个硕大无朋的共同体，是极为自信且排外的，他们对自己的理论有着一种近乎宗教式、政治运动般的信仰。②由此亦可见一斑。

三、警惕两种不当倾向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提出后打着“重视对人投资”的旗号，表现为一种没有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入我国以后很快就受到包括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内的人们普遍的欢迎和追捧。这首先和当时我国经济社会的大背景有关。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阶段，出于向西方发达国家求教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需要，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被引进，其中自然少不了出了几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人力资本理论。其次，人力资本理论的旗号与马克思“重视对人的发展”的思想具有某种相似性，一度让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丧失了警惕性。人们误以为其代表了一种新的信息经济时代下科学的新见解，从而对人力资本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抱有极高的期望。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几种不恰当的倾向：其一是致力于从马克思理论中“挖掘”所谓的“人力资本”思想；其二是试图将人力资本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某种融合或嫁接。这些做法的初衷要么是一种权宜之计，既想迎合西学潮流，又想维护马学在国内的正统地位；要么是想借西学实现对马学的某种创新与发展。但是从这些年实际研究工作的效果来看，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开始发觉这些做法只能说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却选错了前进的方向，既没有维护马学的正统地位，也没有实现对马学的发展，反倒造成马克思理论研究中的诸多混乱。如果说这些偏差是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走的弯路和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么现在应该到了重新审视和正本清源的时候了。（一）试图从马克思理论中“挖掘”“人力资本”思想的倾向1．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依据。比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有着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理由是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就意味着确立了劳动力实际上也就是人力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特殊地位。有学者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物质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息、人力资本所有者获得利润的“新三位一体公式”，宣称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过程中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矛盾。把人力资本理论的成立归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可以说是认错了“祖”、归错了“宗”。因为西方人力资本理论主张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作为可以互相替代的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以及人力资本是未来满足或收入源泉等其实质是以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必须否定而不是肯定人力资本理论。对这一点认识不清，就导致有人在所谓的“新三位一体公式”上更进一步，干脆提出人力、物力、地力三种资本共同创造价值的“三元价值论”。这就已经完全走到为了坚持人力资本而抛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道路上了。2．认为马克思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依据。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把资本划分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做法“包含着较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人力资本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可变资本”。还有人直截了当在其文章的开篇就写道：“企业有两种资本，一是物质资本，二是人力资本。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前者被称为不变资本，即不创造剩余价值，不发生价值增值的资本；后者被称为可变资本。”把马克思的可变资本等同于人力资本，显然是忽视了马克思对资本是一种关系的强调。前文已经述及，资本确实可以以人力的方式存在，但是必须是人力所有者把人力当作商品卖给资本家之后，人力成为资本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才被马克思命名为可变资本。马克思区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目的不是要说明人可以成为资本，而是为了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可变资本（V），而不是全部资本（C+V）。可变资本不能成为人力资本的关键在于当人力变为可变资本以后已经成为资本家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为资本家而不是人力所有者带来剩余。人力对其所有者而言，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资本的功能。可见，用马克思的可变资本来支持人力资本的说法，是对马克思多么“笨拙的歪曲”（吴宣恭，2005）。3．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分析是人力资本理论的依据。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一般就是不考虑资本所包含的关系属性，只考虑资本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共同规定”，并据此认为“人力资本具备资本的一般特征”，“将‘人力’视作‘资本’，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扩展”。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种认识歪曲了马克思对资本一般的解释。马克思的资本一般是马克思对观察到的个别资本和特殊资本的抽象，特殊资本又是从对无数个别资本的观察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强调“资本一般”是每一种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的“共有规定”。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资本的这种“共有规定”究竟是什么，但是联系马克思在其他地方对资本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讨论，这种规定绝不能仅仅理解为资本的“增殖性”。马克思在谈到资本的几种特殊形态时曾经指出，尽管从历史上看，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比产业资本更古老的资本形式，然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当中，产业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都是其派生形式。顾海良教授指出，马克思区分资本的基本形式和派生形式，“是理解资本一般与资本特殊关系的关键”。如果把“增殖性”而不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作为资本的共有规定，就相当于把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退回到资产阶级对资本的理解水平上。这无异于抹杀了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差别。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围绕产业资本论述的就是资本一般，“增殖性”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包括资本是一种关系、一种运动、一种制度、一种生产力等规定。③正是在对资本“共有规定”的认识上发生了偏差，让国内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接受了西方人力资本的概念。为了容纳人力资本概念又不得不对马克思资本的范畴进行拓展，以至于最后把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的理解作为了“资本一般”，而把马克思对资本关系的强调却视作“资本特殊”，由此就在背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愈走愈远。4．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中劳动力概念的含义就等于人力资本。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与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是“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的说法类似，由此认定马克思的“劳动力”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马克思理论中已经包含人力资本的思想。这完全是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了二者表面的联系，却忽视了本质差异。除了我们前面一直强调的对资本的理解离不开观察其社会属性外，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也是既有其自然属性的一方面，更有其社会属性的一方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力的社会属性就是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一种商品，是工人唯一能够出卖且只能出卖给资本家的特殊商品。如果对事物的观察仅停留在表面现象而忽视对其背后人与人关系的考察，我们就会犯认识上的错误。这就好比我们说张三是个高个子戴眼镜皮肤白的男人，李四也是个高个子戴眼镜皮肤白的男人，所以张三和李四就是一个人。但是我们如果考虑到社会关系，比如张三是李四的父亲，那么张三和李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人，而且事实上他们原本就是两个不同的人。5．认为马克思关于“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的论述是人力成为资本的依据。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分析“固定资本的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标志”时，有一段话中提到“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到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就说明马克思也把知识和技能看作资本，进而马克思也有人力资本的思想。其实只要仔细读一读这段话就会发现，马克思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决不是知识和技能可以成为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和为劳动者带来更多的收入。相反，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下，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被并入到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的力量当中，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固定资本的属性。如果联系上下文来看，马克思这一部分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作为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经历了从单个人控制的手工工具到机器或者说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演变过程，而工人则经历了从利用工具到服侍机器的过程，最后成为机器体系的活的附属物。也就是说，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后，活劳动开始被物化劳动占有和支配。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工人知识和技能的增加都作为对工人而言异己的力量而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劳动也从对资本的形式隶属演变为对资本的实际隶属。由此可见，具有固定资本属性的知识和技能归根结底也还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家的资本被当作剥削劳动和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二）试图将人力资本理论“嫁接”到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倾向如前所述，凡是致力于从马克思理论体系中挖掘人力资本思想的做法最终看来都是由于对马克思理论本身存在认识上的偏误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认识的深化，马克思理论体系中不可能包含人力资本的思想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这就又有了另一种不当的倾向，即试图吸纳人力资本理论来修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或主张将二者进行融合。比如，宋承先（1996）提出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来为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价值基础，从而建立一个融马克思经济学与非马克思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于一体的新经济学。屈炳祥（1996）提出劳动力资本化命题，认为一方面劳动力资本化是由于市场经济普遍存在资本这种“普照的光”的作用；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资本家的资本，而是劳动者自己的资本。而劳动力资本化有利于劳动者主人翁地位和积极性的发挥，有利于公平分配和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造。王珏、李涛（1997）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是让劳动者从无产者变成有产者，劳动者不仅要拥有生产资料，还要成为自己劳动力的主人。劳动力不仅是劳动者拥有的可以流通的商品，更应该是劳动者拥有的可以分割利润的资本。任洲鸿、刘冠军（2008）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应简单拒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而应该批判吸收后者的合理成分，重视科学与劳动的结合，承认劳动力的价值增值性，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构建劳动力资本化理论。这些说法貌似两全其美，既坚持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又为劳动者争得了工资收入以外的一份资本收入。且不说我们在对第一种不当倾向的批判中已经指出劳动力资本化命题本身就违背了劳动价值论，而单单就劳动力资本化倡导者的愿望，即有利于劳动者之间的公平分配和提高劳动积极性来说，也是根本行不通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之处在于，似乎唯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者说成是资本家才能提高其地位和待遇。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全然忘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中劳动者的地位是靠其作为企业的主人，有参与企业管理和决策的权力来保障的；在私有制中劳动者是雇佣工人要受到剥削，但这个时候要靠社会主义普照的光来保障工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靠什么市场经济中资本普照的光的作用。其实，劳动力资本化主张除了为少数高管获得高薪提供理论依据外，并不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最终一定会损害而不是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这是因为劳动力资本化必然暗含着不是所有人的劳动力都可以资本化的，一定是一部分人，而且往往是极少数的人被认为拥有更强的能力，其劳动力才具备资本化的资格，这本身就是对普通劳动者的一种歧视，是在为收入差距的扩大寻找合理的解释。④在此基础上，我国理论界在20世纪90年代还爆发了一场影响力颇大的所谓“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的争论。争论的背景是西方企业制度在演变过程中，经理阶层兴起并逐步成为企业的主导者开始有权参与企业剩余的分配，以及员工持股计划等的出现让分享制公司成为与传统支薪制公司相竞争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争论始于周其仁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力资本作为天然的个人私产使得人力资本的产权权利一旦受损，其经济利用价值就立即贬损或荡然无存。因此，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激励是现代企业理论的核心，人力资本所有者特别是企业家或管理者应该获得企业的“剩余”。张维迎反对周其仁把人力资本所有者放在比非人力资本所有者更重要的位置，他认为非人力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本更具专用性，且人力资本不能承担风险，因此资本家获得“剩余”，即“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才最合理。张维迎的观点很快遭到了国内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反驳，而这位学者的反驳就体现出试图将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相融合的特点。该学者一方面并不反对人力资本的概念，并指出非人力资本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和证券化趋势使其与企业的关系弱化和间接化，而人力资本具有专用性（社会分工造成）和群体性（社会协作要求）的特点使得人力资本所有者才是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另一方面又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人力资本所有者才是企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并以此作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对企业剩余的分享以及最终“劳动占有资本”的企业制度将替代“资本雇佣劳动”的企业制度的根本原因。但是，既然财富都是由劳动者创造的，那么为什么过去一直都是资本雇佣劳动而非劳动雇佣资本呢？对此赞同“劳动雇佣资本”的学者给出的解释是，其一，过去的资本家既有钱又有才，造成了一个笼统的“资本”概念；其二，过去资本相对于人力的稀缺性。对于第一点，一个资本家既有钱又有才而他自己又亲自从事生产活动，可以说他用自己的资本来雇佣自己的劳动，也可以说是他用自己的劳动来雇佣自己的资本。但问题的关键是，他作为资本家只雇佣他自己显然是不行的，他一定要能够雇佣到别的工人。那么别的工人是因为他的“钱”还是因为他的“才”而受雇于他呢？答案是显然的。对于第二点，从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一种生产要素如果更稀缺的话，只能表明它将得到更高的报酬。因此，即使资本真的稀缺，也并不能作为生产过程中“资本雇佣劳动”的依据。并且，资本事实上早就不稀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19世纪末国内资本就已经开始大量相对过剩，正因如此，资本输出才成为列宁描述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一大重要特征。那么，为什么19世纪末在这些国家并没有出现劳动雇佣资本的现象呢？如果再把其归于劳动者谈判实力和谈判技巧的提高，那就更显然是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上了。因此，这些解释完全是西方经济学惯用的在现象层面兜圈圈的套路，这样的牵强附会即使从其自身逻辑和与现实的对比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更何况它完全回避了马克思对资本是一种关系的强调，回避了资本家之所以成为资本家的根本原因是占有生产资料。因此工人虽然在过去和将来都是自己人力的所有者，都是财富的创造者，但只要不占有生产资料，就只能被资本家雇佣。换言之，只要资本关系存在，资本雇佣劳动就是天经地义的，要想废除这种企业制度，就要废除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用劳动者拥有人力资本作为理由去实现对货币资本家的雇佣只能是不切合实际的幻想而已。而且劳动雇佣资本的命题看似有利于劳动者，实际上它一方面客观默认了过去存在的资本剥削劳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其主张未来劳动者凭人力资本所有权获得企业所有权还有让我国国有企业迈向“合理”私有化的危险。可见，类似这种将人力资本和马克思经济学的融合，事实上就是放弃了马克思经济学而倒向了西方经济学的一边。正如吴宣恭教授所指出的，将人力资本理论嫁接到马克思经济学是一种“拼盘式的混合”，它无视西方经济学范式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在前提假定、概念范畴、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理论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的、本质的差异”，这种范式嫁接下产生的“怪胎”，于理论、于实践都是弊大于利，只会“误导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通过我们对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在人力资本理论问题上出现的不当认识的梳理和批判，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人力资本理论在我国的迅速流行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在社会主义尝试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人们一度思想产生混乱所导致的一种必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接受市场经济确实意味着要承认资本的存在，而且我们不仅要承认它的存在，还要利用它追求增值的特性来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通过大量的资本积累去扩大生产，增加就业和繁荣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肯定资本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靳共元，2007）。我们需要注意，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限制资本运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一些弊端，比如生产过剩危机、生态危机，特别是贫富分化等。我们要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普照的光，而不是资本普照的光，否则就是混淆了目的和手段。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接受资本概念不等于我们就要接受人力资本概念，这完全是两码事。我们接受资本不是说资本的关系属性现在已经消失了，而是资本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要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对其进行引导和限制。而人力资本概念并不是市场经济关系中的基本范畴，它是彻底抹杀资本关系的一个概念，表现为一种超阶级性。接受它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不仅不能增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且还会为当前资本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分化问题、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等提供一个貌似“合理”的辩护，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充分警惕。

作者: 韩英 单位:1.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2.广西社科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基地